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代范文10篇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安陵镇政府向大会报告五年来的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

安陵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是全镇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五年，是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五年，是改期开放实现突破性民进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产的五年。全镇人民在县委、县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快发展为主题，积极推进小康建设，努力构建和谐安陵，全镇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扎实管干，促进了全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民展。

经济运行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五年来，我们按照巩固一产、提高二产、发展三产的工作思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全镇经济快速发展，2006年，全镇生产总值达到5.2亿元，比2002年增长58%；财政收完成344万元，比2002年增长46%；税收收入完成128万元，比2002年增长39%；固定资产投资4800万元，比2002年增长78%；农民人均纯收入正4316元，比2002年增长60%；综合考核位次连年前移。

各位代表、同志们：

今天，我们迎来了乡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隆重召开。在此，我代表乡党委、人大、政府，向来自全乡各条战线的代表以及亲临会议指导的各位领导、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各位代表，明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为推动我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关键之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时刻把握“抓住机遇、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创新工作、促进发展”的大局，按照“特色种植立乡，规模养殖强乡，劳务开发富乡、环境整治靓乡”的发展思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团结拼搏、扎实工作的重要的一年，为了开好头，起好步。因此，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并审议政府和人大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明确今后的目标任务，动员全乡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开拓创新、搞好灾后重建，为我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同时补选出新乡长。

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加快全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发展机遇与现实困难同在。全乡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发扬“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继光精神和“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长安精神，敢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乡人民开拓创新、勇往直前，不断更新观念，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本，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各位代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大会所进行的每一项议程都是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相信我们每一位代表都会从大局出发，充分发扬民主作风，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各位代表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务!

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今年初，为完善劳动教养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另据统计，2003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来自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2004年这一数字变为420名，占全体人大代表的十分之一以上。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有6件代表议案建议尽快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林琳：实行近五十年法律依据不充分，劳教制度遭质疑，http：///legal/2006-02/20/content_4202428.htm，2006年02月20日，来源，工人日报。）

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反右这一特殊时期，现今的依据是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至今为止，实施了近50年。人民代表的呼声终于引起了立法高层的注意，用以取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新的“矫治措施”即将出台，如果这个“立法规划”能促成现行劳教制度的废止，则是将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报道此事的媒体评价它“对于处理轻微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固然不错。但是它在发挥这些作用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因此，这是一项极其腐朽的制度。

先来看所谓“处理轻微违法行为”的作用。如果是处理轻微违法行为，当用轻微的处罚措施，那么劳动教养是否是轻微的呢？劳动教养，是对那些不够刑事处罚或不需要刑事处罚且具有劳动能力的违法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名为“教养”，但因其完全剥夺人身自由、在劳教场所内强制关押，与刑罚措施在惩罚的严厉性上无异。其期限是1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可以长达4年。在内容上它与在监狱服刑并无差别，其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剥夺的程度和期限，甚至比刑罚中的管制（3个月以上2年以下，只需监外执行）、拘役（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短期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3年以下）还要严厉。用这样的手段处理轻微违法行为，实为酷刑，违背了刑法和行政处罚法中的比例原则，严重侵犯人权。

另外，劳动教养在实体依据上也为宪法法律所不容。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宪法性文件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并不存在真正的“法律”渊源，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从性质上来说属于部门行政规章，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规章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而且劳动教养也不是《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的处罚种类。劳动教养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它在处理违法上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践踏法治、违背宪法的消极作用。

再来看所谓“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来看，公安机关是事实上的审批机关，同时劳动教养的调查和申请者，在公安机关与被劳教人员之间，缺乏一个居中裁判者，不需法院裁判，不需检察监督，当事人没有提出回避和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公安机关便可通过内部报批程序就可以将被劳教人员送往劳教所。因此，劳动教养程序违背了公开、中立、独立的正当程序要求，还可能滋生公安机关在劳教决定过程中的腐败。

国家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与责任这当然不错，但是，国家在维护秩序的同时要时刻警惕其使用的手段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以公民权利为代价的秩序，其背后则是人民的忍受和牺牲。一个社会从来都不是以这样的秩序为目的的，否则，某些黑社会的“绿林规则”也可在一定的意义上“维护社会秩序”，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违背正当程序要求的所谓秩序，人民是不需要的，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也是不能容忍的。

