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范文10篇

[摘要]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群体性逃课，不听课现象屡见不鲜，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本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站在大学生的角度去分析群体性逃课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大学生群体性逃课机会成本边际效用取舍开小差欲望曲线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大学生逃课现象。据有关调查显示，当前高校学生专业课平均逃课率在20%左右，基础课在25%左右，公共选修课则高达50%，另外，60%以上的大学生有过逃课经历。

通过更深入的调查，我们还发现大学生逃课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如从学历来说，专科学生的逃课率要高于本科生；从年级上来说，高年级逃课率要比低年级高；从性别上来说，男生比女生逃课率高；从课程来说，基础课高于专业课、选修课高于必修课、人文类课程高于理工类课程；另外学生逃课率还与教师学历、职称、年龄等有关。

事实是不容回避的，大学生厌学、逃课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家思考着，摸索着，希望找到答案。有的人说，那是因为大学不断扩招，生源，师资，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有的人说那是高等教育的确存在不小弊端；还有的人说那是学校管理的普遍问题……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想综合一下许多同龄人的想法，并且用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我们眼中的“集体逃亡”。去为群体逃课这个复杂而深刻的群体逃课现象的老话题增加一种合理的解释。

*旗位于赤峰市东南部，东连通辽市奈曼旗，南接辽宁省北票市、朝阳市，西北分别与我市松山区、翁牛特旗隔老哈河相望。全旗总土地面积8300平方公里，辖29个乡镇苏木，320个行政村，总人口59.3万。由于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旗在历史上就是各种群体事件发生的活跃地区。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安定因素日益突出，特别是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了全旗社会稳定。认真研究、正确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下面笔者就*旗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

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即定社会规范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多样，如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聚众阻挠等等。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数量及规模日趋增大。近几年来，我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升幅较大。*年全旗共发生群体性事件51起，比1997年骤增了35起，经全旗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在*年到*年两年里群体性事件虽然有所下降，但每年仍然发生30--40起。*年，全旗共发生群体性事件47起比去年同期增加23起，群体性事件又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前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般都在几十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两个单位。在近两年，由数百人参加的比较常见，并且出现了跨单位、跨地区串联行动的现象。如*年金厂沟梁金矿转制过程中发生了700多名工人群体罢工、进赤上访事件；*年撰山子金矿400名职工聚集政府办公楼门前，上访讨要工资待遇，长达近半个月时间。

（二）组织化倾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要求的人为利益而聚合，为实现共同目的而协同行动。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数因经济利益而起，有的要求增加征地补偿；有的要求赔偿污染损失；有的要求改善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有的要求提高破产转制时的补偿标准；有的要求发放长期托欠的工资等等，并且利益呈多元化。如*年我旗森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因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宣布破产，职工提出退还集资损失并提高买断标准，但厂方又无能为力，由此引发了几次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类似这样事件，表现为已由过去的松散型向相对有组织的群体性转化。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有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他们有的在台前充当“群众代表”，直接组织煽动闹事；有的隐藏在幕后指挥和出谋划策；有的甚至成立非法组织，煽动群众闹事。

（三）对抗性加剧，危害后果日趋严重。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性质而言属人民内部矛盾，从矛盾的斗争形式看，一般呈现较为缓和，非对抗性的状态。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独立，有些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且对抗性倾向明显。如四家子镇嘎海吐村由于受少数村民的干扰，该村自*年至*年不缴农业税，不交提留款，不搞计划生育。*年村级换届选举时，上级派工作组协助该村选举村委会，以袁某等人为首的一伙村民故意破坏选举，抱走投票箱，并摔坏了乡政府的摄像机。由于事态的发展，公安机关及时介入，但袁某等人却将入户做工作的民警非法拘禁长达二十几个小时，并施以侮辱漫骂。今年，金厂沟梁镇下长皋村400多村民，公然抗法，阻挠法院执行裁决，与执法干警发生暴力冲突，造成了不良后果。这表明，群体性事件已由单纯的上访请愿型向冲击施压型演化，较多地出现了集体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械斗等过激行为，少数不法之徒甚至把矛盾直接指向党政领导和政法机关。这些即牵涉了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大量精力，又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社会局部混乱。

