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范文10篇
时间:2024-03-08 06: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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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在居民消费的影响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老年人口拥有独特的消费和心理特征,因此消费需求和其他年龄段的人有所不同。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和消费理论在人口老龄化的应用,建立在险价值模型(以下称为VAR模型)。本文通过山东省2000—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本文在总结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加大政府投资、改善民生、积极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老年人口抚养比;VAR模型
一、引言
目前,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正逐步加快,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与挑战[1]。党的报告中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养老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山东位于中国的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发达,目前针对山东人口老龄化的研究热度不断,但针对整个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多,对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的分析则相对而言研究较少。在当前老龄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很长一段时间内老龄人口问题的比重会持续加大,这将会加大山东的经济负担,对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山东省作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且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为出发点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仅对山东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扩大内需、保障老年人权益、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其他地区研究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生命周期理论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探讨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以及对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影响;对策
1前言
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我国很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尤为严重。由此可见,寻找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探求解决该类问题的解决对策迫在眉睫。
2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对我国养老保险共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商业银行论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趋势调研报告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资料显示: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而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正确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按照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我县人口老龄化情况介绍
(一)调查情况
我县老龄办在全县范围内对老龄人口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初步调查,全县总人口人,其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人,占总人口的%;65岁以上人,占总人口的%;80岁以上人、90岁以上人、100岁以上人。全县空巢和独居老人人,占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保障或受到救助的老人人;全县老少人口比为l。
(二)成因分析
促使我县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另一方面,成功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人口老龄化与地区老龄化差异分析
一、引言
我国人口增长情况和老龄化进程备受关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持续低下;人口增长放缓,或将出现人口负增长[1][2]。此外,学者们还发现我国老龄化地区差异显著。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区域老龄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5]。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水平[6]、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机械增长率等也是导致区域老龄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总结2000年至2020年全国人口的基本变化情况和地区差异,以深入探究我国老龄化问题和区域老龄化差异。
二、七普数据:中国人口变化的新特点与地区差异
(一)增速放缓,且地区差异显著
近二十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在上涨,但增长率明显下降。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57%;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通过地域对比发现,地区间人口增长情况具有显著差异。从横向来看,2000年至2010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的人口增长率稳居全国前三位,年增率分别约为3.8%、4.32%、2.60%。相反,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人口增长率出现负值,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2010年至2020年,广东省成为全国人口年增长率最高的省份,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91%。此时,黑吉辽三省和山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则出现人口负增长,尤其以黑龙江省之最,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低至-1.83%。反观,前十年出现人口减少的四个地区均在后十年内实现人口正向增长。从纵向来看,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在前后二十年间人口增长率急速下滑;黑龙江省、山西省、青海省的人口增长率也有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重庆市、四川省和贵州省则出现逆势上涨。其余地区人口增长率变化并不明显。
(二)人口性别结构总体合理,部分地区比例严重失衡
人口老龄化的几点思考
受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社会。1999年,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老龄化问题。
一、我们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的双重压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总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人口基数过大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庞大的人口数量的压力将长期存在。现在,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养老保险的负担日益增加
老年人口在青壮年时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在年老体衰时,需要得到社会、家庭的保障和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镇相应的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随之连年猛增,农村老人的赡养费用不断增加,政府、企业、社会、家庭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三、老龄社会的服务需求迅速膨胀
人口老龄化下对外投资困境研究
