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范文10篇

摘要:社会保障水平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的关键因素，直接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水平的供求状况，也间接反映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运行状态。因此，本研究为了准确评估吉林省社会保障水平，主要通过分析和利用社会保障指标来衡量吉林省社会保障水平变化的现状及特点。同时，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要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动、制度成熟度不断做出调整。社会保障水平的管理必须坚持按制度办事，认真把符合保障条件的困难家庭及时纳入保障范围，及时清退不符合条件的对象。本文将从吉林省人口结构的特点出发，结合吉林省社会保障水平的现状及特点，对吉林省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社会保障；人口结构；影响

一、相关理论基础概述

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具有现实的意义。社会保障水平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带来负面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太高会加重政府和企业的经济负担，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社会保障水平太低，也难以使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得到相应的保障，无法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给整个经济的运行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且社会保障水平主要作为消费性支出，对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致使经济社会的投资不足。所以，探究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穆怀中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构建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定模型。：aswSQHwG=⋅=⋅公式中，S代表的是社会保障水平；Sa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W代表工资收入总额；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Q代表社会保障负担系数；H代表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

二、吉林省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影响的分析

从吉林省人口情况来看，2016年吉林省全省人口总人数为2733.03万人，比2015年减少20.2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按照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计算，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5.97%，人口总数为1529.68万人。吉林省全年人口出生率为5.55%，人数为15.28万人；死亡率为5.60%，死亡人口为15.42万人，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5%。以女性为100来计算，吉林省男女性别比例为101.9.从就业和失业情况来看，吉林省2016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52.87万人，2016年末吉林省登记城镇失业率为3.45%。如表1所示，为2016年年末吉林省人口及其构成。吉林省社会保障事业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6年收入总计4531.90万元，支出总计3610.70万元，与2015年相比，收入增加121.25万元，支出减少30.49万元，收入增长2.98%、支出减少0.84%，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增加，项目支出减少。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3608.7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15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30.52万元，降低0.84%，主要原因：项目支出减少。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行政运行年初预算为1038.95万元，支出预算为1242.2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9.57%。决算556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增加。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年初预算为263.52万元，支出决算为279.4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6.0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净增加3人。事业单位医疗年初预算数7.25万元，支出年初预算为6.5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9.93%。2016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44.9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668.1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475.90万元，津贴补贴383.05万元、奖金36.31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20.92万元、绩效工资30.39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9.93万元、退休费312.62万元、抚恤金22.21万元、生活补助0.10万元、医疗费18.00万元、奖励金0.20万元、住房公积金136.43万元、购房补贴85.36万元，采暖补贴36.05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66万元。通过调查，吉林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分割和流动人口就业形式多样化的挑战。首先，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缴费标准、报销比例、统筹层次及管理部门存在差异，如公费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新农合等，养老待遇的城乡差距非常明显。其次，管理属地化、制度碎片化的社保体系与城镇化初期农村转移人口正规就业率低、就业岗位流动性强、就业方式灵活的特点不相适应，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社保关系转接困难，这些问题成为阻碍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后，就业存在困难，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和缴纳社保。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系统资源不能共享，新转城镇居民重复参保的情况时有发生。最后，城市低保水平高于农村低保水平，有限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服务资金，难以满足符合享受城市低保障待遇的农转城人员的需求。

一、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虽然近两年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缓，但整体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一、问题提出与范围界定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累积效应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由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了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变化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窥探出经济社会结构的状况。而经济社会发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要素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寿险领域，人口结构变化和寿险发展更是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人口结构变化对保险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保险发展如何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与趋势，不仅关涉到保险发展的前景，也涉及到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实现。基于此，厘清人口结构与保险发展的关系，分析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现实与趋势，为我国保险发展建言献策，无疑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概念而言，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保险发展，不同的划分标准，内涵不同。另外，不同的具体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对相关概念进行范围界定十分必要。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通常按人口生物学、人口社会学特征和人口居住地域状况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和人口地域结构。人口自然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人口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人口地域结构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和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来看，语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的作用非常微小，没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仅从职业、部门等结构中仍然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经济状况，难以直接地从这些结构中分析出其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分析对保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口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家庭结构、行政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为便于说明，仍按原分类进行归类分析。根据提供保险的目的不同，保险可以分为商业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保险双方自愿建立经济契约关系，通过市场实施，当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予被保险人补偿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政策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策性保险包括社会政策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两大类型，狭义的政策性保险指经济政策保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存款保险等，经济政策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社会政策保险不按商业模式操作，不受《保险法》的调整和约束①，其发展情况不受现行保险经营和监管的影响，因而对保险的研究无实质影响和实际意义。经济政策保险虽然有财政上的补助，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操作模式与商业保险区别不大，且保险公司符合条件的仍可以经营经济政策保险。因而本文的保险包含商业保险和经济政策保险，主要是商业保险。

