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效应范文10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万亿元、12.7万亿元、12.6万亿元和5.4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摘要：本文探讨了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所组成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摘要：本文探讨了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所组成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主要研究货币政策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即货币政策冲击在异质性国家或地区的传导及对真实经济活动的影响，属于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ofOptimalCur－rencyArea)的研究范畴。最早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学者是Scott(1955)，虽其研究的本意不在此，但他的研究引申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蒙代尔(1961)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一理论为本世纪初欧洲货币联盟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框架来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元区和美国。如Taylor、Dornbusch等探讨了单一货币政策在欧盟各成员国内执行效果上的差异，Gerald和DeFina则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骆玉鼎等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认定当前的中国不是优货币区，因此，货币政策应适当区域化。还有一些学者，或从区域间经济差异性出发，如耿同劲采用经济计量学方法，如宋旺和钟正生等，证明了统一的货币政策效果确实存在区域性差异，货币政策有实行区域化的必要。而孙天琦则认为货币政策不可轻言区域化，但是部分内容可以探索差别化。

二、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密切相关。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三大渠道分别是利率、信贷和汇率。由于目前我国利率非完全市场化，汇率改革时间不长。因此，本文仅研究信贷渠道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信贷渠道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过程可表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利率↓(↑)→企业净现金流和资产价格↑(↓)→企业净价值↑(↓)→银行贷款数量↑(↓)→投资↑(↓)→产出↑(↓)。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过程可表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量)↑(↓)→(金融机构的可贷款数量↑（↓)→信贷规模↑(↓)→投资↑(↓)→产出↑(↓)。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影响了市场利率，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因此，该渠道起作用类似于利率渠道，基于与前文同样的理由，本文将不予探讨。

根据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路线，本文选取的变量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信贷规模L、固定资产投资I和产出Y(即国内生产总值GDP)。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0－2006年各省市相应变量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一、引言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是指不同地区面对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时，在反应程度和时滞上的差异。统一货币政策在执行效果上产生地区性差别，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密不可分。理论认为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三大渠道分别是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在利率的敏感性方面，Luigi等人指出不同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产出的比例不同，比例越高的国家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就越高。在银行信贷渠道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Kashyap和Stein发现，银行体系主要由小银行组成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执行的银行信贷传导效果更强于主要由大银行组成的国家。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于则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各地区企业信贷可得性的不同影响导致了各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宋旺和钟正生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二、模型建立和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6月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对大陆31个省份划分为8个区域。变量的选择如下：

选取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

选取人均真实GDP作为区域产出指标。原因在于真实GDP是测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

所谓利率投资效应是指利率变动对投资作用的效应,或者说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无论是脉冲响应中投资变量对利率冲击的响应和累积响应,还是方差分解中利率对投资变量的贡献率,都可以得出我国利率投资效应在东、中、西、东北部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一结论。根据利率投资效应作用机理,该效应在现实经济社会中的表现有三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产业构成因素,也就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例情况,不同产业对资金需求有着很大差别,其对利率的敏感性也不相同;二是企业性质因素,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于融资成本的反应是有差别的;三是金融格局因素,不同的金融格局决定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它具体包括银行结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结构。

一、产业组成结构

我国产业组成结构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从我国各区域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在该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看,第一产业在西部地区占比最高,中部其次,东北部第三,东部地区最低;第二产业占比情况刚好相反,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其中中部和西部第二产业在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于50%。

从产业组成结构的另一方面主导产业状况来看,我国东西部情况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相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一般把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的产业视为主导产业。我国东部地区的主导工业状况与西部有着明显的不同。西部的主导产业类型偏向于基础性的产业,特别是能源、冶金和化工产业,其特征是对资源的高度依赖。东部的主导工业类型则更为丰富,偏向于各类装备制造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小。

在分析区域产业组成结构差异是否是利率投资效应区域差异产生原因之一时,必须先明确不同的产业其利率投资效应的表现情况是否不同,对这一问题,可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研究利率投资效应在三次产业间是否存在差异。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金融机构短期农业贷款余额”作为第一产业投资情况的考察变量,以“金融机构短期工业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短期建筑业贷款余额”的加总来考察第二产业的投资情况,以“金融机构短期商业贷款余额”代表第三产业的投资情况。选取1983-200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为剔除价格影响,将这三组数据除以1983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得到实际贷款额的时间序列变量,记为第一产业RL01,第二产业RL02,第三产业RL03。为避免波动,将这些数据进行对数调整,将对数变换后的时间序列变量记为第一产业LNRL01,第二产业LNRL02,第三产业LNRL03。选取与前文相同的“实际贷款利率”作为利率变量,记为RR,形成利率的时间序列变量。

