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涉范文10篇

人道主义干涉对于我们而言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19世纪就频频出现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二十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借此机会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到处肆意横行，那么人道主义干涉是什么?按照我国学者的通说，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得到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相威胁。人道主义包括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和集体人道主义干涉。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一国或数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单方面诉诸武力以补救另一国的人权状况。目前，国际社会中所发生的主要是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如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干涉，1979年德国干涉中非共和国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起典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战争，2003年美国又冠以人道主义干涉的理由对伊拉克进行了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这两次战争只是冷战结束以来典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其他的比较小的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人们所讨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单边人道主义干涉上。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经过联合国授权同意对具有非人道的、不能保障基本人权的状况进行的干涉。一般来说，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下，国际社会对某一特定国家进行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本文后面所探讨的主要是指单边人道主义干涉。

一、习惯法上的人道主义

干涉一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当代各国的国际法学者对此更是各执一词，看法很不相同。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自19世纪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就反复出现，人道主义干涉早已经是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大多安多依靠美国学者方廷尼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方廷尼的这篇文章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总的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英美学者，如奥本海(Oppenheim)、亨利．惠顿(HenryWheaton)、劳伦斯(Lawrence)、穆尔(Moore)、吴尔玺(J．D．Woolsey)等等。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者则对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习惯法持不同意见。如Beyerlin写道:“由于少数学者以严格的不干涉原则为依据，坚决否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因此，近代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已经明显地确定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论。”

“尽管有许多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但是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就能发现仅仅只有几个案例能证明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如1860－1861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干涉。”有的学者更直接指出:“从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叙利亚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笔者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并未成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所谓国际习惯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国际习惯一般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各国有重复类似的行为，二是被各国普遍承认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这个两个方面分析来看，人道主义干涉都不能成为国际习惯。首先，尽管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很早就已经开始出现，但那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那些仅仅只是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的大国别有用心的计谋而已，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屈指可数。

其次，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并非是各国的重复的行为，因为无论是哪一起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件，都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干涉，所以人道主义干涉最多只能算是大国中重复发生的类似的行为。最后，人道主义干涉从来就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口口声声叫嚣着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也只是那些曾对别国进行干涉过或欲对别国进行干涉的一些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否认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一点来说，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习惯也是行不通的。就连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家法的一部分。”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仍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说人道主义干涉至今为止仍未毫无怀疑的被各国普遍承认的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要从国际习惯这个角度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条约法上的人道主义

摘要：有的国际法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另外一些国际法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即使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曾经是习惯国际法，它也已经在20世纪被国际法确定为非法。但是，由于20世纪的国际法对于解决发生于国家内部的严重人道主义问题没有给出积极的规范，因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在国际法学界依然争论不休。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极易被强权国家所利用，不应当使其合法化；而发生在国家内部的严重人道主义问题又需要采取必要的人道主义行动。因此，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法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正确的方向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安理会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程序制度。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

自1999年3月下旬北约在科索沃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并把这一军事行动称为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符合国际法或者是否应当合法化，成为国际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实，即使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人道主义干涉也从来不是一个冷却了的话题，科索沃战争只是使这个话题变得更热而已。1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干涉

比较权威的国际法辞书给人道主义干涉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由于另一个国家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从而对该国使用武力。”[1]（P399）这个定义包含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同时具备的四个要素：

（一）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使用武力进行干涉，不包括经济、外交和舆论的干涉。

冷战结束后，以相互威慑保持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两极体系分崩瓦解。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国际局势在整体缓和的情况下，局部冲突不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纷纷祭起人道主义干涉的大旗。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政治评论家讨论和争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层面。本文拟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这一理论进行剖析;并结合国际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在不同时期国际法中的表现和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类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后者是一种狭义的人道主义干涉，它是由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旨在中止或预防大规模地、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经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本文主要针对后者加以阐述。

二、“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法发展史上的演变历程

(一)“人道主义干涉”在早期国际法学说中的反映根据国际法的权威学者西奥多·默柔(Theod-orMeron)近年来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会以前的一些国际法著作表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权利在格老休斯(Hu即Grotius)之前就已形成。”川(丹，一”)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一巧46)指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川圣·托马司·阿奎那司(St.ThomasA明inas)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国君主有权基于宗教的利害关系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后者虐待它的臣民超出了似乎可以能够接受的程度。”

后来，他的这一学说演变为援助另一国人民反对专政统治是合法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主要是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是基于自然法的宗教干涉保护基督教徒。

