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范文10篇

摘要：本文提出了区域性供水的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和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统两种模式及其区别与联系，提出了主要几类城镇需水量的预测方法，对区域性供水的形成和管理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文中结合成都市实施区域性供水工程的实践，论证了区域性供水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管理模式的社会经济价值。

关键词：区域性供水供水模式

1、问题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初，在城市供水水源的调研基础上，于1982年2月四川省给水排水情报网年会期间，第一次提出重力流供水的方案，在研究重力流供水的范围过程中我们引伸出区域性供水的思路，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和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统模式的区别、联系及其实用价值。

2、区域性供水的模式

区域性供水系统的主要特征是不仅为中心城市供水，还同时向作为城市、场镇及广大农村集居点供水，按照水源水系、地理环境特征或一定的行政区划确定供水区域，供水面积小至数十平方公里，大至数千平方公里。它把一个区域内的若干个净水厂及其配套企业联合为一体，统一开发、分配水资源，水费的收取办法又因输配水距离及高差而有所差异的新型网络供水系统。我们认为，区域性供水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和区域性集中供水的模式。

建设大市场发展大商贸

努力打造区域性商贸中心

近两年来，××区围绕商贸中心的定位，充分发挥核心城区优势，突出文峰特色，建设大市场，发展大商贸，搞活大流通，辖区商业档次明显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贸中心的框架已基本形成。截止目前，全区商业网点达到个，营业面积达到万平方米，大商场、大超市、大市场达到个，商户发展到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多户。今年元至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万元，商贸税收对财政的贡献率达到了％以上。我们的做法主要是：

一、明确定位，大力推进“商贸富区”战略。××区是传统的商贸大区，特别是区划调整后，市委、市政府对我区的定位是政治、商贸和文化中心，这对文峰区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区委、区政府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以市行政中心东移为切入点，以东区建设为契机，提出了建设“充满经济活力、富有文化特色、人居环境优良、社会秩序稳定”的新型核心城区的总目标，组织实施“农业稳区、工业强区、商贸富区、科教兴区”四大战略，把发展商贸作为了振兴文峰经济的长期战略之一。在城区发展定位上，形成了“建设商贸中心”的共识，在实施“商贸富区”的发展战略上，确立了“抓市场、抓招商、抓环境”的工作思路。在空间布局上，在老城区，依托文峰商业步行街、丹尼斯购物广场、北关拱辰广场等大型商场，着力培育核心商圈；在行政东区，围绕商务中心建设，突出沿路发展的产业布局，增强服务功能，打造一批设施先进的大酒店、大超市、连锁店、专卖店，以商业的发展带动酒店业、娱乐业、信息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培育商贸新区；在城区南部，规划建设大型物流园区，积极培育发展规模大、档次高、功能全的现代化综合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通过－年的努力，构筑以大商场、大超市、连锁超市、专业街、专卖店为主线，以综合性市场、专业性市场、现代物流园区为基础，以集贸市场、中小商场、社区超市、便利店、连锁经营店为网络的大商贸格局，努力形成辐射豫北地区的家具、建材、五金、粮油、肉禽蛋奶、瓜果蔬菜等物资的重要集散中心。

