人口流动范文10篇

同志们：

昨天，大会表彰了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传英同志代表省人口计生委作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典型经验交流；今天上午，参观了*市的工作现场；下面，我就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强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人口流动状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是一个必然的长期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规模呈不断扩大的势头。*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21亿，其中，省内流动7865万，占65%，跨省流动4242万，占35%。到*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1.4亿，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0%。我省*年流动人口746.8万，其中，跨省流动213.5万，占28.6%。*年1%抽样调查显示，我省跨省流动人口已达510万，其中外省流入人口262万，占51.4%,流出省外248万，占48.6%，增长幅度迅速扩大。一方面，人口的流动对于促进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调整城乡劳动力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流动的多变性、管理的交叉性（现居住地、户籍地、各部门），也给计划生育等工作管理和服务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课题。

（一）充分认识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以人为本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定位人口管理与服务对象，实现从户籍人口为工作重心向以常住人口为工作重心的转移，重塑新型人口管理体制，构建崭新的服务体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制度框架中来。政府不但是城市常住人口的政府，为常住人口提供服务，同样也是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政府，也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市常住人口一样的服务，履行政府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个目标中，最基本的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寻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和谐是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就流动人口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指出了国家相关政策方向和解决思路，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解决涉及流动人口（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明确了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亦工亦农的现象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减少了农村人口，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只有让更多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才能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才能富裕农民、发展农村，促进城乡和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成了人口计生工作的一大难题，主要表现为“四多四难”，即：流动人口数量多，流动性大，管理难；违法生育多，处理难；临时工作多，制约难；人户分离、空挂户多，跟踪服务难。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难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实行流出与流入地有机结合，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双联机制。要根据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加大社区、企业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属地化管理体制和双向联系制度，做到双管双治，责权利相统一，运行机制有序。同时，在国有、集体及民营、个体企业，都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管理机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做到有机构、有人管，认真担负起作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

二是整合优势资源，形成齐抓共管大格局。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工作也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关联着计生部门职责，在整个生产、生活活动中又涉及到公安、工商、劳动、卫生、交通、民政、建设等部门。因此，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仅仅依靠人口计生部门是绝对做不全面的，必须实施“整合社会资源、部门协作共管、责任明确到位、实行综合治理”的措施，形成社会化管理网络。

三是强化职责落实，建立企业法人计生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企业法定代表人计生工作责任制，是做好企业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类企业都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企业法人人口计生责任制，设置必要的精干的计生工作管理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自觉承担起抓好计生工作的责任。同时，要把企业计生工作纳入各级计划生育责任目标考核范畴，实行“一票否决”，强化责任机制的落实。

四是抓实重点环节，做到管理与服务并举。流动人口是乡村、城市、企业的一个特殊群体。如何管理好这一特殊群体，既是乡村人口计生工作的难点，也是城市、企业计生工作的难点，只要把握住重点环节，管理与服务并举，就能做到有效管理。首先要摸清流动人口底数和婚育状况，掌握好第一手资料。第二要因人施教，分类管理，明确职责。第三要树立人本理念，切实搞好服务。对这一特殊群体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对他们要全方位地开展生产、生活、生育服务，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提高他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五是层层建章立制，规范合同化管理。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乡镇、村和部门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有效可行的地方约束机制。一是村委会要与流出人口依法签订计划生育合同书，明确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增强自我约束力。二是乡镇、社区、村委会要坚持与用工单位和房屋出租户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落实双方责任。三是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定期查访制度，坚持做到不漏户、不漏人、不漏项，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四是建立流动人口奖励机制，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与落实奖励扶助政策结合起来，制定有关优惠激励措施，引导、鼓励流动人口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为有效提升我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水平，根据《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的意见》（政办发〔2009〕106号）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流动人口对我市经济社会参与程度不断加深，维护其自身权益、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需求不断增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作为加强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为全面建设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二、完善服务管理体制。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各方共同参与、资源有效整合”的总体要求，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社区结合实际分别设置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一）成立金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见附件）市公安局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处和流动人口信息中心。

（二）流动人口较多的县（市、区）根据实际需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设立承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专门机构。不设立专门服务管理机构的县（市、区），应明确相关部门履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职责，加强工作力量。

（三）流动人口较多的乡镇（街道）可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所，由乡镇（街道）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兼任所长，所在地派出所副所长兼任服务管理所副所长，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工作力量。

随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综合治理的工作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情况逐渐趋于多元化，以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今工作需要。同时还存在着政策落实不到位，职责权限不明确，相关职能不履行等问题。更加制约了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在强化与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方面，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中，应明确规定公安、工商、劳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应承担的目标任务，同时严格规定职能部门内部的垂直负责制，强化层级管理和内部考核，从法律角度来规范管理和服务内容，建立起依法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综合治理的新机制；

