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性范文10篇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一、新媒体与电影产业结合的现状概述

2014年被称为互联网巨头全面进军电影产业的“元年”，以BAT（百度、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互联网公司，通过融资、并购和战略合作，布局电影产业的速度大大加快，直接冲击和改造着传统影业的格局。这种融合趋势是必然的，根据2017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民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还在另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互联网自身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新媒体与电影产业的融合趋势不可阻挡。新媒体给电影产业带来的有利因素几乎遍布电影产业链的整个过程。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互联网不仅可以为其提供诸如IP内容的开发方式并提供制作平台，还可以使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受众心理基于此生成受欢迎的电影文本；在电影投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通过众筹的方式可以使影迷爱好者成为投资人，投资规模可多可少，使得爱好者能够参与到电影的运营之中；在电影营销的过程中，互联网对电影的影响甚至使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电影的营销方式多为海报和预告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经让位于话题炒作和创意营销，电影营销商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电影营销的针对性；在电影发行放映过程中，在线票务不仅可以扩大电影票的购买量，还可以通过购买电影片源实行线上放映，以此扩大电影的收视率；在电影衍生品的生产方面，虽然中国还没有比较成功的衍生品案例，但衍生品对于电影盈利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初现端倪，例如“迪士尼”系列动画电影，其音像制品、书籍、玩具、服装、道具等衍生品甚至能创造超过票房的收入。我国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盈利模式，大部分电影商选择同步推出游戏制品、同名电视剧、电视节目来增强电影的长尾效应，以获取更多效益。