摘要农村社会的安定是农村发展、进步与富裕的首要条件，也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但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由于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由与特征等方面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以诉讼方式解决此类问题产生的耗时耗力的不足，因此从非诉讼方式寻求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调查，探讨非诉方式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出完善非诉方式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无疑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摘要: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变化往往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关注那些可以控制人们行为的非理性的因素和机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舆情、社会心理和群体态对个人、社会、市场、国家的影响,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的社会。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的重要作用。群体心态研究理论为群体性事件的疏导、处置和预防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群体心态;疏导

近年来,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以及利益对立关系显性化,成为这一时期个体利益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2009年,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徒步进京旅游”事件、吉林通钢事件、河南林钢事件、重庆嘉陵工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都以极其激化和暴力的形式释放出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有专家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关注那些可以控制人们行为的非理性的因素和机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舆情、社会心理和群体心态对个人、社会、市场、国家的影响,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的重要作用。本文把群体心理和心态作为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角度,借鉴群体心态研究理论,试图对群体性事件的疏导和预防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理论探索。

一、群体心态的有关研究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LeBon,又译黎朋、勒邦)在《乌合之众》(Crowd:TheStudyofPopularMind)一书中对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社会心态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提出群体心态研究范畴,开创了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在勒庞看来,所谓群体心态,是指某一个人在获得一个“心理群体”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都具有一种相同的心理倾向和趋势,这是一种群体行为形成后的群体心态。这种倾向是与人在个别独处时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二是指只有具有相同的心理倾向的人才能聚集在一起,并形成行为。这是一种群体行为形成前的群体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和倾向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但平时是处于一种潜在状态,是要理性所压抑,但又是充满活力的,只要条件成熟,它就可以冲破理性的控制和压抑而表现在行为中。

确切地说,勒庞研究的是群体的心理,是指个人不再具有自觉的个性,思想感情都转到与群体同一个方向,形成一种虽然暂时但却非常明确的集体心理。小到五六个人,大到整个民族,或聚集成群或各自孤立,或没有受过教育或皆为博学之士,都可能在特定影响下成为一个心理群体。这种心理群体具有基于某种眼前利益而匆忙聚合的特征,而心理群体一旦形成,群体中个人的异质性便会被群体的同质性所吞没,让无意识占据心灵的上风,并让那些为群体所独有的特点去发挥作用。首先,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觉得人数越多越不会受到惩罚,这使他胆大妄为,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不再有约束个人的责任感,不再有“不可能”或“不能够”这样的概念。其次,互动的个人很容易受集体感情和行动的传染,犹如经过催眠一般,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以致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最后是个人失去有意识的人格,失去怀疑和批判能力,易于接受暗示,常常把歪曲性的幻觉与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以致会在某种暗示下因难以遏制的冲动而采取行动,而且很可能是与他原来的习惯和显而易见的利益截然相反的行动。弗洛伊德在评述勒庞的理论时对此补充道,群体之间的交互传染其实也是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结果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个私企业劳动用工的日益普遍等等，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可调和的一面，有些矛盾甚至表现得异常激烈，如果不能妥善加以解决，随时会导致群体性事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既影响社会的稳定，又破坏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因此，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积极寻找遏制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办法，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之中，防止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更是巩固党和政府执政地位的需要。

