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范文10篇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艾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国家和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基本观点进行了考察和探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有限的、确定的意义上可以容纳人道主义的合理思想，但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

[关键词]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发端于卢卡奇、柯尔施，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流。这种思潮在发展中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如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产生背景与思想内涵虽然不尽一致，但却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种认识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应该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有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但这种思潮也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曲解和误解。对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摘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之谜”在经过三次大的论争后，仍然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马克思一生在价值观上都认同人道主义，但是在历史观上对待人道主义却存在着一个“断裂”。在明晰马克思终生关切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础上，面对当前对马克思哲学解读的种种误读，应当提出“马克思立场”解读模式。

关键词马克思；人道主义；价值取向

近年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出现了“西马化”的解读模式以及“生存论”、“日常生活世界批判”、“文化哲学”等诸多的研究路径。其中有一条明确的逻辑，即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直至人性复归的历史，并把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就限定在批判异化现象，呼唤人性复归。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思潮在当下的凸现，是值得认可的。但只限于价值观层面的认可，绝不是在历史观上抹杀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界限。

一、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学界论争

人道主义一直以来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禁区”，少有学者正面指认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我们对人道主义采取的方式是全盘否定，其主要理由是限于历史观来理解人道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原则性对立或不可调和性。这样也就否认了人道主义在另一个方面，即在价值观上，马克思对于人道主义的承接，进而甚至出现了违反马克思应有的立场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现象。同样，在哲学史上，也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想替代唯物史观的种种思潮。

首先，20世纪早期，以卢卡奇、柯尔施为首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卢卡奇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现象是“物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理论创见，文中对于“物化”的使用竟然与10年以后才得以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观”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其中卢卡奇还没有把异化与物化严格区别开来，没有也不可能揭示造成异化的根源，这就给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对于人类历史之谜作了人道主义的阐释，试图在历史观上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人道主义思想。这不仅被后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利用，而且以此为起点，逐一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强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的挖掘呈现了多种路径，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莱辛的“性革命”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扬弃直至人性复归的历史。把马克思的实践问题再回归到哲学问题，自然也就回到了早年马克思对哲学“肯定时期”，即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对于“类本质哲学”的认可，这样唯物史观被人道主义掩盖，高呼人道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自觉反省并脱离苏联的列宁主义强大意识形态震慑时，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审视理论、发展理论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指认了解读马克思文本的一条宝贵路径。

人道主义干预回顾

同时，有关为保护人类目的而进行干预的辩论不会消失，只要人类犯错的本质存在，国际社会的争斗和国家的衰败不断发生，干预就会存在。9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一些干预事件中，争论已趋缓和，如1990年的利比里亚、1991年的北伊拉克、1994年的海地、1997年的塞拉里昂和1999年的东帝汶事件。但是在1993年的索马里、1994年的卢旺达和1995年的波斯尼亚，联合国采取的行动被广泛认为太无力、太不及时、缺乏智谋、实施无力等。在1999年北约干预科索沃事件中，安理会分歧非常明显，在没有联合国授权，单方面宣布行动而且未经讨论的情况下，盟军发动战争的手段引起了焦虑。

关于大屠杀、饥荒、强奸和种族清洗报告的出现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在安理会、政治中心和媒体中又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应该作些什么?这个时候的国际社会必须有明确答案。没有什么事件比国家防止恐怖事件的无能对人人拥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这一共同理想产生更大的伤害。在新世纪不应该再出现卢旺达。

如果国际社会对这种挑战作出反应，整个讨论必须从头开始。这个事件必须重新安排，成为不是有关干预权的讨论，而是保护的责任。不得不承认，全体成员国在保护其国民方面都有这种责任，但是当这种责任被放弃或不能履行时，则必须由国际社会来执行。