二、中国电影产业“去艺术化”的趋同性表现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媒体的运营模式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新媒体的思维核心是流量导入，它主要是从流量中挖掘数据价值，电影产业链、电影生态的打造全部围绕流量进行，而传统的电影主要依靠票房盈利。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是基于收视率的大小来运营的，而电影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商业价值，还要保持自身的艺术性质。（一）“去艺术化”导致电影内容的趋同。电影的这种艺术性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新媒体环境所消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就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质，但他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今这种新媒体环境，而是工业革命生成的新技术对影视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当时社会状态下宏观和微观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这也就是人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明显展示出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这种电影产业的一致性趋势不仅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也存在于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之中。最近几年在中国影视界兴起的“IP电影”已经逐渐成为电影制作的重要方式，IP（Intellectualproperty）就是知识财产，电影通过搜寻关注度较高的IP，它可能是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漫画作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传统电影剧本创作和文学作品改编的制作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放眼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者开始注意到拥有广泛阅读量的网络文学，目前它已经成为电影的重要来源（见表一）。在许多影视公司的剧本库里，30％以上是网络小说，许多电影制作公司也会定期向网络文学网站及出版公司寻求好的作品。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例，其改编自辛夷坞于2007年在起点中文网首发的《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小说自从在起点网上登载，至今总点击量达到了4063709次，推荐数达到24882次，小说连续7年霸占青春文学销量榜首，再版8次，总销量突破300万册。小说在线上和线下炙热的关注度使得《致青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IP，自2007年起，至电影上映时，累积的庞大读者群和“粉丝”群为电影的票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电影还没有上映前，这些读者群就已经开始在网上讨论小说的内容和对电影的期待，这样的二次宣传使得还没有看过小说的人群对电影产生了好奇，增加了电影的关注度并扩大了收视范围。电影的成功还带动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趋向，2016年由该书改编的电视剧《致青春》播出，剧集由杨文军执导。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影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的确给电影产业带来了内容创造上的困难，而网络文学以其庞大的读者群和关注度为电影产业提供了新鲜的IP来源，其在电影制造的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2010年开始，网络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趋势开始出现，2011年、2012年是网络小说集中向电影行业进军的一年，到2013年、2014年改编自网络文学的电影呈直线上升态势，2015年至今，电影产业离不开“网络文学IP”的现象已经将网络文学和电影绑定。在这种看似繁荣的景象下，其实暗藏着对电影行业构成“去艺术化”的威胁。电影虽然是基于大众群体的文化形式，但它的观看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艺术性，电影中的艺术表达使得受众能够获得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艺术性主要来自电影制作者自身创造性的迸发。这种创造性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瓦特•本雅明提出的电影通过自动放弃其“光韵”的理论，电影将镜中的影像与人分离，并移动到观众眼前，通过幻觉般的想象和多义的猜测使大众参与其中。技术早已通过拉近电影与大众的距离来消解其艺术性质，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学IP”则深化了这种消解状态，可以看到比较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大多以青春爱情为题材，这种文学呈现出的是一种大众普遍的价值观念追求，虽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启示性质，但艺术审美感并不高，在故事的情节设置上往往也比较老套一致，背叛、猜疑、疼痛，甚至堕胎之类的情节充斥在电影之中，这种做作的表达几乎成为了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固定模式，受众甚至能够通过前面的内容猜测到最后的结局。这种电影还具有比较大的形式限制，因为网络小说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会设置多个戏剧冲突，它的时间跨度是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故事发展脉络里，读者有足够的时间来累积情感，在冲突发生时才有足够理由产生情感的爆发，而电影在短短一两个小时之内要讲述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诸多转折性较强的故事冲突，根本就没办法完成情感的积累。以2015年上映的《左耳》为例，虽然电影收获了40514万票房，但电影展现出来的故事遭到了广大网友的吐槽，小说《左耳》在营造人物性格上运用了很多心理描写，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丰富曲折且动人心魄，然而在时长117分钟的电影里，碎片化的故事让人在情节的最高潮处丝毫感觉不到内心的波澜，整部电影看起来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阶段性故事，有网友甚至评论说现在电影最受不了的就是“青春”“情怀”两个词，这何尝不是如今网络文学改编电影的通病呢？导演越来越注重对文本商业价值的追求，而对电影的内容缺乏把控，在“情怀”的外衣下讲述着并不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大同小异的情节脉络使得电影不能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二）“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现如今，新媒体环境对电影的“去艺术化”还导致了技术使用手法的趋同性，数字化技术使得电影在继续发挥其大银幕高画质的同时，呈现出造就视觉奇观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影像造物主”方式史无前例地把许多以前电影人想过却表现不出来的题材变成银幕上栩栩如生的画面。看过《阿甘正传》的人应该对片头和片尾中出现的展现羽毛飘落的长镜头有很深刻的印象，这种无切换的表达方式不借助数字合成技术是很难完成的，将技术运用于浓厚的诗意画面之中,为影片的情感表达增色不少。新媒体技术进入到电影产业之中,本应该是为电影的叙事提供服务的，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了对待艺术的变革性思考：艺术家创作作品实际上是在熟悉沟通和传播手段，通过其使社会的共同意义不断被人体验，这种互动关系是个人意义与共同意义的互联，说明意义与手段不可分割。而《阿甘正传》中正是因为使用了技术合成的长镜头,便能够艺术地展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导演构建了传播手段与受众之间的共同意义，使得技术成为电影情感表达的重要辅助手段。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技术手段的地位逐渐被改变了，它一改之前的辅助角色,跃升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手段，还有什么技术展现不了的电影画面吗？技术甚至成为电影宣传的噱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由郭敬明执导的，于2016年9月上映的奇幻片《爵迹》，这部电影打出国产首创全真人CG技术的宣传口号，在上映之前就引发了强烈关注，诸如《郭敬明导演中国第一部真人CG电影<爵迹>》《国内首部真人CG电影<爵迹>预告片来袭》《<爵迹>为国产真人CG电影开创先河》等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然而电影上映之后，CG技术展现的“九头身”形象遭到了观众对人物形态美感的强烈质疑，这种技术的堆砌丝毫不能掩盖电影在内容上的拙劣表达，很多没有看过书的观众不仅没有弄清人物关系，甚至对故事内容一头雾水，更别说展现什么主题思想和社会价值了，这样的电影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爵迹》的意义不是票房，而是中国电影终于有这个类型了。”这是郭敬明对《爵迹》作出的最新说明。电影的价值的确不是票房可以衡量的，然而也不是有没有使用某个类型的技术能够衡量的，仅仅是为了填补技术制作上的空白，大可以磨练好讲故事的功底之后，再去追求技术上的超越。环顾如今影视业，似乎陷入了技术的怪圈，拍得不好的镜头可以通过后期进行调整，演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抠像”技术嫁接到新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技术依赖症在无形之中改变着电影制作者的价值观，所以郭敬明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技术在如今这个新媒体时代被赋予了区别于以前电影制作的意义，技术成为了判断一个电影价值的标准，技术的合理性在当今社会成为高于电影艺术性的手段，这种观点不仅被制作人所接受，而且也被大众所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导致了电影产业对技术运用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影视作品中如果不使用特效，甚至有人会觉得很没档次。在这种思维主导的电影产业中，电影制作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对技术的追求，由于技术地位的转换，电影失去了“内容为王”的价值取向，在有限的故事讲述能力下所呈现的对技术的追求，并没有能够超过其他同类电影的闪光点，一提起技术，受众就会想到抠图、滤镜、闪现等手法，这也是技术在弱化电影艺术性的同时带来的趋同化现象。电子艺术“创作”实际上依循的是一种新的原则，就是将业已存在的符码进行再修饰，在不同的选项中作出选择，最后再组合到作品之中，流程上类似现代工厂流水线的组装过程。（三）“去艺术化”导致电影思想观念的趋同。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包含商业性质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电影产业是经济领域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其必然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8]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世界工厂的运转之中，这种全球化环境对中国的影响是变革性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可以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世界工厂的运作，进入到中国电影产业的领域之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电影制作的影响，还有对电影中传达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有这样一道调查题目：您对电影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单选）A.艺术；B.一种文化商品；C.消遣娱乐的工具；D.精神文化产品调查结果显示，42％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消遣娱乐的工具；30％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种文化商品；21％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影是一门艺术。而认为电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仅为7％，这反映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定位偏向。[9]电影产业所具有的商业性质不可否认，自从电影进入市场环节中，就被赋予了追求利润的目的，但商业性与电影本身的艺术性这两个特性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因为追逐商业利润而放弃自身的艺术价值，放弃电影中对社会思想观念的正确塑造。在世界电影交流越发密切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竞争氛围，各个国家为了占据竞争的制高点，突出发展了对自身文化价值取向的传播，对全球化趋势下的西方思想观念入侵，应该引起电影制作人的重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消费观念对中国电影产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这种消费观念正在改变我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方式和思想观念。存在于电影产业制作方式的消费观念集中体现在对广告的宣传上，以电影《美人鱼》为例，这是周星驰在2016年推出的电影，它一共收获了339212.8万的票房。电影中包含了众多植入广告，这些广告已经不再是简单出现在镜头中比较显眼的地方，而是成为了电影中有价值的道具，例如五粮液是作为解药出现在电影中的，并且它的作用在之前也进行了铺垫。植入广告已经让观众习以为常，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在进入市场之后必然要争取更多的资金，广告成为电影得以制作的重要来源之一，依托电影出现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融合，使得电影越来越被赋予商业化性质。目前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大多以生硬插入为主，只有很少的导演能够将广告毫无痕迹地融入电影之中，广告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的制作，导演对广告的植入产生了思维上的限制，电影制作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好故事情节和镜头语言的表达。除了电影制作方式中存在的消费观念，电影本身内容的制作也传递着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以郭敬明2013年出品的系列电影《小时代》为例，它的累计票房达到了4.85亿，在中国本土电影中票房是比较可观的。然而电影中赤裸裸地展现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几乎病态的消费主义价值理念。其构建的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大学宿舍和豪宅没有什么差别；时尚总编是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最高点；上海只是一个宏观环境，毫无生机；爱情和友情是如此苍白无力；这是个只有物质才能战胜一切的时代，在电影中能够看到的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物质的确是支撑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种将物质的作用无限放大的电影，影响的不仅仅是观看者的思维，还或多或少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物质的看法。在《小时代》构建的世界中，物质成了个人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才能收获友情和爱情，才能站在世界的顶端不受他人颐指气使，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三、新媒体对中国电影“去艺术化”现状的启示

