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文10篇

一、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二、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近年，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新阶段，特征之一就是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创新。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一般意义上的区域贸易协定，既包括两国间谈判签署的双边协定，也包括区域内或跨区域多国签署的协定，是为消除成员间的贸易壁垒、规范彼此间贸易合作关系而签订的互惠贸易安排。依据区域组织性质不同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高低，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划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形式，大多数区域一体化协议采用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历史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经数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前，以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代表，欧洲共同体模式是其中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90年代盛行的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波及广泛，东盟发起区域合作进程，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始建立，1991年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建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建立,另一项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标志着欧洲进入一体化高级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呈加速发展趋势，区域贸易协定增多。2018年12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在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于2018年9月签署、2020年1月在美国国会通过。发达经济体之间也通过谈判达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双边贸易协定，2019年2月《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生效，2020年1月美日贸易协定生效。上述这些区域贸易协定都包含了环境保护、数字贸易等新议题，还增加了“原产地原则”适用的高标准。在非洲，2018年由非洲44国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协议，为深化非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提供了有效的机制安排。在亚太，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独具特色。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各方有望在2020年底前正式签署。可以说，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正当其时。

303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生效实施

二战后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临时协定，GATT通过多边谈判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纳入到同一多边贸易框架体系内管理，为各国确立国内贸易政策和构建永久性国际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GATT对战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功不可没，其框架下的贸易议题也从最初的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与此同时，GATT允许各成员方谈判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这为后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GATT，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规则体系，涉及更加广泛的贸易议题，对全球化阶段的贸易与投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乌拉圭回合后，WTO议程进展缓慢，多哈回合失败，促使各国转向区域贸易协定。遗憾的是，眼下WTO面临改革危机，160多个成员方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随着全球贸易新议题不断增加，这个唯一的国际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在制度安排上也有些落伍的成分，迄今为止仍未将数据贸易、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贸易新议题纳入其规则体系，各方在如何改革方面仍缺乏共识。与WTO改革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目前区域经济合作下的区域贸易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取得创新和拓展，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也不断涌现。据WTO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月17日，有303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生效实施，区域贸易合作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在WTO之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42一是各国政府将区域合作视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政策支持；二是WTO规则允许成员方谈判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三是区域贸易合作机制不仅使那些在WTO体系内无法实现的贸易规则得以实现，而且还具有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贸易扩展和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效应。从这一意义上看，无论是双边、三边还是诸边的区域贸易协定，都是有益的。按照WTO的原则，成员方有义务通知WTO秘书处其所签署和参加的区域贸易协定。根据WTO的数据，从GATT诞生到1994年近五十年间，秘书处总计收到124项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而从1995年WTO成立到2005年的十年间，共有206项通知送达WTO。最近几年的区域贸易安排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截至2020年1月17日，共有698项有关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送达WTO。快速增长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趋势对WTO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关于WTO与区域贸易协定之间是相互销蚀还是互为补充的争论一直存在。主流观点认为区域协定可为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经验和铺垫。由于多边贸易协定涉及国家多、不易通过谈判达成共识，而区域贸易安排则可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因此，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力量，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为实现贸易更加开放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推动区域贸易协定升级、重构和改变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利益攸关方。随着全球贸易竞争的加剧和国际秩序的加速调整，各国更加重视运用区域贸易制度安排捍卫国家经济利益，或可称之为地缘经济利益，并将其与管理地缘政治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也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各国贸易的开放程度与WTO创立之时相比已有大幅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开放水平已经相当高，继续扩大开放市场的政策选择已进入深水区，深化贸易开放的目标承诺涉及国内外更多的利益交织；另一方面，在WTO框架下通过“协商一致”的多边谈判来促进自由贸易的目标实现已经相当困难，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及不发达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发达经济体更倾向于把“公平”“对等”作为自由贸易和贸易合作的前提，越来越多地将国内政治利益带入国际多边贸易谈判。但面临全球价值链的迅速扩展、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服务与数字贸易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新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更迫切地感到了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挑战，在全球治理方面也不再固守多边贸易体系。由此，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WTO改革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也就变成了各方贸易战略的次优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加务实的选择。

区域贸易协定的特点

区域贸易协定的新议题、新条款在基本框架结构上仍以WTO的方法和原则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员方间的合作。已有研究表明，那些深化了的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要超过贸易转移效应，有些制度规则也开始更接近具备国际公共品的性质，加之协定本身是开放的，还产生了有利于非成员方贸易的政策效应。区域贸易协定也包含超出WTO规则范畴的条款和约束，特别是在服务贸易、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议题上，区域贸易协定则有更大的超越。应当承认，迅速发展的区域贸易协定并不一定总是能够成功地转化为国际多边合作。例如在知识产权领域，尽管每个区域协定都可能在区域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但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却仍存在差别。而且，各个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分歧与不同，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交易成本，因为在不同的区域贸易框架下，不仅贸易规则和标准不同，还需遵循不同的程序，这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看似区域贸易协定与WTO协定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之间的系统性摩擦却增加了。区域贸易协定对非成员方的影响也值得关注。比如，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会导致投资冲动，引发国际资本转移。再比如，由于原产地原则的适用，部分国际企业可能将产业从第三方非成员方转移到成员方，并减少从第三方非成员方的进口。这些都会对第三方产生不利影响。在对第三方的影响上，区域贸易协定也是正负效应兼而有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还凸显了边境内措施的重要性，这也是区域协定已经触及但多边协定尚未达成共识的部分。比如，数据贸易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属性，跨国企业既是遍布世界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者，也是这个价值链上的积极参与者，它们提供的产品和需要的服务，客观上要求所在国的国内政策提供有效支持，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数据传输与隐私保护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贸易协定中较少涉及，区域贸易协定却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并优化了跨国经营的营商环境，这也使得区域协定受到跨国公司的推崇。

