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范文10篇

[摘要]任鸿隽的中国现代有影响的、有睿思的科学人。本文仅仅围绕他关于学界和学术研究，中国学术之敝及其原因，中国古代无科学，知识和常识、发明和研究等加以评介，以揭示他的思想的几个富有启发性的侧面。

[关键词]任鸿隽中国学术和科学科学人中国现代科学思潮

任鸿隽（H.C.Zen,1886-1961）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开路先锋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先知先驱，也是一位睿思的科学人（manofscience）。鉴于我已就任鸿隽的科学观、科学文化研究、教育思想以及他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另文论述，本文仅想阐释一下他对几个具体学术问题论述的理路和睿思。

（一）关于学界和学术研究

任鸿隽对学术界和学术研究向来十分注重和关心，他在1914年赴美不久，就接连发表了“建立学界论”（pp.3-9）和“建立学界再论”（pp.10-13）二文，详细论述了学界的意义、界定、基础等等。在前一文中，他把学界对于一国的重要性看得似乎无以复加：夫将有求于暗夜之中，非烛何以昭之？有行于众瞽之国，非相何以导之？学界者，暗夜之烛，而众瞽之相也。国无学界，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且夫学界之关系一国，岂特其未来之命运而已，实则当前之盛衰强弱，皆将于学界之有无为正比例焉。吾人试一盱衡当世，其能杰然特出雄飞大地之上者，必其学术修明之国也。其茶阘不振，气息奄奄，展转于他人刀砧之上者，必其学术荒芜之国也。盖国民性者，教育之结晶。无真实之学界，必不能有真实之国民性。国家者，国民性之发越。无强固之国民性，必不能有强固之国家。一事之成，必有由来。一国之兴，断无幸获。欲觇人国之强弱者，先观之于学界可矣。何为学界？他给我们做了如下的描绘：

今试与游于世界强国之都会。于其繁赜深远不可测度之社会中，常见有一群之人焉，汶然潜伏群众之中，或乃蛰居斗室，与书册图器为伍，舍其本业与同侪外，未尝与世相竞逐也。然天下有大敌，或疑难非常吊诡新奇之事出，为恒人所瞠目结舌，惶惧不知所出者，则人皆就之以伺其意见焉。是人也，平日既独居深造，精研有得。临事则溯本穷源，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历然如陈家珍于案而数之也。其言既腾载于报章，听者遂昭然若发蒙。其事而属于政治也，将有力之舆论，由之产出，而政府之措施，因以寡过。其事而属于学问也，将普通之兴味，因以唤起，而真理之发舒，乃益有期。是群也，是吾所谓学界也。

[摘要]任鸿隽是中国研究和传播现代科学观的最著名的先驱和成就卓著者之一。本文围绕他关于科学的本性和分类、科学的功能或价值、科学与社会、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促进科学发展的途径等议题，比较全面地评介了他的科学观。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历史的智慧，获得现实的启示。

[关键词]任鸿隽科学观中国现代科学史批判学派

任鸿隽（1886-1961）是中国现代科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在中国研究和传播现代科学观的最著名的先驱和成就卓著者之一。他的业绩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有关“科学论”（sciencestudies）思想至今还具有启迪睿智的魅力。

任鸿隽早年留学美国（1912年12月至1918年10月），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思潮的熏陶。当时，以马赫和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的新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正风行世界，任鸿隽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可以肯定，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有证据表明，他从皮尔逊和彭加勒之处受益良多，因为他在留美期间，研读了新出版的皮尔逊的经典名著《科学的规范》和彭加勒的经典名著《科学的基础》。因此，在他的诸多观点和论述中，明眼人不难发现批判学派思想铭刻的痕迹。

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现代科学观念的首倡者，任鸿隽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时，中国科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国人对科学的认知

摘要任鸿隽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科学教育、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以及对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都颇有见地。这些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任鸿隽教育思想科学教育大学教育专门教育

Abstract:H.C.ZenisoneofthefamouseducatorofmodernChina.Hisviewpointsconcerninggeneralideasoneducation,scienceeducation,universityeducationandthespecializededucation,afewconcreteproblemthathaverelationwitheducation,areallalotofsenseinwhathesays.Uptonowthesethoughtsstillthereisrealisticmeaningwiththeplacethatdeserveanddrawlessonsfrom.