摘要: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显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主要受到该国社会总储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的正面影响,社会总储蓄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开放程度越深,一国的对外投资水平就越高。中国国内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中国私人部门能够较容易的获得廉价资金支持,而形成这一资金支持的渠道,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依托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论述了在我国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下,针对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总储蓄变化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影响,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字:人口老龄化;对外投资;储蓄;养老金
1中国人口结构和投资变化情况
按照1956年联合国的《人口老龄化及社会经济后果》沿用至今的国际惯例,一国或地区的65岁人口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就进入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7%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结构,并且老龄化占比增速在逐年加快。目前,我国的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占比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人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是主权国家为获取外汇收入或挤入国外市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投资。近年来,国内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其中资金支持是最为关键和主要的,而形成资金支持的渠道最重要就是国内的巨额储蓄。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对外投资是否会因其带来人力资本变化、储蓄变化而产生相应巨变,受到不良的影响?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资本的价格升高,工资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会外迁,国内对外直接投资将在这一情况下增加,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将出现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主动消费会变得很少,而其投资储蓄行为将深深影响经济社会的资本流动。学界以生命周期理论作为起点和长期不变的核心依据,得到人口结构与储蓄之间的研究因侧重点不同,结论较为不一。有研究表明,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私人部门储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为明显的作用。居民储蓄作为国民储蓄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内是相对于公共部门储蓄更为稳定的,但其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体现着一国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对投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其他经济发展指标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提出储蓄和消费变化规律的生命周期理论,在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Modigliani(1970)之前便指出,从长期的角度考虑,人口结构是真正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因素。忽略极少的税和费,非劳动力人群主要指少儿和老年,没有因雇佣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几乎是纯消费者,不过,虽然没有劳动收入,其中的老年人往往存在源自前期劳动收入的个人积蓄或其他投资回报品;另一部分占人口结构比例大的劳动力人口,在国民经济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劳动力人口的劳动收入减去其消费、投资形成的储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如税收、养老金制度等转移至被赡养的人口。因为人口老龄化,没有收入而只有消费的老龄人口往往会使得储蓄率降低,但这只看到了生命周期理论中“负担效应”的结果。尽管如此,仍需警惕在出生率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升高出现消费增加、储蓄减少,最终导致一国资本积累减少的情况,因为在这一情况下,可进行对外投资的总资金也会随之减少,如果资本(K)下降的速度小于劳动力(L)下降的速度,资本劳动比(K/L)减小,资本的边际产出(MPK)就会下降,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会主动外迁,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一情况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化的储蓄率趋势呈上升势态,高储蓄率国家或个人也反应出更强的抗灾害、伤病能力。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储蓄率升高的一部分原因,刨除这一层影响,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老龄人群因为自身消费需求在不断减少,并且伴随着消费经验累积增多,往往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并且其在劳动期间就为养老做了很多投资或储蓄,故而居民储蓄率也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多而存在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就是生命周期理论中另一种“预期效应”的体现。在我国过去40多年开创性地提出并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少年人口占比降低,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我国短暂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人口远高于需抚养的人口,带来了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若在这批人口老龄化时,国家和居民个人能充分依托其原本为养老而已充分备足的储蓄或投资的资本力量,那么我国可以依托这部分老龄人口的累积资本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我国老龄人口生活资金的来源,除子女等家庭模式赡养外,主要依靠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农村“新农合”三个途径,另外还有依靠个人在前期劳动时的大量储蓄或投资。但对于前一种多数情况下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我国有相对比较保守的规定:国家政策规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不得投资其他金融产品。这一严格规避风险的投资政策也使得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较低,几乎快要低于通货膨胀率,国债与储蓄的投资方式都无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这将导致养老金的购买力下降,也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近万亿元,而其中九成存入银行,都跑不过通货膨胀率,面对巨大的养老群体支出负担,国家对养老基金收益率的管理是值得重点关注和亟待提高的。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性,而且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政府在投资行为决定中起主动作用,未来仍然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迅速地转化成企业投资。
2国外成功经验
在养老金制度、管理、可持续性及收益率上,国外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1949~1984年间,依托调整缴费率来增加养老基金收入,但从缴费率入手的方式相当于提高工资税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消极影响,最终造成总福利的损失,因此,各国都对是否采用提高缴费率来缓解养老难题的方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澳大利亚有一种做法是限制高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规定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不能超过规定的数额,这一做法相对公平。除了控制参数,引入市场机制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效率的最有效的方式,国内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入国家的力量,以国家的名义扶持各大银行推行、鼓励民众参与,甚至可以以政府来管理或认定专业的金融管理机构成员来运作这笔资金。总的来说,世界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还是普遍选择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尽管存在风险,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持有比例来分散一部分风险,利用市场始终是唯一能让养老资金池“活”起来、不被时间拖垮的办法,也是能让国家的财富增值的最好办法。只有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了,对外投资才能从基数上扩大。如果老龄人口持续增加,而劳动力人口持平或减少,则实施逐渐扩大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会进一步加大国家资本的亏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鼓励私人储蓄给国家避免了这种亏空的局面,其设置了很多个人退休养老的储蓄项目,并将项目制度化,由此实现了其养老资金在国家层面的“减负增富”效应,国家财富积累增多,从而其可对外投资的资金量也上涨。进一步地,对外投资收益率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目前国际上,对外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三个发达国家在利用国家储蓄对外投资并实现了高收益率的路径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人口老龄化在碳排放的影响