[内容摘要]“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是，《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摘要：对“人道主义干涉”从正当性和合法性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找不到能证明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据，而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并不能真正实现保护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正当性；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时间，“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拟就从国际法的原理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国际实践来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剖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Grotius）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通过武力限制战争，因为“正确的理性原则和社会本质并不禁止一切暴力行动，所禁止的只是那些反社会的暴力行动”。①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北约对科索沃开战后就是利用格老秀斯的学说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的，他认为，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预”观念必须寿终正寝，因为它和“国家利益”一样自私，即自私地认为发生在别国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无论那里的人权是否受到践踏，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主权者合理而公正地行事有一定的限度，“人道主义干涉”就是为使别国人民免遭超出这种限度的专横和持续的虐待而正当使用的强制。结合当今的国际实际及已经实施了的“人道主义干涉”所具有的特征，笔者认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对它的国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和使人类良心震惊的程度”，在未得到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出现在有大规模侵犯人权发生的情形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由全球性地区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得到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笔者主要对后者进行论述。

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否的分析

[内容摘要]“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是，《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内容提要]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违背当代国际法，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关键词]国家主权，国际人权，主权高于人权，人道主义干涉

一。主权与人权的理论概念

（一）主权与国家主权。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1577年，法国学者博丹（JeanBodin，1540－1596）在其发表的《论共和国》（另译为《国家六论》）一书中，对“主权”这一古老的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博丹认为，主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神法、自然法以及万国公法的约束。（1）《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即一个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权威之外的权威。因此，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2）我国国际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认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分析起来，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3）直至现代，国际法及其理论一再重申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国家主权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主权不容否定或贬低。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根本属性，国家是主权的，称为主权国家，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主权与国家同时产生，同时消亡。主权也是国家区别与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根本标志。否认或贬低主权，就是否认或贬低国家；否定或贬低主权，就是主张霸权。主权的根本属性就是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内容提要]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违背当代国际法，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关键词]国家主权，国际人权，主权高于人权，人道主义干涉

一。主权与人权的理论概念

（一）主权与国家主权。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1577年，法国学者博丹（JeanBodin，1540－1596）在其发表的《论共和国》（另译为《国家六论》）一书中，对“主权”这一古老的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博丹认为，主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神法、自然法以及万国公法的约束。（1）《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即一个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权威之外的权威。因此，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2）我国国际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认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分析起来，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3）直至现代，国际法及其理论一再重申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国家主权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主权不容否定或贬低。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根本属性，国家是主权的，称为主权国家，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主权与国家同时产生，同时消亡。主权也是国家区别与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根本标志。否认或贬低主权，就是否认或贬低国家；否定或贬低主权，就是主张霸权。主权的根本属性就是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一、对于海盗罪的简要介绍

海盗罪是一个古老的国际罪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布鲁达克对其所做的定义“海盗为非法对船只和海上城市进行攻击的人”。1937年由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签订的《尼翁协定》将海盗罪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为国际罪行的一种。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尚未产生一个专门惩治与规范“海盗行为”的国际公约。对于“海盗行为”的界定,主要依据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海盗问题日益的复杂化,而上列两公约在某些领域也不能给打击海盗提供行之有效的国际法依据。

二、国际公约对海盗罪行的惩治与防范以及修改建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5条是关于海盗船舶或飞机扣押的规定,其内容如下“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可见该条文将打击海盗行为的区域限定在“公海”或是“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该条文这样规定的意义在与为了维护某一国家的领海主权,因为一国领土的独立与不容侵犯在国际法上被视为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根据管辖的普遍性原则“只要海盗在公海或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被捕获,任何国家都能对海盗行使管辖权。”但是我们知道索马里海盗往往公海进行抢劫商船后迅速逃回其领海区域或是直接在其领海进行海盗行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当局发现了海盗纵使行使了其紧追权,当被追逐船舶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的领海时也必须停止。那么紧追权的追逐范围也被限定在公海领域。若追逐进入索马里领海区域则极有可能造成对其领土主权的侵犯,从而违背了互相尊重主权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可见完全依据以上两公约来进行对海盗行为的打击难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对海盗行为的惩治与规范。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窘境,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了第1816号和第1838号决议,第1816号决议授予了各国“进入索马里领海,以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而且还包括“在索马里领海内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以制止海盗及武装抢劫行为”。但同时又规定“在征得索马里政府同意,并由其致函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各国可进入索马里领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可见国际社会在有效打击海盗这一国际罪行必须以尊重沿岸国的领土主权为前提,务必取得沿岸国的“同意”以免除其侵入他国领土的国家责任。该决议无疑在体现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更好的打击海盗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依据。第1838号决议则是呼吁关心海上活动安全的国家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公海的海盗行为,可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海盗是必须也是有效的方式。