KeyWords:H.C.Zen，ideasoneducation，scienceeducation，universityeducation，thespecializededucation

任鸿隽（H.C.Zen,1886-1961）不仅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现代科学观念的研究者和鼓吹者，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至1918年，他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受聘为该校化学系教授。次年，又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此后，他参与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务，最直接的有两件：一是在1923年冬赴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任期将近两年；二是1935年9月至1937年6月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当学生、做教师、任官员和任校长的经历，无疑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加上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而形成了他的比较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还富有教益，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教育的一般理念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中，需要借助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才能创造出新的、日趋完备和完美的知识体系。当今，“科学已经成为追求知识的主要范式。”作为一种追求知识的范式的科学，对追求自然知识之外的其他知识具有示范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模式主导的。诚如雅赫尔所说：

科学是人类活动的特殊形式，是凭藉相应方法获得新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它创造客观反映世界并被实践检验的新思想。在自己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科学收集了许多事实，得出了许多设想和理论，发现了规律性并逐渐变成严整、完美的产物。这是人类最美好的成就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方法

“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希腊语“沿着”（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合成，其本意是“沿着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种途径”，后意指达到某目标或做某事的程序或过程。中文“方法”一词最早出现于《墨子•天志》，原为量度方形之法，后转意为知行的办法、门路、次序等。“科学方法”（scientificmethod，methodofscience）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步骤、顺序或过程；它既意谓特定科学门类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是恰当的探究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实施时是比较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系统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又意谓处理科学探究的原则和技巧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大体相当于“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methodology）。

以上所言，是本文作者对科学方法的界定。许多学者对此都持有自己的大同小异的看法。辛格认为，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察、分类、导出定律等连锁活动构成科学的“方法”。波兰尼强调：“与解决实践问题时的情况相比，科学方法的设计正是为了在更小心控制的条件下，用更严密的标准达到详细阐明事物本质的目的。这些条件和标准只能通过对它的题材纯粹的科学兴趣才能被发现，而这种兴趣又只可能存在于受到过鉴赏科学价值的教育的心灵之中。这种感觉力不可能为它的内在热情以外的目的而随意触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也有发表了诸多值得注意的见解。例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就是“实质的逻辑”，即“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丁文江言简意赅：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定律]。

今天下午有机会跟大家在一块儿交流学术问题和思想见解，我感到很高兴。我要讲的主题是“五四先哲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这个题目是周雁翎老师点的，他让我讲一讲五四时期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点。恰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前夕，记得是在**年末或1*9年初，我应沈阳一家出版社之约，就这个论题写了三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后来因为出版计划告吹，一直没有机会发表。直到2001年，才在安徽的《学术界》杂志第3期和第4期连载。大家不需要记笔记了，这篇文章收录在你们北大那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上，还有我的一些相关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查阅。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能给大家讲一讲要点。

大家知道，中国的，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肇始。提起文化这个概念及定义，的确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内涵、它的层次，人们的意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文化有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二是制度层次，三是观念层次——就是思想、习俗、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心态、国民性之类的东西。有了这个前提，我转而讲一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不同，不是原发的，而是后发的，跟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正好相反。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是从观念层次开始的，比如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以观念形态为先导的，是从思想启蒙开始的。先启蒙你，开导你的思想，然后过渡到制度层次，比如说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后进入到器物层次，比如说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是大方向，是总的路线，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交错，但是一般趋势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落后国家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从本能反应到自觉应对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人家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看到洋枪洋炮比大刀长矛厉害多了，所以就搞洋务运动，开矿山、办工厂、造机器、制枪炮。得搞这些东西，不搞就得吃眼前亏，怎么能行呢？谁料甲午一役，堂堂大清国的装备现代化水师，却吃了大败仗。国人傻眼了，洋务好像也不是灵丹妙药，救不了中国。反思反思，中国之所以强大不起来，原来跟制度有关系。于是，随之。变法变不动，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孙中山搞的这个革命，是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大清王朝变成了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长时间徒有其名，军阀混战、封建割据乃至复辟绵绵不断。一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制度层次的变革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虽然皇帝被赶下台了，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文化心态还是根深蒂固的，弄得共和体制只是个空架子。怎么办？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之所以发达兴盛，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他们就这样举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这实际上是一个企图使文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运动。