[提要]本文回顾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的文献。从研究结论看,当前阶段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效果争论较大,包括老龄化对碳排放影响的最终结论、影响机制、行业差异、区域差异等方面都未能达成一致。从研究范式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数据和模型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占比很小。从研究数据的运用来看,以使用宏观社会经济数据的研究为主,但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微观领域的研究。鉴于当前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本文提出老龄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碳排放;影响;综述
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坚持绿色发展,降低碳排放也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硬性要求。于是,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存在何种影响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关于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在2000年之后逐渐兴起。早期的研究并未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主要的碳排放因子,而是将其作为人口因素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近年来,单独考察老龄化对碳排放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尽管此类研究已经兴起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研究人员仍然没有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结论达成一致,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本文回顾了研究老龄化的碳排放影响的文献,总结了现有的研究观点,指出了现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并提出了展望。对如何研究人口因素的环境影响这一问题,学者们已经建立了一些特定的理论模型,这几乎成为固定的研究范式。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多数也都采用IPAT模型(或由其拓展而来的STIRPAT模型),这是该研究领域中使用最广泛的实证框架。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型如KAYA方程等,但这些方法的使用频率比前者略少。借助于这些理论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得到广泛使用,丰富了实证研究的内容,减轻了研究局限性。
此类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库越来越丰富,包括区域范围的调查数据、国家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跨国的数据库、微观个人和家庭数据库等。大部分学者采用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用数据所涵盖的宏观层面越来越大,而具体的研究单元则越来越细化,县级层面的数据逐渐被开发和使用。少数一些学者采用了微观数据库从家庭或个人行为的角度对老龄化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童玉芬、周文(2020)则采用CHFS数据库发现家庭人口老化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还有一些学者结合了微观与宏观的数据进行研究,如:付崇辉等(2013)借助2005年和2010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中的生活能源消费数据和宏观的人口和城镇化的数据研究了人口因素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关于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数量和所用方法越来越丰富,但是对这一话题的研究结论并未达成统一的意见。首先,对于人口老龄化是否会显著影响碳排放这一问题尚存在不同的见解,甚至前期还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碳排放。比如Martinezetal.(2011)对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ChenJing(2011)的研究也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尚不显著。此外,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二者存在显著的关系,但对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依然没达成共识。一些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具有线性作用,但影响方向却有争议。比如,Coleetal.(2004)、Dalton(2008)、李楠等(2010)、段海燕等(2012)、胡艳兴等(2014)、田成诗等(2015)、穆怀中等(2016)、Yangetal.(2020)认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负向的因果关系。而尹向飞(2011)、Zhuetal.(2012)、Buehnetal.(2013)、董美辰(2014)、王星等(2014)等人认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不是单一的线性作用。例如,王芳等(2012)、杨帆等(2019)认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U”形的因果关系;Okada(2012)、刘辉煌等(2012)、李飞越(2015)、于洋等(2016)的研究认为二者呈倒“U”形关系。李怡涵等(2014)、Yangetal.(2018)的研究则认为二者为“N”形关系。除了以上直接对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的考察,对于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机制问题,学者们也给出了一些答案。这些中介机制可以归纳为消费和生产两个领域,但这些变量的作用效果却并不完全相同。如:彭希哲、朱勤(2010)发现老龄化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都会对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LiandZhang(2017)发现老龄化增加了医疗需求,最终促使碳排放增加。李建森、张真(2017)发现生产在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不显著,而消费在二者之间起到正向传导作用。李姝(2019)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生产和消费抑制周边区域的碳排放。李刚(2020)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阻碍经济发展、抑制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三种作用减少碳排放。一项来自韩国的研究认为高龄家庭消费占比较高的医疗保健、居住设施、农林水产、食品等部门的碳排放量明显增加,但在教育、交通、餐饮、住宿等部门,碳排放量有望相对减少。可见,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机制问题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尤其是在具体的行业和特定的角度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文/和明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提要]本文回顾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的文献。从研究结论看,当前阶段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碳排放的效果争论较大,包括老龄化对碳排放影响的最终结论、影响机制、行业差异、区域差异等方面都未能达成一致。从研究范式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数据和模型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占比很小。从研究数据的运用来看,以使用宏观社会经济数据的研究为主,但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微观领域的研究。鉴于当前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本文提出老龄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展望。
