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范文10篇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1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2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3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4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普遍权利也必须根据特定场合来解释。5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6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1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2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3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4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普遍权利也必须根据特定场合来解释。5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6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鼠年伊始，艺人不雅照片风波如鼠疫大爆发。2008年1月28日凌晨，网上急速流传两张疑被人移花接木的艺人床上照，大胆程度令人咋舌。事件震惊娱乐界，这两张先后曝光的床上照片分别看似陈冠希女艺人钟欣桐，及陈冠希前女友陈文媛。2008年1月29日网上流传出一张看似张柏芝床上艳照。2008年2月6号即大年三十网上一下传出两百多张新的“艳照”,包括疑似钟欣桐，张柏芝，陈文媛，颜疑思，前歌星陈思慧及落选华裔小姐陈育嬬等六人照片被曝光；停顿了两天后，网上新一批200余张照片在2008年2月14日情人节“漫天飞舞”，其中又增加了疑似陈冠希正牌女友杨永晴以及MaggieQ。几百张极尽淫亵的疑似张柏芝、钟欣桐等八位女艺人的“艳照”大曝光。涉及9位明星496百张艺人不雅照曝光给明星个人的生活工作几社会带来极度不良的影响，这事件前后被媒体称为“艳照门”事件，这是一件性丑闻。

为什么“艳照门”事件能迅速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在社会中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从这一事件的形成原因入手，站在人格权的保护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媒体的侵权行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艳照门”事件扩散原因分析

2008年1月28号，艺人陈冠希，钟欣桐，陈文媛及张柏芝等淫移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至今，传播速度之快，涉及人数之多，实在惊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受众人的心理角度）；二是新闻产品者的欲求（市场角度）。

(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受众，又称新闻产品消费者，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具体可以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他们能够决定一条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是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艳照门”事件之所以在这么短事件形成了轰动效应，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受众对公众人物的好奇和窥私心理。

一、人格权商品化概述

人格权商品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事物，一般被认为源于美国，而在美国将其称为公开权①；在日本，则定义为“名人对其姓名，形象及其他对顾客有吸引力，有识别性的经济利益或价值进行排他性支配的权利[1]”。当今看来其主体不再限于名人，渐渐地也包括普通的自然人，因而可以发现“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隐私（个人数据）等一些传统人格权客体开始显现出商业价值，成为交易的现实或潜在对象，由此引发了‘人格商品化’的浪潮[2]”。这种商品化的人格权在英美法中称为“公开权”，在德国法里称为“商品化的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概念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人格权商品化是个人得以其姓名、肖像授权他人作为商业广告之用，并得禁止他人未经允许而为此种利用。我国有学者则将人格权商品化定义为个人（一般是知名人士）可以将其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目的，并且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还有学者提出，人格权商品化是基于商业目的，使人格权与财产权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商品化的人格权。也有学者将人格权商品化表述为，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这些人格标识有偿的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使用，被授权人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保护的人格要素将会不断扩展，对人格权商品化以列举的方式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一种定义。即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具有特别性的人格标识增强和促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从而使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发挥其商业价值，并使该自然人因此获得相应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3]。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消极权利，即禁止未经本人允许商业性使用其人格标识的权利。第二是积极权利，即授予他人利用本人人格权标识的排他性权利。这个权利具有财产性质，既要保护其精神利益，又要保护其财产利益[4]。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格权商品化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包含于人格权

在人格权商品化的过程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逐步显现，“这种经济利益由于仍然是从人格因素中发挥出来的，所以，在广义上仍是人格利益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格利益的特殊部分[5]”。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权利，而是对人格权经济利益的承认，通过依靠人格权的具体权能，例如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运用人格权模式来实现人格标识的商业价值。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不但不能切实保护人格权，反而会削弱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在人格权商品化的大浪潮中，人格权内在的包含着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