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专指**年那一年，我用的是一个泛时间概念。严格讲来，应该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或者说从*15该社出版《科学》杂志，还有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起始，到**年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结束。或者，也可以说是**年前后三四十年的时期，都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是一个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源头。后来，7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搞的现代化，也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物的现代化。我们提及的科学技术，心目中意指的是技术，高官名人说科学是生产力，老百姓说科学是财神爷，就是把科学混同于技术，当作器物看待。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器物现代化，是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而没有强调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甚至没有提到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而这才是现代化最根本、最深层的东西。当然，在近20多年，我国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著的，大家也看得到，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尤其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拖了器物现代化的后腿，这也是事实，明眼人心理都很明白。

在现代社会，人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你们都知道，海湾的石油国家是挺富裕的，钱很多，不费太大的气力就能买一个“现代化”，你能说它们是现代化的国家吗？物质的东西，的确是现代化了，但是相当多的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一种很过时的、很落后的理念上。在五四前后，国人对科学、民主的意识是很淡薄的，有的只是无知和误解。不仅科学知识在国人里面不普及，包括对科学的整体看法也很差劲，看不到科学的真精神，看不到科学的真谛。当年，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任鸿隽留洋回来一看，不光是老百姓，就是饱学之士，对科学的理解也相当浅薄，把科学看作是奇制和实业的代表，是变戏法的，开工厂的。另外把科学看成跟中国古人做文章、做八股文章一样的事情，只不过题目不同而已，不知道科学要用仪器、用试管来做实验的，要运用数学来推导和计算的。对于科学的看法有很多误解和曲解，把科学看得很浅薄。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把科学看作艺和器。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不了解科学的性质，只知道科学的结果有用，不知道科学本身的精神价值，以为科学就是实业，就是讲科学，也仅在实用上考虑。三就是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以为科学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科学闹得社会不得安宁，还闯下了战争的祸害。一句话，对科学多有误解，很有偏见。

但是，五四先哲就不一样了。我所说的五四先哲，指的是五四时期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相当一部分有国外留学的背景，所以对外国的现代化，对外国的科学、民主制度比较了解，而且他们毕竟是从中国本土出去的，对中国的国情也比较熟悉。两相对照，中国的各种弊端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救治中国痼疾的良药，这个良药就是科学和民主。

我首先讲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要义的洞见。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中，需要借助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才能创造出新的、日趋完备和完美的知识体系。当今，“科学已经成为追求知识的主要范式。”作为一种追求知识的范式的科学，对追求自然知识之外的其他知识具有示范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模式主导的。诚如雅赫尔所说：

科学是人类活动的特殊形式，是凭藉相应方法获得新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它创造客观反映世界并被实践检验的新思想。在自己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科学收集了许多事实，得出了许多设想和理论，发现了规律性并逐渐变成严整、完美的产物。这是人类最美好的成就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方法

“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希腊语“沿着”（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合成，其本意是“沿着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种途径”，后意指达到某目标或做某事的程序或过程。中文“方法”一词最早出现于《墨子•天志》，原为量度方形之法，后转意为知行的办法、门路、次序等。“科学方法”（scientificmethod，methodofscience）是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步骤、顺序或过程；它既意谓特定科学门类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是恰当的探究程序、途径、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实施时是比较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系统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又意谓处理科学探究的原则和技巧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大体相当于“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methodology）。