本文将每个省级区域看成是一个DMU,借助DEAP2.1软件包,运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求得各省级区域1998)2010年期间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和各构成部分的变化情况(表1),并将Malmquist全要素生产力指数(TFP)分解为科技进步指数(TP)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TE)和规模效率指数(SC)即,TFP=TP@TE,TE=PTE@SC。从表1可见,在研究期内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在1998)1999年、2000)2001年、2009)2010年3个时间段大于1,其余大多数时间段小于1且波动较大,年均增长-2.94%,其变化是科技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12年来一直在原有的基础上徘徊,年均下降0.60%,而技术进步指数却年均下降2.26%。这说明技术进步指数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贡献较大,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不明显。与此同时,科技进步的增长率为负值并不是指科技退步,而是指科技进步的增长速度变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即虽然我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获得显著增强,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不排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外来技术与资金所导致的/自主知识产权瓶颈0等问题,整体上仍需进一步挖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本文将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图1)。由图1可见,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近似于/W0波浪型的变化趋势。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分别在2001)2002年、2005)2006年、2006)2007年3个时间段达到较低水平,两者相互耦合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这3个时间段分别达到了波谷底端;而在2003)2004年、2004)2005年、2007)2008年3个时间段,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都处于相对峰值水平,因此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这些阶段也处于高位。研究期内,纯技术效率指数的均值为0.9969,规模效率指数的均值也为0.9969,两者在保留四位有效小数的情况下达到了一致。这说明全国经济增长的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都存在改进的空间,未来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技术最优化的目的。通过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可得到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表2)。该指数大于1,表示样本研究期间经济发展效率水平提高;该指数小于1,表示经济发展效率水平下降;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表示研究期间技术效率提升,反之表示下降;技术变动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技术进步,反之表示技术进步恶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从投入产出层面讲的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规模效率。通过表2可见,研究期内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均值为0.9699,表明在整个考察期间,各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有所下降。将其进行分解,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均值分别为0.9934与0.9763,这说明技术进步的变动是带动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31个省级区域中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上海市(1.0892),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海南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是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分别是我国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个经济增长引擎的核心与龙头区域,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技术市场相对成熟,科技成果市场化速度较快,技术转化与科技发展的各方面环境与体制机制日臻成熟,科技资源的高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来看,研究期内各省级区域的均值分别为0.9968与0.9967,都比较接近1。在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方面,除河北、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宁夏、浙江、四川这8个省级区域大于1外,内蒙古、广东、海南这3个省级区域等于1,其余地方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1。这说明大部分省级区域科技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效应,因此未来应逐步加大科技资源的投入力度。在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方面,各省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相类似,除天津、上海、江苏、重庆、青海、新疆6个省级区域大于1,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海南、西藏7个省级区域等于1之外,其余地方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小于1。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值不高,相对效率较稳定,/追赶效应0不明显,说明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管理模式客观上不能与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适应。

本文利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通过全国31个省级区域1998)2010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科技资源要素投入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¹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技术进步也可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期内,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是技术进步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指数对全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贡献较大,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贡献不明显,并且它在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指数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近似于W波浪型的变化趋势。º在不同的省级区域,科技资源要素的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大部分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处于下降阶段,技术进步的变动是带动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各省级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历年均值都小于1,这说明无论是从纯技术效率变化角度还是从规模效率变化角度来看,都有必要改进现有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从而使区域经济的发展真正能够做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本文作者：陈晓丽李恒范斐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1智慧旅游简介

“智慧旅游”是在“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慧地球”是为了实现主体间互动的高效性，推动全世界的智能化发展，以便为人类社会带来更理想的发展契机;“智慧城市”是通过多网融合，物、人间的互联、互通、互感，实现数据的高效组合，提高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是推动“智慧地球”发展的基础，而“智慧旅游”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智慧旅游”，指的是在旅游体验、行业发展及管理等方面，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包括信息处理、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数据挖掘等技术，深入发掘和优化整合旅游资源的新型旅游形态。智慧旅游的核心即借助云计算技术，基于云架构，将庞大的旅游资源信息加以整合，采用云服务方式为管理人员、游客、涉旅企业、开发商等提供便捷、高效的旅游服务功能。就“智慧旅游”系统而言，其包括“一心”、“两端”、“三网”，其中“一心”指的是云计算的中心，即旅游信息数据库;“两端”指的是旅游信息服务端、客户使用端;“三网”指的是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讯网。

2智慧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2．1智慧旅游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依据