二、搭建平台，加快商贸市场建设步伐。近年来，我区紧紧抓住旧城改造和东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商业设施建设，为商贸业的快速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一是打造大十字核心商业区。狠抓了文峰中路及商业步行街的管理，努力提升北大街商业街的品位，服务好唐子巷精品商业街、夏绿地城市广场、供销社商贸一条街的建设，引资多万元对明珠商厦进行了装修改造，建成了豫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郝氏名酒城。以文峰中路、文峰商业步行街、北大街商业步行街、唐子巷商业街为主体，丹尼斯、亚细亚、拱辰广场、银基商贸城等为支撑的核心商业区日益繁荣，集人气，聚财气，现代商贸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为商贸业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积极推进大市场、大商场、大超市建设。今年以来，我们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兴建了兴达汽贸大市场、美特好超市、华丰农贸市场、家多福超市等大型批零市场，加快了龙兴汽配市场、文兰市庄蔬菜果品批发市场的规划建设步伐，为发展商贸提供了空间。目前，辖区建成和在建的营业面积超万米的大型商业设施达到了个。三是规划建设现代物流园区。结合市整体规划，依托京珠高速、京广铁路、国道和在建的东外环、南外环、安林高速、高宝公路，规划了中华路、宝莲寺两个物流园，鼓励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配送、流通加工等物流企业进行整合重组，积极争取大型物流企业落户我区，总投资亿元的金桥物流广场已达成了入驻园区的意向。市运输总公司正对宝莲寺物流园项目进行考察，意向建设占地亩的物流基地。同时，加紧推进宝莲寺工业区和高庄工业区的建设，引导城区企业腾地换业、退二进三。四是努力提升城区管理品位。我们树立“城市管理也是生产力”的理念，下功夫搞好城市管理，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改造提升北大街商业档次，对店外经营及占道经营进行彻底治理，清理店外经营及占道经营商户多户，拆除违章建筑处平方米，投资多万元，铺设了花岗岩路面，完善配套措施，街容街貌焕然一新，把一个昔日脏乱差、群众怨声载道的老商街，改造成了靓丽的不夜步行街；开展声势浩大的街区整治活动，把文峰中路及四环作为重点，共拆除违章建筑和有碍观瞻建筑万平方米，清理不规范牌匾、广告个，粉刷、清洗、整修墙面万平方米，亮化商业门店多处，打造了“一路两街”三大品牌；大力整治规范市场环境，集中治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取缔摊群点，退路经营，划行归市，共清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规范治理农贸市场，有效改善了全区市场环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招商引资，打造商贸中心品牌。我区以招商引资为主线，提高商业档次，打造商贸特色，有效改变了辖区商业品牌少、规模小的格局，为建设区域性商贸中心打下了基础。一是大招商。实行全员招商。出台了《关于实行招商引资工作目标责任制的意见》和《考核办法》，把招商引资目标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实行抵押金制度，对部门和乡镇、办事处进行绩效考评，奖惩挂钩。各乡镇、办事处、区直部门拿出三分之一的力量招商引资跑项目，建立了全员招商的长效工作机制。二是招大商。建立招商项目库，对在谈和在建重点项目，由名县级领导牵头，跟踪服务，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提供政策咨询，帮助办理各种手续。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经常过问重点项目，并深入到施工现场询问进度，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促使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见效。在得知市重点工程金桥物流广场因土地、规划等问题有意投资我区，区主要领导亲自包项目，亲自参与项目的洽谈，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客商关注的征地等问题。今年以来，一批影响大、带动能力强的项目相继落户我区，拱辰广场、兴达汽贸城、华丰农贸市场等大市场、大商场、大超市先后投入运营，夏绿地城市广场、新天地娱乐中心、龙兴汽配市场等一批投资超千万的大型商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同时签订了两家物流企业意向合同。三是招名商。运用网上招商、委托招商、招商等手段，实行企业招商、组团招商、以商招商，发挥温州商会的作用，引进了世界强之一的肯德基连锁店；在丹尼斯追加投资扩建的基础上，又达成了投资万建设丹尼斯东区店的意向；夏绿地广场项目正在与国内大型连锁企业上海世纪联华洽谈，力争年内签约；香港宜美佳女子百货正在紧锣密鼓筹建中。一批国内外知名商业连锁企业入驻文峰，对我区商贸业态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截至月份，全区共引进商业项目个，合同利用区外资金万元、域外资金万元、境外资金万美元，实际到位分别达到万元、万元和万美元。

1农业保险差异性需求特征分析

风险因素是引发风险事件致使风险损失的条件。现代农业风险因素表现出错综复杂性，既包括风险的有形因素，如自然风险因素、市场风险因素和技术风险因素等，又包括风险的无形因素，如道德风险因素和社会风险因素等。农业风险因素是决定农业保险需求特征的直接原因，然而从现代农业的产业组织与管理角度来看，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区域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决定农业保险差异性需求特征的内在原因。