人口老龄化增加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同时减少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王亚楠(2018)发现老龄化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收入差距等差异而表现出而不同的效应。Lietal.(2018)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东部为正向,中西部相反。杨凯钧(2018)则发现我国的东部和西部的老龄化与碳排放呈“N”形,中部地区二者的关系则不显著。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表明二者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还应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但是这些变量有可能是隐性的,这对未来的研究构成挑战。相比于以上数量繁多的实证研究,只有少数的学者从经验角度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例如,陈婧(2011)的分析结果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李江波(2013)在对2012年的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碳排放会随着老龄化加深而呈“U”形。这一研究领域成果较多,但是缺乏回顾与总结,需要有学者站在理论高度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指导。综上,学者们对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包括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间接的中介机制、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差异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当前的研究依然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因而在结论上有较大程度的争议。当然,以上这些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数据、所研究的地区、所选取的变量、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学者的个人立场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存在差异,对于所未能纳入模型的隐含因素,其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依然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当前研究中倚重宏观数据而对微观数据有所忽略,尤其是对老龄化所造成的人的意识和行为等微观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不足,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或可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剧并面临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的时代背景之下,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的影响非常有必要继续研究。
小议人口老龄化和可持续发展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制订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606万人,老龄化率16.7%,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总体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趋势明显等特点,可以说河南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搜集1996-2018年数据对河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确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通过整理了相关国内研究文献,从研究结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及影响不确定三种论法。虽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1世纪会保持稳定,但是人口老龄化会在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以及技术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武元晋等,1988)。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消极持久的(张车伟,2006)。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体现在老年产业发展机遇,这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利关键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外,其他都对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研究十九个国家后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失业率和人均GDP等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都不相同的结论(马艳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龄化因素,研究结论显示,根据政府采取经济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会不同(李军,2006)。在现有文献中,对河南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的较少,为了规避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河南省在1998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按照国际标准,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经高达10.61%,老龄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趋势,自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从1998年的65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万人,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数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数大,因此老年人口数量也比较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稳步提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老龄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年轻有实力的劳动力不断向南方和发达地区进行迁徙,青壮劳动人口的转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龄化进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一般情况下,城镇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好、社会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应该相对较长。然而河南省农村老龄人口多于城镇老龄人口,出现了城乡倒置的情况。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中国不论城镇或是农村,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由于城镇人口基数小于农村人口,因此此阶段农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镇增加人口。随着政策“计划生育”的出现,人口增长放缓,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经步入老年。这就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数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例的现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发达国家或地区有实力解决由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而河南省的老龄化并不是这样,河南省的人口结构属于明显的未富先老。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这表明,当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并不发达,社会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给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具体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GDP,解释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比(odr)、人力资本水平(phc)、技术进步(tec)、就业人员数(emp)。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是因为它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弱化物价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河南省就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的变动;选取老年抚养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更全面综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选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河南省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选取一般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