各位代表、同志们：

今天，我们迎来了乡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隆重召开。在此，我代表乡党委、人大、政府，向来自全乡各条战线的代表以及亲临会议指导的各位领导、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各位代表，明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为推动我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关键之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对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时刻把握“抓住机遇、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创新工作、促进发展”的大局，按照“特色种植立乡，规模养殖强乡，劳务开发富乡、环境整治靓乡”的发展思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团结拼搏、扎实工作的重要的一年，为了开好头，起好步。因此，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并审议政府和人大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明确今后的目标任务，动员全乡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开拓创新、搞好灾后重建，为我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同时补选出新乡长。

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加快全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发展机遇与现实困难同在。全乡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发扬“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继光精神和“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长安精神，敢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乡人民开拓创新、勇往直前，不断更新观念，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本，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各位代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大会所进行的每一项议程都是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相信我们每一位代表都会从大局出发，充分发扬民主作风，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各位代表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务!

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现在，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从今年开始，我们步入了“十二五”发展的新时期，县人民政府制定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请各位代表连同《政府工作报告》一并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十一五”时期工作回顾

过去的五年，是我县经历重大挑战和严峻考验的五年，也是全县上下团结奋进、铸就辉煌的五年。五年来，在中共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紧扣试验区“三大主题”，以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以“抓机遇、扩内需、打基础、保增长”为首要任务，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煤电工业发展为工作重点，以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为根本目的，以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和项目带动为强大动力，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团结拼搏，知难而进，战胜了百年不遇的雪凝、干旱等自然灾害，克服了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71.3亿元，为2005年的2.15倍，年均增长16.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0.9亿元，年均增长6.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8.5亿元，年均增长15.6%；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1.9亿元，年均增长26.9%，三次产业比重为15.3：54：30.7。财政总收入实现12.0999亿元，为2005年的2.9倍，年均增长23.51%，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实现7.61亿元，为2005年的5.1倍，年均增长38.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6亿元，为2005年的3.3倍，年均增长26.9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3.3亿元，为2005年的1.8倍，年均增长12.1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3829元，为2005年的2.1倍，年均增长15.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160元，为2005年的1.67倍，年均增长10.8%，全面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

（二）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年粮食总产量达27.28万吨。全面实施“4个30万亩”农业产业化工程，五年来共完成茶叶种植10.32万亩,荣获“中国高山生态有机茶之乡”称号；种植蔬菜145.6万亩，种植特色经果林9.8万亩,种植牧草10.1万亩；完成农村沼气池建设1.88万口。畜牧养殖业平稳发展，年全县大牲畜存栏11.97万头（匹）、生猪存栏26.19万头，羊存栏4.6万只，肉类总产量2.91万吨，比“十五”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五年来，完成石漠化治理8.37万亩，植树造林22.04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05年的34.21%提高到现在的40.2%，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扶贫工作成绩显著，贫困人口从2005年的24.34万人下降到年的17.01万人，净减少7.33万人。

（三）工业经济持续健康运行，县域经济发展后劲显著增强。五年来，全县相继建成了一批大中型煤矿，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县域经济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8.86亿元，年均增长18.23%；煤炭产量达858万吨，年均增长11.1%；发电量达115.7亿千瓦时；水泥产量达8.8万吨。启动了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年产15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年实现招商引资签约项目21个，签约资金40.9亿元，到位资金19.68亿元；近三年来累计实现招商引资签约项目42个，签约资金71.64亿元，累计到位资金39.67亿元，年均增长54%。

制度移植已成为现代制度构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种最为经济、高效的法律构建方法。在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移植他国法律制度为本国法律构建服务的实例大量存在。因此，过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跨地域的制度移植，研究的是本土环境以及既有的内生制度如何“耦合”的问题。但是，本课题拟把制度移植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制度借鉴与引入，以代履行制度为解析对象，将民事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与其进行比较分析，证实这样的制度移植存在的可能性，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和阐明行政代履行制度的本质，以及提出符合移植本意的制度设计模式。

一、从代履行制度看民事法律制度在行政法中的借鉴

完整的行政法体系与概念产生于近代，但并不意味行政法作为近代法律部门，完全生长于西方宪政改革之后。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法律部门的分割，而着眼于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那就会发现，不少行政法律制度都脱胎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民法或者刑法制度。