新媒体的发展对影视创作者的影响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展成为一种“去艺术化”的消极观念，新媒体实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虚拟空间、虚拟实境等也具有瓦解主体意识、淡化人际关系、分散社会矛盾焦点的潜在危险。[7]郭敬明曾经影响了一代90后，从2008年《小时代》小说出版之后，他由一个作家成为了导演，他所写的文字也由青春感伤变成了物欲横流，他只是中国本土电影导演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主义观念也开始进入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大环境的竞争中，中国电影已经被悄然改变，然而这种物质性的价值观念是否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人们还没有清醒认识到，在电影的影响下，社会思维的趋同性变化应该值得思考和警惕。当代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电影产业日新月异，但是，这种新媒体技术对于电影的冲击也不能小觑。在不断追逐电影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暗藏在表象下的趋势值得被相关的电影工作者所注意。电影作为一种集视觉和听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体现为影视创作者的创新能力，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潮流之中，电影的创新性逐渐被消磨，呈现出的同质化趋势是对电影本身艺术性的沉重打击。电影内容和技术使用方式的趋同只是对电影本身的创作形成了威胁，其中所传播出来的趋同性观念却能够与社会相联系，在这种不断兴起的文化环境之中，对于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发展也是不利的。然而这仅仅是新媒体技术对电影产业发展不良影响的表现之一，如何利用技术提高创造性而不是被技术控制创作，是每个影视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一、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系统的英文对应是financialsystem，在国内的研究中也常译为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系统的提法则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书的引进，人民大学的学者周业安、王晋斌认为书中“financialsystem”所讲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内涵，而将译书定名为比较金融系统，不过其并没有对于金融系统的内涵给予详细的界定，但由于此书产生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统，就专指比较金融系统中所分析的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关于两种金融系统模式的划分，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对于企业外部融资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顿和爱德华（carington，edwards，1979）则第一次提出了银行为主（bank-based）或资本市场（capitalmarket-based）为主的金融系统机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则正式提出了银行主导（bank-oriented）与市场主导（market-oriented）这两种不同的金融系统；迈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区分；波林（pollin，1995）则继承了赫泽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脚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划分，而用脚投票即证券持有者退出权的行使，是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用嘴投票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是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从不完全契约角度看待金融系统，先将金融系统分为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关系紧密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并指出银行融资属于关系紧密型，证券市场融资属于保持距离型。上述划分方式，尽管提法各异，但是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分法”：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内容提要：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是公司治理两种倍受关注的治理形式。但二者的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因此网络治理不是对共同治理的发展。共同治理是一种观念，而网络治理则是共同治理的实现机制。