1．1农业生产结构与农业风险因素的系统性及客观性

农业生产结构优化要求合理安排各部门间的比重关系，并在农业生产资源有效利用条件下建立一个高效、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因此，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实质就是农业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1］。广义农业生产结构包括种植业、牧业、林业和渔业四大门类。种植业也被称为狭义的农业，这是由种植业的基础地位和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因此，种植业生产结构的优化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关键。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种植业的农业总产值构成从2000年的55．7%降至2012年的52.5%，但其绝对数仍从13873．6亿元增加至46940．5亿元。这与政府的民生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致的［2］。再从各类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与直接经济损失来看，旱灾、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风雹灾害、低温冷冻和雪灾仍然是影响农作物生产的主要风险事件，以2010年为例，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5339．9亿元，占全年农业生产总值的7．7%［3］。因此，农业生产结构优化致使农业风险因素表现出:(1)系统性特征。优化种植业结构要求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市场需求变化，及时安排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各生产项目之间的比重，以保证农产品市场供求的动态平衡，势必会受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种植业结构优化不但要求增加农产品产量，而且要求通过灌溉技术、播种技术、施肥技术及农业机械化作业等改进品种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势必会受科学技术副作用和使用不当等技术风险因素的影响。(2)客观性特征。由种植业生产的特点及农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种植业结构优化必定会遭受农业自然风险因素的影响。实践证明，通过有效地实施农业保险供给能够规避具有系统性与客观性特征的农业生产风险因素，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因此，农业保险需求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结构性需求。

1．2农业生产区域化与农业风险因素的伴生性及同步性

1981年编制的《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根据农业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差异与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地域特点将全国划分为9个一级农业区，并根据农业生产发展方向和建设途径进一步划分为38个二级农业区。根据农业区划划分，在东部，淮河秦岭以北的北方地区，是各种旱粮作物的主产区;淮河秦岭以南的南方地区，是水稻以及亚热带、热带经济作物主产区。在西部，祁连山以北的甘新地区与祁连山以南的青藏高原地区是以放牧业为主的地区［4］。因此，农业生产区域化致使农业风险因素表现出:(1)伴生性特征。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与农业风险因素是相伴而生的，如松嫩－三江平原农业区，平原辽阔，水土资源丰富，采用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向，是东北主要的农业基地，然而由于灌溉与防洪设施落后，土壤具有沼泽化和盐渍化特征，水土出现流失现象，且春季易干旱、风沙严重;内蒙的北部牧区发展方向是建立一个稳定、优质、高产的现代化畜牧业基地，但由于白灾黑灾频繁，牧业生产极不稳定。(2)同步性特征。农业生产区域化要求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与活劳动，采用先进技术与措施，进行精耕细作，实现农业集约化，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农业生产区域化也要求农业生产规模适度扩大，降低平均成本，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农业生产区域化与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农业风险因素具有同步性特征。实践证明，通过有效地实施农业保险供给能够规避具有伴生性与同步性特征的农业生产风险，促进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因此，农业保险需求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区域性需求。

为了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按时完成中组部提出的“两有”目标，全面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实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全覆盖、规范化”的目标要求，现就建立非公有制企业行业性、区域性党总支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非公有制企业行业性、区域性党总支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相比，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非公有制企业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党员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实现和保持党组织全覆盖的难度很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由于没有场所、经费和时间，党员教育和党组织活动不够正常。这些都迫切要求各级党组织转变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覆盖面，增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建立非公有制企业行业性、区域性党总支，既可以帮助所在行业或区域内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做好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和发展党员工作，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又可以通过建强党总支来带动支部工作的规范化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建立非公有制企业行业性、区域性党总支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着眼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保证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以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增强党建工作有效性为主要目的，通过调整党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转变工作方式，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全覆盖的格局，通过整合行业内、区域内与党建工作相关的各类资源，使每个行业性、区域性党总支做到设施齐全、资源共享、服务高效、管理科学，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建立非公有制企业行业性、区域性党总支应重点把握的几个环节

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组织、推动和实施者，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不断完善设置模式，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我们宁波市在开展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积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条件下“两新”组织迅猛发展的新趋势，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目标要求，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探索实施了区域性党建工作新模式，成片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从而使全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也为和谐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层基础，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1区域性党建模式，突破了单位建党模式的条框制约，有利于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的全覆盖，更好地担负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织领导职能

长期以来，我们党实行的是一种被称为“计划全控型”的社会结构方式，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党依靠执政权力将社会成员纳入到各种行政单位之中，同时将党的组织系统落实到每一个单位，对社会成员实施有力的影响，即以具体单位为单元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建党模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出现了脱离行政机构的“两新”组织，这使党的垂直型、行政化、单位式的组织体系出现了“空白点”，党的工作出现了“盲点”，一定程度上将制约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基于这一情况，我们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组织建设”和“有利于实现‘两个全覆盖’”的原则，顺应经济区域化、人才集聚化的趋势，制订出台了《关于推进区域性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