一、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则反映出我们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较弱，基层干部的执政水平较低，地方干群关系对立较为严重等方面存在的事实。从近年来了解到的我市和外地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看，最突出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腐败问题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导火线。从多起群体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腐败问题是其导火线。特别是在企业改制中，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问题；职工群众有关待遇不能兑现而企业领导吃喝玩乐，大肆挥霍公款的问题；企业干部以权谋私，用国有集体财产经商办私人公司为自己寻找发财之路的问题等等。应该说，职工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在不同改制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果企业在厂务公开上做得不够，解释不及时，更增强了群众的猜疑，再加上职工群众突然面临着下岗失业，对未来生存缺乏信心。如果少数人趁机以反腐败为借口，造谣煽动，进行组织串连，很容易挑起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进而形成群体性事件。

决策失误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定时炸弹。当前，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有经济发展成就是干部政绩的片面认识，或个别领导干部求功心切，在城市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企业改制等工作决策中，事前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摸底，分析研究；没有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没有召开一定范围的群众座谈会，认真征求意见，而是盲目决策，仓促决策。这种决策缺乏民主性，缺乏科学性，必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严重地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同时，在工作不断推进中还会矛盾迭出，并不断积聚，但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地化解时，就必然会产生群体性事件。

执法水平不高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启爆器。在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中，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教育，缺乏公仆意识、宗旨意识，相反特权意识却相当严重，说话办事唯我独尊，甚至为所欲为。这种意识的存在，在机关往往表现为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在执法中表现为态度粗暴，徇私枉法，自以为是，肆意用法律作为自己谋私的工具；不依法办事，随心所欲使用处罚权；知法犯法，使用法律所明令禁止的执法手段执法等等，这就必然会引起被执法对象的不满，造成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对立。执法不公往往会因很小的事情，也会产生群体性事件，既严重地损害执法部门形象，又破坏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一、新形势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1、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产生，各种深层次矛盾随之揭露。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农民内部之间有的利益被重新调整与分配。在此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处于强势地位。当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利益空间受到侵犯或威胁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进行地维护甚至对抗；当农民希望扩展原来的利益空间时，他们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增加对事务的参与和监督。这两种利益表达方式又可分为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上访）、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对抗），不过现实中这两类途径和手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常常被非正规地使用，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也需要考虑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极端的形式即为农村群体性事件。

2、农民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条文的断章取义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当前，农村普法工作断层较多，群众参与意识不强，学法氛围不浓，导致一部分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发生纠纷时，不是运用正常的法律程序去解决，而是采取"起哄"方式。有的农民法律意识虽有增强，但在理解法律条文时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援引法律时偏执己见。

3、宗族势力在农村重新抬头和蔓延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另一重要原因。宗族势力是以宗族宗派为基础而形成的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恶势力。近些年来，它在我国一些农村重新抬头和蔓延。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宗族情感为了自己的利益，煽动本宗族和他人以群体对抗形式时常与其他群众发生冲突，甚至出现较大规模的械斗，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有的甚至公然对抗国家的政策法规，以集体上访为名，拦车挡道，冲击党政机关，影响极为恶劣。

4、不依法行政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原因。少数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民主决策不够，办理乡村事务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现象较为严重，容易引起群众猜忌和疑虑，产生偏激行为。有时面对少数群众无理取闹等违法违纪行为，又忽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片面"求稳怕乱"，助长了少数人的不法气焰，一些人仿而效之，借机寻衅，挑起事端，引发事件。

5、干部作风不实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主要集中反映在乡镇干部身上，有些干部作风不扎实，工作方法过于简单，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相互推诿，踢"皮球"，不及时加以解决，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干部平时不注意学习，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全凭经验和主观臆断，一味采用"蛮干"，使矛盾产生和激化，引发事件的发生；有的干部下去做工作，不讲政治、不顾大局，随意表态，结果又兑现不了，给工作带来了被动，从而为矛盾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xx街道是全区区域最广，人口最多，人员结构较复杂的地区。今年以来，街道治安总体是平稳的，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大量存在。至10月份，我街道共发生23件群体矛盾。集中表现在：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拆迁、安置等矛盾日益增多；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触动了农民的利益；劳动、工资、人事制度改革，改变了原有利益格局。在街道工委、办事处正确领导下，我们明确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把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坚持一把手负责制，建立健全防范工作网络，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基本没有发生群体性越级上访，把矛盾钝化在民间、消灭在萌芽、处理在基层，保障了街道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今年实现利税过亿元，比去年增长53%。