以上所言，是本文作者对科学方法的界定。许多学者对此都持有自己的大同小异的看法。辛格认为，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察、分类、导出定律等连锁活动构成科学的“方法”。波兰尼强调：“与解决实践问题时的情况相比，科学方法的设计正是为了在更小心控制的条件下，用更严密的标准达到详细阐明事物本质的目的。这些条件和标准只能通过对它的题材纯粹的科学兴趣才能被发现，而这种兴趣又只可能存在于受到过鉴赏科学价值的教育的心灵之中。这种感觉力不可能为它的内在热情以外的目的而随意触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也有发表了诸多值得注意的见解。例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就是“实质的逻辑”，即“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丁文江言简意赅：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定律]。

胡适的白话诗学是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理论起点。在这个起点上，胡适为文学史呈现的是一种“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的“诗体的大解放”的新诗文体学。他以内容明白清楚，用字自然平实，节奏自然和谐，诗体自由无拘来想象新诗的理想模样。这种模样与旧诗的根本不同，是其语言体系的转换。按照胡适的描述，他的白话作诗的动机，是为了造就“文学的国语”而创造“国语的文学”所必须发起的攻坚战。在胡适看来，造就“国语的文学”的语言资源不外乎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古白话、今日用的白话、欧化语、文言的补充。［1］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白话新诗，会在不同文化资源的相互角力中，形成新与旧、中与西、懂与不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胡适白话诗学的接受过程中，总是以争论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新与旧涉及以“白话作诗”取代“文言作诗”而来的“白话”为诗的合法性和“文言”诗语的生命力问题，以及由旧诗渊源深厚的审美成规与惯例导致的新旧文体学范式的冲突问题。中与西涉及新诗抗衡传统与传承传统的矛盾关系，以及新诗发展道路的民族化与西化取舍问题。懂与不懂涉及新诗选择大众化的白话口语和走向精致化的文人书面语之间常常滋生的纠结，以及包含其中的明白与晦涩的风格美学问题和读者的接受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所触及的是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文体学建构的基本问题，所以，在新诗发展的百年道路上，时代文化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不同声调此起彼伏的回响。中与西、懂与不懂的问题，笔者有另外的文章论述，本文意在从接受视野对胡适诗学争论中关于新旧之争及其历史回响作一基本的梳理。

《尝试集》出版以前，胡适在与论敌的论争中逐渐形成其基本的“白话”诗学观。他倡导“作诗如作文”，以俗话俗语入诗，清除旧诗根基，从中国诗歌的语言向度上，冲破古典诗歌体系的罗网。这时的论争，集中表现在白话能否入诗，白话诗里可否用文言，以及新旧诗的创作范式问题。1915年夏到1916年秋，胡适与其留美朋友梅光迪、任鸿隽发生的论辩，是以白话能否入诗为讨论核心。胡适主张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而梅光迪认为“小说词曲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也认为“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2］［p．120］当胡适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时，梅光迪用“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的区别予以反驳。他认为用“俗语白话”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为这种日常口语“未经美术家锻炼”，缺乏凝练精致的美感，而“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鄙俚乃不可言”。［2］［p．116］在梅氏看来，文言是诗性语言，白话是日常语言，非诗性语言不可能诗性化，不能用于诗歌创作。而胡适坚持“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3］［p．184］他相信清晰与透明的白话同样能创造诗意。这场论争的结果是促成了胡适对白话诗的实验。“文学革命”轰轰烈烈发生后，白话作诗已经在新文学阵营达成一致，这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白话诗语中有没有文言的位置。《新青年》上，胡适、钱玄同、朱经农、任鸿隽的论争，是以文言能否入诗为讨论核心。胡适最初是想将文言也作为一种诗学资源的。《新青年》1917年3卷4期上发表了胡适的4首白话词，随后在1918年与钱玄同的通信中，他曾表示自己最初不愿杂入文言，后忽然改变宗旨，不避文言，并且认为词近于自然诗体，主张“各随其好”。胡适并不想对文言（包括传统诗体）“赶尽杀绝”，并不愿在白话与文言及传统诗体之间形成完全彻底的“断裂”，他力图在白话语言系统中仍然保存文言的活力部分。直到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历史才向我们显示，这种包容其实具有更为宽厚的现代意识与纵深的知识视野。但钱玄同当时决然反对填词似的诗歌，强调“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4］钱玄同二元对立的思维坚定了胡适摒弃文言旧体的决心，于是他在追述自己白话作诗历程时，认定了一个“主义”，即“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的音节”。“诗体的大解放”主张由此而来。尽管如此，新诗能否用文言仍然有所争议。朱经农认为“文言文不宜全行抹杀”，他并不反对白话，但认为“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5］任鸿隽提出“诗心”问题，认为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言也可做好诗，重要的是“诗心”。

