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范文10篇

1．屈原的作品及思想

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可见楚辞虽从大的方面讲是楚文化的产物，它的形成却离不开屈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说不有屈原，岂见楚辞。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情诗，也是开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最能代表“楚辞”的辞格。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后人又把“诗骚”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多以叙事为主，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多以抒发内心情怀为主，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因此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离骚》在思想上是反映了屈原对楚国政治上的腐败黑暗的悲愤与控诉。同时抒发了自己遭陷害的哀怨之情。因此形成了全诗缠绵悱恻，悲愤哀怨的感情基调。

在艺术形式上《离骚》开辟了一个象征世界。这样就使诗歌富有诗性与蕴味。这种象征世界的开辟，主要在于他在诗歌意象上的创造。《离骚》中最典型最巧妙的意象创造便是香草、美人。这种复杂而又巧妙的香草美人意象的组合形成了象征比喻系统，从而形成了象征世界。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九歌》较《离骚》之不同在于它的更多的纪实性，以及其中渗透大量的楚国当时盛行的巫祭现象。而且其中还融入了爱情。这就是说，用男巫来照女神，女巫来招男神。接情爱来对神的吸引。表达了对爱情与神灵的崇仰与追求。

一、教法建议

【抛砖引玉】

(一)郭沫若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对其生平及作品要向同学们作介绍。

(二)老师需向学生介绍清楚本剧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写作意图，以便把握本文主题。

(三)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对屈原生平及作品特别是其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洁的品质，更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领会。

(四)学习本文，了解本文的精髓，即主要学习屈原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不随波逐流、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学习他心系国家至死不悔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学生爱集体爱国家的主人翁责任感。

摘要：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关键词：中唐文学；南贬诗人；屈原情结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问题缘起司马迁、刘安及班固全都注意到屈原的心志。司马迁曾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及其作品的志意是否可以用“与日月爭光可也”来赞扬，对此班固是持保留态度，他的说法是:“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但在下面的话语里他的态度就很肯定了，他的批评也变得激烈起来:“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間，以离谗贼”，“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说屈原的志意“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否“过矣”，是否在班固所说的意义上“过矣”，这是可以争辩的，只是我们这里不能进行。司马迁赞屈原的志意“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在如下文本内:“《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文字里“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否是司马迁《屈原列传》所固有，是否是司马迁自己所写入，从而是否可以视为司马迁所怀有或赞同，这点在屈原研究内长期以来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屈原研究家认为连同其他一些话语，这一赞扬是后人“羼入”太史公《屈原列传》本文之内的。张叶芦在《＜屈原列传＞误解辨正》一文内详细描述了有关分歧，他不同意说那是后人从外面加入的，说“我们只能说司马迁《屈原列传》对《离骚》及其作者屈原的评论和颂扬，吸取有刘安《＜离骚经＞章句》序文的话，这才符合实际。”［1］笔者是外行，不能断定孰是孰非，但倾向于接受张叶芦所作的那些论证，进而试来展示屈原心志具有的广崇维度。原则蕴含屈原的心志，这是理解屈原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屈原的心志，较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卜居》这首诗着手。在这首诗里，屈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来问太卜郑詹尹。这些问题具有两难抉择的性质，集中在这一发问:“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太卜郑詹尹的回答集中在这句话:“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屈原不只是接受了这句话，而且这句话本也就是屈原自己的意向。我们现在的课题是试图从哲学上把这句话阐释为一条道德原则。如果这是必要的，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也能够成立，那就应当对其内蕴做进一步说明，因为其中确实含有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此外我们相信，如果与此相联系谈谈屈原的死，将可使我们的理解更为充实。太卜郑詹尹的这一回答直接是作为对屈原的建议给出，但它在诗意的脉络内也含有一条哲学伦理学原理。通过对它的表达，标示出一个巨大的精神转折，它可以评价成一种思想革命。在时间上这一转折是前此从未以这一方式表述出的东西，更不要说已经普遍得到了承认。此前作为道德伦理原则确立的毋宁是一种人格神，是被崇拜的祖先，是传袭而来的伦常与程式化的礼仪，是愈益强化的政治权威，特别是某些传说的和历史的政治个人。