（一）民事法律制度中的第三人代为履行

查士丁尼所著《法学总论》(又译《法学阶梯》)最早对债务的承诺与债务的承担作了直观的描述，可以说是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渊源。因此，早在古罗马时期，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已初具雏形，及至现代，各国已纷纷设立该项制度。《意大利民法典》第1268条规定：“如果债务人委任了一名新的债务人，由其向债权人承担债务，但是，原债务人并未被解除债务，除非债权人明确表示解除他的债务。”该条第二款又规定：“但是，如果接受第三人债务履行的债权人没有要求新债务人履行债务，则不得向原债务人提出请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10条规定：“当事人方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履行，除非另有协议，或除非为保证另一方的根本利益，需要原始许诺人亲自履行或控制合同所规定的行为。当事人即便委托他人代为履行，也不能解除自己的履行义务或违约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68条规定：“契约当事人之一方，约定由第三人对于他方为给付者，于第三人不为给付时，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第311条第一款规定：“如债权人对第三人为清偿履行行为，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受领的，发生受领迟延的法律效力。”此外，《法国民法典》第1236条、《德国民法典》第267条、《日本民法典》第267条均对第三人代为履行作了规定。

我国民事立法在合同法出台前,尚无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的专门规定。但是实践证明，绝对禁止第三人履行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对合同权利人而言，债权人订立合同之目的主要是实现债权，如第三人代为履行能实现其目的的，自无禁止之必要；对合同义务人而言,亦不利于债务人努力弥补自身履行不能的客观事实或者视市场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亲自履行合同。现《合同法》第65条中明文确定了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由该条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第三人代为履行，是指第三人依照合同当事人约定由其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其法律特征如下：第一，第三人既非缔约当事人，也非合同当事人，无需参与合同的订立或在该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只需第三人单方表示其愿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与债务人达成代替其清偿债务的协议即可产生效力。第二，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对第三人不具有拘束力，第三人可以同意履行，也可以拒绝履行。故在此意义上讲，第三人仅为履行主体而非义务主体，对于合同的债权人而言，他只能将第三人作为债务履行的辅助人而不能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对待，当第三人拒绝履行时，由合同债务人负责履行。第三，第三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不承担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违约责任。但是，如果第三人的不适当履行出于恶意，给债权人造成财产损害或者人身伤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责任。而且，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四，合同中第三人代为履行条款对债权人具有拘束力，即第三人一旦同意履行，视为债务人的履行，债权人不得拒绝。

摘要:中国现行民事法规中关于第三人代为清偿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第三人代为清偿理论,但与我国台湾地区、外国的立法,尤其是与我国现实的需要相比,差距颇大。主要对我国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进行梳理及界定,指出目前我国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最后采取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提出几点立法建议,以期突破目前司法实践的困境,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关键词:代为清偿;法定代位;任意代位

1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的概述

(1)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的渊源。

代为清偿制度,古已有之。罗马法上,清偿一般是债务人,但这不是必须的,任何一个第三人均可代替债务人清偿,只要他有履行能力和使债务人摆脱债务的清偿意图。第三人甚至可以不经债务人同意乃至不顾其禁止而代为清偿。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法理论的发达,各国立法、学说、判例更是普遍地承认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并使之日益完善。《法国民法典》第1236条规定:“债务得由任何利害关系人清偿,例如共同债务人或保证人。”同条还规定:“债务亦得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清偿”。《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也分别确认了连带债务人、保证人、物上保证人及其他第三人的代为清偿。代为清偿制度在美国称之为义务代行,在英国则叫替代履行。而在我国,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最为相似的法条只有《民法通则》87条、第89条,《合同法》第65条。但这些法条都没有明确地规定了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2)第三人代为清偿的构成要件。

[摘要]：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代签名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另一种是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合同订立后，被保险人对别人代其签名的行为不予认可，则合同效力不能存续。如按无效合同处理，则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保险法》第55条应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效力所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业务员代客户签名，将严重危及到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对于代签名现象，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规范业务员的展业行为；另一方面应完善《保险法》的相关内容，健全法律规范，以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合同法；保险法；代签名问题；无效合同；抗辩权