学衡派的吴芳吉认为：“非用白话不能说出的，应该就用白话；非用文言不能说出的，也应该就用文言；甚至非用英文不能做出的，应该就做英文。总之，所谓白话、文言、律诗、自由诗FreeVerses等，不过是传达情意之一种方法，并不是诗的程度。”“至于方法，则不必拘于一格。”［7］［p．422］经过这样的争论，虽然胡适诗学偏向了更纯净的“白话”作诗，但反对者们重视文言“诗性”特征，主张新诗可以掺入古诗文言提升诗性的观点，在后来新诗的发展道路上也获得了断续的回音。早期诗人那里发生过关于“写”与“做”的争论，它属于新旧诗创作范式之争。胡适提倡“作诗如做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强调“做”诗要自然而然。相对于旧诗严格的格律套用，这是一种基于白话诗性的写作美学。这种观点在许多诗人那里得到了相似的回应。比如宗白华与郭沫若围绕“做诗”的讨论。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表达：“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他希望郭氏多研究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8］［p．3］郭沫若提出貌似不同的看法：“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9］［p．7］他认为，“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9］［p．6］康白情也同样认为“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10］［p．328］虽然这里“做”与“写”似乎产生了矛盾，但实质上诗人们都是针对旧诗的形式美学，强调创作诗歌要以“自然”为原则触发诗的灵感，让情绪与情感自然流动与散发，利用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打破旧形式、创建个人主体性自由自主的新形式。郑振铎、王平陵、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人都作了类似性的回应。不同的是，学衡派吴芳吉认为胡适强调“自然”，是以为“西洋诗体，是随便写出的，不是做出的。”［11］［p．383］他提出“自然的文学，是任人自家去做的”，［11］［p．382］新诗的“自然”需要“做诗”的“工夫”。［11］［p．383］虽然他与胡适一样用“做”字，但显然他不是立足于“白话”，而是立足于书面语，更倾向于以旧的格律诗的写作惯例来谈新诗创作。后来在《谈诗人》中，他批评新文学运动发起后，许多并没有理解“诗味”的人，“都滥于做起诗来。又误解诗是写出，不是做出的话，于是开口也是诗，闭口也是诗，吃饭睡觉都有的是诗，诗的品格，可是堕落极了！”［7］［p．412］其反对白话口语诗歌写作美学的立场更见分明了。俞平伯在《做诗的一点经验》和《诗底方便》对“写”与“做”进行了总结与分类。他认为，“写”与“做”不是对立，“一个是天分，一个是工夫”，应该两者兼备。［12］［p．580］在肯定自然的美学的同时，也肯定创作新诗的人工技巧。这种眼界开启了新诗书面语化向度的写作空间。