在实践中，我们依托社区、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商务楼宇、大型商贸区、专业市场、行业协会或专业团体、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建立区域性基层党组织，改变传统的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单位建党”模式，注重横向联合，以区域为主体，把区域内所有“两新”组织纳入建党范畴。在一个区域内统一考虑基层组织设置、党员培养发展和教育管理工作，统筹开展党组织活动，从而较好地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全覆盖，使基层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谐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者。如，在奉化西坞街道依托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小区——力邦村,建立力邦村党总支，对周边企业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统一管理，工作涵盖周边企业3000多名外来员工，将党的组织和工作渗透到了区域内各个企业，创造了社会、企业、员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海曙、江东两个中心城区针对区域内楼宇经济迅猛发展的实际，积极探索楼宇党建工作，有力地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对“两新”组织的渗透力，走出了一条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路子。

2区域性党建模式，克服了非公有制党建对企业主的过分依赖，有利于基层党组织站在工作制高点，更好地发挥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职能

传统的“单位建党”模式，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实践中，受企业主制肘较大，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常常会处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两难境地，企业党组织在协调企业、职工、社会三方利益关系，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促进企业、社会和谐发展上难有作为。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还由于在活动经费、活动场地等方面过分依赖企业主的支持，甚至出现组织依附、角色迷乱、职能错位的现象，从而使党组织在党员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面临挑战，基层党组织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组织实施者的作用得不到充分体现。而区域性党建模式，作为对传统“单位建党”模式的拓展，党建的对象不仅仅是单个企业，而是把区域内的所有单位作为一个党建整体，推进组织建设，开展组织工作，从而克服了非公有制党建对某个具体企业主过分依赖的弊端，使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品格更加独立，工作更加自主，有利于基层党组织登上工作制高点；赋予了基层党组织在更大范围内协调经济社会关系的职能，更加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发挥好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职能。

摘要：物流服务其最主要服务内容就是满足客户的相关需求进而开展的物流活动，物流的服务营销具有自己的服务特性，如服务系统化，模式的智能化。当前，很多区域性物流企业在服务营销过程中其宣传的力度不充足，手段也存在相对单一陈旧的种种问题，所以需要企业积极的进行改革创新。本文对区域性物流企业服务营销创新做出了以下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区域性；物流企业；服务营销；创新

一、区域性物流企业的特征及服务营销的意义

区域性物流企业最基本的特征即是针对区域经济实体提供更加专业的专项物流服务。当前，物流服务内容主要是仓储运输以及库存的管理等业务，不像是大规模的物流企业提供综合集成性相对强的物流服务。区域性物流企业的营销策略相对传统，同时对自身的服务行业性质的服务主题表达不充分，所以区域性物流企业的营销策略必须要向服务营销方面转变。区域性物流企业的服务营销主要是集中在服务产品的营销以及客户服务的营销上，服务的核心宗旨就在于市场客户的满意忠诚度，进一步的提升物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加高效的成长。服务营销和传统产品营销特征区别就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无任何表现形式的营销服务，让客户感受不到企业服务的效果及质量，所以区域性物流企业在服务营销的过程中需要加大服务设施配置，品牌的标识，服务人员的工作服，营业场所的统一装饰等设立，同时需要融入到服务营销的管理当中。二是加强物流客户的参与度，由于物流企业服务性质不同，所以需要物流企业在实施物流服务营销的同时，还需引导客户参与其中，以此来实现服务消费的和谐共存。三是物流服务当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特征能够使得物流企业只需要在服务营销过程中提供规范的服务就能取得很高的客户满意度，但是要求物流企业必须针对市场需求来进行细分，并且基于此来进行差异化服务内容的制定。以当前区域性物流企业营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服务营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能进一步的提升企业的效益和质量以及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物流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区域性物流企业的营销策略需要从传统产品营销转变为服务营销。