近期，在人身保险合同的签单过程中，因业务员违规操作所产生的代签名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此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已引起管理层、保险公司和客户的共同关注。日前，保监会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防止和避免这种现象的再度发生。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这种问题认真清理，完善手续。代签名现象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与客户签定的这类保险单的合同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由此极易造成保险公司与客户在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产生争议，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所谓代签名，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签单时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另一种情况是签单时业务员自己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这两种情况虽有一定差别，却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法律后果：由于被保险人未在投保单上签名认可，故而这种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存在瑕疵，因此其效力是不确定的，从而给保险合同的履行埋下隐患。合同各方的权力与义务能否得到正常履行，将取决于被保险人在签单后是否认可该合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的现象在目前的保险实务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业务员和投保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保险合同在法律上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所致。这种情况，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险公司来讲，由于在实务操作中是通过其人进行签单的，因而对代签名情况往往无从知晓。从民法的角度讲，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属于一种民事行为，这种由投保人在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签名行为，须经被保险人事后追认方能有效。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依据合同成立后的效力分为四类：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消的合同和效力待定的合同。显然，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这类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它的法律归属将取决于被保险人事后是否予以追认。如果被保险人事后认可，并出具书面文件。则合同当然有效；如果被保险人事后拒绝追认，并否认其知情，那么该合同的效力显然难以存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5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险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声称其不知情，不予追认，视为无效合同。作为规范保险合同行为的特别法，《保险法》本身并未对其第55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如何处分作出规定。并且，自《保险法》颁布实施至今，也未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出台。这样，对于事前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签名，事后被保险人也不予追认的人身保险合同如何处分，便出现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果依据规范合同行为的一般法-《合同法》的规定，将此作为无效合同进行处分，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新《合同法》中并未将因无权行为产生，事后被保险人又拒绝追认的合同界定为无效合同。该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里，在被人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如果人有能力，愿意履行合同，而合同另一方也同意的话，合同就可以有效。反之，如果合同不能转化为人与合同另一方之间的合同，则应由人承担订约责任。在这一点上，《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因无权而产生，事后被人又不予追认的合同是否界定为无效合同这一问题上，《合同法》与《保险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再者，《合同法》所称的无效合同因其违反法律法规、目的非法、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一开始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双方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不须经当事人提出，国家司法机关即可认定其无效，不存在经谁认可后有效的问题。如果将《保险法》所称的无效合同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于法理上欠妥。其次，在事实上，作为保险人一方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事实。在投保人如期交纳保险费后，便会按照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为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则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赔付。这里，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均会按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问题在于，当合同已经在事实上履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以其未签名，也未授权别人签名为由，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话，那么，合同效力自然不能存续。如果按《保险法》第55条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之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显然有失公允。《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按照这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将收取的保险费全部退还给投保人，因而，由合同被认定无效所导致的这一结果显然对保险公司不公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保险事故，而保险人又知道了被保险人未签名这一事实，在此种情形之下，作为客户一方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不会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若此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拒绝赔付。这里，如果依据《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主张就当然成立。这一结果，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律的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和公正，《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其本身的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简单地按这一条规定将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的人身保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可能会在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产生出新的不公平。因此，《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不应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法理上，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在实务处理上，对于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和授权的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不予认可，则应当按照《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2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不难看出，解除合同与认定合同无效的区别之处在于，对合同效力的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解除合同，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投保人未经授权代被保险人签名这一行为的性质来讲，这种效力待定的合同，在被保险人未置可否以前，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无权主张合同无效；被保险人事后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应当予以解除。

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现象的产生主要出于这样一种情况：业务员在签单后回公司交单时，因投保单内容填写有误而进不了单。于是只能重新填写一份并代客户在投保单上签名。这种情形同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一样，保险公司同样是难以觉察的。然而，这种由业务员代客户签名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产生的争议和纠纷较前一种情形更为复杂和严重。其一，由业务员重新填写并代客户签名的合同，投保人在收到正式保单后，可能会发现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所签。由于人身保险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当合同已经履行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会以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他们所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全额退费。从法律的角度看，投保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因为不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名与否，投保人都以其自愿交纳首期保险费及续期保险费的行为，而从事实上认可了保险合同。《合同法》第3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被保险人对于其签名行为的否认，由于业务员私下掉换投保单的行为，从而使得认定被保险人是否曾签名认可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并且，由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并不履行实际义务，因而也无法从事实上证明被保险人有认可保险合同的行为。由于被保险人对合同效力的异议，合同效力难以存续，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应按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情形处理。如果仅仅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投保单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这种争议还不是很难解决，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要复杂、严重得多。其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单可能严重危及到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如果投保人在签单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便不是故意的，只要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然而，由于经业务员更换后的投保单上的签名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本人所签，因此，如果投保人否认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声称在其签名的投保单上已真实的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的抗辩权将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样，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正当权利将可能得不到保护，这必将会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