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尝试集》正式出版和广泛接受，语言的新旧之争具体化为白话诗音韵问题的探讨。胡适在理论上倡导“诗体大解放”，“不拘格律”、“诗当废律”。他设想的新诗音节应该是“自然的音节”，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韵要自然。他主张诗歌用韵应该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13］［p．172］这种自然音节论，虽然对韵的要求比较宽泛，并未将之完全废除，但以音节为根本，已经与旧诗文体学完全不同了。这一新诗文体学的内涵显然是习惯于旧诗声韵者不能接受的，因此，音节的新旧之争首先来自旧文学阵营。旧文学阵营坚守韵是区分诗与非诗的界限。章太炎讲授国文课时，将诗与文用有韵无韵来区分，“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14］［p．30］他以韵为标准判定白话诗非诗。学生曹聚仁写信反驳其观点，认为韵“纯任自然，不拘于韵之地位，句之长短”。［14］［p．6］呼应胡适的新诗音韵观。梁启超将《尝试集》分成“小令”和“纯白话体”。他认为“小令”有音节，“格外好些”；而白话诗“满纸的‘的么了哩’，试问从那里得好音节来？”也是用韵做衡量诗好坏的标准。［15］［p．15］另一种论争所指向的不是用有韵无韵来区分诗与非诗，而是承认胡适对新诗的勾勒里韵的存在，但不认同其押韵的方法。这种观点实质上仍然是带着旧诗的趣味审视新诗，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胡怀琛为中心的诗学论争。胡怀琛于1920年先后在《神州日报》和《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读〈尝试集〉》及《〈尝试集〉正谬》，对《尝试集》中诗作的具体字词进行修改和批评，引起一场论争。这场论争从1920年4月延续到1921年1月终，先后有刘大白、朱执信、朱侨、刘伯棠、胡涣、王崇植、吴天放、井湄、伯子等在《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发表论辩文章。胡怀琛申明“我所讨论的，是诗的好不好的问题，并不是文言和白话的问题，也不是新体和旧体的问题”。［16］［p．1］但这种好与不好的评判标准在他这里仍然是旧诗韵律规范。比如，他对胡适双声叠韵和押韵方法的批评就是以旧诗韵律规范为标准，而胡适已经跳出了旧诗的文体逻辑，虽然也强调字词的押韵，但其押韵方式却是现代的、宽泛的，不拘于旧诗的规范与标准。胡适在回复的信中提到：“诗人的‘烟士披里纯’是独一的，是个人的，是别人很难参预的。”

