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物范文10篇

摘要:为应对新时代背景下财产权和人格权不断交融的趋势，对民法中传统的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二元论进行延伸探究，以更好地保护蕴含人格利益的物。首先阐释了人格物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格物保护的必要性。人格物保护的必要性表现在司法实务的需求和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延伸。最后从实体法方面，诸如人格物的现有法律保护、人格物的归属与处分，以及人格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等方面探究人格物的保护，以便更好地维护人格物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人格物;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善意取得

民法中对于公民民事权利的分类以人和物的对立为界限，将权利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当权力受到不法侵犯时可以寻求相应的法律保护。大陆法系中的民法典以规范系统著称，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等，而这些民法典都是在人与物的基本框架之下建构的［1］。正是此基本框架使得民法典以总则、债权编、物权编、亲属编以及继承编的体系展开，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和物逐渐呈现融合的趋势，这个趋势表现在人格的物化以及物的人格化。人格的物化有娱乐明星姓名权、肖像权等所产生的财产利益，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如徐国栋先生称之为“人格财产”，具体是指与人格紧密相连，在其毁损之后无法通过其它物所代替的特殊之物［2］。冷传莉教授则正式使用了人格物的概念，来命名并探究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3］。所以人格物是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利益的特定物，对于它如何进行更好的保护是如今司法实践的当务之急。

一、人格物的界定以及特征

(一)人格物的界定。关于人格物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早已存在，只是在法律上还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博登海默说过:“法律概念作为工作性工具，为统一、一致地调整或处理相同或基本相似的现象奠定了基础。”［4］501而若要成为一种新的法律概念，通常来自于一些现实案件的需要，法律的滞后性、不稳定性需要新的法律概念出现，人格物就由于一些案件的审查需要而被系统性地研究。比如早期的王青云诉某摄影公司丢失其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他所诉求的除了照片本身的损失之外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此照片就可以称为人格物，因为其中蕴含着子女对于父母深切思念的感情，对于该物的遗失显然不是一般物的毁损对于当事人的伤害可以比拟的。还有就是2014年的全国首例已故夫妻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该已故夫妻的双方父母通过法院起诉希望得到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求的原因是因为案中冷冻胚胎是一种特殊的物，不能如民法上规定的一般物一样适用继承与处置，而二审法院最终撤销了原审法院的判决，支持了上诉的已故夫妻父母的请求。的确冷冻胚胎作为身上分离之物，不能像民法中规定的一般之物处置，但倘若可以称之为物的话，冷冻胚胎也应该是一种人格物。二审法院之所以进行改判，主要原因就是该人格物上所体现的精神属性，它代表着四位老人对于已故儿女深切的哀悼和怀念之情。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例可以看出人格物出现的频率愈加频繁，所以对于人格物的保护也更加迫在眉睫。应当明确的是，人格物首先是一种物，而民法中的物“是一种权利客体，它必须是有体的，能够为人力所支配，有确定的界限或范围并且独立为一体”［5］150。人格物不同于一般之物的地方在于其人格属性。物的分类中包括特定物与种类物，人格物可以称之为特定物，因为其不能被一般之物所替代，而特定物的表述体现不出人格物上所包含的精神因素。所以人格物应当在民法中有一席之地，对于人格物的表述有人格财产以及具有人格利益的物等称呼，它的涵义大概可以表述为:“人格物是与人格利益相连，因其毁损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来予以补救的特定物。”［3］人格物具体可以包括某些照片、定情物、钻戒以及结婚证等与个人有关的物品，这些物品上承载着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怀念以及爱慕之情。再者就是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物，如一些家传物品、祖坟以及家族祠堂等，这些是家族代代相传血缘关系的见证与延续之物。还有一些就是对个人有特殊意义的奖牌、奖状、证书以及对集体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和建筑等，都可以属于人格物的范畴。(二)人格物的特征。人格物不同于一般之物的特征之一首先就在于人格物上有形性与无形性的兼备。物一般是有形的，能够被人们所支配，所以物的所有权人对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说到无形性的权利就会想到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人格权是以人格权益为内容的权利，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隐私权。”［6］209此即上文所提到的民法中以人和物为基础所分的权利，所以人格物具有无形性是必然的，它表现为照片、钻戒、家传物以及荣誉证书等方式，而这类人格物最主要的是寄托在物品之上的情感。这些情感可以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可以是对于家人、爱人的思念之情以及自己引以为豪的荣誉的证明，此即人格物上有形性与无形性的结合。人格物的特征之二就是它的唯一性。这里的唯一性可以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人格物上所表现的精神因素只是对人格物权利人有影响，所以这是其影响的唯一性。人格物权利人之外的人无法感受到物上所蕴含的情感，因此第二个方面要表述的就是人格物的毁损不可逆性，一般之物在毁损之后可以请求赔偿，以经济利益弥补物的损毁对于当事人的伤害，而且一般之物也易找到代替之物，来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但是人格物就很难恢复原状，比如在上文中出现的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就基本没有可能找到当事人丢失的父母生前照片。所以当事人才会对照片的丢失提起诉讼，特别是要寻求法院对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人格物的特征之三在于人格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现实生活中围绕人格物发生的主要是侵权案件，另外还包括因人格物的归属和处分等引发的物权纠纷，以及一些因委托管理所产生的合同纠纷［7］。这些纠纷中人格物所体现的主要不是其财产或流通价值，而是其所包含的人格利益。人格物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主要是照片、祖传物品以及一些纸质的证书、奖状等等，这些物品如果不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都不会有什么财产价值。当然除了一些贵重的金属或者玉制的祖传物品之外，所以人格物产生纠纷的重点在于其人格利益，往往寻求的还包括当事人精神上的损害赔偿。人格物的特征之四在于人格物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人格物不单单表现为财产权，更准确地说法应当是人身性的财产权。传统民法中物是无法请求人身权利损害赔偿的，因为人身权利赔偿对应的权利主体应当是人，即人的人身权受到损害，而此时物上出现了一些人格权益，而且在当今司法实务中也必须对人格物的纠纷予以重视，才能更好地体现民法对于人文精神的关怀。人格物上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因其较为模糊的精神因素可以涵盖于一般人格权之下。现有法律关于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是分开的，而现实中人格物兼具此两种权利，所以有必要探究人格物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二、人格物保护的必要性

