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范文10篇

伴随着**市直辖十年的步伐，**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十年的岁月。十年的日子谈不上长短，只是燕翼般地淡去淡远。十年，多少老一代计生工作者已从曾经战斗的岗位离开，追忆燃情岁月，他们依然不减真挚豪迈。十年，又有多少新同志踏上了“世界上最难事业”的征程，坦言当初选择，他们无怨无悔。十年，一路走来，对于计生工作中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感触最深者，唯有他们自己。

艰难的破冰

直辖之初，由于四川省、**市行政区划调整变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诸多问题，从机构设置到人员配备，从法规制定到投入保障，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而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历来都被认为是“最难办的事业”。人口与土地自古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在一个被五千年传统包围的大地上,“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早已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浸透老百姓的精神。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生孩子被大多数人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计划生育”,无疑是一个“血淋淋”的代名词，计生工作者,在他们眼里，的确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在工作中，他们没有其他下乡干部的待遇，有的只是白眼、辱骂甚至生命的威胁，工作开展之艰难、所受指责之频繁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难归难，一群群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的计生工作者，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们走遍千家万户、历尽千辛万苦、费尽千言万语，凭着一颗赤热的心和坚定的信念，数十年如一日，踏实工作，勤勤恳恳，以充满真诚的爱去感动周围的人。渐渐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计生工作者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破冰之旅是痛苦而艰辛的，但只要勇敢的走出第一步，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雨后的彩虹也是最美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市计划生育工作已走出最困难的时期，初见成效。

探索中前进

面对“天下最难办的事”，我们既要有“天下最强的意志”，也当有“最特别的方法”。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我们虽可借鉴其他省市的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但更多的是结合我市的实际，具体的分析解决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我们的工作方法。

十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市计划生育条例》、《**市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法规规章，这些法规规章结合我市的实际，为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针对性的依据和保障。另外，我市先后实施了“计划生育奖励优惠”、“奖励扶助”、“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一系列优惠政策的落实，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树立了人口计生工作的新形象。

近年来，随着我县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大量农村农民流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中的一员，他们的到来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下面我就结合人保工作作个发言。

一、带来的问题

1、就业不稳定，工作没保证

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动化促使大量的农村农民演变成了农民工，他们的工作不稳定，一旦失业生存就成了问题。因此农民工换工作频率很高，其原因大致有五种：工作太累、收入太低、工作太危险、工作环境太差、受到不公正待遇，其中又以工作太累和收入太低为最。从表面看，变换工作不是单位的原因而主要是个人原因，其实根本原因是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与农民工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尽管我局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不是太好，目前，我县大约有半数以上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没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在企业被认为是临时工，临时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所谓的正式工有很大差别。有的单位把没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压得很低，工作脏、苦、累但收入维持不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必须，只好辞职另找工作。

对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单位当临时人员看，农民工本人也没有长远打算，因此在技能培训方面，单位不愿意给他们更多的投入，本人也没有积极性。因此在城市就业中处于劣势。

2、社会保险不落实，公共服务难享受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由于人口统计标准的改变，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亿大关（1.4亿），并相继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这几个年代和数字因此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带有鲜明的阶段性：“1978年前不敢议及人口过剩问题，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学者都认为清代的人口过剩已十分严重”（注：袁祖亮、延胜：《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清代“人口膨胀”、“人口激增”、“人口飞跃”、“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人口危机”等诸多骇人的名词更不断涌出，清代人口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来中国日趋明显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忧患意识，反映到学术研究，就是很多学者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确实增长过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论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问题，学者们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历代的户数和口数（数千万）与清代相对真实的人口数（数亿）作对照，以证明清代的“人口奇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又使人们不太重视人口史研究动态的发展，造成一段时期内，研究清代人口发展的论文虽然很多，但“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葛剑雄、李伯重等先生显然已注意到这个误区，在各自的论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质疑（注：参见前引葛剑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内容所限，均是点到为止，未作详论。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数及人口增长率的估计，重新厘清清代人口发展状况，为更加客观真实地认识清代中期的人口现象做出努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初人口与明末人口基数直接相关。明末人口经过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统计数字5000—6000余万的可靠性，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推测出早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数字再次成为一个无法科学计算的难题，引起了诸多估计与争论。中国学者的估计略为保守，一度倾向于“以丁折口”的学者，分别将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万、5000余万和6000余万，这种推算法现已基本为学界否定。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据的基数仍是“人丁”数，所以推测数字显然偏低。高王凌认为康熙20年代（1682年左右），中国人口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大约有9000万至1亿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因早已认定清朝前期的丁数只是赋税单位，不能代表人口数或成年男子数，所以对清初人口的估计相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清初人口（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当在1亿—1.5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人口学原理及人口发展史已经证明：人口发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长时期内形成的人口增长速度及其基数，会持久地依惯性向前运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们仍然容易过高估计社会动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事实上，战争在某些地区对人口虽然有较大力量的损伤，但同时在当地和其他地区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减少了的人口。即使这种弥补不能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时间长度内，不会出现惊人的倒退，短期的损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恢复。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不实因素，可以说，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张巨手，这期间自然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如1928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89亿元，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是不够全面的。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制订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十二五”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发展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实施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全县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人口和计生工作要站在新起点，实现新发展，正确把握人口发展态势及其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县实际的人口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合力机制，对于完成县委、县政府“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十一五”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成就