二、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散风险和经济补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源于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领域及其广度，决定了保险市场的领域与广度。分析人口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主要就是分析不同人口结构面临风险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保险的需求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不同保险产品的市场规模，同时，催生新的保险产品诞生。下面，我们按通常的人口结构分类对其进行分析。

1．人口自然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根据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在得益条件下，男性比女性偏好风险;在损失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偏好风险。女性为了避免损失更愿意冒风险，男性为了获得确定利益更愿意冒风险(何贵兵等，2002)。保险主要功能是对损失的弥补而非利益的获取，从这个意义上，女性对保险的需求强于男性。在现实中，女性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高，但是女性退休早，且有生育耽误，导致社会整体上出现就业的男性偏好，使得平均而言女性经济状况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对未来的不安感高于男性，客观上也使得保险需求上女性强于男性。另外，根据《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②显示，女性在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都小于男性，女性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也小于男性，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低于男性。男女生理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会导致患特定重大疾病机率的差异，自然影响到特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费率和投保率的差异。寿命差异使得不同的寿险品种和商业养老保险预期回报率也出现男女差异，直接影响到寿险多个险种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率和销售。根据大数定理，如果性别差异明显，那么潜在的保险需求差异将凸显出来。从年龄结构看，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效果。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这样的结构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称为“人口红利”(UNFPA，1998)。“人口红利”从理论上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将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中间比重偏小，两头比重偏大，表明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③，经济发展后续力量不足，将导致经济发展趋缓。如前所说，经济发展是保险发展的基础。保险发展必须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另外，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则老龄化④问题严重，老龄化不仅迟滞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保险发展产生作用(孙秀清，2004)。在商业养老保险和人寿保险方面，人口年龄状况更是具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如果老年抚养比高，对储蓄类保险产品需求增加，对纯粹死亡类保险产品的需求将会更少(郭金龙等，2005)。另外，根据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率与人身保险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对人身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张连增等，2011)。

2．人口社会结构对保险发展的影响从理性上分析的人们的保险需求和现实中实现的保险需求并不一致，就是说人们有保险需求，但是人们不一定购买保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保险的认识并非完全理性。很多人对保险产品的排斥不在于其不需要保险产品，而在于其对自身需求和对相关保险产品的非科学性的判断和认识。文化教育水平高低无疑影响着人们对自身保险需求和相关保险产品的认识，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人们把理性分析的保险需求转变成现实的保险需求，从而助推保险业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方面，事实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收入水平又是影响人们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还会提升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提升文化教育本身方面，提升文化教育无疑延长了自身被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而且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未来收入预期，会促进本人对储蓄类保险产品的需求(郭金龙等，2005)。另外，在一个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风险增大，教育本身也成为保险的对象，为教育保险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保险需求更多的还是靠城市家庭推动，城市家庭的数量和状况将影响到保险市场的规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就风险承受力而言，不同类型的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大家庭优于小型家庭，小型家庭优于单身家庭。如果家庭趋于小型化，由于个体家庭遭遇风险的因素加大，将扩大家庭的保险需求，社会整体保险需求将随家庭小型化趋势而扩大。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相对的个体封闭会使得其具有某些相对特殊的保险需求，单身家庭的增多将影响家庭保险产品的种类发生变化，刺激新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家庭的稳定状况也将影响相关保险产品的市场，人们对婚姻稳定性的渴望将促使相关的婚姻保险产品的需求。另外，由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独生子女的安全和抚养已成家庭的重要问题，一般的家庭在抚养和照顾孩子方面皆愿意做出最大的付出，与孩子有关的保险产品市场前景可观。可以说，家庭变化的方方面面都对保险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摘要】近年来，辽宁省经济下滑，人口也呈现负增长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探究二者的关系，本文将人口因素细分为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探究其分别对经济增长总量、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时间序列对辽宁省1990--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口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促进辽宁省经济发展，可以以人口为着手点，加大二胎推行力度，开发老年人资源，培养、吸引并留住人才等方面来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程。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迁移;时间序列;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因素，二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人口经济问题，作为工业基地的老东北这种问题表现的尤其明显。东北地区国企遍地，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高，但由于计划生育的低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使得东北老龄化人口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加上人口大量外流。导致17年来，辽宁常住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经济上，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个省份的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从辽宁的经济结构来看其发展受限于传统工业结构，几十年的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人口因素细分为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从业比例、流动角度，利用时间序列对辽宁省近25年的经济与人口相关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负增长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辽宁省人口、经济发展现状评述