这种诗性思维表达出个人化与主体性的诉求，具有现代意义。关于这场争论中押韵的讨论，朱执信对胡适的“自然音节”论，即“白话诗里只有轻重高下，没有严格的平仄”［13］［p．171］的回应颇为可贵。朱执信并未像其他人那样纠结于新诗用韵的问题。他一针见血指出胡适对“音节”的含混之处，“似乎诗的音节，就是双声叠韵”，而且对“平仄自然”、“自然的轻重高下”，“说得太抽象，领会的人，恐怕不多”。［18］［p．31］他敏锐地看到新诗如果仅仅只是寻求在双声叠韵上如何和谐，并没有真正抓住新诗音律的要领。他提出“声随意转”，“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长短，跟着意思的转折，来变换”，［18］［p．34］将诗歌的声韵从外在声韵转向了内在声韵。传统诗论主张“无韵者为文，有韵者为诗”，固定的语音结构框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生存点，所以旧诗讲求外在音节的和谐，外在声韵成为其独立自足的“诗语”系统的中心。而内在声韵论使语义成为诗歌声韵的中心，这也正合于胡适所谓“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没有明确地将不同于古代诗歌语音节奏模式的白话音韵与“语义”的逻辑明确地阐释出来，而胡适白话诗学的接受者帮其完成了。对此，胡适非常认可，他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写到：“我极赞成朱执信先生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这话的意思是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所以朱君的话可换过来说：“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再换一句话说：“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音节”。［3］［p．202］由胡怀琛挑起的这场胡适诗学论争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场域，而远在边缘之地的东北，以《盛京时报》为中心，也发生过一场几乎没有引起后人关注的关于新诗押韵的讨论，它属于胡适诗学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扩散性的回应。1923年8月至10月间《盛京时报》登载了羽丰（吴伯裔的化名）《论新诗》、孙百吉《论新诗》、羽丰《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吴老雅（吴伯裔的化名）《对于论新诗诸公的几句闲话》、王莲友《读羽丰先生的〈论新诗〉》、王大冷《读吴裔伯先生的〈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赵虽语《读王莲友先生论新诗》等文章。论争由羽丰对新诗形式的散漫发难开始。他认为新诗缺乏诗歌本体内在的音乐感和节奏感，主张新诗押韵，“方有诗的真精神，真风味”。［19］［p．76］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出发，认为诗歌是可唱的。［20］［p．82］诗的“自然之音响节奏是给耳听的，意义是给内部听的”，所以有韵才会在感观上给人以美感。如果新诗“既有诗的意境，又可以唱出来”，则是上乘的诗作。［19］［p．77］孙百吉、王莲友、王大冷等人分别予以反驳。王莲友从新诗的本质出发，认为用韵与否与诗的本质无涉。他以胡适对于新诗有韵“亦有不满意的表示”为证据，并列举胡适所认可的白话新诗，来证明新诗初生之时，多半讲求叶韵，而现在诗人们共同的趋向是用自然的音节，不拘泥于叶韵。因为“新诗的本质，与叶韵没有密切的关系”，“诗的优劣，是在乎包含诗的要素充足与否，而不在乎有韵无韵。”［21］［p．38］王大冷认为“唱起来好听与否，是在诗的情感与声调，而不是在有韵与否。情感丰富，声调自然，就是无韵，也是很好听的。如情感不浓，声调不好，就是叶韵，也不能好听。”［22］［p．32］“有韵的诗，是快于官觉，故以为美。但是久于研究的，自觉那无韵的韵，比有韵的韵，更动人了”。［22］［p．33］赵虽语对王莲友提出反驳。王莲友以胡适认为《鸽子》为白话旧词，说明其不满意新诗有韵，赵虽语认为这是误解，指出胡适的不满意不一定与韵与关，“如果说他是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所以不是真的新诗，有什么不可呢？”［23］［p．116］这里双方都存在对胡适的误读。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列举自己所认可的白话新诗，正是从音节的现代性上考虑的，认为其余的诗只是“可读的词”，“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胡适表示不满，并不像王莲友所理解的那样，是对“新诗有韵”有所不满，而是在考量如何押现代的韵；而赵虽语所理解的更是相差甚远，胡适何尝有过“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这场论争情绪色彩颇为浓厚，也不乏误读与骂辞，但争论促进了对胡适白话诗学的理解，并从新诗意境、美感与押韵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新诗的理论认知。三在上述论争之外，胡适的自然音节论还引起许多积极的回应。早期对其做出积极回应的有白话诗人康白情、俞平伯等。康白情主张新诗要从形式解放，首先要打破格律。他认为新诗“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24］［p．324］虽未明言，但作为胡适的弟子，康白情明显受到胡适诗学观的影响。宗白华主张新诗的创作，是要“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25］［p．170］俞平伯认为新诗“不限定句末用韵”，但“句中音节”要“力求和谐”。［26］［p．264］这些都是以胡适“诗体大解放”和“自然的音节”为核心所阐发的言论。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对抗战初期诗歌发展趋向作概括时说：“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他将这种“自由的形式”追溯到胡适“自然的音节”上。