[摘要]：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代签名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另一种是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合同订立后，被保险人对别人代其签名的行为不予认可，则合同效力不能存续。如按无效合同处理，则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保险法》第55条应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效力所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业务员代客户签名，将严重危及到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对于代签名现象，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规范业务员的展业行为；另一方面应完善《保险法》的相关内容，健全法律规范，以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合同法；保险法；代签名问题；无效合同；抗辩权

近期，在人身保险合同的签单过程中，因业务员违规操作所产生的代签名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此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已引起管理层、保险公司和客户的共同关注。日前，保监会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防止和避免这种现象的再度发生。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这种问题认真清理，完善手续。代签名现象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与客户签定的这类保险单的合同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由此极易造成保险公司与客户在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产生争议，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所谓代签名，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签单时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另一种情况是签单时业务员自己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这两种情况虽有一定差别，却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法律后果：由于被保险人未在投保单上签名认可，故而这种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存在瑕疵，因此其效力是不确定的，从而给保险合同的履行埋下隐患。合同各方的权力与义务能否得到正常履行，将取决于被保险人在签单后是否认可该合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的现象在目前的保险实务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业务员和投保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保险合同在法律上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所致。这种情况，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险公司来讲，由于在实务操作中是通过其人进行签单的，因而对代签名情况往往无从知晓。从民法的角度讲，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属于一种民事行为，这种由投保人在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签名行为，须经被保险人事后追认方能有效。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依据合同成立后的效力分为四类：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消的合同和效力待定的合同。显然，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这类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它的法律归属将取决于被保险人事后是否予以追认。如果被保险人事后认可，并出具书面文件。则合同当然有效；如果被保险人事后拒绝追认，并否认其知情，那么该合同的效力显然难以存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5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险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声称其不知情，不予追认，视为无效合同。作为规范保险合同行为的特别法，《保险法》本身并未对其第55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如何处分作出规定。并且，自《保险法》颁布实施至今，也未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出台。这样，对于事前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签名，事后被保险人也不予追认的人身保险合同如何处分，便出现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果依据规范合同行为的一般法-《合同法》的规定，将此作为无效合同进行处分，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新《合同法》中并未将因无权行为产生，事后被保险人又拒绝追认的合同界定为无效合同。该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里，在被人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如果人有能力，愿意履行合同，而合同另一方也同意的话，合同就可以有效。反之，如果合同不能转化为人与合同另一方之间的合同，则应由人承担订约责任。在这一点上，《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因无权而产生，事后被人又不予追认的合同是否界定为无效合同这一问题上，《合同法》与《保险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再者，《合同法》所称的无效合同因其违反法律法规、目的非法、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一开始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双方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不须经当事人提出，国家司法机关即可认定其无效，不存在经谁认可后有效的问题。如果将《保险法》所称的无效合同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于法理上欠妥。其次，在事实上，作为保险人一方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事实。在投保人如期交纳保险费后，便会按照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为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则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赔付。这里，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均会按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问题在于，当合同已经在事实上履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以其未签名，也未授权别人签名为由，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话，那么，合同效力自然不能存续。如果按《保险法》第55条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之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显然有失公允。《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按照这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将收取的保险费全部退还给投保人，因而，由合同被认定无效所导致的这一结果显然对保险公司不公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保险事故，而保险人又知道了被保险人未签名这一事实，在此种情形之下，作为客户一方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不会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若此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拒绝赔付。这里，如果依据《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主张就当然成立。这一结果，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律的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和公正，《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其本身的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简单地按这一条规定将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的人身保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可能会在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产生出新的不公平。因此，《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不应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法理上，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在实务处理上，对于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和授权的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不予认可，则应当按照《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2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不难看出，解除合同与认定合同无效的区别之处在于，对合同效力的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解除合同，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投保人未经授权代被保险人签名这一行为的性质来讲，这种效力待定的合同，在被保险人未置可否以前，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无权主张合同无效；被保险人事后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应当予以解除。

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现象的产生主要出于这样一种情况：业务员在签单后回公司交单时，因投保单内容填写有误而进不了单。于是只能重新填写一份并代客户在投保单上签名。这种情形同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一样，保险公司同样是难以觉察的。然而，这种由业务员代客户签名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产生的争议和纠纷较前一种情形更为复杂和严重。其一，由业务员重新填写并代客户签名的合同，投保人在收到正式保单后，可能会发现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所签。由于人身保险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当合同已经履行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会以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他们所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全额退费。从法律的角度看，投保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因为不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名与否，投保人都以其自愿交纳首期保险费及续期保险费的行为，而从事实上认可了保险合同。《合同法》第3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被保险人对于其签名行为的否认，由于业务员私下掉换投保单的行为，从而使得认定被保险人是否曾签名认可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并且，由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并不履行实际义务，因而也无法从事实上证明被保险人有认可保险合同的行为。由于被保险人对合同效力的异议，合同效力难以存续，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应按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情形处理。如果仅仅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投保单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这种争议还不是很难解决，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要复杂、严重得多。其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单可能严重危及到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如果投保人在签单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便不是故意的，只要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然而，由于经业务员更换后的投保单上的签名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本人所签，因此，如果投保人否认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声称在其签名的投保单上已真实的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的抗辩权将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样，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正当权利将可能得不到保护，这必将会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