一、群体性纠纷的特点

1、聚众性。xx离城区较远，接受城市幅射的能量较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河西地区的开发，xx已成为发展资源优势项目的重点，雨花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街道、行政村的招商引资，一批经济项目落户xx。由于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样，执行也较灵活，老百姓不理解，对补偿提出过高期望值，加之劳力安置问题比较突出，往往形成“人多势众”到村、街道上访。

2、多元性。群体性纠纷涉及面比较宽，常引发多种利益的矛盾纠合在一起。一般来说都有人操纵，有的是泄私愤，有的是图报复，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少数人鼓动跟着起哄，“鸡子扒出来鸭子有份”堵门、堵路、堵厂，有的甚至是在群众中集资形成上访“专业户”，还有的是集资请“代言人”，形成多元化。

3、突发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些纠纷起初是涉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处理过程中极易触动一个地段利益，在信息网络不够健全的地区信息不灵，群众纠纷起来后，思想准备不足，感到突然性。例如，西来队拆违一事，后上升整个生产队，为达到其他目的而突然集体上访。

4、反复性。群体性纠纷错综复杂，要经过调查，要经过研究才能慎重处理。往往群众等不急，要求当即表态，当即解决问题，以“到市里上访”为由进行要挟，重复上访。例如古雄村林业队部分群众对干部作风不满，先以土地被砖瓦厂占用为由（当初有书面协议），多次到村、街道上访，做了工作稍平息后又到市里上访。

[摘要]与普通的民事案件处理机制相比，在解决劳动争议案件时，协商、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受到解决机构的重视，这是由于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表现在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隶属性、双方之间地位悬殊等。通过诉讼方式处理劳动争议不仅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还容易激化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协商、调解、仲裁等能有效弥补这一缺憾。文章认为现阶段，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仍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程序和机制本身不完善、诉调衔接不顺畅等问题，这对整个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

