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思潮范文10篇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艾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国家和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基本观点进行了考察和探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有限的、确定的意义上可以容纳人道主义的合理思想，但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

[关键词]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发端于卢卡奇、柯尔施，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流。这种思潮在发展中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如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产生背景与思想内涵虽然不尽一致，但却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种认识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应该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有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但这种思潮也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曲解和误解。对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发端于卢卡奇、柯尔施，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流。这种思潮在发展中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如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产生背景与思想内涵虽然不尽一致，但却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种认识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应该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有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但这种思潮也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曲解和误解。对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抬头，并逐步汇成一股汹涌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肆意冲击下，人的生命可以任意践踏，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不值一提，人在意识形态狂热下不过是一种工具。一个所谓的文明世界为何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人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才能得到一种切实的保障?这些问题很自然地成为一切进步思想家和理论家，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去应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霍克海默尔在《独裁国家》中、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都综合运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分析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并用人道主义哲学对抗崇尚强权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推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到了50年代，新的冲击又进一步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一个冲击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其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披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将现实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非人道方面突现了出来。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解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内心世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和无可估量的。西方的左翼人士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打量苏联这片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国土，西方国家组织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了党。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大地震”后，马尔库塞出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弗洛姆写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作了颇为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他提出了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更推动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另一个冲击则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人形成的新“异化”压力。商品经济在自身发展的新阶段中，已表现得不再只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还成为一种把所有消费者转化成为实现自身无度增长的工具；它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各种欲望，而且还在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欲望；它在提供人们更多“余暇时间”的同时，却前所未有地使人更加奔忙、更加紧张。正是这种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商品经济悖论的存在，激起了关心着人类解放和命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新的思考。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一书，揭示了当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实现了社会一体化、失去其内在否定性而只剩下维护现在制度肯定性的单面社会，分析了哲学的历史制约性以及单面社会中的人的解放问题。哈贝马斯在《科学与技术即意识形态》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这些论著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都有着这方面的思考。

摘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之谜”在经过三次大的论争后，仍然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马克思一生在价值观上都认同人道主义，但是在历史观上对待人道主义却存在着一个“断裂”。在明晰马克思终生关切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础上，面对当前对马克思哲学解读的种种误读，应当提出“马克思立场”解读模式。

关键词马克思；人道主义；价值取向

近年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出现了“西马化”的解读模式以及“生存论”、“日常生活世界批判”、“文化哲学”等诸多的研究路径。其中有一条明确的逻辑，即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直至人性复归的历史，并把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就限定在批判异化现象，呼唤人性复归。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思潮在当下的凸现，是值得认可的。但只限于价值观层面的认可，绝不是在历史观上抹杀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界限。

一、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学界论争

人道主义一直以来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禁区”，少有学者正面指认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我们对人道主义采取的方式是全盘否定，其主要理由是限于历史观来理解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原则性对立或不可调和性。这样也就否认了人道主义在另一个方面，即在价值观上，马克思对于人道主义的承接，进而甚至出现了违反马克思应有的立场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现象。同样，在哲学史上，也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想替代唯物史观的种种思潮。

首先，20世纪早期，以卢卡奇、柯尔施为首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卢卡奇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现象是“物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理论创见，文中对于“物化”的使用竟然与10年以后才得以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观”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其中卢卡奇还没有把异化与物化严格区别开来，没有也不可能揭示造成异化的根源，这就给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对于人类历史之谜作了人道主义的阐释，试图在历史观上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人道主义思想。这不仅被后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利用，而且以此为起点，逐一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强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的挖掘呈现了多种路径，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莱辛的“性革命”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直至人性复归的历史。把马克思的实践问题再回归到哲学问题，自然也就回到了早年马克思对哲学“肯定时期”，即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于“类本质哲学”的认可，这样唯物史观被人道主义掩盖，高呼人道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自觉反省并脱离苏联的列宁主义强大意识形态震慑时，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审视理论、发展理论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指认了解读马克思文本的一条宝贵路径。