“用君之心行君之志”。个体的主体性觉醒在此获得了确证，自律事实上已经成为道德原则。个体的心志通过个体确立为有效。我们看到我们的诗人试图对直到他的时代的主体性与自律理念提供某种的总结。以此他确乎已做出他特有的东西。通过他以诗与思获致的这一原则性言谈，他不是在把过时的伦常与礼仪权威化，使之成为定制。他所重视的是个体意志在广大意域内自己立规的尊严性。适如他不是儒家与法家，他也不是道家，但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却能够融汇各家。他在世界内寻求他的自律与自由，但是同时也超越世界，直面他的时代的各种冲突。他不企求单单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津津自得地延长自己的自然生命。他让我们理解有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有价值，有尊严，有色彩，有寓意，而不是漠然的，阿世的，犬儒式的。恪守着他的原则，我们的诗人是他自己，而他自己是恪守他的原则的。在他的原则和他个人之间有一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他成为一种一次性的历史现象，并赋予他以意义。这样的一种同一性及其展开，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诗与思对于他同时是生活与行动。在他的原则所在的地方，他自己也在场:一种分离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这意味着他的原则被他自己高高敬仰着。他的原则对于他之为个体，构成根基，比之他单单个人的东西总归是某种更高的东西，他甘愿听从它的声音。当屈原谈论“正则”、“常度”等等的语词，乃是合乎逻辑的事。事情关乎某种普遍有效的原则，一种向他给出、由他立定，并且由他恪守的原则。这样，“他的”原则同时也是能以推普的原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

人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在一个纷乱的时代寻找着普遍有效的原则，并且认识到它，与之同一化，将之建于自己之内，通过自己的自我修炼将之展现出来。从哲学上来说，他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什么主体主义者，个人人格主义者，他所持有的哲学也不能归于人们所说的“主体哲学”。一般地说来，人们所谓的主体哲学对于解释屈原是一过于狭窄的框架。他这一原则自成论证，自成证信。在它与道德主体之间是一种具体的、活的和内在的统一。它被寻找，被探问，而后被发现和被解答，通过主体内外进行的一个自我反思过程达到意识，而这一主体已经以这一原则的名义进行认知和行动。这一自我反思过程因之是自我意识的形成，既是对这一原则的自我意识，又是对行动主体的自我意识。而以此普遍性的原则也就成为主体的原则，成为主体自己的内心信念，人们有时也称之为良知。这里是一个内在化过程，是自由的产生与实现。内心自由的原则被加工而成，心志现在成为提供尺度的，规定着行为或行动。与之相反，太卜詹尹批判地分析了的那些东西:物、智、数、神，以及龟策，是不可靠的，有缺陷的，甚至是行不通的。通过和太卜詹尹的交谈，屈原的信念得到了加强，更好地说，经过了升幂。行动的尺度是主体的心志。主体从自己的心志来规定自己。他的意志确信自己正当，自律地引致行动。个人主体性原则首次得到发现，不仅找到一种建言的讲法，而且找到了一种设准的讲法。这在那时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屈原那里，这一原则是作为对他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引入的，这些问题构成一种重大的发问:我该何去何从?

这是关乎他的道路的发问。事情一直涉及道这个概念。太卜詹尹所表述的准则也属于这一层次。这是值得留意的。这同样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原则绝不是唯我论的，绝非唯意志论的，也非单纯直觉式的，不能从心理主义解释的。对此“心———志”这一连接便是证据。“志”意味着思，指向理性思维。“志”在屈原那里也表示意志，但却恰恰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意欲。“志”在他那里是一系列行为准则。而在他那里重要的是这点:主体的意向和主体的意志都只是属于天地人的统一体，它们在自身内凝聚这一统一体，分有这一统一体。伟大的个体之能在世间如日月，也只是因为他们一直造访泰初之源，不断呼吸元气，并且清楚告诫自己不为之先。屈原把自己统一于壹气之和德，而那对于他来说才是正义，真理和美，是道本身。作为个体行动的原则，心志实存于大道，而大道之可及只有经由求索、问询，经由诗与思。这是一些路径，它们如同屈原发现的那样并不那么平坦，而却可能很长很长。这样看来，这一个体主体的原则终究须得理解为是超越主体的，超越个体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本体论性质的。屈原可以说是走在本体个体化的时空。他的诗与思既是最高主体性的，又是最高超主体性的，既是最高个体性的，又是最高超个体性的。他之达到自己的高度，是由于他把这些向度统一地设计起来，完善表现出来。个体性向着明朗天空开花，是因为它不割断自己的本有根蒂。个体性方面与本体性方面的这一贯通是屈原创作与人生的灵魂，通过使之展现、扩展，聚集、晶结，屈原立意特立于一切，但又与一切共生。他强调自己的自我修养，他的修养过程在于使个体性的东西和本体性的东西自觉统一起来，是从前者达于后者，又是从后者达于前者。道德、吉凶与生死这样一来，屈原所走的道路，现在就行进到它自己那里，因此而是自在而自为的大道。这样一来，我们的诗人现在就有可能与必要，从自己出发按自己来行动。他的心志是正，是真，是美，因为他的心志是一个体化的本体物，一种本体性的个体物，假如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的话。而这一统一的双重物，或这一双重的统一物，则既是在他之内，又是在他之上。这也就是他让自己加以接受、又让自己加以践履的那种可能与必然，自愿加以接受和践履的可能与必然。