（一）人口。从图1可以更直观的看出辽宁省的人口总量变化情况，从1990年到2008年，人口总量在不断上升，而从2008年到2014年，上升速度明显减慢并且已经开始呈现下降。图1辽宁近25年人口总量变化图从自然增长率上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的降低了死亡率;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中国新的婴儿出生高峰期。但东北地区似乎并没有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国企遍地，计划生育政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的根深蒂固，加上儿童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即使二胎政策放开后，东北人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尤其是辽宁地区，2015年辽宁出生率仅为由6.17‰，自然增长率甚至为负值，成为全国首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从人口迁移角度看，近年来，辽宁已经由人口流入地转为人口流出地。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至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总数为4382.4万人，相比2014年常住人口减少了9万人。姜玉通过对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得出结论，东北三省人口持续外流，净流出数量呈增加的趋势，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1]，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南下做生意，根据流出人口特征我们可以推断东北地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流出的问题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从家庭规模角度，2015年，辽宁地区平均每个家庭仅有2.77人，由于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结婚越来越晚，产生很多大龄单身青年；人口流动比较大，带来很多“迁徙式”的二人户或者单人户；过去一大家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多年轻人选择独立居住，一大家子被拆成几户，很多老人单独居住，加上辽宁老龄化程度较高，所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辽宁省家庭结构的重要部分。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辽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0.38%；15-59岁人口占69.02%；60岁及以上人口占20.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2.8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04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4.1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1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1个百分点。图4反应了青少年的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壮年人口所占比重自2012年后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意味着辽宁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从性别比角度看，2015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2211.2万人，占50.46%；女性人口为2171.2万人，占49.54%。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为101.85，辽宁省性别比远低于全国水平。辽宁省彻底跨入“男性低比例时代”，并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全国第一个“男少女多”的地区。（二）经济。从2015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经济运行数据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由图三我国的生产总值指数地图颜色可以看出，辽宁地区颜色明显浅于其他省份，在剔除了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后，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不容乐观。辽宁是老工业区，能源行业和大宗商品生产等传统工业是该地的支柱产业。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2]。近几年，传统产业的优势在减弱，投资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出现下滑，使得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大幅减少。从产业结构角度，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工业产业曾经位于全国的首位。随着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传统的重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东北经济衰退，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第二产业产值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一三逐步向三二一转化。图五为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这里的产业贡2018年第08期下旬刊（总第706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8（CumulativetyNO.706）献率是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由此可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2014年重合后，到2015年发生了交替现象，第三产业成为辽宁省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图2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从消费结构角度，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消费结构随之改变。通过对比图七和图八可以发现，辽宁省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代表该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居住消费占比增加，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越来越高，人们对住房需求有增无减，解决下一代的住房问题成了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三是医疗保健在消费总支出的占比有所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养生保健，药品价格也在上涨，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