摘要：19世纪，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所产生的科技、经济、文化思潮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之中，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影响极大的学者大量涌现，他们凭借自己的言论思想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作出的贡献不可估量。从先贤严复、梁启超、苏曼殊等追求自由，将“自由主义”带到中国，到胡适、周作人等学者发出“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口号，这股“星星之火”的文学思潮，逐渐燃遍整个中国大地。

关键词：工业革命；自由主义文学；胡适；周作人

19世纪70年代，英国爆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影响之大，席卷近代中国的各个领域，衍生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是和西方近代的工业化、现代化相伴生的社会思潮。最初的“睁眼看世界”的资本唯心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视自由为“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严复所述“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2］为自由主义文化脉络，晚清民初的苏曼殊的浪漫主义言情小说、南社诗歌、革命派的文学作品中已透露出零星的自由主义意识，直到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思潮，“健全的个人主义”和“人的文学”的提倡成为奠基。受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爆发，五四启蒙先贤们认为要改造社会需改造文化，要改造文化需改造旧文化的主要载体——旧文学，无论其“吃人”的内容，还是其僵死的形式，都应该改造。改造旧文学是为了重建价值、整合意识形态。在这一大背景环境下，工业革命对清末民初时党派组织与党派竞争、军阀混乱时期军阀们制造的分裂与混乱的影响，反而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席卷中国提供了机会。正因为在这样特殊的大环境之下，少部分学者洞察到自由主义与西方进步的实质关系，并由此推出中西文明最大的区别乃“自由不自由尔”，由此看到欧美国家民主富强同自由意识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看到提倡自由观念的巨大历史意义。而这些少部分人的思想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3］颠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足以见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共同理念是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自由主义文学成分较为复杂，大体分为受胡适影响的新月派文学，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文学，从左翼文学分化出来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以及受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而又游离于其他文学派别的作家、批评家。

1自由与文学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知识分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特指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是对欧美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重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一种是没留学过欧美却推崇自由思想的，如沈从文、苏汶等。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师承英国的保守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他们的主张具有精英文化的特点。新月派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生活，提倡效法英、美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文化上，他们提倡“天才论”，漠视人民大众，倡导贵族化趣味。在文学上，他们推崇新古典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首先是从政治思想着手，随后才延伸到文化和文学上，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不得不提及的是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对中国的影响已经逐渐渗入各个领域，因此自由主义文学是在中国特殊社会时期现实背景下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紧密联系的。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4］一文中提到：“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Idealistic）的，乃是精神（Spiritual）的。”足见工业革命带来的文化思潮中给近代学者的思考，就这一段论述就足以见得胡适的文化主张，西洋文明中的“文明”和“文化”，“物质”与“精神”都是近代学者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在工业革命中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抑或是在之前所倡导的浪漫主义文学，都是在最大程度上地追求自由与人性，具有人道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自由主义是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衍生物，同样，也殊途同归。胡适认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而这样的幸福之中，“自由主义的成分”则占很大的比重。他在《自由主义》［5］一文中则简单明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对于文学，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则与、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中提到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其中“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新文学向文学本体方向发展，即文学回归自然。胡适于《论短篇小说》［6］一文中提到“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体裁。今日中国的文学，最不讲‘经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注意到了“美感”和“济用”的统一。自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7］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作为自由与文学相结合的主张者，胡适无疑是“五四”学人中对自由主义基本观念阐述最为全面的一人。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8］中所提及八曰：“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些与文学同样息息相关，却略显温和，在文化改革之中，胡适并没有走得很远。胡适提及“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便是胡适提出建议，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改良文学。与此同时，胡适提出“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儿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的。”［9］实际上，这种“自由的文学”“人的文学”就是自由主义文学家反复宣扬的基本理念。胡适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自由主义者，始终与他的社会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于自由主义文学，他是一个出色的开路者。

