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范文10篇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我们正面临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毫无疑问，只有弄清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才能认清人口控制的关键和根本，才能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在工作中抓住中心和重点，真正找到控制人口的有效途径，担当起人口控制的新的使命。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个关键（根本）问题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

何谓基本矛盾？基本矛盾系哲学术语，是指贯穿并支配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规定着过程本质的矛盾；非到整个过程终了之时，它是不会消失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时和主要矛盾是重合的。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显然，这是进行计划生育应该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承认，我们以往起码没有明确地提出，更没有对它进行深刻的应有的专门研究--“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从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本身就表明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显然，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既是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又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矛盾，二者是重合的。

一、从解放初期到""以前的人口政策（1950～1965年）

1950年之后，焕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迅猛膨胀。城市社会的出生率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马尔萨斯意义的抑制后迅速增长，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高居于农村之上（直到60年代中期，城市的出生率才低于农村）。1950年4月《机关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的颁布、1950年12月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出台等，又严格限定了女性的流产行为，从而形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

但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卫生部首先于1954年颁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允许避孕药具在市场销售，并改进了人工流产管理办法；然后又颁发了《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年），要求各地一方面要改变那种不作公开宣传的做法，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另一方面则要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做好药具供应。

河北还制定了《河北省节育工作十年规划》（1958～1967年），提出要在10年内将人口出生率降低到14‰，将人口自增率降低到5‰[1]101.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政府欲将生育纳入国家"计划"的胚芽。

""及随后的，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1958年出生率为29.22‰，1959年为24.78‰，1960年为20.85‰，1961年为18.02‰。因为1960年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死亡率为25.43‰），故出现了自增率为-4.57‰的悲惨局面。由人口损失所导致复苏时期生育率的上升，使得1962年的出生率增长到37.01‰，1963年的出生率增长到43.37‰（该年共出生人口2959万），掀起了"婴儿潮".

这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又一次重视人口增长问题。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无疑，促使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调控手段，只能借助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而，检讨中国1949年以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得失经验，反思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对未来社会发展动力的影响，探索人口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不仅有利于制定中国未来的人口战略，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力图控制人口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不可多得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段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对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断做出个人评价，并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提出改进意见。

一、从解放初期到""以前的人口政策（1950～1965年）

1950年之后，焕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迅猛膨胀。城市社会的出生率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马尔萨斯意义的抑制后迅速增长，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高居于农村之上（直到60年代中期，城市的出生率才低于农村）。1950年4月《机关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的颁布、1950年12月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出台等，又严格限定了女性的流产行为，从而形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

但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卫生部首先于1954年颁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允许避孕药具在市场销售，并改进了人工流产管理办法；然后又颁发了《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年），要求各地一方面要改变那种不作公开宣传的做法，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另一方面则要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做好药具供应。

河北还制定了《河北省节育工作十年规划》（1958～1967年），提出要在10年内将人口出生率降低到14‰，将人口自增率降低到5‰[1]101.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政府欲将生育纳入国家"计划"的胚芽。

[摘要]SARS事件中“流动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因子，目前各级政府所公布和采取的防治措施中绝大部分是针对流动人口进行的。本文通过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析其控制难易程度及控制机制，解释有关措施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非典型肺炎流动人口社会控制社会事件

尽管威胁全人类的SARS还有太多的谜等待解答，但是，“流动人口”在“传染性”疾病其中作为一个因素却格外地引人注目，尤其是各地政府均称其SARS病例系“输入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各级政府目前所采取的相关政策主要是围绕流动人口进行的：病员及危险人群的隔离、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五一”长假的取消、公共场所及交通工具的消毒、外来人口的登记、旅游、会议及公共集会的限制……。虽然表现形式各异，其中心则始终围绕流动人口的控制这一焦点问题，这也许是对于SARS这样“病因不明、传播途径不明、易感人群不明”的急性传染病的最有效的办法。本文旨在针对SARS这一社会事件中流动人口的有关问题作社会学层面的考察，并通过考察，本文试图对于当前有关抗御SARS政策何以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进行解释。

一、社会控制角度的流动人口分类

为服务于SARS研究这一特定目的，我们可以将流动人口作如下分类：

1、假期返乡、旅游的师生

人口与教育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当前，人口和教育已成为世界上两大社会问题。

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人口总量的严格控制，人口年龄结构却发生了峰谷交替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效益。从我国人口发展的这种态势来看，大城市平均领先于全国约25年[1,2]，且其教育资源又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因此，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研究就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过去对此问题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协调。因此，在强调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今天，解决人口与教育的协同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我国各大城市与上海市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指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均属最低水平，1993年起户籍人口整体出现自然负增长(-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龄结构如图1所示[4,5]。

附图

图1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据世界旅游组织资料，早在1992年旅游业即超过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20年全世界将有16亿人次到国外旅游，每年的国际旅游花费2万亿美元，每年有160亿人次在国内旅游，花费约20万亿美元（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业：2020年前瞻》）。旅游业迅速发展带来了包括旅游者、旅游服务人员、旅游管理人员以及从事相关产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由于在异地环境产生了社会隔离、与户籍地及家庭分离削弱了对他们的社会控制力、文化素质偏低、经济收入相对偏高或偏低等[1]，这些可能会导致某些高危行为，隐藏着STD（性病）、HIV（人体免疫缺损病毒，俗称艾滋病毒）和AIDS（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本文就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产生的后果及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控制与管理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一、对旅游区流动人口与其高危行为相关性的初步认知