为了了解人口动态的变化状况，我国于2005年11月1日进行了1%人口的抽样调查。根据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结构新近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一、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二、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一、城市化速度在加速中放缓，乡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自1996年开始增速加快。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基本一致，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30%之后，这个国家会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时期。1996年，我国城市化增速达到了1.44%，1997年为1.43%，1998年为1.44%。在此之后一直稳定增长，每年都保持在1.44%或1.43%左右。直到2004年和2005年，增长速度才逐渐减缓，但仍然保持着1.23%的年增速。

虽然近两年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稍有放缓，但整体城市化水平在2005年已经达到42.99%。如果2006年的增速也在1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到2006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4%。但各省的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与城市化增速的时间相仿，1995年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转为下降态势。到2005年年底，乡村人口的数量已下降到7.45亿。1995年－2005年，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1.14亿。二、现人口总量达13.1亿，自增率首次上升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人口总数是13.062亿。如果加上该年11月和12月的净增加人口，则2005年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达到了13.0756亿。考虑到最近几年每年净增加人口约750万，2006年，我国的总人口应有13.1亿多。

200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率一反过去下跌的势头，出现首次上扬，人口年净增长量比上年多增加768万人。这个增加额虽然不大，仅比2004年净增加人口761万多出7万人，但却是上升的迹象。

摘要：20世纪我国的社会发展初期，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在该项政策的严格落实下，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对我国人口结构构成也造成了极大影响。在计划生育初期，经济发展的确得到了短时间的明显提升，经济、人口负担减轻，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短期内人口结构调整红利明显。但长期的政策实施，人口出生率日益下降，在经济结构中的人口优势不再明显。自2000年后我国人口结构呈老龄化发展，人口性别失调，空间分布不均都导致了结构的失衡性。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已影响到新时期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口结构；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

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处于转变时期，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与推动增长力的发展，促进经济改革。在人口结构弱化发展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人口结构组成主要决定了向社会输送的劳动力人口结构的转变，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改变了经济贸易结构。在此发展形势下，若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将会影响经济发展，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推动经济改革转型升级，加强人口结构优化发展。

一、人口结构与进出口贸易

中国是人口大国，面临人才亏缺的发展局面，应将人口转变为人才，这是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随着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结构优化将面临更多挑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强对外开放，推动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核心，加强引进来、走出去的路线。以更为开放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态度，促进国内外经济发展，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互动交流，构建开放的社会经济格局。中国需要大力推动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通过扩大与国际合作的项目规格，提高走出去发展质量。寻找社会建设中、人口结构、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实现中国小康社会发展建设。人口结构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是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经济储蓄、劳动力、经济贸易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推出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加剧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大幅度降低了经济储蓄率，我国更多经济行业转向老年人需求发展，抑制了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人口结构中的劳动力占比数量的增多，向社会输送了更多劳动力，体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势[1]。人力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键要素，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创新，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量与促进贸易技术的更广泛扩散。

二、人口结构转型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摘要：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人多力量大”思想影响下，建国初期我国产生了一波婴儿潮，如今已经步入老年。加之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的影响，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已经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劳动力逐渐减少，而退休人口逐渐增多。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审时度势，根据人口结构特点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最终实现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人口(劳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相关经济学理论中也提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亚当•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等学者都提出了人口增长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因此二战结束后世界人口迅速增加。但是人口并非越多越好，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临界点。人口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发展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加速显现。

1我国人口结构特点与变化测度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凸显，近年来关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的研究成为热点。尤其是2012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下降后，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社会背负着一定的包袱。但近年来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逐步转型升级的时期，正由投资、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创新主导型经济转变。人口结构作为影响经济转型升级是否成功的重要变量，研究人口结构特点、预测其变化趋势，对于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特点。人口结构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所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结构等，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年龄结构。人口结构特点能够准确反映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和变化趋势，甚至可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首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1983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经过30多年的努力，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生育质量和平均寿命有效提升，但是也面临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的困境。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1.5亿，占总人口比为10.8%。世卫组织将“老龄化社会”定义为65岁以上总人口比7%以上，可见我国已经超过此标准。而且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3亿，占人口总比的16.7%。随着生活质量和人均寿命的提升，未来多年内，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还会存在持续加深的趋势。其次是人口受教育结构上。教育结构体现了人口的质量，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人口必须实现由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上的转变，高素质人才比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为1.2亿。而从2010—2017年，每年又约800万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因此综合看我国人口中高等教育人口为1.8亿左右，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是相当可观。可以说我国人口结构质量较为优质。另外我国历史上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可以预见未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会持续增加，为经济转型发展带来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在人口地域结构方面，人口分布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一些省域、城乡、东西部差异。例如在人口分布上，漠河—腾冲线以东区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4%，且随着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人口密度也存在上升趋势。从城乡差异看，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为8.1亿，乡村为5.8亿。从近年人口迁移看，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未来城镇人口将会继续增长，而农村人口逐步减少；东部发达人口增加，东北与西部人口将会持续流出。