“十一五”时期，全县计生系统深入贯彻中央《决定》、国家“一法三规”和省《条例》，依据《全国“十一五”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及《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结合我县实际，协调和指导全县上下，综合决策、协调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建立全了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政策推动、优质服务、综合治理的人口计生工作机制，开创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

（一）计生队伍整体素质和系统行业作风建设显著加强。一是建设起一支高素质的人口计生工作队伍。在全县计生系统大力推行竞争上岗、责任承包、服务承诺和绩效工资“四制”改革，切实加强计生人员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计生队伍整体素质显著提升。村级计生人员工作报酬全部列入财政预算，全县村计生主任工资报酬平均达到每年7300元。建立高待遇、高责任、高风险的管理制度，建立经常性督导检查台账，强化激励奖惩，有效调动了计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确保经常性工作健康有序运行。工作中切实做到了查环查孕到位、避孕节育措施落实到位、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到位、随访服务到位。进一步规范了管理服务职责和委托、移交计生管理的程序、时限，全面落实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责任追究各项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计生行业作风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初步形成。

一是建立依法管理机制，依法治理人口问题的能力显著加强。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合同化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合同文本及违约责任追究的程序、文书，充分发挥合同的约束、规范、警示效能，有效破解了已婚育龄妇女查体到位难、避孕节育措施落实难、计划外怀孕终止难等重点难点问题，规范了计生人员的管理服务行为，对强化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强化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等行政案件的执行力度。人口计生部门与县法院协同配合，严格执法程序，切实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达到85.7%。

为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人口计生委关于开展创建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市、区）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锡政发[20*]230号）精神，现就“十一五”期间我区开展创建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活动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高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考评指标

（一）年均计划生育率98％以上；

（二）孕前—围孕期保健率达90%以上；

序言：“城镇化”这一概念最早于1867年由西班牙工程师A.Serdad在著作《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中提出的。按照其定义，除了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都属于城镇地区。通常所谓的城市化认为是通过社会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社会要素向城市集聚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思想观念由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演变，取终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间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人口、产业、资本集中过程，其中人口的集中是最基本特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影响，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城乡差别不断扩大，我县农村人口不断外迁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乡镇。“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语），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必然的方向，为切实把握*农村人口转移和城镇发展现状，科学管理、有序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促进城镇发展，本文作浅显研究。

一、*人口转移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

（1）*农村人口转移现状。*县地处浙南山区，交通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小，1984年先后被列为省级和国家级贫困县，1997年实现基本脱贫，*年实现全面脱贫，但仍属全省25个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主要集中于农村，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人多地少和恶劣的环境。农村贫困和对城市预期收入成了农村人口迁移的强劲的推动力。在*农村人口的迁移已有悠久的历史，最初以劳务输出的形式出现，经历了从自发、无序、小规模的民间个体行为逐步走向自觉、有序、有计划、有规模的政府行为，从单纯向外输出到内聚外迁相结合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养家糊口为目的的季节性外出型转移。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前，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并未显现，但是农民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没有使他们实现富裕，微薄的收入使一些家庭难以糊口。为了谋生，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只得在农忙之余外出赚钱。这些劳力外出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分散性，主要以能工巧匠为主，如泥水工、篾匠、打铜工、弹棉工等等。

第二阶段，以脱贫为目的的常年外出务工型转移。自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90年代，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受地域条件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村劳动力就地务工甚少，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就业和日用消费品供应日益纳入商品化轨道，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差距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大，促进农民向外转移。这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动农村人口转移明显增加，大量农民纷纷走出山门到外地打工。这一时期主要以泥水刀、裁缝刀、理发刀“三刀”为主，尤其是泥水刀建筑劳工为主，据统计，1990年，全县建筑劳务输出1.21万人次，总收入3582万元。还被国家建设部、农业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批准为全国建筑劳务基地县。

第三阶段，以致富为目的的经商办企业型转移。部分劳务输出人员在城市从事各种工作，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商品经济观念，同时也积累了一定资金，掌握了一定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开始从以出卖劳力为主务工型向经商办企业型转变。他们通过亲帮亲，邻带邻，带动一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农村人口群体带动型的转移模式。据不完统计，目前全县外出人员达8万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广东及浙江主要发达城市，从事服装加工、建材销售、茶叶销售、房地产开发、美容美发等等，年流回资金5亿元以上。