（二）人格权商品化仍以人格权方式保护经济利益

一、人格权商品化概述

人格权商品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事物，一般被认为源于美国，而在美国将其称为公开权①；在日本，则定义为“名人对其姓名，形象及其他对顾客有吸引力，有识别性的经济利益或价值进行排他性支配的权利[1]”。当今看来其主体不再限于名人，渐渐地也包括普通的自然人，因而可以发现“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隐私（个人数据）等一些传统人格权客体开始显现出商业价值，成为交易的现实或潜在对象，由此引发了‘人格商品化’的浪潮[2]”。这种商品化的人格权在英美法中称为“公开权”，在德国法里称为“商品化的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概念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人格权商品化是个人得以其姓名、肖像授权他人作为商业广告之用，并得禁止他人未经允许而为此种利用。我国有学者则将人格权商品化定义为个人（一般是知名人士）可以将其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目的，并且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还有学者提出，人格权商品化是基于商业目的，使人格权与财产权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商品化的人格权。也有学者将人格权商品化表述为，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这些人格标识有偿的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使用，被授权人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保护的人格要素将会不断扩展，对人格权商品化以列举的方式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一种定义。即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具有特别性的人格标识增强和促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从而使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发挥其商业价值，并使该自然人因此获得相应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3]。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消极权利，即禁止未经本人允许商业性使用其人格标识的权利。第二是积极权利，即授予他人利用本人人格权标识的排他性权利。这个权利具有财产性质，既要保护其精神利益，又要保护其财产利益[4]。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格权商品化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包含于人格权

在人格权商品化的过程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逐步显现，“这种经济利益由于仍然是从人格因素中发挥出来的，所以，在广义上仍是人格利益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格利益的特殊部分[5]”。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权利，而是对人格权经济利益的承认，通过依靠人格权的具体权能，例如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运用人格权模式来实现人格标识的商业价值。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不但不能切实保护人格权，反而会削弱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在人格权商品化的大浪潮中，人格权内在的包含着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

（二）人格权商品化仍以人格权方式保护经济利益

“人格权的本质”问题涉及到我国民法典的起草。中国民法理论在近些年被推向一个高潮，首先是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接下来是《物权法》的起草，《物权法》起草进行一半之时，有关民法典的起草又列入了议事日程，起草工作推进得非常快，有关的学者建议稿很快出炉。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民法典起草建议稿做了分工，梁彗星老师主持民法典总则、合同（债法）部分，我负责起草民事主体制度（包括自然人、法人两章）。学术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进行讨论，于去年12月形成了一个官方的民法典草案。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法制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不论同学们是学习何种部门法都必须牢记一句话：民法是万法之源，任何法律的起点，包括宪法的起源处都在民法。（尹田教授指出民法典的重要性，并要求同学们努力领悟其中含义，作一名合格的法律学习者。）

民法典的起草是我国民法理论学界面临的一次挑战，学者的理论水平、专业素质都将面临检验，在这一过程中，会引起很多论战。关于物权法的起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关于民法典的起草更多的涉及到体系编纂问题。我们是要制定一部民法典，而不是将各单行法规编纂在一起的民法典，民法典在中国的作用重大，民法典的制定意义深远。民法典体系的编纂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一种法律的法学的思维模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进行司法活动。我们在学习法律专业的时候最终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我们将采用何种方法，何种思维模式研究法律问题。首先我们要学习知识（法律知识），但知识是在不断变化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学习法律知识背后的法律精神、本质，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思考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用的思路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技巧，这种方法体现在我们如何制定法律、适用法律中。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适应了近代以来各国法律“法典化”的趋势，这一选择实际上表明我们选择一种被历史证明最科学、最适用的法学思维方式，也就是形式理性思维，其典型代表是德国民法典，它采用的方法论就是我们称之为概念法学的思维方法。（尹田教授要求我们在知识获取过程中不断领悟这种法律方法问题，从而培养理性的、有意识的思维方式。）