关键词：网络治理共同治理趋同性

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基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股东至上单边治理模式，公司控制权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随着股权的分散、企业之间相互参股的增加、企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非财务资本对于企业经营的日益重要，产生了基于相关利益者利益的共同治理模式，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的广泛参与。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体现一种追求效率的原则和目标，广泛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治理模式则更侧重于企业和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最优，强调企业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的原则。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治理环境的变化使治理任务所依赖的路径发生改变，引发治理形式的渐变，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网络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内部网络治理，即公司内部的股东、经理与员工之间等之间的关系安排。二是公司外部网络治理，即公司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所构成的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安排。共同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单边治理的模式，得到了理论界的共同认同与重视，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但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的关系却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网络治理与共同治理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二者在理论基础、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趋同性。

一、理论基础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根据这种影响互动，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1、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合作性强，威胁性低，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与顾客等。2、边缘性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威胁和与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以及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较氏，如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工会及新闻媒体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和潜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较高。包括紧缺的雇员、顾客。

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网络理论。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对象就是网络。在企业的网络分析中，不论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都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企业不是孤立的，会与许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由此形成的网络中如何协调各网络主体的利益，如何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为网络治理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基础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拥有包括股东、顾客、员工、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舆论影响者和其他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拥有专用性资本的主体，他们分别向企业提供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拥有企业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不是企业的惟一所有者。企业则是这些提供专用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种合约，是治理和管理这些专用性资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应当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应广泛参与公司的治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被实现公司目标所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是一种影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的行动、决策、政策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的行动、决策和政策。根据这种影响互动，可以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1、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合作性强，威胁性低，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与顾客等。2、边缘性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威胁和与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包括雇员的职业联合会、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以及未经组织起来的股东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较氏，如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工会及新闻媒体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关者。其特点是对企业的潜在性威胁和潜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较高。包括紧缺的雇员、顾客。

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网络理论。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对象就是网络。在企业的网络分析中，不论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还是嵌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都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以及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企业不是孤立的，会与许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由此形成的网络中如何协调各网络主体的利益，如何对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组合，成为网络治理的主要内容。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二者具有趋同性。在企业网络体系中，与企业相关的网络主体与企业及网络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从企业间网络看，企业间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合作、竞争、控股、集团等形式，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获取各自的利益，他们是利益相关者。从企业内部网络看，经营者、内部员工、股东等网络主体与企业之间也是一种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内部科层组织结构，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都是同样的对象，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二、治理目标的趋同性

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力。按照权利制衡权力的逻辑，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利益），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权力，通过行使相应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根据自己权利的大小分配适应的权力，当公司行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侵害自己的权利时可以通过行使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以此参与公司治理。不仅于此，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资本的投入要追求最大的回报，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要求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整体联盟，对投入公司的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资本经营方式，实现资本运营的最佳效率与效果。这里的资本不但包括现有的利益相关者投入公司的现实资本，还包括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资本。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这条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的探索已很充分。在省委九届四次全会上，通过实事求是地深刻分析省情，提出了要着力打造“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把我省建设成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此外，省委书记刘奇葆在2008年4月25日的省委领导班子“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专题讨论会上，强调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核心是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深刻理解“四个辩证统一”:发展目标的统一性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统一、发展的系统性与重点性的辩证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辩证统一。这也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时要与时俱进地掌握正确的方法论，笔者本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认识论和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统一的实践哲学角度，结合当前全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际，试从世界观、辩证法、逻辑学的角度予以浅叙。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面向新时期正确解放思想要树立正确的方法论的世界观、思想观、思维观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进行了精确的阐释，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约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宝是解放思想，如何从世界观、辩证法、逻辑学的角度掌握正确解放思想的方法，就成为了真正与时俱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真正全面正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因此，新时期解放思想，必须要有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这就包含了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二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想观，三是正确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思维观