二、区域性物流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手段单一陈旧。当前，区域性物流的多数企业营销模式依然是以宣传单的发放为主要宣传手段，或者是在营业网点进行广告牌的设立等，但是这一系列宣传仍然仅仅只是面向的企业，对于客户群体的服务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联系。同时，营销宣传的科学以及系统性非常的欠缺，活动完成以后，后续的跟进以及营销环节中的相关配合工作都没有做到，因此这也是宣传成效不高的主要原因。当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交易的范围也有效的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同时也提升了工作效率与发展水平，进而企业的运行模式也将得到进一步的革新。电子商务对物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如商流电子化的适应，服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以及速度和效率的提升等等。然而当前区域物流企业的服务营销还需要考虑诸多的问题，如何实现营销手段与电子商务之间的有效对接，进而满足电子商务企业的高要求，进一步的在市场上占据一定的竞争力等。（二）宣传力度不足。区域性物流企业对物流之间的联系非常的重视，而将宣传给忽视了，因此在对客户群体进行宣传的力度上相对缺乏。而当前对于客户群体而言物流企业的认知还仅仅只是建立在网购的基础上，所以物流企业若不能将宣传的力度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旦失去，物流企业的业务量也会大大消减，甚至会危及到物流企业的生存发展。（三）营销理念落后。以往的区域物流企业营销仅仅只是简单的货物运输，待货物送到以后营销也就全部完成。但当前时代下的区域物流企业服务营销的过程更加的系统化，服务营销工作会更深入的扩展到订单的处理，配送，物流的咨询，代收款以及结算等等。同时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影响着后续客户的服务选择。所以服务的水平绝对着营销的价值。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的风险和难度不断增大区域性金融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我国金融改革新的突破点，也是区域发展模式的一种全新探索，具有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全国金融改革探路的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将政府因素作为金融制度形成的内生因素，尝试分析了区域性金融改革制度变迁的动因、路径以及企业、政府和金融制度之间的变迁与选择过程，为区域性金融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区域性金融改革；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已持续了三十多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通过恢复专业银行、打破单一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建立浮动汇率制度、外资金融机构获得准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建立分行业监管体系、资本市场股权分置等一系列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由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封闭型金融向开放型金融的转变。实践证明，这种全局性、强制的、“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方式极大释放了经济的增长活力，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调，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凸显出来。虽然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在加深，但与其他领域相比，金融改革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环节，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诸多问题，如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不足、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民间金融发展受限、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等，这些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结构发展和调整的“短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加快探索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模式和新途径，避免走大的弯路，区域性金融改革成为了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的另一个新的突破点。从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十几个区域性金融改革试验，有金融综合改革型试验区，如珠三角、福建泉州、云南广西、山东青岛等；有国内自贸区型试验区，如上海、福建、广东等；有综合配套改革型试验区，如天津滨海新区、深圳、义乌、沈阳、长株潭等；有自主改革型试验区，如山东、宁波、吉林等；有特殊领域改革型试验区；如浙江丽水、湖北武汉、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等。与全国性金融改革是“中央制定政策，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方式不同，我国区域性金融改革是为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解决地方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由地方推进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模式。推动区域金融改革不仅是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区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自身动力带动整体金融改革向前发展。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将政府因素作为金融制度形成的内生因素，尝试分析区域性金融改革的理论依据。

二、区域性金融改革的制度变迁动因

对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是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内容。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利益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只要这种“潜在利润”存在，就表明金融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因此，金融制度变迁实质上就是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造成的后果是国有金融长期处于垄断地位，金融资源配置总体效率低下。杨瑞龙（1998）的研究表明，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享比例既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依赖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且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说明地方政府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效率提升作用。虽然我国区域性金融改革初始目标不同，有的是着力解决地方金融存在的问题，如温州是为了解决温州民间资金“两多两难”的供求矛盾；有的是发挥地方金融发达优势，先试先行，如珠三角金融改革是为了创新金融发展方式和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有的是着力点是促进金融对外开放，如云南广西金融改革是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和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这些区域性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政府和企业的潜在利润最大化。这些区域性金融改革采用的是“试验推广”的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金融发展，还具有极大的示范性和较强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地区起到借鉴作用，实现促进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目的。（二）现行金融体制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林毅夫（1989）认为由于某种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其中某个特定制度的变迁，可能会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变动需求。即某种新的制度的出现一般会使得相关的制度发生相同方向上的变迁，或是具有某种配套性质的变迁。从建国以来的金融制度理论探讨6变迁看，金融制度一直依赖于经济制度变迁，在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选择方面存在着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模仿”，这使金融制度变迁始终滞后于整体经济制度的变迁。如1978年以前是非完全意义的金融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1978年至1997年是计划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1998年以后是转轨中的金融体制与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爱德华•肖（1998）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制约关系。由于金融体制的落后和缺乏效率，约束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而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改革造成的影响可能很大，中央政府很难下决心，因此通过区域性金融改革，从小范围开始，允许创新，允许“试错”，及时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三）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金融进一步自由化，出现了与之相应的金融全球化趋势。金融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和地区开放金融业务，放松金融管制，使资本在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能够自由流动，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虽然我国金融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依然面临开放程度不高的问题，限制了外资的流入，也使国内资金错过了国外投资的良机。而不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制和监管体制，就盲目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通过区域性、局部试验，选择适合中国特色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渐进地、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变我国金融短板、实现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