2“人的文学”与“自己的园地”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年代柯尔施、卢卡奇等人用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它既否定第二国际把历史规律绝对化的倾向，又反对第三国际在实现历史规律时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忽视，强调在推动历史进步时人的自由选择，形成了一种推崇主体性的文化哲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中，反复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在艺术生产过程中，卢卡奇一方面坚持反映论原则，一方面又认为是艺术形式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以后他又在《审美特性》中提出：“一切属于人、人的关系的东西都是内在的，只有当它在这一艺术门类的特定形式中产生感性的纯粹外在形式的效果时，才能成为——审美的——存在。正如我们通常所见，这种形式的联系只是一种深刻内容性的直接表达，也就是人本身所能认识到的他所生活、所活动的周围世界实际是怎样的，这一伟大生活真理的直接表达。这种审美的真理由自我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构成一个循环的运动：‘认识你自己！’的正当冲动把人引向世界，使得他对他的同伴、对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对作为他们活动场所和基地的自然界有所认识，并使它转向外部。”442卢卡奇则把审美活动视为一个“认识自己”的循环运动，视为支配自身命运的有效途径，表现出他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为此他还提出：“艺术形式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艺术的自身世界，不论在主观意义上还是在客观意义上，都不是什么空想，不是什么超越人及其世界的超验的存在。它就是人的自身世界，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论在主观意义上还是在客观意义上，在他面前的、他为之奋斗的是处于感性直接现实中人和世界的最具体的可能性。”443与以往的人道主义理论家相比，卢卡奇关于艺术创造的人道主义论述中，富有了前所未有的辩证思想。

与卢卡奇相似，列斐弗尔也提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中，人才有可能成为总体的人、完善的人。把艺术作为人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下复归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文论模式的批判，其中就包含了对其忽视艺术与美学的人道主义核心的批判。不过，卢卡奇、列斐弗尔等人的主张长期以来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批判，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得到一定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人道主义的思想，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19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主体性思想的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一个空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上把毕生精力用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革命问题的研究，他们往往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对人道主义发表意见，而少有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去论述人道主义问题。他们对人道主义思潮的论述，大多是批判性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并不限于在艺术和美学的范围来论述人道主义；美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来源于他们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书斋里的理论，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成果，似乎只有在美学上才结出了硕果。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美学观、艺术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却有一定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困惑。

这一认识的获得，应当归功于中国新时期对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界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人道主义一律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1957年，钱谷融在《文艺月报》上的一篇《论“文学是人学”》，曾招致长达20年的严厉批判。新时期开始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和长期“左”的失误的反思，特别是从事艺术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在“”中陷入非人的遭遇，产生了对极左思潮一概排斥人道主义行径的怀疑和批判，于是在“”结束以后，最早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发出了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呼唤。由此进一步引起了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论争。1980年讨论文章大量出现，到1983年，发表的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已经多达700多篇。1984年，这场讨论达到了高潮，一年之中约有500余篇论人的文章见诸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经过一个短期的平静，1986年，这场讨论又重新“升温”。可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大概没有一场文学论争像人性、人道主义讨论那样产生过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为在新时期文学的“揭幕战”中，它是首先向极左路线发起攻击的一场艰苦且险象环生的攻坚战。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讨论最终没能进一步深入就嘎然而止了。尽管如此，这场讨论给理论界留下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这场论争中，我国理论工作者提出和涉及的问题和达到的深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几十年对人道主义的探索是不相上下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对人性的界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等都是这次讨论的重点。这里既有一些人用传统思维对人道主义、人性的一概否定，也有一些人完全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人本主义化的倾向。

