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行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价、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失信行为的发生而受到的法律制裁、道德成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诚信属于伦理学、诚信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失信所导致的心理压力、自责、恐惧、防止失信而发生的成本，是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的浪费、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一、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利益导向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取向。趋利就是计算行为的收益，避害就是计算行为的成本。那么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对私人利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由此我们知道，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许多人都可以从失信中捞到好处，使得他们在失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此，研究失信成本的构成就显得异常重要。

失信成本，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是指行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价。它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可用表达式表示为：失信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二、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它由四部分构成，用表达式表示为：直接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道德成本，心理成本）。

历史题材电视剧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帝王戏、宫廷戏；一类是武侠戏；第三类是近现代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前两类戏创作的持续升温，说明它很有市场，而这市场说到底是观众的需求。观众为什么爱看这类戏?无非是剧中的皇权意识、宫廷争斗、江山美人、武打场面、插科打诨等满足了人们一时的快感，具有娱乐、消遣、宣泄、补偿等情感价值。这是古代题材电视剧足恃的东西，也是它的优势和“利”之所在。

但是，如果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仅仅在这个层次上沾沾自喜而伫足不前，那么，只能满足观众最低层次的接受欲望，因为除了娱乐消遣、情感的宣泄和补偿以外，还有历史剧所应该具备的历史品格、审美品格和深刻内涵在焉，而这才是历史题材电视剧走上精品殿堂的通道。如果创作者不能在这几个方面提高品位、提升观众，而仅仅在“戏说”和“取乐”中打转转，那么观众也只能是“戏看”和一笑了之，不会动真的喜怒哀乐。当下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劣势正在这里：游戏历史、编造故事、随意为之、追求利润。这也正是造成其“弊”的根源所在。

因此，为了有效地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利避害，从而使“量”的“繁荣”向“质”的飞跃转化，构筑出真正的精品乃至经典，必须重申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观念问题。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现实的问题。这就要求编导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辨别历史中的精华和糟粕?在这里，要坚持历史主义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克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要尊重历史规律，而不是违背历史规律；要以先进文化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来审视精芜并存、良莠难分的历史的原形态。这不是一个新解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指导历史剧的创作。但在当下的创作实践中，这种观念常常缺席，因此，仍有重提之必要。否则，“帝王史观”、“贵族史观”、“盛世之梦”、“粉饰装点”必将泛滥成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是创作态度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着严重的以游戏和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的问题，一些编导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而是游戏历史，调侃历史，乱语讲史，随意拿古人开玩笑。这种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严重地消解了作品的意义内涵，损害了历史剧的艺术形象。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剧的本质是游戏而非历史。不错，历史剧绝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剧的本质也决非是游戏。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学家吴晗就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我认为这才是历史剧的本质所在。这就要求历史剧的创作者，要具备历史家和艺术家的双重品格，既尊重历史规律，也尊重艺术规律。而我们的一些编导却无视这一点，比如《康熙王朝》的编剧甚至说：“历史上的康熙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这是历史剧创作的正确态度吗?仅仅靠猜想和揣摩能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吗?这怎能不令人怀疑?

再次是创作方法问题。古代题材的电视剧究竟应该怎么写?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关键之点是创作者怎样对待历史，怎样对待现实，怎样对待虚构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坚持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的创作方法。在这点上，近现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态度比较审慎，因此，成效也较大。相反，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穿凿、附会、篡改，编造的痕迹更明显，“硬伤”也更多，不要说逃不过史学家的眼睛，就连一般的观众也往往能看出破绽。

县级行政组织承担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党的十六大报告做出了“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的重要判断。**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工业弱县，要推动县域经济大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深入把握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抢抓机遇，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趋利避害，扩大规模，力争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一、基本情况

1、**县总人口14万,城镇人口2.99万，农村人口11.1万，城市化率21.4%，农民人均耕地2.55亩。20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63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90元，全县大口经财政收入5571万元，地方财政收入3411万元。全县国内生产总值9.4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3.9亿元，第二产业2.6亿元，第三产业3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40.6：27.3：31.1。从总体来看，**县城市化率低，财政薄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工业比重较小，服务业不发达。