二是在市、区级应建立公安、工商、劳动等部门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时了解掌握各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的新的各项政策，便于及时调整计生工作内容，指导基层计生工作开展，避免因计生部门的不知情，给日常管理造成被动，服务缺乏针对性。市、区级召开联席会议，职能部门可以将会议精神直接贯穿于各级基层单位，使各职能部门的基层单位对计生工作成为知情人，直接履行相关职责。解决街道层面在工作协调中，因职能部门的不知情，或与各职能部门无隶属关系，无考核权利、无制约力等而形成的尴尬局面。

三是应建立计生、公安、劳动等部门组成的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的流动人口专门管理机构和专管员队伍，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站，方便了流动人口，又使各部门形成管理合力。同时应实行暂住证、婚育证明查验、劳动务工证等的“多证合一”，通过一个证，实现流动人口证明的综合管理和信息共享，方便了流动人口，也便于居住地的统一管理。

四是应加大依法管理力度，在实行“属地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同时，对长期不配合现居住地管理，或者在现居住地出现违法生育的流动人口，市、区应建立由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或队伍，依法给予强有力的处理，帮助街道因执法力度不够，不足于给违法者以震慑力，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第一条为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且居住三十日以上的育龄人口。

学习、旅游、就医或者因公从事其他活动者除外。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综合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第四条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迁移日渐成为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户口登记地与居住地不同的人口全国有11.6%,跨省迁移人口超过4000万人。仅北京市2004年初统计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400万人，其规模是空前的。

普查资料还显示，妇女在劳动力迁移中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农村青年妇女，15-24岁的青年妇女多于同龄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虽然依然集中在青年，但己婚者占有相当比例，也不乏夫妻带子女共同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情况。

走出农村外出打工，为农村妇女提供了生活和事业发展中的另一种选择，为妇女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外出就业能够增加妇女的收入，从而提高妇女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离开家庭独自外出增强了她们自主决策的能力；接触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她们开阔眼界，知识得到丰富和更新，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她们的观念和行为……流动对农村妇女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农民工也为外出打工付出了代价，并程度不同地承担了各种风险，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问题、缺乏劳动保障、缺乏社会支持工作不稳定和缺乏在岗培训等等。而流动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又与男性不尽相同，或者说她们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比如在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以及子女抚养教育方面，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她们的健康问题。

劳动场所的健康和孕产保健问题

除流动人口普遍面临的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超长、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以及职业危害等问题，很多条件恶劣的工厂主要是女工在生产一线工作，如制鞋厂、服装厂和皮革厂等，其中劳动环境恶劣是威胁女工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一些调查研究和个案报道，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妇女孕产保健方面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不提供任何福利，一般女工在得知怀孕后只有辞职。也就是说，所有孕产负担都由妇女本人及其家庭承担了。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把定期为妇女检查妇科疾病作为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这些地区的育龄妇女大部分都能够享受到免费或收费很低的基本服务项目，但在城市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聚落发展与形态演变一直受到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探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规模与景观特征，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在此之后，尹钧科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汉以来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状况②。孙冬虎则通过白洋淀地区的村落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③。在村落形态演变方面，王建革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王庆成则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规模等外部形态，认为华北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落并不多，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落的观点⑤。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

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单一宗族型村落表现得最为明显。毫无疑问，大多单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对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以单一宗族为主的村落无论是华南、江南还是华北地区都是存在的，尤其以华南地区最为显著①。