区域性金融中心比较分析

1．沈阳———区域资源集聚程度较高。在银行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沈阳共有银行营业网点1100个，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8254．2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394．9亿元，同比增长12．7%;本外币贷款余额6068．4亿元，同比增长17．4%。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11005．7亿元，现金支出10657．9亿元，货币净回笼347．9亿元，同比增长18．9%。此外，作为区域票据中心，沈阳全年实现票据交易量超过东北地区交易总量的2/3。在证券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沈阳共有证券营业机构74家，全年证券交易总额11915．6亿元，同比下降7．1%。其中，股票交易额11373．9亿元，同比下降3．0%;基金交易金额133．5亿元，同比增长40．6%。在保险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沈阳共有保险机构网点250个，全年实现保费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32．4%。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37．7亿元，同比增长35．5%;人身险保费收入108．5亿元，同比增长32．2%。全年支付各类保险赔款总额32．9亿元，同比下降17．7%，其中，财产险赔付金额16．2亿元，同比下降1．7%;人身险赔付金额15．6亿元，同比下降31．2%。①2．武汉———金融市场基础相对发达。在银行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武汉共有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32家，其中，外资银行4家;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0930．7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093．71亿元。此外，武汉还拥有全国起步最早、融资量最大的同业资金拆借市场。在证券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湖北全省证券交易总额同比增长3．6%;期货交易总额同比增长184．8%，并拥有5个品种的10个期货交割库;全年境内股票市场融资217．8亿元，其中，IPO募集资金68．6亿元，通过增发募集资金149．2亿元，创业板融资10亿元;全年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375亿元，中期票据124亿元。在保险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武汉保险机构全年实现保费收入164．49亿元，同比增长34.0%，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40．54亿元，同比增长39．0%;人身险保费收入123．95亿元，同比增长32．0%。全年支付各类保险赔款总额29．49亿元，同比下降2．6%，其中，财产险赔付金额14.89亿元，同比下降5．7%;人身险赔付金额14．60亿元，同比下降1．0%。3．西安———省内资源集聚程度较高。在银行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西安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044．15亿元，同比增长16．5%;本外币贷款余额6591．73亿元，同比增长19．0%。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10880.23亿元，同比增长19．3%;现金支出10610．74亿元，同比增长20．0%;货币净回笼296．48亿元，同比下降3．3%。在证券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陕西省证券交易总额12105．51亿元，其中，股票交易额11909．24亿元，基金交易额47．47亿元，债券交易额8.75亿元;西安市拥有境内上市公司28家，总股本184．38亿股，总市值2718．74亿元。在保险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陕西省共有保险机构432家，其中，财产险178家，人身险254家，保险中介机构95家。全年实现保费收入158.01亿元，同比增长29．4%，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33．86亿元，同比增长30．7%;人身险保费收入124．14亿元，同比增长29．0%。全年支付各类保险赔款总额27．03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财产险赔付金额14．10亿元，同比增长11．8%;人身险赔付金额12．93亿元，同比增长3．1%。4．重庆———金融资源增长速度较快。在银行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重庆共有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34家，其中，外资银行8家;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3613．97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839．66亿元，同比增长19．0%;本外币贷款余额10999．87亿元，同比增长24．2%。此外，重庆还设有租赁公司3家，担保公司132家，小额贷款公司95家，村镇银行12家。在证券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重庆共有设立分支机构的证券公司23家，证券营业机构111家;全市拥有境内上市公司34家，总股本230．14亿股，股票总市值2645．00亿元，全年通过发行配售股票、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共筹集资金168．70亿元。在保险业方面，截至2010年末，重庆共有设立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33家，其中，保险公司总部3个，保险从业人员8．8万人。全年实现保费收入321亿元，同比增长31．2%，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65．96亿元，同比增长40．2%;人身险保费收入255．12亿元，增长27．8%。全年支付各类保险赔款总额62．10亿元，同比增长9．7%。