2、**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78.6%，长期以来，受地域条件、外部环境和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业效益低，种植品种单一，农业对财政的贡献率只占20%左右，2002年为1045万元（由于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比实际更少）。农业的发展事关全县农村11万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事关全县的社会稳定。近年来，**县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以西红柿、棉花、肉羊为主的“一红二白”产业，粮经草比例为13：81：6。2003年，全县棉花种植面积25万亩，皮棉总产量达到50万担，实现收入3.7亿元，农民人均来自棉花的纯收入达到1927元；肉羊产业上，全县羊只饲养量达到90万只，农民人均来自羊产业上的纯收入达384元；制种产业上，全县制种面积发展到3.8万亩,实现收入4700万元；日光温室产业则以有机无土栽培、托鲁把姆嫁接茄子、西甜瓜、鲜切花卉等为调整和推广重点。这些都为全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后劲。

3、**县是一个工业弱县，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3%。全县共有工业企业492个（其中包括2000年以来改制的36户国有工业企业，现已全部民有民营），工业总产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只有西域阳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敦煌种业**棉花公司、砂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等13户企业。工业主要涉及“一红（蕃茄）、二白（棉花、肉羊）、三黑（煤、铁、铜）”、脱水菜、建筑等几个行业。发展抓项目，**县走“盯住国家投资上项目、立足资源优势上项目、依托现有企业上项目、招商引资上项目”四条路子，坚持既抓新上项目，又要考察筛选储备项目，既抓一些“短平快”项目，更抓长远发展项目的原则，城乡同步，工农联动，集中精力上项目，一心一意谋发展。2003年，已完成投资7213万元，有西域阳光750吨蕃茄酱生产线、康源油脂精炼油生产一期工程、飞富粮油颗粒饲料技改、棉籽脱绒、剥壳等36个项目峻工。万锭棉纱纺织、铁合金冶炼技改、万吨饲草切快加工开工在建。2004年，县上还将有13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项目建成投产，并启动了总投资2700万元的工业园区建设。这些都将为**县“兴工强县”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而牢靠的基础。

4、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县通过大力实施民营主体战略，全县民营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止2003年底，全县非公经济总户数达5570户，从业人员达到11786人，注册资金22548万元，上缴税金完成274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8.8%、23.3%、60.6%、50%，非公经济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对策；应对加入WTO挑战，中国的科技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科学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高新科技的发展强烈影响国家安全观念和格局、更加强调创新和跨越、在应用开发研究当中，贯彻以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实施人才战略、加强技术壁垒研究，尽快建立我国的技术标准体系等，具体请详见。

一、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它标志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的跨越。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1、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近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以此推算，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当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今天的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他所学的知识有60%～70%已经过时。预计今后100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0%，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要活动。

2、科学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20世纪前，人类从发明到应用电，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20世纪，集成电路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得到应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在短短50年里，经历了5次大的科技变革：1945～1955年，人类相继开始利用核能；1955～1965年，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外层空间；1965～1975年，人类开始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1975～1985年，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应用，扩大了人脑的能力；1985年以来，以软件和网络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新时代。这5次大的技术变革，构成了上个世纪最为壮观又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3、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用于解决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出现，比如环境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学科的分支已从20世纪初的600多门，发展到现在的6000多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评析及革新原则的确立；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革新；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革新的几个特殊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立法、现行外资审批制度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对审批制度的科学、高效与透明度的要求、宽猛相济，适时调整、繁简得当，由繁趋简、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制向单一制转变、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向有限核准制过渡、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对外资间接并购的特殊规定、对外资“增资扩股”并购的特殊规定、与外商出资比例规定相协调、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商出资比例的规定显得过于简单等，具体请详见。

一、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评析及革新原则的确立

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立法，目前外资并购的审批工作主要参照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执行。而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1)审批程序严格，无自动审批规定，所有外资项目都必须经过外资主管机构的批准，而且一旦审批内容有所变更，又必须报经原审批机构重新审批；(2)审批时间较长，又兼官僚式的拖延，工作效率低下；(3)审批部门、环节过多，报批手续复杂，而且还有不同地区、行业、项目乃至外资设立形式的差别，纵横交错、权限不一；(4)一部分审批权的下放，引发各地程序、宽严度不一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不惜超越权限范围，出台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实行所谓审批的“特事特办”，常使外资审批制度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现行外资审批制度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对审批制度的科学、高效与透明度的要求，其费时费事的繁杂程序、层层重叠的审批机构、权限不一的种种标准，不仅使审批效率大受影响。而且众机构之同的内部协调以及审批结果的权威性也不一定有保障。况且，现行外资审批制度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刨建式”外资进入而构建，并没有考虑到外资并购的特性，所以生搬硬套到外资并购的审批上更显矛盾重重。比如反垄断本应是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关键部分，但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显然无所考虑，致使造成目前外资在许多行业占据垄断或控制地位的严峻局势。