[关键词]群体性劳动争议；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劳动争议解决方式

一、我国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现状

（一）劳动争议的特殊性。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关于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争议。劳动争议既有一般争议案件的共性，又有主体、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该类型案件的当事人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一方面存在利益结合关系，另一方面在互相受益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与分歧，群体性劳动争议相较个体劳动争议的情况还要复杂，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个用人单位的多个劳动者对该用人单位提起的较为一致的权利请求。群体性劳动争议的固有特点多表现为主体的差异性和近年来呈现的增长趋势倍受社会关注。其固有特征首先表现在争议主体人数较多，单个劳动者难以构成群体性威胁；其次，劳动者一方的诉求相对一致，这与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或做出的政策决定等有关；最后，由于群体性劳动争议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范围广，一旦发生恶性事件，将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秩序动荡。从近年来纠纷数量来看，劳资矛盾持续发酵，这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要求。（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概念。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概念界定由几个要素组成，首先劳动法律法规构建起了适用框架，其次劳动纠纷处理机构负责协商解决，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手段和方式按照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组成了劳动纠纷处理程序、制度的统一整体。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方式有四种，即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劳动法》第77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5条等规定强调了解决劳动纠纷时要充分尊重双方的协商、调解等不同路径选择的意愿，也明确了相应的优先级，既是为了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也是为了最终得到公正的处理结果。由此可见，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首先，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并行不悖的纠纷化解举措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分流意识，否则将陷入由法院事无巨细地应对纠纷的困境。其次，协商、调解方式尚缺乏具体的程序机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某些事项提供了适范，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如何就争议事项进行协商、调解，依据何种规范作出妥协让步，目前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这可能导致协商、调解并未在当事人之间有效展开。最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7条对争议事项作了类型化处理，说明在司法实践中，经济纠纷、侵权事项是引发矛盾的常见原因，但扩大一裁终局的事由范围、诉调机制如何衔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救济举措等均为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一）非诉机制。1.协商程序。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出现纠纷时，协商应作为首要解决方式。其实，协商谈判也是调解、仲裁、诉讼程序中的矛盾化解途径，因此要充分注重其基础作用。依靠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协商意愿达成一致意见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自愿即意味着相对弱化的强制力、约束力，这要求双方自主谈判、自觉履行，其对当事人的诚信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妥协让步的平衡点也难以取舍把握，具体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上，后者明显属于实力强大一方，用人单位能否考虑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谈判过程中作出更多的让步，同时信守诺言、兑现承诺，目前尚未有相应的规范机制加以约束。其次，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本应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但我国工会并不具有独立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地位和功能，①因而其难以代表劳动者来制衡企业。2.调解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三类调解组织，在企业内部设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基层设置乡镇街道基层调解组织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然而三类组织存在组成和调解程序上的局限性，难以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和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企业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从人员划分上，企业和职工已被分立为利益对峙的双方，不利于构建和谐关系，且调解委员会一一一一一一组建在企业内部，难以成为真正的第三方组织体，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后两类组织做出的调解结果，由于第三方机构在人力、资金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对企业产生多大程度的约束力，难以下定论。人民调解在矛盾化解中本应具有更优势的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自身不足及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其影响力始终受到抑制。一方面，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设立在较低的级别和区域，无力处理一些人数众多、对专业知识有较多要求的大规模纠纷，这与人民调解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另一方面，基层人民调解与其他调解机制尚未形成连接互动，使得人民调解组织在介入解决劳动纠纷时障碍重重。3.仲裁程序及诉调衔接。目前，仲裁程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独立性不强，仲裁机构的活动经费、人员等大都来源于当地同级政府的支持，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依附于政府的特性就决定了其本身所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不足，导致在具体的纠纷争议解决中存在一裁两审的情况。以上海为例，不满意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的比重约占60%左右。②仲裁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判决程序无法进行有效衔接，主要体现在仲裁裁决依据与法院判决依据不一致。仲裁机构的裁决依据既可以为法律也可以是行政法规、规章等，而法院的判决只能将行政法规、规章等作为一种参考或参照，仲裁功能无法有效发挥。我国在立法层面上所设置的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前置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损耗，由于仲裁程序本身的不健全及与其他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诉讼机制的衔接问题，劳动者的劳动争议纠纷想要经过诉讼途径解决必然需要经过仲裁，而仲裁本身的行政化色彩又过于浓厚，只有经过仲裁后才可以提起诉讼，而劳动者想要获得程序保障必然需要等待漫长的诉讼周期，当然这可以让劳动者的权益获得保障，但却损害了法律的效率原则。（二）诉讼机制。诉讼程序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的终局性程序。诉讼程序代表着公平公正，但目前我国对于劳动关系的重视程度不足，主要体现在我国多将劳动争议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的问题是未设立专门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规制，特别是适用于群体性劳动争议特点的规范缺乏论证，比如诉讼代表人制度如何运行、部分劳动者对判决结果不满意时如何维权、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实现，均为需要细化的问题。

摘要：群体性媒体侵权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受众的公共利益。为了保护这些受众的公共利益，应该设立公益诉讼制度。本文在对公益诉讼制度做了简要介绍后，指出应由检察院作为原告，针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经费由检察院支付。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财政部门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公益诉讼。在损害事实的认定上，本文认为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可以告知受害人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登记，然后根据登记人数和损害程度，凭借有效证据实施受损权益的补偿。