早在1979年，朱光潜就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的文章，对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他证明人的本质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马克思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因此，人性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朱光潜在文中提出“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感”的问题，朱光潜的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对朱光潜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摘要：对“人道主义干涉”从正当性和合法性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找不到能证明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据，而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并不能真正实现保护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正当性；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时间，“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拟就从国际法的原理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国际实践来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剖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Grotius）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通过武力限制战争，因为“正确的理性原则和社会本质并不禁止一切暴力行动，所禁止的只是那些反社会的暴力行动”。①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北约对科索沃开战后就是利用格老秀斯的学说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的，他认为，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预”观念必须寿终正寝，因为它和“国家利益”一样自私，即自私地认为发生在别国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无论那里的人权是否受到践踏，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主权者合理而公正地行事有一定的限度，“人道主义干涉”就是为使别国人民免遭超出这种限度的专横和持续的虐待而正当使用的强制。结合当今的国际实际及已经实施了的“人道主义干涉”所具有的特征，笔者认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对它的国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和使人类良心震惊的程度”，在未得到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出现在有大规模侵犯人权发生的情形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由全球性地区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得到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笔者主要对后者进行论述。

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否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新写实小说人性视角人性人性内容

论文摘要：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普遍关注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八十年代人性和人道主义回归的社会背录的分析．来诠释新写实小说关注人性的原因；新写实小说采用了人性视角来审视现实生活不仅体现在选材上，也体现在创作的过程中；八十年代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使新写实小说注重物资化、欲望化，扭曲和变形等人性内容的书写，同时也不乏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关注。

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产生于文坛相对寂寞的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拥有众多作家、具有独特艺术风貌、与传统现实主义有所不同的创作现象，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苏童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的《枣树下的故事》，杨争光的《黑风景》、《赌徒》等都被划人新写实小说。这些作品把笔墨沉落于新旧交结、冲突、转换的现实土地上，通过对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婚姻等基本的生存内容的描写，窥视当代普通人的生存质量、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生活困扰等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并从其中得出感性和理性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体现出文学史上人性的回归和前所未有的对人性的关注。

一、新写实小说关注人性的原因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普遍关注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可以说人道主义思潮是新时期文学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艺思潮之一。现代中国的人道主义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的觉醒为主要思想内涵的“五四”文学，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礼教观念和封建专制主义，而且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一种新文学创作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复苏的埋下了种子。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剧烈动荡，人道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文艺界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进行过论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开展过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五十年代，文艺界针对“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批判，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那说，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被不加区别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都被否定。到了时期，政治性、阶级性成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完全被驱逐出文艺创作的领域。人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人性被扭曲、践踏、扼杀和泯灭，人性的丑陋充分暴露。这一切直接构成了八十年代人道主义复归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构成了新写实小说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关注人性的原因。

“”后整个中国社会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极左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扫除了反思历史的思想障碍，人们真正从政治迷信的历史隧道中走了出来。一个理想、激情、梦幻的时代的结束了，文学也渐渐由浮夸、脱离实际转向对人生存现实的关注，文学最终回到现实的土壤之上，开始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关注人性。由于“”中人被肆意摧残，整个社会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准则破坏得支离破碎，所以人们反思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自然地落在了“人”身上。人情、人性首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文学的创作中强调对人的尊重，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便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最强音。从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伤痕文学”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期间遭受的创伤；“反思文学”对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进行了思考。新写实小说则将书写的空间落到人的生存现实，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思考人生，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反映更为本质的人性内容。

［摘要］雨果是世界文学领域的人道主义“战士”，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杰出领袖之一。他在其作品《悲惨世界》中运用了丰富的联想与鲜明的对比，描绘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面，也显示出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巨大感染力。文章通过对《悲惨世界》的分析与解读，探寻出“恶”的成因与社会根源，了解“善”与“仁爱”的道德感化力量，从而认识到雨果人道主义的精髓，即“开放善的光明，保持对恶的宽容”。