【摘要】人格物概念是司法需求催生的产物，用以概括诸如结婚戒指、祖传物品、家宅、基因等兼具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特定物，人格物本质上是人格与财产高度契合的结果，并成为架通人格与财产的重要桥梁。

【关键词】人格物；人格利益；财产利益

“人格物”这类特殊形态的物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线，彰显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在特定财产载体上的有机结合，系人之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在某种特定物之上的契合，使人的精神维度得到充分的关注与尊重。人格物的概念其实并非一个创造，国内外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以及诸多学者的理论分析都表明它早已存在，只不过有待于我们将其从现有的法律概念体系和理论中凸显出来。这个概念比较好地体现了这类物上财产权与人格权或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联系和统一，它有机组合了人格要素和财产利益两个因素，能较好地统摄有形财产权与诸如人格利益、著作权和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的关系{1}（P.80）。在法理上深入探究人格物存在的合理性及正当性成为人格物制度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人格物确立的现实基础：人格物司法需求与立法规制缺位的困境

（一）司法需求促使人格物概念的确立

民法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一个为物，人与物的区分是近代民法得以确立的基本要素{2}（P.34），围绕这两个概念的核心都是权利。物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地演进。一直以来，民法理论上对于物的描述总显得不那么丰富，对于一些物的特殊性的探究也总是不够彻底，而在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上也只是看到而已，并未有深究其关联的研究。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对物的定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器官被无害地分离、移植，而且从技术上说，人本身都可能被克隆，这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或反思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民法中的人是抽象化了的人，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只有在人格和身份领域才会显现，因此对人格和身体的伤害可以引发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于物的损害仅是以冷冷的货币赔偿或补偿来加以描述，这种断然隔断了人与物之间某种联系的做法，随着这类案件的不断发生以及由此展现的物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密切无间的情感联系而不断遭遇质问，并产生了无论怎样诠释传统民法理论也难以解脱的困境。

摘要:人格物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灭失所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彰显了民法上对特定物上的物质利益和人格利益的双重保护，其特有的法律属性展示了其与普通物的明显差异。人格物具有一个动态的生成与转化过程，这个结论既客观描述了这类物的存在状态，也揭示了其中可能的各种演化形态，并更多地为这一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特征的研究基础。

关键词:人格物界定发展

法律中的概念根植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的发展对于法律概念的内涵又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一直关注着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并对此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于2007年首次正式提出了“人格物”的概念，以较为凝练和妥贴地命名和规范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并于2009年撰文，以详尽地论证人格物与普通物不同，其不适用《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可以说，人格物的概念是生长于社会现实或者说是常识中，只是没有将其凸显或抽象出来，而且这一由内在意义而最终形成的法律术语也绝不是生造出来，它即尊重了民法中人与物基本的分类，又反映了这类物独特的属性，但绝不是简单反映人与物的联系。