关键词：媒体侵权群体性媒体侵权公益诉讼

一、问题的缘起

媒体侵权指在传播新闻、刊播广告和为受众提供有偿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侵害公民的人格权、著作权、经济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的行为。从外延上看，媒体侵权有四个层次，第一，侵害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第二，侵害著作权；第三，侵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经济性权利；第四，侵害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第一、第二类媒体侵权行为即传统的新闻侵权行为，是单数侵权行为，主要是媒体在传播新闻过程中发生的，因之提起的诉讼大多数是一对一的单数侵权案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到位了。

第三类媒体侵权主要发生在有线广播电视、报刊与作为消费者的受众之间。消费者付出了有线广播电视视听费和报刊订费（或零买），双方就发生了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构成了合同关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有线广播电视、报刊的义务是提供符合标准的有偿服务，包括传播质量（画面和声音）、印装质量、传播内容；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义务是交纳约定的资费。第四类侵权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这种宪法性权利。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的批评及建议权、控告权的实现的基础是必须知情，由此衍生出知情权。公民实现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必须充分地享有媒体资源，从而派生出媒体接近权、使用权。我国的媒体都是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媒体，创办和运行资金来自公共税收。因此，我国的频率、频道和版面等媒体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人民。但是现实中，媒体或者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或者受到强权集团（如政府、资本）的压力而滥用或者挪用媒体资源的现象很普遍。由于我国创办媒体的门槛很高，因此一定时期媒体资源是恒定的，这里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必然导致公民能够接近、使用的媒体资源的减少，最终给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打了折扣。

由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广泛性，第三类、第四类媒体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众多的受众的权益，是群体性或者复数侵权行为，因之提起的诉讼是多对一或多对多的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侵权对象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他们往往无知识、精力来维护被侵害的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在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中引入公益诉讼。

摘要：群体性媒体侵权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受众的公共利益。为了保护这些受众的公共利益，应该设立公益诉讼制度。本文在对公益诉讼制度做了简要介绍后，指出应由检察院作为原告，针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经费由检察院支付。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财政部门可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公益诉讼。在损害事实的认定上，本文认为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利益的损害。可以告知受害人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登记，然后根据登记人数和损害程度，凭借有效证据实施受损权益的补偿。

关键词：媒体侵权群体性媒体侵权公益诉讼

一、问题的缘起

媒体侵权指在传播新闻、刊播广告和为受众提供有偿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侵害公民的人格权、著作权、经济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的行为。从外延上看，媒体侵权有四个层次，第一，侵害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第二，侵害著作权；第三，侵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经济性权利；第四，侵害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第一、第二类媒体侵权行为即传统的新闻侵权行为，是单数侵权行为，主要是媒体在传播新闻过程中发生的，因之提起的诉讼大多数是一对一的单数侵权案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到位了。

第三类媒体侵权主要发生在有线广播电视、报刊与作为消费者的受众之间。消费者付出了有线广播电视视听费和报刊订费（或零买），双方就发生了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构成了合同关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有线广播电视、报刊的义务是提供符合标准的有偿服务，包括传播质量（画面和声音）、印装质量、传播内容；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义务是交纳约定的资费。第四类侵权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这种宪法性权利。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的批评及建议权、控告权的实现的基础是必须知情，由此衍生出知情权。公民实现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必须充分地享有媒体资源，从而派生出媒体接近权、使用权。我国的媒体都是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媒体，创办和运行资金来自公共税收。因此，我国的频率、频道和版面等媒体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人民。但是现实中，媒体或者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或者受到强权集团（如政府、资本）的压力而滥用或者挪用媒体资源的现象很普遍。由于我国创办媒体的门槛很高，因此一定时期媒体资源是恒定的，这里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必然导致公民能够接近、使用的媒体资源的减少，最终给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打了折扣。

由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广泛性，第三类、第四类媒体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众多的受众的权益，是群体性或者复数侵权行为，因之提起的诉讼是多对一或多对多的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侵权对象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他们往往无知识、精力来维护被侵害的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在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中引入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