毋庸置疑，各国实行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目的，皆是为能在最大限度的抑制外资并购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地发展。但是，缺乏科学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却可能导致迥异的效果。所以，欲达外资并购审批制度趋利避害的功效，其本身的科学与合理至关重要，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1)宽猛相济，适时调整。即在具体掌握其实质性标准和尺度时，一般都应注意避免走向过于宽泛或过于严格的两种极端，而应适时地根据本国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况、经济结构、企业制度、重点项目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该项制度的实施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又使其消极影响得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摘要：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价值取向对其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对36所高校的1855名大学生创业者进行调研，实证检验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对创业教育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满意客户型、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存在弱相关关系。创业教育对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对满意客户型、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调节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创业教育；大学生；价值取向；心理健康

当前，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和“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大学生作为高校创业教育的主体，也是未来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但大学生创业者的价值取向、心理健康等问题，客观影响了其创业项目生命周期及创业成功率，迫切需要通过深化创业教育改革予以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

在实践层面上，大学生创业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失败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容易出现多种心理、思想上的问题。同时，在大学生创业者中普遍存在创业就是创办企业、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追求财富最大化等认识误区。部分大学生创业者对创业抱有理想化的认知，特别是在创业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对学校甚至对社会产生不满。实际上，这些现象既是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冲突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内在使然，也是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冲突导致心理困惑的外在表现。加之，高校创业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精英化、泛知识化、工具化以及实践功利化等现象，进一步激化了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心理健康，进而成为影响创业成功率的重要诱因之一。在理论层面上，创业者价值取向、创业者心理健康等问题一直是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对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有关联，创业教育对二者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目前研究较少。因此，结合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知识，实证研究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分析创业教育的调节作用，对促使高校创业教育改革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其价值引领过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假设

卫生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所包括的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城市大医院的疑难疾病诊治服务等具有比较强的正外部性，社会效益明显，属于准公共产品。公共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纯公共产品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人人都不想出钱生产却想坐享其成；准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效益可以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增进他人的利益，但并未因此得到报酬，导致准公共产品如果由私人生产将远远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卫生资源的最优配置，必将大大降低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必然导致布局不合理，降低服务可及性、干预重点和技术路线选择走向高端，降低卫生投入绩效以及服务价格攀升等一系列问题；在需求层面，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则必然带来部分社会成员无力求医的问题，并会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全社会的健康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脱不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卫生事业都必须坚持公益性质，这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医改的总体走向决定着公立医院平衡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改革的具体措施。

但公立医疗机构在坚持公益性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平优先的同时，当然不能是坐吃山空的机构，更不能是花财挣钱的机器。公立医院不赚钱，即便是不亏损，那如何发展，财政投入的钱就这样一直维持现有的规模吗？医生同其他行业一样，上有老下有小，职业风险很大，也要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有合理的收入，这就成了医院的成本。医疗服务还有其他的物质性的成本。公立医院不赚钱，至少意味着收入加财政补贴与成本相等。“成本=收入+财政补贴”的这个公式有三个变量，其中收入这个变量，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收入低于成本，要把公式两边做平，要么就增加财政补贴，要么把成本降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医疗，就是这种思路：财政补贴也补了，医生的工资水平也通过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价格也控制了，药品价格也一降再降，似乎我们应当感到受益了（医院少收了），但是没有，那只能是医院收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下，成本是可以人为搞大的，比如管理不善、浪费、效率不高等，这个收入可能让老百姓难以负担。不赚钱的机构，可能是效率极低、浪费很大的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不赚钱，似乎与坚持公益性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平优先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呢？最近，比尔·盖茨退休拿着毕生赚得的近4000亿搞慈善去了，如果中国只有4000万的穷人，每人可以分到1000元。这1000元可以花多久？他搞了个赚钱的慈善基金，这与慈善不矛盾：4000亿与相对于广大的慈善需求存在巨大的差距。市场机制不可回避，是经济的固有属性，是本身存在的。面对目前公益性淡薄的公立医院，如何处理宏观公益性与微观趋利现象的矛盾是公立医院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公益与趋利和谐共存，公立医院要正确地创新改革，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公益性和趋利性。公立医院的出资人是政府，政府没有趋利性，它要求的回报是人民的满意度最大。公立医院法人及职工有趋利性，他要求个人利益回报，追求职工利益最大。这就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也是当前公立医院改制改造面临的迫切任务。