民法典的起草主要涉及到模式选择，起草中有一些争议的问题。

争议之一，我们民法典的体系究竟向谁借鉴和学习。

从世界范围看，法典化的成文法国家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罗马、法国式模式，法国法继承罗马法模式，将整部法典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人法，一部分是物法（即财产法）。人法是关于主体即自然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接下来是关于财产即以所有权为中心的财产问题，我们后来所说的合同、债权制度也就是取得所有权的方法规定在有关所有权的规定中。第二种是德国法模式，它与法国法起点不同，法国法着眼于人，首先规定人的行为能力，规定婚姻家庭等与人身份相关联的关系，然后再确定财产，而德国法重新选择了民法基点，定位为权利或者说是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德国民法典分为两个部分：总则，也就是关于权利义务的一般问题，也就是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则，包括人的问题、民事主体、自然人，并创设了法庭制度以及法律行为，从委托合同中抽象出来单独成立的制度、时效制度等构成总则分则，在物权、债权严格区分的基础上把其作为财产权利的两大支柱。法国人和罗马法都未区分物权、债权，没有物权的概念，其虽有债权但不是相对于物权的债权概念，而德国将二者严格划分，作为两种权利的财产权利主要类型规定下来，接着，德国法规定与身份有关的权利也就是婚姻、家庭、亲属权和继承权。德国、法国两种体制中，哪一种更适合我们，就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梁彗星老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借鉴德国法模式，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法国法模式。

争议之二：知识产权是否要列入民法典。

人格权是最重要的民事权利之一。在国外，人格权是近现代法律正式确立的法律概念，但是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尤其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分析、研究国外人格权的历史发展，对于我国更好地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完善我国人格权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外人格权的历史发展作以下分析论述，供国内立法和学术研究参考。

一、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立法

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国外立法经历了同态复仇、自由赔偿、强制赔偿和双重赔偿四个时期。

1、同态复仇时期。

在远古社会中，最早由法律保护的人格权是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同样，对于伤害他人身体、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种最早的对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法律保护，就是由受害人及其血亲对加害人进行同态复仇。当时的复仇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外的血族复仇。是基于“血族连带责任”观念发生的保护方法。被害人的血族对杀人者的血族，采用集团方式，举行血斗。对于伤害身体，则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伤害加害人或加害人之血亲，但以采用同程度的损害为限。另一种是对内的复仇。一般采用宗教方式，对于被复仇者，宣布剥夺其一切权利，视同禽兽，人人得而诛之。这种野蛮的法律保护方法，与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相适应，按照当时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却是最公平不过的。

2、自由赔偿时期。

摘要：商主体作为法律主体也享有各种人格权，然而这种人格权却明显超出了传统民法人格权理论，处于一种理论体系上无从归属的尴尬境地。于是，有了从各种角度与立场出发的形形色色的判断。但是，如果从人格权与民商事主体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商主体的人格权实际上只能借助于商事人格权理论获得解释。并且，独立于民法之人格权，兼具人格权属性与财产权属性的商事人格权理论的提出，恰恰解决了民法人格权理论的矛盾与商主体赖以依存的人格权理论缺失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字：商事人格权,一般商事人格权,具体商事人格权,法律属性,制度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社会，商品经济的烙印越来越深地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以至于学界普遍地认为所有民事主体都成为“经济人”了。此即近年来学界所热衷讨论的“人的普遍商化”现象。[1]这种现象反映在财产法上至为明显，即使在人格权法上，也反映出人格利益的财产属性的加强。譬如，自然人可以将其姓名授权他人作为商号或商标使用，从而获取高额收益；自然人的肖像可以通过商业化使用而创造大笔财富；甚至个人隐私也可以转化为财产。企业法人的名称、商誉、商业秘密等更是可以作为直接的物质财富，而对企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基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现象，却给理论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些权利究竟该如何定性？传统民法认为，人格权是非财产性权利，并不以一定的财产利益为内容。人格权的客体即人格利益不能直接表现为商品，其价值也不能用金钱衡量。人格权又具有专属性，只能为权利主体所享有，不能转让和继承。[2]显然，上述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现象与企业法人人格利益的直接财产属性，并不能为传统民法人格权理论所解释。