一、代驾的概述

对于代驾行为，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定义，从文字上来理解，是指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出于某种原因不宜继续驾驶机动车，而与代驾人或代驾组织达成协议，要求将自己及车辆安全送达目的地，后由车辆所有人或使用人支付一定费用的行为。代驾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它的产生一方面便利了人们的出行，降低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岗位。在代驾行为中，代驾人与被代驾人之间，完全是一种出于其自身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上亦可被称作是合同，签订方不同，合同的性质也不尽相同。

二、代驾的主要形式

根据被代驾人是否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可把代驾行为分为无偿代驾与有偿代驾。不同的法律关系，使得代驾双方在代驾行为中的义务和责任也不相同。

1.无偿代驾一般是出于机动车驾驶人与代驾人的关系，二者存在亲情、朋友、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代驾人不以收取报酬为目的。无偿代驾可以看做是代驾人临时为他人提供劳务的行为，将被代驾人安全送达目的地即可，没有强制性的义务与责任，只需要尽到法定义务。

2.有偿代驾在社会中经常可以见到，大多数私人及组织都是以代驾服务为目的，收取劳务报酬后将被代驾人送达。目前主要分为三种代驾服务：个人提供的代驾、代驾公司派遣员工的服务及酒楼为顾客提供的酒后代驾。（1）个人有偿代驾在私人代驾中，双方主体都是独立行为人，对于二者之间的合同性质，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委托合同，一种是雇佣合同。大多数的看法，个人有偿代驾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事先经过口头或书面协议达成一致，由代驾人代为驾驶，到达目的地后由被代驾人支付一定报酬，其法律关系实质是一种雇佣合同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相对的时间内，接受雇主的要求并完成，以此获得报酬的行为。代驾人依照被代驾人的要求，驾驶被代驾人的车辆，在规定的时间、线路内来完成劳力输出。若是代驾人在代驾行为中，疏忽大意致使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害，被代驾人应与代驾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由被代驾人先行对第三人损害进行赔偿的，有权要求代驾人补偿其损失。在整个代驾过程中，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并且以被代驾人的意思为主导，完全符合雇佣合同的性质。若视为委托合同，受托人依委托人指示处理事务，其产生的结果，直接由委托人来承担。代驾人以自己的身份来驾驶机动车，在主体地位上具有相应的独立性。按照委托合同的性质，如果因代驾人的过失致使第三人人身财产受损，被代驾人应当承担赔偿一定的责任，这样就违背了被代驾人订立合同的目的。（2）代驾公司的有偿代驾代驾公司提供的代驾服务，是被代驾人通过与代驾公司订立合同，支付报酬后，由代驾公司派遣公司员工来履行合同内容。被代驾人与代驾人之间并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代驾人的行为是一种公司派遣行为。被代驾人与代驾公司订立的合同，大多数认为是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按照与定做人约定的标准和要求来履行合同；定做人的主要目标是取得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合同的双方不存在支配从属关系，承揽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履行合同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合同相对于委托合同显著的差别在于承揽人在整个过程中以自身的名义完成工作，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人一般是以受托人的名义。在代驾过程中，代驾公司接受被代驾人申请，公司派遣员工来履行合同代为驾驶机动车，看似符合委托合同的处理他人事务的目标，但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委托合同。（3）酒店提供的代驾服酒店代驾服务的对象具有特殊性，主要是指在酒店消费的顾客。被代驾人与酒店之间是存在消费关系，所以无论代驾服务是否需要支付一定费用，都应该认为是餐饮消费的延伸，被代驾人应该享受酒店提供的消费服务内容之一。在消费合同中，消费者支付费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后，经营者有义务保障消费者后续的相关服务。酒店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与代驾公司签订协议，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免费代驾服务。酒店提供的一种无偿性服务，被代驾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决定是否需要接受代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