作为责任的主权

采用这种术语有助于使政治讨论保持清醒，了解事件的真相。从“干预”到“保护”的改变，能够远离“人道主义干预”的说法。后一术语涉及到人道主义救助组织，他们非常憎恨将人道主义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另外，说“保护责任”而不是“干预权利”还有其他三个优点，第一，它从需要帮助者，而不是从考虑干预者的观点来评估这些事件。第二，这种提法表明首要责任与国家息息相关，只有国家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责任或自己就是犯罪者时，应由国际社会代它履行保护责任。第三，“保护责任”涉及的不仅是“反应的责任”，还有防止和重建的责任。在传统人道主义干预的讨论中，这些多方位的概念大多受到忽视。把它提上中心日程，有助于使反应的概念本身更受欢迎。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发端于卢卡奇、柯尔施，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流。这种思潮在发展中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如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产生背景与思想内涵虽然不尽一致，但却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种认识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应该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有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但这种思潮也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曲解和误解。对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抬头，并逐步汇成一股汹涌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肆意冲击下，人的生命可以任意践踏，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不值一提，人在意识形态狂热下不过是一种工具。一个所谓的文明世界为何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人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才能得到一种切实的保障?这些问题很自然地成为一切进步思想家和理论家，当然也包括生活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去应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霍克海默尔在《独裁国家》中、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都综合运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分析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原因，并用人道主义哲学对抗崇尚强权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推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到了50年代，新的冲击又进一步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一个冲击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其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披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将现实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非人道方面突现了出来。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解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内心世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和无可估量的。西方的左翼人士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打量苏联这片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国土，西方国家组织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了党。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大地震”后，马尔库塞出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发表了《辩证理性批判》、弗洛姆写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作了颇为独到的分析。特别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他提出了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更推动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另一个冲击则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人形成的新“异化”压力。商品经济在自身发展的新阶段中，已表现得不再只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还成为一种把所有消费者转化成为实现自身无度增长的工具；它不仅满足着人们的各种欲望，而且还在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欲望；它在提供人们更多“余暇时间”的同时，却前所未有地使人更加奔忙、更加紧张。正是这种使人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商品经济悖论的存在，激起了关心着人类解放和命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新的思考。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一书，揭示了当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实现了社会一体化、失去其内在否定性而只剩下维护现在制度肯定性的单面社会，分析了哲学的历史制约性以及单面社会中的人的解放问题。哈贝马斯在《科学与技术即意识形态》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这些论著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都有着这方面的思考。

人道主义干涉对于我们而言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19世纪就频频出现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二十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借此机会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帜到处肆意横行，那么人道主义干涉是什么?按照我国学者的通说，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得到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相威胁。人道主义包括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和集体人道主义干涉。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一国或数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单方面诉诸武力以补救另一国的人权状况。目前，国际社会中所发生的主要是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如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干涉，1979年德国干涉中非共和国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起典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战争，2003年美国又冠以人道主义干涉的理由对伊拉克进行了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这两次战争只是冷战结束以来典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其他的比较小的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人们所讨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单边人道主义干涉上。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经过联合国授权同意对具有非人道的、不能保障基本人权的状况进行的干涉。一般来说，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下，国际社会对某一特定国家进行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本文后面所探讨的主要是指单边人道主义干涉。

一、习惯法上的人道主义

干涉一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当代各国的国际法学者对此更是各执一词，看法很不相同。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自19世纪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就反复出现，人道主义干涉早已经是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大多安多依靠美国学者方廷尼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方廷尼的这篇文章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总的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英美学者，如奥本海(Oppenheim)、亨利．惠顿(HenryWheaton)、劳伦斯(Lawrence)、穆尔(Moore)、吴尔玺(J．D．Woolsey)等等。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者则对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习惯法持不同意见。如Beyerlin写道:“由于少数学者以严格的不干涉原则为依据，坚决否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因此，近代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已经明显地确定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论。”

“尽管有许多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但是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就能发现仅仅只有几个案例能证明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如1860－1861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干涉。”有的学者更直接指出:“从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叙利亚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笔者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并未成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所谓国际习惯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国际习惯一般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各国有重复类似的行为，二是被各国普遍承认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这个两个方面分析来看，人道主义干涉都不能成为国际习惯。首先，尽管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很早就已经开始出现，但那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那些仅仅只是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的大国别有用心的计谋而已，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屈指可数。