2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深圳市1991～2010年度专利申请量与GDP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测算出专利申请量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市的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深圳要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通过以往数据的分析，结合本文研究成果，深圳市继续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实现深圳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首先，要营造好良好的科技法制和政策环境，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深圳市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构建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大环境；其次，加快专利成果的转化。鼓励专利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各种方式来推动专利成果的转化应用，加强企业在专利创造、运用方面的作用，提高专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走创新型城市的发展道路，使科技创新成为深圳市经济1问题的提出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但严峻的现实是，截止2010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9万(图1)，已经突破了规划中十年后的人口上限。从图1我们还可以看到，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保持了基本一致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北京市总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外来人口的增长，且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就不由得让人将北京的人口增长与近年来推进的新城建设联系起来。基于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加之区县政府的发展张力，北京市近年来启动了大规模的新城建设，期望新城成为“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①，并于2007年初出台《北京十一个新城规划(2005～2020)》，全面启动昌平、大兴、怀柔、密云、门头沟、平谷、延庆、房山、顺义、通州和亦庄等11个新城的建设。图1北京市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数量统计图(2000～2011)那么，新城建设与发展是否实现了疏解中心城人口的预期呢?新城建设对于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增长及流动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机制与过程如何?本文旨在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本文结合调查数据对新城流动人口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判断:(1)新城建设过程中集聚的新增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据最大比例，他们以农村户籍人口为主，学历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融入新城的意愿也很弱;(2)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一些中心城流动人口的迁移，主要是一些学历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就业稳定的人口。(3)新城流动人口中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家庭流动”，尤其是携子女流动的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稳定居住倾向，新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部分人更加稳定。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北京新城建设对于人口流动的效应是显著的，其主要的机制包括:(1)新城建设大量投资于产业发展，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商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加之北京市整体上不断提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和通过奥运会等载体展示的活力和包容性，构成了对京外地区流动人口的巨大拉力，尤其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就业层次较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2)人口流动的具体过程中，人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从中心城流向新城，还是从外地来京，经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形成的人口流动仍然占据较大比例。(3)新城产业发展与转移过程中，也有一批学历较高、就业层次较高、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在新城建设过程中由于单位迁移等原因流向新城，他们在中心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占优，但是在新城劳动力市场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他们愿意选择压力更小的工作环境，具有在新城长期居住生活的期望。(4)与大量新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和就业稳定性有关，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已经呈现出暂时性的特征，大量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弱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流向中心城的意愿。从上述结论来看，新城建设对于中心城人口的疏解作用是不明显的，甚至带来更大压力。至少从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心理期待来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京外—新城—中心城”的流动路径。从实践来看，依靠新城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无法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基于北京长远发展，推进新城建设转型已经迫在眉睫。笔者的建议包括:第一，当前新城建设的重点不是产业发展，而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点需要在北京市发展战略中尽快体现并予以落实。尤其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绝不仅仅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基础教育、就业服务、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更为迫切。第二，尽快推进人口信息的整合，建立全市城乡一体、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全覆盖、动态更新、定期统计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坚决打破人口信息的部门分割，逐渐实现人口数据同源管理，为科学研究人口流动规律、制定人口政策奠定基础。第三，在即将出台的居住证制度中充分考虑中心城与新城差异，以居住和就业作为基本依据，优先推进新城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作者：唐杰杨胜慧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1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

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demographicgap)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