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结果显示，发展智慧旅游，对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拉动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理论与实践依据如下。

2．1．1智慧旅游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

一、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重要性及其实证

(1)狭义信贷渠道。此渠道强调的是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来说明：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厂商投资是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完成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等问题，债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银行贷款，有些企业是银行贷款的依赖者，所以厂商的投资需求不但和债券利率负相关，也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的约束，这样标准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就变成了CC(商品和信贷)曲线。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实施时，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便会减少，这不但使货币数量减少，LM曲线上移，而且使银行信贷量减少，进而使得厂商投资需求减少。也就是说，此时CC曲线也要下移，从而使经济活动会比标准模型有更大幅度的放缓。关于信贷渠道的重要性，最有力的说明是Bernanke(1983)对大萧条有影响力的研究。他认为仅用货币因素来解释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性是“数量不充分”的，而金融体系的崩溃(1930年到1933年期间半数的美国银行倒闭，金融市场出现全球性的暴跌)才是至关重要的原因。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通过研究发现，当银行贷款下降时，商业票据的发行增加，这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减少贷款的供给，从而证明了银行贷款渠道的存在。已有文献也证明，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信贷供给比货币供给与经济行为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BernankeandJames，1991；Schreft，1990)。(2)广义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由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们认为同样是由于在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值”——企业拥有的流动性资产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加总。此“净值”的多少与外部融资支付的溢价成反比，净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为外部融资所付出的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资的需求量，从而影响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此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导向而引致的利率变化效应被宏观放大。其传导机制如下：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政策→货币供给减少→利率上扬→企业净现金流入减少，同时可用于抵押的资本品价值缩水→企业的“净值”减少→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自身条件恶化→外部融资成本加大→其投资性支出下降。

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信贷渠道只是众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一种，利率渠道、财富渠道和汇率渠道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经济而言，由于当前经济规模和外向度较小，财富渠道和汇率渠道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即使利率渠道这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我国作用也不明显①，银行信贷渠道则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本主要来自于银行，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欧美国家，银行信贷量的变化对我国企业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周英章、谢振声(200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也认为贷款增长比货币增长更能解释经济波动。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1986年～2003年度的GDP和信贷量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信贷量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GDP表示第i个地区第n年的GDP数据；LOAN表示第i个地区第n年的信贷量数据，i=1，2，3；n=1，2，……，18。1986年～2003年各省名义GDP数值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1986年～1998年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200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由于两者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按照1998年度两个数据口径的差异程度，把1998年～2003年的贷款数据进行了调整。物价指数采用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GDP平减指数，并把它换算成以1986年为定基的物价指数。这样就得到各省的实际GDP数值和金融机构实际贷款量。按照官方分类，2003年前，东部地区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福建、天津、辽宁、海南11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山西、湖南、安徽、江西、黑龙江和吉林8个省；西部有四川、陕西、云南、重庆、广西、新疆、内蒙古、甘肃、贵州、宁夏、青海、西藏12个省市；合计相应省份数据得到各地区数据。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回归方程高度显著，各系数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值也比较大，东部地区为10.14，中部地区1.11，西部地区仅为0.82。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贷款对不同地区GDP影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东部最为明显，西部最不明显。

二、1998年～2006年我国货币信贷的特点

摘要：增长极的发展能够带来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生主要通过区域内产业关联的带动和经济环境改善的推动。“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在短期内产生的扩散效应并不明显，长期内将会带来较强的扩散效应。大力发展外围地区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开拓渠道促进人才流动，建立有效的融资体系可以促进“哈大齐工业走廊”产生的扩散效应。

关键词：扩散效应；增长极；哈大齐工业走廊

增长极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各地区纷纷制定了经济发展规划，力图打造区域增长极来带动经济发展。学术界对极化效应的著述较为丰富，对扩散效应的研究则较少。虽然打造区域增长极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会带来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一、扩散效应的发生机制

（一）增长极概述

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理论，由主导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在某些大城市进行聚集而形成的产业之间密切协作关系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些企业通常是位于城市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运输、服务和决策等多种功能，就像一个“磁极”，能够对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吸引作用，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生产要素扩散到周围地区，从而既促进自身的经济增长，又推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佩鲁将这样的“磁极”成为增长极。增长极包含了两方面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工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分别指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生产要素的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前者容易造成核心地区与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后者使得增长极的发展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2]。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同时并存的复合过程。在经济开始起飞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扩散效应占主导。关于生产要素，笔者认为，不应仅包括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还应包括信息、制度和文化习俗等更广义的范围，它们共同作为扩散效应的载体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