从现在起一个原则被确立起来，王船山在《楚辞通释》内将之概括成“君子自行其志”。然而这一原则绝不是一种单纯主观的东西。这点再次加以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屈原在上世纪80年代被一些研究者树成了他们所主张的主体性的象征。在《卜居》行文内这一原则构成对屈原所提那些问题的最后回答。那些问题含有对于奴颜婢膝，对于伪善，对于贪婪，对于虚荣心，对于随波逐流，对于工巧阴险等等的明显厌弃。不被屈原看高的是被上流社会趋时者们视为幸福的一切。他所崇敬的是可名之为正的东西，例如正直、正言的东西。这是主体的行动所围绕的枢纽，而非一般所称幸福的东西。正当与幸福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仅仅相对性的、或然性的联系，而非绝对的、无条件的联系。正当有可能不依幸福发挥作用，因此恪守正当的东西和获取幸福可能不是同一物，因此恪守那一原则也可能意味着承受沉重的运道。按照你的心意与志向行动，这在屈原那里意味着在正当与幸福之间明确做出选择，意味着选择前者。这恰恰成就他的伟大，因为唯有这样才是合乎道德与伦理的。这一原则可能面临一种情形，在那里正当和灾殃纠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伦理主体将自愿决定来符合这一原则，因而迎向不幸。伦理主体将从自己出发这样做，并不要求他人也这样做，虽然说他们同样具有这种禀赋和能力。就是在这一方面这一原则也是以自律精神草写出的，在屈原那里这又构成一个特出的方面，他最终选取了一条导致他受苦，导致他死亡的道路。与我该何去何从这一发问相连，屈原也曾问“孰吉孰凶”。对这一发问的回答依然是包含在这句话之下:“用君之心行君之志”。们把这句话加以形式化，将之视为一条哲学伦理学原则。对这一原则屈原令人惊赞地保持了忠贞。他恪守这一原则同时也面向不幸和苦难。他的发问须看作是命运性的，他的回答亦然。这一对应关系显示出正义所要求的那种必然性。王船山在《楚辞通释》内曾这样来解释:“亢龙虽有悔，而不失其正”。这一解释自然是依据《易经》。

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与自然和祖辈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77）城市圈内的风景资源的开发是创造最优人居环境的自然化，人类通过保护风景，来享受生活。因此风景资源具有的独特环境特征和生态功能，不仅包括客观事物（空间、植物、水体、人的活动等）、蕴涵着无形的文脉和人类漫长时间跨度内形成的历史轨迹，更重要的是风景资源内孕育着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能，我们对风景资源要倍加珍惜[1]。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屈原公园景观与绿化调查的反馈结果显示，市民对屈原公园现状比较满意，关于绿化，环境小品及人文关怀方面的意见也呈中性。屈原公园呈带型状，景观节点分段布置。现状满足城市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屈原公园景观设计原则

将原临江公园改名为屈原公园，并在园内布置屈原雕像以及一些诗作碑刻，也赋予了整个公园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也为整个常德市增添了些许文化氛围。屈原公园利用沅江、护城河、九重天住宅区以及人民路分隔，不再另砌围墙，使人在城市道路上行走就有了到公园的感觉。结合到城市的发展，屈原公园应有长远规划，预留发展空间，分期按阶段实施。可以适当增添牌匾、石刻等点景，增加人文因素，激发游人在园中游览的艺术想象空间，从自然景观缓慢过渡到特色景观。

1.1异质性原则

屈原公园中，树种丰富，且有护城河环绕，与公园内各种元素结合，追求整体景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根据整体带型地形环境，为追求景观整体的有机设计，与周围绿地结合起来，分段进行功能分区。

1.2多样性原则

“樱桃桑葚与菖薄，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挂黄纸贴，却疑帐主怕灵符”！

提起端午，人们不由想起令人垂涎欲滴的粽子；想起趣味横生的龙舟。而我则不同，一首流传千古的《离骚》；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言壮志，已使我无暇可想。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先生怀着一颗赤胆忠心，踏上了一条为国为民的不归路，他以自己渊博的学问，博得了楚怀王的赞赏，受封之时仅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屈原，已对当时政治局势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倡导举贤受能，富国强兵，指点江山，力主联齐抗秦。他以机制雄辩的说服力，联合各国，建立六国联盟，消除秦国威胁，挽救祖国危亡，革除弊政，消除人民疾苦。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那些担心屈原的改革计划会使他们失去权势的高官奸臣们，倚仗楚王宠妃的势力，加害屈原，致使意志薄弱的楚王罢免了屈原的官职。