区域贸易合作也面临挑战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为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1]区域各地方政府，无论本地的资源禀赋如何、产业结构如何、竟争力如何、地方利益能否得到维护，都无法回避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强劲冲击。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建立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势在必行的。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理论来源

1.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的学说。[2]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拍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各国普遍生存于遍布全球的相互依赖网中，都有义务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而不是强制的基础上的全球社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趋于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就是要求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选择，在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消除地区间经济交流的各种障碍，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得生产要素能够在区域内部自由流动组合，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从而使地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获取更多利益的过程。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就是在于建立区域间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渠道，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摩擦，实现良性竞争，带动区域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1.2都市联盟理论都市联盟理论也是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理论来源之一。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经济的合作发展除了要整合自身资源优势外，还要进行一定的泛空间、跨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城市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博弈必然产生都市联盟。都市联盟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城市为了一定的愿景目的建立在契约之上，而进行的一种合作性超边界组织安排。[3]究其实质，都市联盟就是利用联盟理论建立起来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它打破了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克服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雷同化的现象，降低了联盟城市彼此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建立稳定的优势互补的超边界合作组织，使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城市得到了重新定位，不仅加深了区域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形成了区域规模经济，达到都市协同效应，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都市之间的联盟真正实现了1+1+……+1>n的创造价值效果。都市联盟的发展特性是以市场为机制，以利益趋同为动力，有效促进区域内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联盟城市多赢的局面。因此，都市联盟具有以下的特点：目标性，明确的目标是都市联盟的第一要素，合作的动力是建立在各联盟的“共同意愿”之上，在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合作获得各自的利益，避免各自风险；系统性，都市联盟的建立是以契约和协议约束构成的；动态性，失去独特优势的城市可能被淘汰出局，而具有后发优势的城市会被吸纳为新成员，整个联盟是一种动态的结合；独立性，都市联盟的系统是独立的，各成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协同性，联盟城市在拥有各自核心优势的同时，各联盟方又是相互依赖的，进行优势互补而产生协同效应。

1.3府际管理理论、复合行政理论政府间合作模式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一般被称为府际管理(IGM)，府际管理理论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再造和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建立而提出来的，是关于协调与管理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治理任务，以问题解决为取向，通过协商、谈判和合作等手段，是依靠非层级节制的一种网络行政新视野。[4]府际管理以问题解决为焦点，具有行动导向，通过建立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治理结构，使得府际间各项计划得以顺利推展；强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提出设立政府理事会来解决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实现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具有独特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总而言之，府际管理是以解决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众多相关问题而建立起来的紧密相连的政府间合作共治模式，它以突破地方封锁与保护、解决合作欠缺等区域中政府合作难题为根本目标。

2．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现实依据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相对于行政区域区隔化而提出来的，它在国际间、国内各城市间都得以广泛运用，加以剖析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再发展

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是指各成员国之间消除相互的各种歧视，把各自分散的国民经济纳入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中的状态或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地理区域内，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并最终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便做到相互之间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或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间建立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此来适应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竞争，期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能与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等经济实体相制约。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除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又一选择。时下，国际间、区域间频繁交往，其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发展。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范围越来越扩大，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欧洲空间局便是欧洲各国航天的一个协作体，协作的是技术经济。近十年，国际区域经济组织发展很快，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时，除日本、香港以外，几乎所有WTO成员均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民族间、国家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有利于劳动和资本的节约，有利于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区域经济市场的目的，促进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

中国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我国对参予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持积极态度。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一、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困境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综合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缺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圈以小时覆盖。从甘肃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一是在铁路运力方面，铁路运力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铁路交通运力分布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高铁方面，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之下，甘肃形成了“兰新高铁”“、成兰高铁”“、兰渝高铁”和“宝兰高铁”，但这显然无法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三是在机场方面，机场的航班、客流相对较小，出现供需失衡的问题。

（二）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

甘肃紧跟时展的步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不同，甘肃有国家级贫困县四十余个，且主要分布在陇南边远地区、庆阳老区等地区，这就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比较显著；其次，以兰州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缺乏良好的带动力和辐射性，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比较被动；再次，资源发展不平衡，交通资源、水资源的补偿失衡，成为制约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图1所示，2014年甘肃各设区市人均工资情况。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相比于天水、酒泉和张掖，人均工资反而出现严重偏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兰州在充足资源的情况下，比较欠缺发展的带动能力，影响了以兰州为中心，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三）城市体系不完善，结构梯度不合理

[摘要]二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跨国公司对某一区域所进行的国际化生产、直接投资、贸易等活动大大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則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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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