其次，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并非是各国的重复的行为，因为无论是哪一起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件，都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干涉，所以人道主义干涉最多只能算是大国中重复发生的类似的行为。最后，人道主义干涉从来就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口口声声叫嚣着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也只是那些曾对别国进行干涉过或欲对别国进行干涉的一些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否认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一点来说，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习惯也是行不通的。就连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家法的一部分。”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仍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说人道主义干涉至今为止仍未毫无怀疑的被各国普遍承认的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要从国际习惯这个角度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条约法上的人道主义

摘要：有的国际法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另外一些国际法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即使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曾经是习惯国际法，它也已经在20世纪被国际法确定为非法。但是，由于20世纪的国际法对于解决发生于国家内部的严重人道主义问题没有给出积极的规范，因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在国际法学界依然争论不休。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极易被强权国家所利用，不应当使其合法化；而发生在国家内部的严重人道主义问题又需要采取必要的人道主义行动。因此，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法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正确的方向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安理会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程序制度。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

自1999年3月下旬北约在科索沃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并把这一军事行动称为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符合国际法或者是否应当合法化，成为国际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实，即使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人道主义干涉也从来不是一个冷却了的话题，科索沃战争只是使这个话题变得更热而已。1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干涉

比较权威的国际法辞书给人道主义干涉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由于另一个国家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从而对该国使用武力。”[1]（P399）这个定义包含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同时具备的四个要素：

（一）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使用武力进行干涉，不包括经济、外交和舆论的干涉。

摘要：新时期我国人道主义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人道主义的层次性、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等问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人道主义的成分但不是人道主义的观点。在人道主义层次的问题上，主要有“一个层次论”、“两个层次论”、“三个层次论”的观点。在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上，主要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原则；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世界观、价值观、道德原则的统一；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交集”关系等的观点。

关键词：人道主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关系

一、新时期我国人道主义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1］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道主义研究热潮随之兴起，人道主义热潮在此时出现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1.反思的需要。“”中，、“”一伙把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1］“”结束后，“反思”成为一股热潮，而“”的所作所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因而在思想领域清算“”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歪曲就不可避免。

2.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我国理论界活跃起来，开始探讨和争论以前不敢涉足的问题，人道主义的全国大讨论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人道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条件。

冷战结束后，以相互威慑保持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两极体系分崩瓦解。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国际局势在整体缓和的情况下，局部冲突不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纷纷祭起人道主义干涉的大旗。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政治评论家讨论和争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治层面。本文拟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这一理论进行剖析;并结合国际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在不同时期国际法中的表现和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类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后者是一种狭义的人道主义干涉，它是由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旨在中止或预防大规模地、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经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本文主要针对后者加以阐述。

二、“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法发展史上的演变历程

(一)“人道主义干涉”在早期国际法学说中的反映根据国际法的权威学者西奥多·默柔(Theod-orMeron)近年来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会以前的一些国际法著作表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权利在格老休斯(Hu即Grotius)之前就已形成。”川(丹，一”)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一巧46)指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川圣·托马司·阿奎那司(St.ThomasA明inas)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国君主有权基于宗教的利害关系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后者虐待它的臣民超出了似乎可以能够接受的程度。”

后来，他的这一学说演变为援助另一国人民反对专政统治是合法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主要是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是基于自然法的宗教干涉保护基督教徒。

[内容摘要]“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是，《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摘要】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主要伦理原则，在经济理性冲动泛化的现状下，表现出流于口头或“虚化”的态势。找回医学人道主义的崇高，伦理共同体的认识和建构，是新境遇下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基点。

【关键词】医学人道主义；经济理性冲动；伦理共同体；基点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07SK242）

Thenewbasisofthemedicalhumanitarian

YouWubing

EconomicalandManagementDepatment,Anhui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College,HefeiAnhui23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