［关键词］《悲惨世界》;人道主义;雨果;文学艺术;善与恶

《悲惨世界》是雨果文学作品中最具人道主义特征的一部著作，创作历时三十余年，堪称雨果文学艺术的巅峰。在《悲惨世界》的序言中，雨果就以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抨击社会压迫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为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而高声呼喊。因此，分析与解读《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召唤雨果人道主义的前提与基础，既能够深化对其作品的认识，也可以审视当代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发展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道主义对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及社会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广义的人道主义包括“为己意识”与“为他意识”两个层面，在满足自我快乐的同时时刻为他人着想，从而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人道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出现诸多差异化的理论类型。［1］其中，主要包括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的“以人为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解放”、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等。(一)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以人为本”“人道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人道精神”，作为一类社会思潮最早萌芽于古希腊时期。这一阶段的人道主义侧重于对个人的自我关注，等同于后来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主导精神，力图通过复兴与发扬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来提倡“人权”，反对“教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虽然极大地削弱了宗教势力的影响力，但由于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人道主义所宣扬的“人性”与“自由”逐渐偏离轨道，蜕变成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造成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2］此后，一些人道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圣经》，企图通过基督教中的“善”与“友爱”重构社会道德，最终发展成为基督教神学中的人道主义。(二)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解放”经过中世纪的黑暗之后，欧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诞生，新兴的市民阶级对改造社会陈旧思想观念的要求愈演愈烈，以“人性解放”为宗旨的人道主义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在批判中世纪神学泯灭人性的基础上宣扬人性光辉，肯定人的存在价值，树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推崇以人为尺度丈量世界万物;二是，在批判禁欲主义及来世观的基础上关注现实生活，享受当下的现世快乐;三是，在批判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宣扬个性解放。虽然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局限性，利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复兴构建重构社会关系，缺乏先进的理论依据，［3］但以人道主义冲击等级制度与神学世界观，实现了人性的解放，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三)启蒙运动———“理性”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人道主义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人道主义者以“科学”“理性”为武器，抨击宗教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并积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是人道主义的第三个高潮阶段，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雨果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积极宣扬人道主义。其中，狄更斯以宣扬基督教博爱、友善的“圣诞精神”为出发点，提出“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思想。［4］雨果通过文学作品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二、《悲惨世界》中的恶人形象及成因

对于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特质的理解，固然离不开这一地域经济—文化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当时我国文坛主流文艺观对其产生的影响。不难理解，作家的创作活动并非是一种封闭的、凝滞的或者是独立自足的行为，而是一种较为开放的、嬗变的与时代文艺潮流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的主体思想一方面是对新时期之初主流文艺思想的接纳与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进行本土化实践的表现。具体来说，极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气质的人道主义话语体系乃是当时思想界与文艺界所探索与实践的核心，而对“人”自身价值的思索则在文艺学领域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正如洪子诚先生在论及1980年代文艺思潮时指出:“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1］回望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不难看出，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少数的、直面人性、揭发人较为本质的“存在”状态的篇章。在这部分作品中，文本不再重复建构历史性、阶级性、时代精神乃至大庆精神的神话，而是朝向个体化的人的自身，呈现在我国当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生存在“油田”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石油文学的作品文本则在思想上还留有“颂歌”的痕迹，依循“十七年”创作经验的惯性在既定的轨迹下运行。