（一）、着力建立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长效机制。继续坚持计生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稳定人口计生工作机构和队伍，不断创新人口计生工作新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确保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把人口计生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纳入整体和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继续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的人口计生工作机制，形成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强大合力，使人口计生工作实现由部门单位向政府联动行为转变。

（二）、全面落实层级动态管理责任制。逐级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层层分解工作指标，实行网络化管理；完善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坚持人口计生“一票否决”和综合治理责任单位制度；完善人口计生工作例会制度，通过例会促日常管理，及时解决各阶段人口计生工作出现的问题；完善人口计生工作预报和预警反馈制度，推动层级动态管理责任制与预报预警工作有机结合，夯实人口计生基层基础工作。

（三）、进一步完善人口信息月核查工作机制，全面提高人口计生统计质量。借助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反馈信息，继续落实人口基础信息月核查制度，全面实施核查结果备案制，核查差错责任追究制，全面提高已婚育龄妇女管理信息覆盖率，以及计生信息统计上报及时率和准确率，为科学决策、引导服务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促进出生性别比的平衡。一是继续加大对已办证人员和符合条件未办证人员的孕情管理服务力度。二是推动部门协调配合和综合治理，成立综合治理性别比的专职机构，加强对B超、终止妊娠手术和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三是加大宣传教育和奖励扶助力度，继续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和移风易俗活动，大力营造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良好社会氛围。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提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大力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围绕群众实行计划生育、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需求日益增长，并趋向多元化的要求，大力开展避孕节育、生殖保健、出生缺陷干预服务。坚持在让群众充分知情、确保手术安全的情况下，提高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扎实开展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康检查活动，并不断扩展服务项目，确保所有已婚育龄妇女都能享受到免费且优质的健康检查。认真开展新婚、待孕、在孕妇女优生优育咨询培训活动，以及遗传病高危家庭和病残儿再生育二胎家庭优生监护活动，出生缺陷发生率逐步降低。

（一）、加强组织领导。“十三五”期间人口发展规划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时间长，任务重，涉及面广。为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县人口计生委成立黎川县“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规划实施领导小组，由县人口计生委主任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领导小办公室设在办公室。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区人口集聚度高，土地资源紧张，上海市政府通过引导部分企业向郊区迁移，并在郊区进行新城的规划建设，发挥郊区新城对中心城区人口的疏导作用，逐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经济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新城的规划建设与人口迁移流动密切相关。上海市“十二五”7个新城规划中［1］，近郊区嘉定新城规划人口50万;浦东临港新城规划人口83万;远郊区的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桥、崇明城桥5个新城规划人口315万。新城大都处于近郊和远郊，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作为新城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心城区人口及外来人口具有重要的疏导作用。另外，上海市产业结构实施“退二进三”战略，中心城区大量的制造业和工业企业外迁，促进了郊区经济的发展，也为郊区新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新城建设尤其是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及基础生活设施的逐步完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有利于青年劳动力的流入，为郊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可见，保障房社区建设在郊区新城建设及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社会学等领域，但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对区域人口尤其是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研究中涉及较少，本文主要从人口学角度，以上海中心城区(核心区和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3个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保障房社区建设对区域人口变动的影响。

二、保障房建设与人口郊区化

保障性住房，通常指提供给特定人群使用的、在政府统一规划统筹下建设，并限定建造标准和销售价格或租金标准、具有社会保障性的住房［2］。目前关于保障房的研究较多，但对保障房社区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上海市保障房社区规划建设的特点和社区内人口等特征，参考滕五晓等学者关于社区的定义［3］，本文将保障房社区界定为主要由保障房规划建设所形成的一定范围内人们居住生活的共同体。人口郊区化是城市人口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指人口从大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及其周边地区迁移扩散的过程。郊区保障房社区的合理规划建设，对于促进区域人口的合理分布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郊区经济发展对人口产生吸纳效应

区域经济差异是造成人口区域间流动的重要原因，与人口再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2000—2010年上海市各区县人口流量与各区县GDP水平、财政收入增加值基本是正相关的。以GDP为例，作为人口净流入地的闵行、宝山、嘉定、浦东(近郊区)以及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崇明(远郊区)，其GDP增加值越高，人口流量越大，由图1可以看出，近郊和远郊的人口净流量远远超过了中心城核心区和边缘区。近郊区的浦东新区10年来人口增长最为迅速，净流入量达到了185．7万人，GDP更是达到了4001．39亿元，其财政收入增长也最为明显，2010年浦东区财政收入达到了425．4亿元，较2000年增长了360．87亿元，增长了5．6倍。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人口流动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导致远郊区不同城镇间人口增长幅度不同，这对保障房选址及规划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图22000—2009年各区县常住人口与住房增幅对照说明:数据资料来源于2001—2010年《上海市统计年鉴》人口变动及住房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