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范文10篇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一、引言

近代以来，现代化一直与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不少学者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等供给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人口因素受到很大重视(Juliansimon，1987；Simon，1980)。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过程。在人口过程中，人口结构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Bloom等人(1998)发现，过去的研究都只关注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而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在相等的人口变动规模下，由于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重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强度也会不同，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也就是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研究者又进一步认识到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Lee和Mason(2006、2007)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一二十年内，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而积累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个劳动人口的生产资本，单位平均资本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凡是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都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在过去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在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邬沧萍等，2003、2004)。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这两个变化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如何挖掘人口红利利用的潜力与不足，重点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课题。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Bloom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以后，以中国的人口红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也逐渐增多。Cook(2006)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变相伴而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Wang和Mason(2005)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研究，把Bloom等人的结论放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进行验证，证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促进了经济更快增长。蔡昉、王德文(1999)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王德文、蔡昉等，2004；Cai等，2005)。在中国的第二人口红利方面，巩勋洲、尹振涛(2008)分析了财富积累将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蔡昉(2009)认为，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在推动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上，尚不能构成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力资源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文献整理，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前的研究始终没有论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周祝平，2007)；总抚养比的变化可能是少儿系数和老年系数绝对或相对变化的结果，不多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其变化的影响，也完全忽视这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亟需研究的(邬沧萍，1999)。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稍纵即逝，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存在第二人口红利和怎样增强和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研究相对较少。判断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综合计量分析(Bloom和Williamson，1997)。因此，我们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研究这几个问题。第一，“第一人口红利”是否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利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第二，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到来或者是否存在?第三，如何利用短暂的人口红利尤其是第二人口红利？如何将其效应进行延伸？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有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采用普通的面板回归难以解决。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目的在于检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只考虑重要变量的影响，参照以往研究，选择的变量如下。

一、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

本文作者：吴九香工作单位：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第一，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1]。无论哪种观点，都说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结构均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国情。其中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也就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均衡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1]。

人口变化情况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情况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福建省常住人口达3689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个百分点。福建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同中国国情一致，高峰点上有着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受20世纪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期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样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数来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伴随这一增长过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增加社会积累；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需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负担加重，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从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个百分点,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年老型过渡，人口老龄化出现加快的趋势。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进入老年化社会（按国际通行标准衡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面临挑战。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2.人口红利。福建省目前处于利好的“人口红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社会负担较轻。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及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慢慢地开始上升（见图2）。图1福建省分年龄组人口历年变化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图2福建省历年抚养比趋势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为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马克威分析系统对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因p≤0.05，因此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判断标准r≥0.8,可视为高度相关；0.5≤r＜0.8，可视为中度相关[2]。人口自然增长率、老年抚养比相关系数分别为-0.6665、0.6611，表明两者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中度负、正相关，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8545、-0.8676、0.8879，表明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高度负、负、正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因此可进行回归分析。选择人均GDP为因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两变量x与y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利用马克威分析系统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回归方程具有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回归系数分别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变动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个百分点，其中总抚养比变动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福建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增长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人口适度增长、老年抚养比的缓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福建省正处在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大好时机，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稳中有降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适度调整计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以保持劳动年龄人口适当增长，降低将来老年抚养比带来负担。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客观上存在农村家庭靠劳动力多脱贫致富的现象不存在，一些农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加上政府对人口控制工作从未放松，即将面临一个家庭养四个老人的严重问题。因此适度调整农村一胎半政策，对有经济能力的人群适度放松计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人口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3]。这些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调高退休年龄，减轻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尽管当前老年抚养比还未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已捉襟见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适当调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将非常有利经济发展[4]。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终将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福建省目前处在“人口红利期”，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创业就业能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依靠第三产业尽可能多地消化社会富余的人力资源；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5]。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体系，加快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建立满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体系。要特别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农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农村医疗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践，探索新型农村养老和医疗模式，大力发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养老机构和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灰色经济”或“银色经济”[5]。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目前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经济社会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摘要]人口规模和数量的大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多年以来成为人们讨论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用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已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较大而人口质量偏低的现状，指出人口由外延式的数量增长向内涵式的人口质量转变是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优势，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客观要求。[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质量经济增长一、问题的提出众所周知，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是人们瞩目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从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别是党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增长型人口”已转化为“缩减型人口”，从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见表1），增强了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矛盾，即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否继续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争议的一个焦点。资料来源：蔡：《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P9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一般来说，当人口的结构由高劳动年龄组成的情况下，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储蓄率较高，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比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1990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所以，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正是基于此，理论界主张应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家庭养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会迅速下降，而在中国，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由于素质相对低的人口比例较大，必然在总人口中出现低素质人口增长高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人口逆淘汰现象，这无疑会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虽然能够继续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却如何能提供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资源呢？[1][2][][]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在上述的经济分析与争论中，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围绕人口数量的扩张或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主线延续下来，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长期的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的土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农业生产的产量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概念，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然而，他认为，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的作用，把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内生化”，而提出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正是基与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就开始了由人口由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发达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尽管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减缓。现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关系会逐渐减弱，而此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与每个人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正相关的，即与人口的质量是正相关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国外经济学者曾利用该经济增长模型对世界上主要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巨大，两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国内学者刘华等人曾对我国1978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从1978年～1990年间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间的22.30%；这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在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不够重视，（主要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很小。“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四、结束语根据上面的分析，无论是从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是从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发展道路来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离开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去考虑，是难以得出有效的实施方案，难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口质量较低,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3]吴晓丽景跃军: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东北亚论坛，2000(2):81～84[4]刘华李刚朱翊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7):64～66[][][1][2]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进行调整，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放开双独二胎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而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中国将逐步进入二胎时代，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计划生育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摘要：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失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导致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是失业率的提高。并且通过查阅文献等方法发现导致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而供给质量仍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失业经济增长