一、回归社会的渴望:石油人对生存环境的思考

作为工业城市的大庆油田，前身是人烟稀少、水草稠密的一片荒原。1950年代末“松基三井”试喷成功，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其指导方针是“边勘探、边开发、边建设”。在这种毫无油田基础设施支撑以及住房、医疗、文教等社会配套体系保障的情况下，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走上了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创业之路。然而，在物质欲望被意识形态所压抑与排斥的那个时代，肉体上的“苦”并不与“难”相互联系，人们在献身革命事业的要求下先验地将享乐主义视为一种精神上的污浊，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公共空间中艰苦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光荣感可谓昭然若揭。1960年代流行这样一段民谣:“天当房屋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五两三餐保会战，为国夺油心欢唱”，后来被作为大庆石油工人“创业”之初的真实写照收入文献资料［2］。这首民谣显然反映出的石油工人安于甚至乐于现状的心理状况，也是不符合所谓“人性”化的生活状态的典型代表。1980年代以后，“新启蒙”思维在一定层面上颠覆了这种意识，一方面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具体的人来讲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艺作品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艺术化宣扬与传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的大庆石油文学对于上述观念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思索石油人在荒原中所经历的磨难便是其表现之一。杨利民的短篇小说《灰色的羽毛》是反映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典型，作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描述他意识当中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在荒原之中的孤独体验，为求解脱而做出的不计代价的努力，以及最终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果。一支“常年在野外打井”的井队，完成钻井任务后却被困在“变成一片”的沼泽当中，百无聊赖的钻工们“憋得汗毛直打挺儿”，一个叫庆儿的孱弱钻工为了给室友解闷，冒险往返40里地到附近的村子买酒和烟叶，回来时因被草原的蚊虫叮咬昏死过去，而他的室友却为准备下酒菜而杀死了庆儿豢养的一只孤雁，知道此事后庆儿“把胸脯抓出一条条血道子”，喊叫着“我心里难受啊!让我死，让我死吧……”这是一篇值得花费脑力的小说，表面来看，让庆儿“心里难受”的是孤雁的死，孤雁是庆儿的室友杀死的，不消说，庆儿的痛苦是室友的行为所造成的。但问题是室友杀死孤雁的目的并非为了伤害庆儿，与之相反，在他们眼里搞来酒和烟叶的庆儿简直就是他们的“亲爹活祖宗”，是值得他们“好好地犒劳犒劳”的，杀雁的目的简单而纯粹———做菜下酒。室友们知道那只孤雁是庆儿的“小伙伴，他离不开它”，但在杀雁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里却有悖常理地忽略了此事对庆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甚至荒唐地设想和庆儿一起以雁肉下酒。问题是，室友们意识当中的“忽略”与“荒唐”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以一种常态思维去思考，并作出合乎常理之事。一名室友在接受“审判”时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井队一没活干，我就不知咋好。”事实上，被困在草原上的日子的确“使人寂寞得要发疯了”。不难想象，人的生命过程基本上由社会生活与日常工作两部分组成，而在家庭、爱情等狭义上的社会生活缺失的情况下，人心理的空虚所导致的精神异常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庆儿的室友才产生了这样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1980年代的文艺界与思想界，周扬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阐发者和倡导者。新时期之初，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则是“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3］。结合周扬的观点，我们发现《灰色的羽毛》所呈现的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却是与上述人道主义相违背的。一方面在小说中人并未得到应得的关心与重视，因为“那有滋有味的秋雨”妨碍了特车队(运输大型机械的专用车辆队伍，笔者注)对设备———也就是钻井所使用的工具的搬迁，结果作为人的钻工只能与设备一起被留在沼泽中，无所事事地“窝在列车房里叫苦”。对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一视同仁，这显然是非人道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而让个别人———如小说中“常年在野外打井”的钻工，置身于群体社会之外，则是另一种非人道主义的表现。以自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的叙写来唤起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正是这篇小说所代表的一部分石油文学对当时文艺思想进行应和的具体体现。