以林耀华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为例，正如林耀华指出的那样：“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是地缘团体，后者是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②据林耀华民国时期的调查，义序共有居户1938家，其中黄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陈姓6家，刘姓、张姓3家，王姓、郑姓2家，杨、郭、庄姓各1家。黄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来不足2％③。由此可见，义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体人民由一个祖宗传衍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发展。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的基础上，就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提出拙见，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伴随着王朝的兴衰，周期性的波动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明显特征。华北地区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乱最为频仍和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都给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现。正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华北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大体而言，唐“安史之乱”后，华北已失去作为全国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焕庸等认为，唐末黄河流域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4-17页。）。具体而言，西汉元始二年（2年），华北人口总数为38041307人，唐天宝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下简称《统计》）甲表2、甲表25、甲表72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个封建时代，华北地区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总量当不会超过4000万人。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清初，历经近20年的兵荒马乱，全国人口亡失严重，直至17世纪末全国人丁户口才大致恢复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稳定，人口总数恢复并平稳在1亿左右。乾隆一朝，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此后嘉庆、道光朝仍继续增长。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12814828人。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4.3亿多，达到清代人口总数的最高点。同全国各地人口增长大势一样，华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也有了明显增长。统计资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人口共计80677833人，嘉庆时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达94234910人，咸丰元年达到96341715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2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长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数为基数100，至咸丰元年直隶为101.02、山西118.09、山东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国已上升到145.42。此时，全国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四川、奉天、巴里坤、乌鲁木齐、吉林、云南等边缘地区（注：见梁方仲《统计》甲表84。）。此种人口发展态势说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华北地区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势，未开发和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则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清代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侵略军长期厮杀的主要战场，战后，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战后“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注：左宗棠：《书牍·家书》卷上。）。安徽“人民死伤无数”（注：民国《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户口》。）。据清官方统计，三省在此期间净减人口5400多万（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可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业健《太平天国对于苏南人口的影响》，载《中国论丛》（英文版）19卷；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华北地区，虽然也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战事，但除直隶而外，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而直隶人口数字锐减实为统计缺失（注：据清官方统计，直隶人口1851年为23455000人，1858年减至974000人。按1858年数字仅为承德一府人口数字。）。到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四省人口总数增长到1亿，按清朝户部清册，是年山东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隶若以1857年数字23032000人计之，则四省人口总数为99066000人，比咸丰元年净增约270万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隶人口仅承德一府造报。），这一数字达到清代华北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本文对深圳市1991～2010年度专利申请量与GDP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测算出专利申请量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市的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深圳要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通过以往数据的分析，结合本文研究成果，深圳市继续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实现深圳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首先，要营造好良好的科技法制和政策环境，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深圳市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构建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大环境；其次，加快专利成果的转化。鼓励专利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各种方式来推动专利成果的转化应用，加强企业在专利创造、运用方面的作用，提高专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走创新型城市的发展道路，使科技创新成为深圳市经济1问题的提出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但严峻的现实是，截止2010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9万(图1)，已经突破了规划中十年后的人口上限。从图1我们还可以看到，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保持了基本一致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北京市总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外来人口的增长，且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就不由得让人将北京的人口增长与近年来推进的新城建设联系起来。基于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加之区县政府的发展张力，北京市近年来启动了大规模的新城建设，期望新城成为“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①，并于2007年初出台《北京十一个新城规划(2005～2020)》，全面启动昌平、大兴、怀柔、密云、门头沟、平谷、延庆、房山、顺义、通州和亦庄等11个新城的建设。图1北京市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数量统计图(2000～2011)那么，新城建设与发展是否实现了疏解中心城人口的预期呢?新城建设对于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增长及流动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机制与过程如何?本文旨在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本文结合调查数据对新城流动人口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判断:(1)新城建设过程中集聚的新增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据最大比例，他们以农村户籍人口为主，学历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融入新城的意愿也很弱;(2)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一些中心城流动人口的迁移，主要是一些学历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就业稳定的人口。(3)新城流动人口中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家庭流动”，尤其是携子女流动的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稳定居住倾向，新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部分人更加稳定。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北京新城建设对于人口流动的效应是显著的，其主要的机制包括:(1)新城建设大量投资于产业发展，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商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加之北京市整体上不断提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和通过奥运会等载体展示的活力和包容性，构成了对京外地区流动人口的巨大拉力，尤其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就业层次较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2)人口流动的具体过程中，人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从中心城流向新城，还是从外地来京，经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形成的人口流动仍然占据较大比例。(3)新城产业发展与转移过程中，也有一批学历较高、就业层次较高、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在新城建设过程中由于单位迁移等原因流向新城，他们在中心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占优，但是在新城劳动力市场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他们愿意选择压力更小的工作环境，具有在新城长期居住生活的期望。(4)与大量新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和就业稳定性有关，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已经呈现出暂时性的特征，大量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弱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流向中心城的意愿。从上述结论来看，新城建设对于中心城人口的疏解作用是不明显的，甚至带来更大压力。至少从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心理期待来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京外—新城—中心城”的流动路径。从实践来看，依靠新城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无法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基于北京长远发展，推进新城建设转型已经迫在眉睫。笔者的建议包括:第一，当前新城建设的重点不是产业发展，而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点需要在北京市发展战略中尽快体现并予以落实。尤其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绝不仅仅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基础教育、就业服务、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更为迫切。第二，尽快推进人口信息的整合，建立全市城乡一体、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全覆盖、动态更新、定期统计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坚决打破人口信息的部门分割，逐渐实现人口数据同源管理，为科学研究人口流动规律、制定人口政策奠定基础。第三，在即将出台的居住证制度中充分考虑中心城与新城差异，以居住和就业作为基本依据，优先推进新城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作者：唐杰杨胜慧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本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维护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合法权益，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xx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xx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xx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县行政区域内的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育龄流动人口，是指处于生育年龄离开户籍所在地到我县居住30日以上的县外人员。

第四条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按照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优质服务、村（居）民自治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实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管理制度；定期查验登记和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制度；信息交换反馈制度；法定代表人责任制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度；有奖举报制度。

第五条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