1．沈阳———具备成为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潜力。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沈阳不仅具有较显著的区位优势，而且经济基础较雄厚，具备成为东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潜力。2005年8月，辽宁省政府提出要将沈阳建设成为东北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同时，根据国家对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要求，到2015年，沈阳将基本建立起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规范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较为完备的金融司法保障体系和覆盖全域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完成核心区———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国际化、生态化建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和东北亚提供金融服务。到2020年，沈阳将全面建立起符合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的全新金融生态体制和机制，金融生态综合评价水平跃居全国金融生态最优地区行列，成为金融市场发达、行政行为规范、法制环境优良、诚信体系健全、基础设施先进和体制机制合理的国家级金融生态示范区，成为在国内及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武汉———具备中部区域金融中心的潜能。武汉是我国中部区域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金融资源集聚地，金融业发展历史悠久。2008年9月，国务院在《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提出，要把湖北建设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则是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湖北省政府在《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也提出，要将武汉建设成为立足湖北、带动中部、面向全国、联系世界的金融中心。目前，武汉已将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目标定位为:依靠武汉作为中部地区交通通讯枢纽和经济中心等基本条件，利用现有的金融发展实力，在扩大金融机构发展的基础上，完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使武汉成为华中区域的金融中心。3．西安———设想打造西部区域金融中心。2006年，西安正式提出“打造中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2008年，陕西省政府进一步明确提出“以构建西部重要金融中心为目标，建设浐灞金融商务区”的发展部署。2010年1月，西安将浐灞金融商务区命名为西安金融商务区，并于同年9月成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根据陕西省政府的战略部署，西安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建立以陕西为基地，辐射甘肃、青海、新疆和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发挥金融中心的带动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建立以西北为核心区，辐射黄河上中游、欧亚大陆经济的延伸地带、东部与西部的连接地带，进而辐射整个西部的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的区域金融中心。在此基础上，西安将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任务具体落实为“一个中心、四个高地、五个基本建成”，即建成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信息高地、金融创新高地、金融产业高地和金融配套服务高地;建成金融组织体系、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现代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金融监管安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4．重庆———规划实施长江上游金融中心。2006年，重庆正式提出“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根据《重庆市金融中心建设“十二五”专项规划》，重庆将着力推动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创新，发展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建设金融要素市场体系，打造内陆金融结算中心，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辐射力，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建成以产业发展和投融资活动为基础的结算型区域性金融中心框架体系。到2015年，重庆金融业增加值将占到全市生产总值的10%左右;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数量超过200家;股权投资类企业等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超过400家、力争达到700家;上市公司达到100家左右;金融要素市场年成交量超过4000亿元，金融结算量达到2500亿美元。