AIDS从20世纪80年代初诊断第一例病人至今，以其特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各国迅猛传播和流行，现在累计HIV感染者已超过3430万人以上，成为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与疾病。中国于1985年报道检查出第一例外籍艾滋病人以来，到2000年12月底，全国除台湾和港、澳特区外累计HIV感染者已有22517例、AIDS病人880例（已死亡446例）（注：据全国艾滋病防治办有关资料。）。说明国内外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区流动人口增多，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色情服务和高危行为。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以色情旅游作为旅游吸引物。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Graburn曾对色情旅游(SexTourism)下过定义：以追求商业性的性关系为主要动机的旅游。它是在明确界定时间和地点为性服务支付金钱或物品的商业交易[2]。Gay宣称约有70～80%的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去亚洲旅游的男性游客唯一的追求就是性娱乐[3]。Naibavu和Schutz指出每年有近10万来自菲律宾、韩国、泰国及台湾妇女前往日本从事日本的色情业。至于旅游业与色情服务有无联系，根据东南亚及非洲的某些国家的研究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如巴厘的妓院其顾客绝大部份是巴厘本地或其它地方的印度尼西亚人。针对外国游客的色情服务主要发生在海滩或采用包身的方式。色情与旅游本身并无太大联系，这种结论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得到了印证。但在泰国、加勒比海地区却把色情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推销，一些西方人曾一度称泰国是“男人的天堂”，一些日本、我国台湾及香港特区的旅游者去泰国度假是作性旅游。马来西亚色情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游客的数量攀升有关。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就把东南亚国家促销成“东方情调”、“南海浪漫风情”、“失去的天堂”[2]。随着改革开放、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某些经营管理者把色情当作一种吸引物资源，有着色情服务能增加收入和就业的错误观念。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一些社会恶习有所回潮，如、等有所抬头，并经屡次“扫黄打非”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在一些旅游发达区流动人口增多，一些来自贫困地区、城市无业的青年妇女进入到色情服务行业，甚至转向取得经济收入，少数旅游者为寻求刺激、放纵自我等在旅游区，或寻找“妓男”等，从而使旅游区流动人口中的部份人群有高危行为，并进而导致STD、HIV/ADIS传播等严重社会后果。

在STD、HIV、AIDS流行蔓延过程中，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是造成感染的三大途径。其中，性传播的问题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不洁、不律的性行为是其组成部份。说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STD、HIV/AIDS传播有重要的关系。

二、对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危害性的认知

两汉时代，政府立足的基础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不仅是徭役所出，也是税之所出，赋之所出，至于土地和财产，意义远不如人口本身。以平帝朝为例，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租税之入约为33029267．4石，按时价可折合为33亿钱；刍、稿之入分别约为33029297．4石、22019511．6石，按时价可折合为1．76亿钱；口赋、算赋与更赋合计约为65亿钱；赀算约为40亿钱，以上各项相加约为139．76亿，这应当是汉王朝向农民征收的全部直接税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39．76亿钱中，可以说没有田土之征，因为汉王朝的田租与刍、稿都是“顷亩而税”，实际是以人户为单位的征收，除了40亿的赀算是财产税外，其余的均为实际上的人头税，税基是农村人口［①］。正因为此，两汉王朝便把统治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农村人口中，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其管理体系中，作为编户齐民，严格控制。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据世界旅游组织资料，早在1992年旅游业即超过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20年全世界将有16亿人次到国外旅游，每年的国际旅游花费2万亿美元，每年有160亿人次在国内旅游，花费约20万亿美元（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业：2020年前瞻》）。旅游业迅速发展带来了包括旅游者、旅游服务人员、旅游管理人员以及从事相关产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由于在异地环境产生了社会隔离、与户籍地及家庭分离削弱了对他们的社会控制力、文化素质偏低、经济收入相对偏高或偏低等[1]，这些可能会导致某些高危行为，隐藏着STD（性病）、HIV（人体免疫缺损病毒，俗称艾滋病毒）和AIDS（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本文就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产生的后果及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控制与管理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一、对旅游区流动人口与其高危行为相关性的初步认知