一、推进屈原诗廉文化的实践与探索

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屈乡儿女的自豪。他爱国忧民、清正廉明的高尚品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推崇和敬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以来，县委、县政府就如何把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清正廉洁的品质与他优秀的诗歌作品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屈原故里的旅游资源开展廉政文化教育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

（一）精心建设基地，为屈原诗廉文化谋“形”。2008年以来，县将屈原廉政元素集中起来，以屈原祠景区为依托，建设屈原廉政教育基地，充分展示屈原爱国、勤政、为民、廉洁的高尚情操，为游客提供更加丰盛的“文化大餐”。县纪委、县文化旅游局、县文联、县文物局、县屈原研究会先后赴随州廉政教育基地、中共五大会址廉政教育基地和武当山道廉教育基地进行了考察，确定了屈原廉政教育基地建设的基本思路、风格结构。

一是动静搭配求“活”。在基地的规划中，既注重内容充实、设计美观、图文并茂的静态展陈要求，又突出流动性、参与性的展陈特点。根据屈原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分室内和室外部分设计了“清醒泉”和“独醒堂”两个部分，在“清醒泉”的景点中：石山中汩汩清流，赋有灵性，象征屈原高洁情操；泉池中荷莲旖旎，泥而不滓，寓意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忠耿品质；石山崔嵬，卓立于世，堪称屈原千古不朽的伟大形象；这些设计使基地在整体上灵动起来。

二是丰富多彩求“鲜”。在基地的规划中，既注重传统的展板布展方式，又引入“电子翻书”“聚音设备”等现代声光电设施，将屈原廉政思想、廉政作品、廉政故事、古今伟人对屈原的评价和屈乡儿女践行屈原精神的杰出代表和先进事迹等内容进行编辑，图文并茂的嵌入电子翻书设备中，将屈原廉政名言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录制到聚音设备中，使游客在参观中参与、在参与中参观，既饱了“眼福”，又饱了“耳福”，增加了“互动”元素，增强了展陈的“鲜活性”和吸引力。

三是空间和谐求“美”。在反复修改“屈原廉政教育基地展陈方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与屈原祠整体布局的和谐，以及布展形式、内容的统一，按照“美观”的要求组织屈学专家、美工专家、书法大家等各方面的人才反复讨论，进行了多次修订，确定了终审方案，从空间、造型、色彩、灯光等方面进行了最完美的设计，对四大主题分别确定了展陈风格，确保布局合理、错落有致、搭配和谐。

【摘要】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戏剧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他很早就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使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同时，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人民本位的思想，但由于作者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充分，使人物形象设置出现了矛盾之处。研究郭沫若的创作经历，能帮助广大剧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从事文艺创作。

【关键词】郭沫若；唯物史观；历史剧；《屈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剧作家”[1]，他的历史剧思想深刻、艺术魅力丰富，对中国话剧艺术现代化、民族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他自觉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融入创作，重新诠释了屈原其人其事，丰富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精神内涵，体现出深厚的思想价值，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但作为早期研究者，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充分，因此，《屈原》对唯物史观的呈现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分析唯物史观思想在《屈原》一剧中的体现与局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郭沫若的文学及史学思想。

一、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1912年，郭沫若远赴日本学医，旅日期间，郭沫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5月，郭沫若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该书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此书虽略显粗糙，但已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此前，郭沫若已经零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和术语，但正是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他才系统地学习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并因此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了共产主义者。在同年致成仿吾的信件中郭沫若写道：“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情感作用了”[2]，1959年，在给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回信中，他表示：“（通过翻译）使我前期的糊涂思想澄清了，从此我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2]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次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艰难岁月里，他的史学研究却取得了辉煌成果。1930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论证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共通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新看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首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及历史的著作，为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在《屈原》中的体现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向》等不朽诗篇。

公元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纷纷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有此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汪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

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端午节

在端午节联欢会上的讲话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全民认同并参与，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节日，从元日到除夕，计十四个，其中最盛大的节日是端午、中秋、年（春节）三节。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疫辟邪。唐宋时称为“端午”（“五”“午”相通），别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国左徒，世称三闾大夫。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弊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兴邦强国。因遭谗臣嫉谤，被楚怀王蔬远，后又放逐湘沅，虽辗转艰辛，仍忧国忧民。闻秦军攻破郢都，忧愤交加，投泪罗江以殉国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