本文抛砖引玉，先对解放思想的方法论的三个方面做一些初探。

（一）解放思想必须树立正确的方法论世界观，即解决解放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从哪里“来”的问题。

人面对世界，无非是认识世界“是什么”和面对世界“怎么办”。前者是认识论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世界观，世界观包含两者，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世界观是认识论、方法论的前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另一方面，世界观又是人们认为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认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

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过程实质上是数学模式的构建过程，因此会产生各种错误，其中有一类浅层次的错误，又称形成性错误，就是误读。所谓“误读”是指人们在接受一种新的知识时，按照自己所熟悉的思维方式进行选择和切割而产生的对原意的偏离。这种偏离可以是有意识的曲解，也可能由于客观因素制约出现的无意识误读。小学生的数学误读大多是无意识的。过去我们对小学生数学错误的分析往往局限于错误的形式与结果，而忽略了错误的层次分析，尤其是对误读的剖析，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小学生的数学误读发生率较高，产生面也较宽，几乎每个小学生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误读。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常见的小学生数学误读有以下三点：①视觉性误读。这是低年级小学生容易出现的误读，主要特征是对符号或数码字母解读失误，尤其是在较为紧张的口算训练中，小学生心理压力增大，辨读符号准确率降低；也有小学生为追求运算速度，眼看口念心算，一心多用导致误读；还有的小学生符号解读能力较差，停留在“出声思维”阶段，一道算题非得要用嘴读上一遍方可“输入”，囿于课堂环境，他们不敢读出声，而只能在嘴里默读，这样势必影响计算速度，当看到其他同学已经做完时，他们开始着急，这时往往会出现误读，真是“忙中出错”。②趋同性误读。注意到两种数学模式之间相同性，忽视了相异之处，误以为可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而发生的误读。这是思维定势所造成的误读。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条船上有75头牛，33只羊，问船长的年龄多大？”据浙江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只有5%的学生认为无解，而另外95%的学生居然根据已有的两个数据计算出了船长的年龄（75+33=108岁，或75-33=42岁）。他们的理由是，“凡老师出的题都是可以解的”。这就是趋同性误读。小学生的趋同性误读还有：在口算练习时，连续几道加法题之后夹一道减法题，一些同学仍做成加法；变式训练中，忽视算式中细微的差别，仍按过去的办法做；在应用题列式时，不根据已知条件获取信息（总数、部分数或总数、份数、每份数），决定使用何种算法，而是根据问句中的“一共”、“平均”等词简单分类，机械记忆，从而出现判断失误。③习惯性误读。这是一种模式性误读，由已有的模式对新模式产生的干扰所致，即心理学的“前摄作用”，也是一种知识间的负迁移。小学生在做四则混合运算的应用题时，有人会根据数字特征来决定算法，如果给出两个数字具有倍数关系，他们首先想到用除法，因为可以整除，而忽视其实际条件的要求，这是他们头脑中已形成的“除法计算模式”（即“乘法口诀”的逆用）在起作用而出现的误读；又如在学习“三角形的认识”一节时，小学生通过各种变式图形的辨认，在头脑中形成了单一三角形的模式，接着让他们数一数图形

附图{图}中有几个三角形时，一些人认为只有4个，而不是8个。发生这种误读的原因是单一三角形模式的影响，看到复合起来的三角形图形不会辨认，以为它不是三角形，这是“习惯性误读”。

小学生数学误读的出现具有双重含义：首先说明了学生已经在用脑思考数学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数学模式的过程中，这是一种形成性错误。有经验的教师决不会横加指责、讽刺挖苦他们，而是谆谆诱导，助一臂之力；其次，误读的出现说明小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障碍，发生了困难和偏差，教师需认真分析、仔细反省：是由于自己的误导所致，还是学生的认知失误？是新旧数学模式之间台阶过大、坡度太陡，还是学生思维惰性或知识遗忘而产生的？教师应仔细分析，及时处理，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