1．沈阳———竞争对手较为强大。有利条件: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都先后做出了大力发展金融产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并谋求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相对于上述其他城市，沈阳具有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经济基础和先发优势。2011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更明确提出要将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建设成为国家优化金融生态综合试验区和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可见，将沈阳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面临挑战:大连将是沈阳最主要的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竞争者。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和港口，大连经济金融基础也较好，不仅拥有东北地区唯一的证券期货类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同时还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外包服务基地。2．武汉———辐射力度有待提升。有利条件: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经济基础较为雄厚。2008年9月和2010年3月，《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和《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先后获得国家批准。武汉“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这将有利于产业资本集聚的加快和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从而推进武汉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步伐。面临挑战:虽然武汉金融市场和机构比较发达，但外资金融机构相对较少，利用外资水平依然较低。同时，武汉周边虽然有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和黄石等城市，但与上海和深圳的城市群相比，其城市化和现代化程度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将对武汉发展区域金融、提升金融辐射力形成制约。3．西安———外部资源有待加大引入。有利条件:西安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资源聚集地，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相对周边城市具有明显的区域金融发展优势。同时，西安也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国家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将有力地推动外部生产要素向西安的集聚，促进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迅速发展。面临挑战:目前，在西安设立分支机构的各类金融机构数量较国内其他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少，西安的金融总部也较少，缺乏向周边金融辐射的载体和能力。同时，西安企业直接融资服务体系尚不健全，信用信息资源尚未实现整合和共享，中介机构经营还不够规范，尤其是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滞后。此外，西安周边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健全。这些因素都将对西安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制约。4．重庆———集聚和辐射功能有待提高。有利条件: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拥有良好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也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这些都使其具备了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贯彻实施和成渝经济区的建立，重庆将承接大量的东部产业转移，并获得更多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全国性金融中心的辐射，这些因素都将大大加快其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面临挑战: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就是对区域经济的集聚和辐射。而目前，重庆金融机构总部较少，区域辐射能力相对有限;同时，长江上游地区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这将长期影响重庆金融资源的集聚和辐射效应的发挥。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沈阳和武汉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它们分别作为我国东北和中部的中心城市，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经济和金融基础较好，具有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天然优势。同时，它们也都存在着一些相似的不足，如缺乏区域性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总部较少、外资金融机构不足等。重庆和西安均地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虽然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条件，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它们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并不显著，经济发展状况、金融市场发展也都较沈阳和武汉相对落后，在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道路上还将有更长的路要走。通过对上述四个城市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国家应对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协调，以避免出现过度竞争。就一个大国金融中心的布局而言，理想的状态是拥有若干区域金融中心，但是这些区域之间的地理位置要相距较远，以确保金融聚集和辐射效应不交叉。目前，我国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中，部分城市距离较近，有的甚至同处一省，这就可能导致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的城市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进行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这不仅会导致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地域相近，彼此辐射区域重叠，金融中心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也导致金融资源浪费。第二，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不能仅倚重争取政策，更需要依赖产业基础的持续增强。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有自然渐进和政府推进两种模式。前者需要的时间较长，后者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无论哪种模式产生的金融中心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依赖所在城市和区域的强大经济实力，政策的推进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子。目前，我国各地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大多采用的是政府推进模式，这个模式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也符合我国各地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各地在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依赖于政府扶持政策的倾向，而政府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效率的降低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过度重视金融行业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对实体经济的忽略，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金融中心建设正处于上升阶段，全国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未来我国将形成国际性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中心以及地区性金融中心并存的局面。因此，有关城市在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竞争中都应采取“既要竞争，更要合作”的策略，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适宜的功能发展定位，以避免出现无序竞争而导致资源浪费。

摘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关键是重振重工业传统优势，同时培育接续产业。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及重工业投资需求规模巨大，因而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财税政策支持。本文认为，我国应实行宏观与区域有别的财税政策，即总体上实施稳健的财税政策，而区域上选择性地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决定将《人民调解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立法机关对此立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坚持科学立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充分听取各部门、专家学者和基层的意见、建议，深入地调查研究，对此法作了修改完善。2010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调解法让人民调解这支“东方之花”更加绚烂夺目。2010年3月3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开发区人民法院揭牌成立，她是武汉市第一家由市司法行政系统与法院系统联合设立的区域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她的成立标志着武汉市“三调联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她是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一次有益探索。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武汉市司法局法制培训和调解办公室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共同发起，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武汉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2009年以来，武汉市司法局法制培训和调解办公室就如何构建区域性大调解机制进行的积极探索，在对武汉市区域性大调解工作的发展变化以及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维稳防范力量构成等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大调解工作推进的战略举措，科学整合大调解力量，调整大调解实验区域，优化大调解机制，开辟了在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区域性调解组织的新途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运行，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市委书记杨松、市委政法委书记胡绪昆对我市大调解工作的实践与创新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求进一步研究和推进。作为人民调解基础上再提升的矛盾调解机制，大调解机制在社会转型多发社会矛盾特定环境之下应运而生，区域性调解机制更是司法行政系统在参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一项实践和探索。笔者依据区域性调解机制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摸索，以及对武汉市部分城区、武汉城市圈、孝感市、云贵等地区的区域性调解机制的调研，仅就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提出一点思考与启示。

一、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在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也呈现出动态性、关联性、聚合性的新特征。对此，只有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才能有效地把握社会矛盾纠纷大的走势，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大调解作为“三大建设”之首，成为司法行政系统当前的重要任务。大调解以排查、发现、化解、疏导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为目标，促进整体平安社会的创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区域性调解机制的构建，适逢新的机遇，面临新的挑战。

(二)构建区域性调解机制是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