AIDS从20世纪80年代初诊断第一例病人至今，以其特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各国迅猛传播和流行，现在累计HIV感染者已超过3430万人以上，成为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与疾病。中国于1985年报道检查出第一例外籍艾滋病人以来，到2000年12月底，全国除台湾和港、澳特区外累计HIV感染者已有22517例、AIDS病人880例（已死亡446例）（注：据全国艾滋病防治办有关资料。）。说明国内外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区流动人口增多，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色情服务和高危行为。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以色情旅游作为旅游吸引物。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Graburn曾对色情旅游(SexTourism)下过定义：以追求商业性的性关系为主要动机的旅游。它是在明确界定时间和地点为性服务支付金钱或物品的商业交易[2]。Gay宣称约有70～80%的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去亚洲旅游的男性游客唯一的追求就是性娱乐[3]。Naibavu和Schutz指出每年有近10万来自菲律宾、韩国、泰国及台湾妇女前往日本从事日本的色情业。至于旅游业与色情服务有无联系，根据东南亚及非洲的某些国家的研究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如巴厘的妓院其顾客绝大部份是巴厘本地或其它地方的印度尼西亚人。针对外国游客的色情服务主要发生在海滩或采用包身的方式。色情与旅游本身并无太大联系，这种结论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得到了印证。但在泰国、加勒比海地区却把色情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推销，一些西方人曾一度称泰国是“男人的天堂”，一些日本、我国台湾及香港特区的旅游者去泰国度假是作性旅游。马来西亚色情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游客的数量攀升有关。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就把东南亚国家促销成“东方情调”、“南海浪漫风情”、“失去的天堂”[2]。随着改革开放、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某些经营管理者把色情当作一种吸引物资源，有着色情服务能增加收入和就业的错误观念。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一些社会恶习有所回潮，如、等有所抬头，并经屡次“扫黄打非”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在一些旅游发达区流动人口增多，一些来自贫困地区、城市无业的青年妇女进入到色情服务行业，甚至转向取得经济收入，少数旅游者为寻求刺激、放纵自我等在旅游区，或寻找“妓男”等，从而使旅游区流动人口中的部份人群有高危行为，并进而导致STD、HIV/ADIS传播等严重社会后果。

在STD、HIV、AIDS流行蔓延过程中，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是造成感染的三大途径。其中，性传播的问题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不洁、不律的性行为是其组成部份。说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STD、HIV/AIDS传播有重要的关系。

二、对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危害性的认知

近日，有学者发表言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后面皆称《土地承包法》）相对固化土地承包权，致使今后新出生的农村人口将得不到土地耕作不利于农民。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应该说，《土地承包法》相对固化土地承包权，不仅有利于城里人，也有利于农民，这方面有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多数地方分配调整了三次土地，大致时间是1980年、1986年和1992年，每次分配调整都是按人均分。这样分配调整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剧裂膨胀，超生现象严重，人均土地占有量大大下降，一些地方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了50％-100%。计划生育工作异常艰巨。既然生一个孩子就可多占一份土地，当然人多的家庭就能占更多的土地，人多就势大，甚至可以欺负别人。这就激励了农民生育的冲动，一家“九凤”者有之，一家“八郎”者也有之，躲着生、跑着生，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样的家庭，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要求平均土地，平均财产。当然，“八郎”、“九凤”者家庭不会人均一份土地，因为有的生在第三次土地调整之后，有的因迫于国家计生政策不敢上报这么多人口，但三胎四胎者差不多都平分到了土地，若不是国家早在几年前就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而后又于2002年颁布的《土地承包法》中规定再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相信目前的农村人口生育率不会下降这么明显，人均土地占有量会更少、更少。

不少人口专家和社会学家都很清楚地指出，由于城市部门实行计划生育比较严格且有丢掉工作岗位、影响职务升迁等强约束，而农村管理相对难度大且无硬约束。多年来，我国人口一直处于逆淘汰状态。为遏制这种不良趋势，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而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的实行对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巨大功绩不容否认！

《土地承包法》相对固化了现有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这就促使农民思考：土地作为目前生存和养老的基本保障，不会再像前些年那样多生孩子就能从少生孩子的家庭中轻易分得。要想使自己和子孙后代仍有生存和养老保障，只有自己也控制生育量，维持人口平衡，才能保持土地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这样，国家的外在强制性人口约束就内化为农户自身的自我生育约束。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关键在于制度如何引导。在这里，土地承包权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产权的某些性质，发挥了产权的某些力量。

由于《土地承包法》相对固化土地承包权，当然会对超生男孩多的家庭带来压力，这些人会四处活动，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如果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就会重复大量生育孩子的父辈历史；如果不能实现其私愿，就会设法找寻其他路径以实现生存和发展，比如，到城里打工或转包那些离开农村去城市部门工作的那些人的土地，等等。解决的办法很多。国家和社会正在着手做的许多工作，如城乡统筹发展，逐步建立农村社保制度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由此看来，《土地承包法》能促使农民产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摒弃短期行为。它除了能保证长期稳定为城里人提供粮食供给外，也有利于农民自身长期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可谓是长效机制，其社会、经济绩效是持久的。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我们正面临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毫无疑问，只有弄清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才能认清人口控制的关键和根本，才能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在工作中抓住中心和重点，真正找到控制人口的有效途径，担当起人口控制的新的使命。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个关键（根本）问题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

何谓基本矛盾？基本矛盾系哲学术语，是指贯穿并支配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规定着过程本质的矛盾；非到整个过程终了之时，它是不会消失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时和主要矛盾是重合的。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显然，这是进行计划生育应该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承认，我们以往起码没有明确地提出，更没有对它进行深刻的应有的专门研究--“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从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本身就表明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显然，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既是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又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矛盾，二者是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