对此，理论界提出了不同解释。有人提出“商品化权”或“公开权”以解释，并认为其含义为“真实人物将其姓名、肖像或其他表明其身份的个体特征授权他人用于商业使用，并禁止他人未经授权进行商业使用的权利。”[3]与此相似的提法，还有“形象权”。[4]并认为所谓形象权就是指一个人对与其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各种形象因素的商业价值所享有的权利。此种权利如同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使用权一样，从性质上讲非属于人身权，而属于财产权，且为独立于物权、债权与知识产权的独立财产权类型。[5]尽管这些提法对于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现象能够较好地解释，使得为传统民法人格权理论所不能包含的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权有了法律上的归属，但也只能解释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现象，对于企业法人人格利益的直接财产属性则无能为力。

另有人就企业法人名称、商誉等具体人格权性质提出各种不同学说：有人认为商号权是一种既有人身权性质，又有财产权性质的权利；[6]有人认为商号权就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对其注册商号所享有的专用权，其内容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在权利类型上属于知识产权；[7]有人认为商誉属于法人名誉内容的一部分，法人的名誉与法人的商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商誉权即属于法人名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8]有人认为商誉权虽然具有无形财产权性质，但财产性只是其非本质属性，人格权才是其本质属性，故属于一种有别于相关权利的特殊人格权。[9]应该说，这些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其立论均基于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坚守着传统民法的人格权特征，从而根据是否符合该特征而得出商主体人格权法律属性的结论。面对完全不同于民事主体的商主体，却坚持用传统民法的人格权理论解释商主体的人格权法律属性，当然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视野;宪法权利;人格权

Abstract:Thehumanrightsaretheconstitutionandthecivillawconfirmationandtheprotectionpersonalitypowercommonvaluebasis,thepersonalitypowerarethehumanrightsimportantcomponent.Inthemodernlegalframework,theconstitutionhasthehighestlegaleffectfundamentallaw,thecivillawformulationandthedevelopmentcanreceivetheconstitutionnaturallytherestraint,butthiskindofrestraintcanonlybeindirect.Intheconstitutiontherelatedpersonaldignityandthepersonalityfreestipulationcanonlythehumanrightsvalueindirectinfluencecivillawpersonalitypowersystem''''sdevelopmentwhichmanifeststhroughit,itonlycouldthepersonalitypowerexistenceandthedevelopmentprovidesthevalidityforthecivillaw,therationalbasis,inthecivillawthepersonalitypowerstillshouldconfirmbythecivillaw.

keyword:Humanrightsfieldofvision;Constitutionright;Personalitypower

前言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摘要：环境人格权是环境保护吁求在人格权法中的反映。传统人格权法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环境利益，民法应当规定环境人格权，确认侵害环境人格权的行为为侵权行为，并采取传统民事救济手段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方法保护环境人格权。

关键词：环境人格权民法侵权行为精神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的人格权制度是对主体本身进行直接保护的制度，是民法的基础性制度。人格权是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和尊严的权利。作为生活在环境中的人，应当获得适宜的生存环境，体现出其作为主体的尊严；而生活在被污染的、有害身心健康的环境中的人，则不能被认为是有尊严的。因此，良好适宜的环境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它具有人格利益属性。环境人格权是由环境权概念演变而来的，是环境保护吁求在人格权法中的反映。

从传统民法对人身权保护的情况来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是健康权，但通过健康权来实现环境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足的。健康权的侵害是一种医学标准，以身体的功能性障碍和疾病为承担责任的前提。而在环境权益侵害中，造成健康的损害已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最严重后果，传统人格权无法涵盖。

从司法实践来看，国内已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环境权的案件。如阳光权纠纷、通风权纠纷、水污染纠纷、热污染纠纷、噪声污染纠纷、眺望权纠纷、恶臭妨扰纠纷以及家庭装修污染纠纷等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