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经济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据数据显示：我国自1978—2017年的39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且早在2009年，我国GDP总量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然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呈现下滑趋势，从之前两位数的增长率下降到6%左右。因此，找到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对我国持续稳定的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转移，这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方向与此一致，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在不断升级，那么造成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国学者汤希、任志江通过对2004年以及2010年两次“民工荒”的研究，得出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开始下降的结论[1]。事实上，我国目前出现的就业难、失业率上升等现象也反映出了这一问题。李村璞，何静等学者也对产业结构升级、失业和GDP作了实证分析，得出产业结构对失业和GDP的非线性影响[2]。但是，他们都没有将这三者看作是连续的时间变量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拟使用时间序列分析，探寻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及失业的影响。

1理论分析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不断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一致，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带动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也会反馈产业，两者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GDP的增长[4]。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是有促进作用的。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已然消失，已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然而，依据“二元经济”的描述，如果达到均衡状态，劳动力的转移也会随之消失。显然，我国还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我国此时应处于劳动力转移与工资上涨同时发生的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理论假设：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在不断升级，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是人口红利下降造成的失业增加。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但是在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重困难。甚至有一些国家曾经一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退化到中等收入阶段，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从本质上来讲，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战略难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一)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个经济体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经济发展战略又未及时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世界银行认为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延续“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资源优势逐渐削弱，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增长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依赖FDI的技术外溢、本地企业学习模仿的产业升级路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二)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

1概述

装卸工作是铁路货物运输生产组织的重要环节。从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角度讲，装与卸不仅关系到运输生产的起始和终结，而且贯穿于运输生产的整个过程。因此，装、卸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铁路运输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装卸工作是集劳动者、装卸搬运设备设施、货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项因素为一体的作业系统，只有按照装卸作业本身的要求、在进行装卸作业的场合，合理配备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合理安排劳动力，才能使装卸搬运的各个环节互相协调、紧密配合。按照作业方式分，铁路装卸工作可以分为人力装卸、机械装卸和人机结合装卸3种，目前我国铁路装卸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成件包装货物主要依靠人工装卸或人工与机械配合装卸作业。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国铁路装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保证装卸劳动力供给、提高装卸工能力和素质对提高铁路装卸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铁路装卸工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铁路从事人力装卸作业的装卸工主要是40～50岁的农民工，70后、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装卸工作的越来越少，后备人才接续不足。大部分装卸工在职时间短，接受教育和培训不多，装卸技术知识欠缺。最近几年出现的全国性用工荒，使各铁路局装卸企业招工困难，对铁路装卸行业冲击较大。特别是在春节或农忙时节，车站装卸工紧缺，限制了货场吞吐能力的加强及车辆的快速周转。装卸工紧缺而且面临断层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人工装卸费率较低。目前铁路装卸工主要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路职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劳务公司的农民工。聘用劳务公司农民工主要采取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装卸费用按吨计算，根据工作量支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支付给农民工。以敦煌站为例，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装卸费率水平远高于铁路装卸费率，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员，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应对集中到达或发送时的装卸任务，装卸队每人每月发放保底工资，导致装卸劳动力支出成本加大，装卸队经营压力很大。再如兰州东站，货场内1个装卸队有装卸工30余人，据估算，一个月需要收入22万～23万元才能维持经营，其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社保、水电费、工作服、小型工具、税收等，如果装卸人员最低工资不能达到市场其他同类用工企业的水平，很难招聘到满足装卸工作量需要的装卸工。（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发生变化。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与这些诉求相比，装卸工的工作体力支出大，工作环境较差，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装卸工的工作比较排斥。因此，与车站对装卸工的需求相比，装卸劳动力供给不足，尤其是在春节、农忙时期更加紧缺，制约了车站装卸工作的开展。

3铁路装卸劳动力供给对策的建议

3.1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为止取得差强人意的成绩，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改革目标模式，同时也需要形成新的认识视角。我们将探讨在更加开放的视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路线图。

关键词：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养老金

一、引言

如果以正式确立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即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起点，中国有明确目标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历经十余年，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基本养老保险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样，不仅是整体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逻辑中的一环，还应用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配套要求，起到了独特的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