高兰在《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中强调诗的吟诵性韵律的特点为：“字音的轻重徐疾的节拍”、“内在的韵律”及“感情的起伏”，指出“诗的韵律决不在脚韵上。不是诗，有脚韵也不是诗，是诗，没有脚韵也是诗。所以也并没有什么有韵诗与无韵诗之别。”［28］［p．23］这与胡适“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的主张具有一致性。主张“诗是自由的使者”的艾青是“宁愿裸体”，也不愿“让不合身材的衣服来窒息”“呼吸”，［29］［p．192］他对诗的自由的渴望继承着胡适要打破一切镣铐的传统。这些基于自由诗的特征而提出的审美原则，是胡适白话化语言、自由化诗体的诗学观念的深化。与这种积极的回应相对，还存在着连绵不绝的反对的声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反对的声浪已经不再是出于旧诗的立场，而是出于诗美诉求中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随着现代汉语从初期的“白话”向着更为精致的文人书面语发展，新诗也像书面的文言一样走向文人书面语的精致化，这时，韵律与音乐性成为新诗在新的发展层面上提升诗性的追求。由这种追求引发的反省与探索者，往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比如，陆志苇在押韵方面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他认为自由诗“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30］［p．70］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批评胡适的“作诗须得如作文”“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inVerse（像诗一样分行写的散文）”。［31］［p．263］他主张在古典诗词中寻找诗性资源：“我们得知因为有了自由句，五言的、七言的诗调就不中用了不成？七绝至少有七绝的形式的价值，有为诗之形式之一而永久存在的生命。因为确有七绝能表的，而词不能表的，而自由诗不能表的。”所以应该“保存旧形式，让它为形式之一”。［31］［p．262］梁实秋提出新诗的音韵问题，指出旧诗不管内容如何浅薄陈腐，但“声调自是铿锵悦耳”，而新诗缺乏一种“音乐的美”。他认为像胡适这样的“主张自由诗者”将音韵看作“诗的外加的质素”，以为“诗可以离开音韵而存在”，并未了解诗的音韵的作用。要弥补新诗音韵方面的缺憾，要么走回到旧诗路上去，要么便创造出新诗的“新音韵”，并从韵脚、平仄、双声叠韵、行的长短四个方面来阐释理想的“新音韵”。［32］［p．199－202］到新月派那里，格律则成为其纲领性主张。饶孟侃认为新诗是“音节上的冒险”，他将胡适所重视的“双声、叠韵”视为“小巧的尝试”，“在诗里面并不是一定必需的”。［33］［p．13］通过《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节》两文，他系统探讨了新诗的音节问题，并指出，“诗根本就没有新旧的分别”，新诗的音节“没有被平仄的范围所限制”，“还有用旧诗和词曲里的音节同时不为平仄的范围所限制的可能”。［34］［p．175－176］闻一多进一步强调格律的重要性。他反对“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认为“词曲的音节”属于“人工”，“自然的音节”属于“天然”，应该“参以人工”来“修饰自然的粗率”。［35］［p．25］在闻一多看来，胡适那种“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的主张，无异于“诗的自杀政策”。他认为白话“须要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诗”，所以要将格律作为诗的“利器”。［36］［p．82－83］在反对的声浪中，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是韵律问题的深化。胡适在评论新诗时，持有“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口语化节奏标准，［37］［p．806］他认为白话“既可读，又听得懂”，

摘要：科学的动机包括社会动机和个人动机，尤其是个人动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个人动机又包括外在功利动机和内在心理动机，前者又可细分为有形功利动机和无形功利动机。有形功利动机既有“大我”功利动机，也有“小我”功利动机。内在心理动机可以分为消极心理动机和积极心理动机。积极心理动机又可再分为理性心理动机和情感心理动机。首要的情感心理动机是好奇心或惊奇感，还有对自然和科学的兴趣、爱好和热爱，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难以名状的激情与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以及冒险和刺激。

关键词：科学探索动机动力

Abstract:Motivesofscienceincludesocialmotiveandpersonalones.Personalmotivesarevariousandcomplex,whichgenerallyconcludeoutsideutilitarianmotive(visibleorinvisible)andinsidementalmotive.Visibleutilitarianmotivesareforcommunity(“bigself”)orego(“smallself”).Insidementalmotivesarenegativeonesandpositiveones,whichincluderationalonesandemotionalones.Chiefemotionalmentalmotivesarecuyiosity;surprise;interest,loveandpassiontonatureandscience;appreciationandinebrietytobeautyfromnatureandscience;indescribableenthusiasmandspiritualjoyandcomfort;andrisk,excitement.

Keywords:motivepowerofscientificexploration

（一）各种见仁见智的观点

“动机”一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动力”一词是“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发展的力量”。二者的词义虽然有些许差别，但是交集还是颇大的。在英语中，motive和motivation的主要涵义是“动机”和“动力”。因此，在探讨科学探索或科学研究的动机或动力时，我们对这两个词一般不加区分，实际上也很难把“推动人从事科学的念头”与“推动人研究科学的力量”区别开来，因为动机中每每包含动力，反过来也是一样。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当然，应该认真考虑，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