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绝大多数是扩张型医院，政府应创办节约型医院，对公立医院实行总额预算控制，即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在核定收入之内的结余政府并不要求上缴，超收才上缴，所以此举并不是恢复大锅饭、鼓励懒人，而是要解决让公益性和趋利性和谐发展的问题。医院可以在此基础上追求结余最大化，比如实行以循证医学为理论基础的临床路径管理和单病种付费制，在总收入不提高的情况下，降低总支出，增加结余，患者的人均医疗花费同时也减少了，达到共赢的效果。一个服务或者商品在公平的市场价格下，如果公众可以低于这个价格能够获得，公众就受益了，而能够保证这种获益的机制才能称其为具有公益性。至于这是否是合理的价格，就由那个为他报销的地方和医院去谈吧。因为为他报销的地方有时间、有精力去和医院谈判，也不存在什么“信息不对称”，就一定能谈出一个公平的价格。公立医院还是要赚钱的，如果硬要有个公益的标志的话，把赚来的钱别分掉而是用来发展，这就是公益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公立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要以盈利为前提。

联系到每年招考公务员时异常火爆的情形，江苏常州最近发生的公推干部职位受冷遇就显得很有些耐人寻味。据6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常州4月30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47名领导干部，然而公告1个月以来，到昨天为止报名者才37人。这次公开选拔领导职位除了中院副院长和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层职位，而目前竞争相对激烈的则是前面两个岗位，无人问津的岗位多是高校的中层职位。

“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47个岗位，有45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正视客观上存在的不同职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视官员的正常的功利价值观，则就要求我们规范公权，堵塞漏洞，客观、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颇，进一步清明正风。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大违法成本，健全制约机制；发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作用，严格控制虚假会计信息的发生；全面实施道德素质教育，呼唤会计诚信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虚假会计信息问题自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会计的发展而发展、虚假会计信息的泛滥触目惊心、对违法者的相关处罚、公司上市的数量越来越多，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更是数不胜数、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治理虚假会计信息最有效的途径也恐怕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来得最快、将违法者从众多的企业中查找出来，这是前提、独资会计师事务所由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个人独立开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管理者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人的趋利动机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等，具体请详见。

关键词：虚假会计信息；违法成本；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会计诚信

虚假会计信息问题自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会计的发展而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其中不乏法规、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使会计信息难以保证完全真实、公允（制度性失真）；会计规则执行人由于未能对会计规则透彻理解而做出了错误判断（行为性失真）；以及为使自身利益膨胀而损害他人利益而编造的虚假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其中历史悠久，普遍认同的当属违规性失真。

虚假会计信息的泛滥触目惊心，近年来一桩桩涉及国内外知名公司、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造假案件使人们不仅对企业自身，甚至对证监会、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产生了重重置疑。是什么原因使“泛假主义”如此猖獗、有恃无恐？造假者的趋利动机难以根除，但动机转化为结果是需要条件的，如何防范虚假信息已不仅仅是会计界的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了政治界、经济界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1加大违法成本，健全制约机制

1.1对违法者的相关处罚

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领域,其视角越来越为广泛。尽管还未成为金融学理论的主流,但越来越多的金融学家正在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之呐喊。他们认为,行为金融学将当前金融学主流数理金融学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经来临。真的这样吗?我们还是先对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分歧的焦点做出归纳与评价,再做定论。在没有定论以前,我们不妨仍把数理金融学称为主流金融学。

一、争论的起点:红利之谜

1.红利之谜——主流金融学的“死穴”?行为金融学家们很早就声称从与分红相关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了当前主流金融学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