三、打击海盗引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自古有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乃是19世纪英俄法三国对于土耳其的干涉从而使希腊成立。近期就是20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当时南斯拉夫民族纠纷的干涉。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有些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索马里海盗之所以会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索马里国内内战连年,使得一部分贫瘠的人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选择海盗这一职业而谋取生计,而他们在劫持船舶取得赎金后也很少进行残酷的杀戮行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些海盗中的一部分也属于国际法上的难民,而《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一些国际章程和公约也明确提出了对难民的保护和尊重难民人权。安理会通过的第1851号决议将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范围从海上扩展到了陆地,这项决议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打击海盗行为提供了更为具体且必要的依据但范围的扩大也可能造成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滥用联合国该项授权,为了其目的在索马里国内借打击海盗之名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从而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无疑与该决议更为有效的打击海盗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所以笔者认为联合国也应当就该决议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确定滥用该项授权造成额外灾难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并在必要时可以加重该一国际责任。

刑法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与社会秩序的安宁；用之不当，危害个人合法权益与社会秩序安宁，因此，对于刑法的可能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刑法是规范和惩罚人们的犯罪行为，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人的强制性和惩罚性最为明显，因此刑法的制定，刑法的施行，刑罚的实施都无时无刻的需要从“人”出发，刑法只有体现人道主义原则，才能真正的发挥刑法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人的个体价值也得到体现和保障。

一、什么是人道

何谓人道？人道一词经常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领域的一种思想，与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一起，是反对封建专制、刑法封闭、刑罚滥用的一种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西方法治世界才逐渐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进入文明、人道和宽和的法治世界。当今社会人权意识觉醒、人道尊严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刑法人道主义也成为一种主流的刑法观念。从古至今，从中至外，法律思想家们从各自不同角度诠释人道主义，却始终未有定论。人道主义也逐渐发展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来说，人道是基于人是最高价值的博爱行为，是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而善待一切人、爱一切人、把任何人都当人看待的行为。就其狭义来说，人道是视人本身的完善为最高价值而使人成为或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的行为，简言之，就是“使人成为人”的行为。今日的“人道”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人道主义概念中“人道”，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道德原则，是与兽道、非人道相对应的。刑法的人道性立足于人性，出于良知而表出仁爱与宽容，刑法的制定和实施都与人道的思想相符合，把任何人当作人看待，包括犯罪人等。

二、近代刑法之人道主义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主义原则是人道主义在刑法中的体现。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刑法中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罪行法定主义作为近代刑法基本原则的诞生，使刑法规范公正透明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人们可以根据刑法规范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而使刑法不再是贵族阶级所垄断和任意化。每个人犯罪，刑法给予与其犯罪罪行相适应的刑罚，使每个人在其行为前可以预知，防止贵族阶级滥用刑罚，防止不定期刑，防止刑罚的不公正不透明。

贝卡里亚，刑事古典学派主要理论者，秉承古典自然法思想，提出罪行法定的原则第一人。贝卡里亚认为，公民的自由权分出一部分形成国家惩罚权。惩罚权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公民的自由受到私人的侵犯，同时，它又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如果刑法超过了保护集体公共利益这一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基于此，贝卡里亚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任何贵族和官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杜攥罪名和任施刑罚，防止罪行擅断，防止侵犯公民的权利。第二，代表社会的君主制定普遍的法律，而由司法机关对犯罪做出裁判。第三，即便严酷的刑法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和预防犯罪，也应断然禁止酷刑。贝卡里亚这里的三点都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从保护人权出发，从法律上尤其是从刑法上规定犯罪与刑罚，防止封建贵族杜纂罪名和滥施刑罚，使刑罚明确而宽缓。费尔巴哈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本性，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犯罪能够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快乐。在此趋利避害的基础上，提出了费氏的“心理强制说”。为了起到心理强制作用，他认为“刑罚必须是国家用法律规定的根据的该法律科处的善恶”。由此引出三个原则：第一，无法律则无刑罚；第二，无犯罪则无刑罚；第三，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并把罪刑法定主义写入刑法典，由此成为近现代刑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