一、人格物的内涵及界定

(一)人格物充分地展现了民法上人与物的区分与融合。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可以从人与物关系的民法哲学理论中得到支持。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凸显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事实上，民法体系的架构就是建立于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二元论基础上的，于是民法之中就严格地区分了人作为主体对物作为客体的权利，民法的体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人作为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格权及人对物所支配产生的物权、债权及其他派生权利。至今为止，人与物的二元划分理论依然保有强势的地位。而人与物之间的二元区分和融合为人格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不过，这种绝对的人与物的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较为久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并未有财产的观念，所有制未产生，人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促使了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人对物的利用和控制关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在奴隶社会时期，人是有等级差别的，人与物虽有区分，但也有融合。比如生物体上作为“人”的奴隶而言，不论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法律框架之下还是在罗马法的万民法中，都只不过是能被触觉到的与土地、衣服、金钱地位相同的“有体物”，某些人本身就被视为是客体的物的存在。这一状况一直到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直接推动才使其有了明显的改观，至此才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将自然人赋予了法律上的人格，而作为财产存在的物被明确地作为权利客体对待，这样的思路在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在中国，基于传统皇权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太完整的，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的人身依附地位到近代才有明显改观。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一词在中国出现，概是近代的事。然而，“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形成又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源自于儒家的“格物致知”；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

一．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内容提要]《大学》统篇旨在阐释一种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大学》把“修身”视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这两条道德修养原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修身三纲领八条目治国平天下

《大学》在早期儒家典籍中可称得上是一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作品，尽管历代学者对《大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可的，那就是，历代学者都认定此书是儒家嫡传所著，是正宗的儒学作品，最能体现儒家的精神价值。《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作品，在借鉴和吸收孔孟荀思想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意识地建构了一套以“三刚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这套道德修养体系对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一．三纲领：对道德主体实践的指导

《大学》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总结，《大学》统篇所阐释的是一种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一开始便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具体说就是，《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这两条思想原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纲领之一：明明德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德育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方武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德育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方武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论文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和谐社会价值维度

论文摘要：儒家和谐思想强调通过修身为本促进身心和谐，推崇忠恕仁爱追求人际和谐，重视群己之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提倡“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塑造和谐心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制度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构成了儒家和谐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维度。

儒家和谐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底蕴和深刻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命脉相传的不竭资源。在今天，儒家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和”的理念，最早孕育于远古的巫术礼仪之中的“乐”和“礼”。“乐”指的是乐、歌、舞三位一体的和谐与匀称。西周时期，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对“和”的阐释，突出了“和”的作用，强调不同的事物相互作用而得其平衡，这种“和”能产生新生事物，而相同的事物加起来，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变化，不能产生新事物。这种阐释，作为人类美德和社会理想的端倪，是早期儒家学说彰显于世的初衷。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使和谐思想系统化，形成了一种哲学观。孔子的至理名言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以“和”为准则，胸怀宽阔，能容纳百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博采众家之长，但不肯盲从附和，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孔子不仅将是否能够奉行“和”的思想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而且将其作为检验是否遵循先王之道的试金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人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讲的就是“礼”的作用是“和”。“和”就是和谐、安定、协调。要实现“和”的局面就必须有一定的秩序的“礼”，来达到“和”的目的。

【摘要】中华文化有两种精神相对峙，一种是刚健的，一种是柔顺的。《易经》“生生”学说所代表的正是中华文化的刚健精神。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熊十力、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注重吸收《易经》“生生”学说，将生生与创造联系起来。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论证创造与人的本性的关系，人应如何发挥创造性等重要命题，赋予中国哲学新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关键词】生生；创造；中国哲学

0.前言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学说是《易经》中的重要理论，像张岱年、方东美、熊十力和罗光等哲学大家们，均注重吸收《易经》“生生”学说理论，诠释“创造”在中国哲学中的价值，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

1.“生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1.1生生与变易

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对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有着极大的启发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传统美德和谐精神道德人格道德自律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为指导方针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打牢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基础，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本文拟就弘扬传统美德对加强道德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思索和探讨。

一

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它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所形成的一整套的“工夫”。这种道德建设的工夫和方法，值得注意、学习和借鉴的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全面建设。这种全面建设，一方面表现为，在传统文化看来，道德建设必须从个体到整个社会全体的扩展和扩充，另一方面更表现为，在个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从心到意到身的完整要求和从言行视听的严格要求。所以儒家对道德修养，反复强调要正心诚意，反身而诚，时时刻刻拷问自由思想和灵魂。“诚者天之道也”。也就是说，在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个人必须在思想上深刻的认识和体会道德的要求，不能表里不一，思想和行为上都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另外，就是这种道德修养必须时时刻刻全面保持，所以在《论语》里，孔子对学生解释“仁”的所指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要在言行视听全方面地符合道德规范。同时，还要求在时时刻刻的行动中实践道德行为，即所谓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