二、异化感受的表露:石油人的主体化诉求

对于石油能源的开采无疑是一种复杂而持久的工业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将不可避免地将本来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变更为承载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人文环境。这样的变更行为与我们祖先“逐水草而居”的行为特征有所不同，因为二者的变更目的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为了求得生存，而前者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源，并将其运输到其他的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大庆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方面自觉接纳了大庆精神，并对之进行艺术化的再现;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表现出另一种“文学自觉”，一种较为符合人性的“自觉”，即对个体生存状态与社会“全局”之间所存在的难以弥合的裂隙所产生的疑虑。当然，这样的疑虑很少直接地在文本中直接呈现，毕竟大庆精神自形成之日起便是一种被人们所普遍接纳的精神品格，因此作家在处理这种疑虑时，往往通过更高层次的超验性政治话语———如“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道德伦理话语，将其表象性地化解开来。在高文铎的小说《罚电费》中，主人公赵子虚因违反了油田限电条例遭到相关部门的处罚，他先是心有不满，给《人民日报》写信状告油田巧立名目，任意罚款，后又担心这样的“告状”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害怕遭到上级领导的打击报复而忐忑不安。小说结尾处赵接到市政府发给他的“检讨信”，市长表示接受他的批评，这时赵却一改初衷，认为:“当市长也不易呀!国务院哪天不注视着D市的原油产量啊……D市为保年产五千万吨———也就是给国家挑了一半担子———不得不在年末采取节电、限电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最终赵子虚认识到，真正该检讨的人其实是自己。表面看来，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群众在领导的感化下提高了自身认识，树立起全局观念的思想转变历程，但依照主人公的思想发展逻辑脉络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开篇赵所面临的矛盾是他与制度———“限电令”的矛盾，之后因为同事的讥笑与挑拨:“这些人纯粹欺负你老实，看你是个白丁!你看哪个市长———不说大的，就算是局长吧———挨罚了?”于是才给《人民日报》写信告状。经此一转，他与制度的矛盾转化为与制度的制定者———高层领导的矛盾，小说中担心报复这一细节正是上述矛盾转化的例证。结尾处市长所做出的以德服人的姿态，既让赵解除了忧虑，又让他进一步产生了惭愧的心理，因此意识到自己才是“该检讨”的人。显然，小说最初的矛盾在结尾时并未得以化解，整个叙事行为成为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事实上，发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作家无法对小说所涉及的制度———“限电令”做出合理化说明。按照今天的理解，石油开采是为了全体国民更好地生活，而赵子虚也是国民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看，“限电令”表面来看是为国民群体谋求利益，实际上却损害了石油人个体的利益。1980年代的文艺思想中，与人道主义密切联系的还有关于人的“异化”问题。我国学术界对于异化这一概念的关注，源自王若水1979年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文章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描述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此后，他又在《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对“异化”给出具体的定义:“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4］不难看出，《罚电费》中赵子虚愤懑的深层次原因便来自于上述理论，即大庆人开采石油，而自己的生活反而受石油所牵制。尽管小说设置了一个赵在市长的感化下“提高觉悟”的完满结局，但这并不能弥补上述叙事中的裂隙。很难判断作家高文铎在写作过程中存在着什么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小说是1980年代石油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绕开意识形态中“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将人作为“主体”加以表现的文本个案。

三、疏离人道主义:石油文学创作主流的选择方向

关键词:行刑社会化/价值基础/人道/民主/效益

内容提要: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行刑社会化既是法律的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又是在行刑领域实现法律的民主价值的重要手段。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因而行刑社会化具有效益价值。

行刑社会化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刑罚思潮，它主张为了缓解监禁刑所固有的封闭性同罪犯重归社会之间的矛盾，而尽可能慎用监禁刑，推行社区处遇方式，同时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扩大监狱行刑的社会参与，以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行刑社会化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对其价值基础进行探讨十分必要和重要。正如美国法理学大师庞德所指出的，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行刑社会化的价值蕴涵是十分丰富的，笔者以为，其最基本的价值体现在人道、民主、效益三个方面。

一、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

人道一词与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是紧密联系的。人道主义(human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as，在古希腊时意指一种身心的全面训练，以使人有教养、有文化从而与野蛮人相区别。虽然人道主义的思想蕴含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其真正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却始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人如何对待人”，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于“人”，以人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关注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幸福。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推动了近代以来的刑罚改革。行刑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人道化的历史。

我国学者陈士涵将行刑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关心和改善罪犯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医疗、卫生、体育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层次。第二，尊重罪犯的人格，维护罪犯的人权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较高层次。第三，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发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2]上述第三个层次的行刑人道主义，实际上蕴含着行刑社会化思想，因为人格改造的目标正是使罪犯复归社会。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同行刑人道化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命题，美国学者D·霍吉斯在考察了人道主义的渊源及流变以后，曾经一言中的地断定，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心就是关于人格的全面发展的观念。[3]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展开和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