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位范文10篇

【摘要】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旅游行业也随之得到发展。旅游行业属于具备综合性的新兴产业。针对当前旅游行业管理的实际情况，仍旧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体制，旅游行业管理出现混乱的情况，这对于旅游行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本文主要针对旅游管理的“被动缺位”的情况，并且提出具体的对策，从而促进我国旅游行业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管理;被动性缺位;对策

近些年我国经济一直持续增长，也由此加快了旅游行业的发展，结合我国旅游业的实际情况，旅游业居于很强的综合性，可以获得经济效益。旅游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紧密联系到旅游管理的体制，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的发展情况，在我国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发展当中存在滞后的情况，管理体制没有结合旅游行业的发展情况，这样对于现代旅游行业的发展造成制约。因为被动缺位的原因，对于旅游行业的发展造成制约，要想对于促进旅游管理更好的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研究被动性缺位，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应对的措施，从而促进旅游行业更好的发展。

一、旅游管理“被动性缺位”的主要表现

(一)管理体制混乱

通过相关的调查，我国旅游行业的管理体制通常都是利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导致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对于利益挂钩产生依赖性，旅游社和导游没有实现互相影响，近些年还出现了对于旅游业公共形象造成影响的事件。管理内容仍旧不够具体，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标准比较保守，影响到管理的深度。建立良好的管理体系，需要明确自身的侧重点，避免出现体制混乱的情况，不能对于眼前的利益过于关注，对于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不够重视。在实践过程中，只是简单的制定了考核指标体系，旅游行业不够重视管理，并没有建立出科学的管理体系，没有调动出职工的积极性，使职工和组织出现一定的偏离，无法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旅游行业作为综合性产业，依靠各种社会资源，在各个领域中涉及到各种资源，因此旅游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部门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使旅游管理具备一定的覆盖性，利用传统的部门管理权被分割，使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存在分散性，从而出现条块分割的情况。从而出现管理空白和管理缺位的情况。

1教育管理伦理的出现

在管理的工作中引入伦理道德，关注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已经是未来管理的发展趋势。20世纪60年代开始，伦理道德进入到企业管理中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伦理已经是管理学科中重要的部分。在伦理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对管理具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得到极大的推广与认可。公共管理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模式，是第一个建立在伦理道德、原则、观念基础上的模式。在公共管理中，引用伦理与道德已经是普遍的管理理念。相较于伦理精神在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管理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更需要伦理精神的参与。教育管理伦理意思是教育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以及管理的关系、理念、行为在伦理方面的规范以及道德。在教育管理中，一定会充溢着价值以及道德，教育管理不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化的管理。任何的管理都会充溢着道德、伦理精神。教育领域同其他社会领域相比，担负着社会的发展重任。教育是促进社会健康、有序、良好发展的手段，是推动人类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管理人员的行为与成效，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影响着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教育管理的伦理具有重大意义。

2伦理缺位的现状

相较于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伦理精神的运用，教育领域中的伦理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一些管理者不能够很好地进行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伦理的缺位。根据我国现在的教育情形，很容易看出教育管理伦理缺位的现状。(1)侵害公正。公正是道德的基本体现，如果没有公正，道德伦理就不复存在。公正能否体现，是需要管理人员的伦理精神以及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规定、制度。公正体现在道德制度的基础之上，其中与很多的政策、制度有很大关联，比如高考加分环节，三好学生、优秀的学生干部等这些学生都可以加分，这就体现着不公平的政策。在这种规定下，违法的事情很容易发生。这种制度的不道德相较于个人的不道德，更加严重。制度伦理的缺位，影响深远。(2)践踏了尊严。在我国的教育中，学生的隐私是不受重视的。考试成绩全校公示，有的学生谈恋爱，学校会在全体师生面前进行通报批评。以教育的名义，践踏学生的尊严，隐私也随之被盗走。在教育管理里，学生处于被动的局面。在学生尊严被践踏的同时，管理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教育为借口，剖析学生的隐私，践踏学生的尊严。教育管理只有具有价值才有意义，如果失去了教育的价值，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管理的价值与教育的价值不能同日而语，两则要同时存在，以牺牲一种价值换取另一种的存在，是价值观的错误。学生具有接收教育的权力，同时也有受到尊重的权力。(3)漠视生命的意义。在教育管理中，如果遗失了伦理精神，就会有生命被漠视的情况发生。学校应该是学生的乐园，但是，校园里常常出现令人难过的事情。例如，对学生的谩骂、殴打等对学生身心造成伤害的事情时常发生。人在社会上遭到谩骂或殴打，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解决，学生在教育管理中，面对这些事情，却难能依靠法律，很多行为的发生介于法律的边缘，需要伦理道德进行约束。教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精神上的。

3教育管理伦理建设的现实对策

(1)推进教育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在教育管理伦理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教育管理伦理学科起到指引的作用。现在，教育管理伦理学科各国都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是欧美国家，已经研究到教育管理的深层次，这对于教育管理的伦理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这个建设才开始不久，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要从基础入手，渐渐深化这一区域，推进教育管理伦理学科的发展。(2)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的建立。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是经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为校园管理人员制定的道德准则，并且必须遵守。通过制定法律条款来约束管理人员去进行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一些国家，伦理规范很多被引入到法律体系中。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甚至一些职业性质的管理机构颁布了伦理方面的法律。所以，确保教育管理伦理，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约束。(3)完善管理人员的责任机制。通过法律框架确保教育管理伦理的同时，也要制定关于教育管理伦理的制度以及相关的程序，进而约束教育管理人员的行为。伦理和道德具有很多的性质，比如不确定性，多元化等等，所以，伦理以及道德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障。同时，还要一定的程序，确保责任机制的有效执行。(4)管理人员的行为伦理准则的制定。在教育系统中，管理者的行为伦理准则在涉及管理人员责任以及相应的义务的同时，还包括一些行为的约束。行为伦理准则是体现教育管理的价值以及对管理人员的行为的限制，界定管理人员的权限的同时限制管理人员的行为。(5)公众的参与及监督。在推动教育管理伦理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进行问卷调查、网上投票等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学生以及教育相关人员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通过外来力量，增强监督的力度，使管理决策更加规范化、准确化。

摘要：当代中国校园暴力现象在近几年中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除了教育体制、校园管理机制以及家庭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国在应对校园暴力上存在严重的法律缺位。这种缺位主要表现在对法律保护对象的认识不清、对侵害行为责任主体的判断不清、对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界定不清以及在司法实践层面片面从轻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校园暴力；霸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一系列恶性校园暴力事件接踵发生，中国校园暴力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与道德建设的相对滞后，在近几年中“校园暴力”逐步体现出4个基本的发展趋势：第一，随着校园安全的加强，校外人员随意进入校园基本被杜绝（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北京市初高中基本都实现了封闭性管理，在上课时间外人如不经登记基本上无法进入校园。各个初高中学校的领导对于校园中的人身伤害事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关注），因此，校园暴力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这与日本近似而不同于以陌生人间冲突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校园暴力［1］。第二，由于学校对于校园内的突发安全情况控制较严，冲动性暴力行为逐步发展为团伙性的、计划性的、学校周边地区的暴力行为。尤其是未成年人之间运用互联网等现代通信工具组织、合谋现象较为普遍。第三，侵财案件高发，而且通常表现为未成年人之间、熟人之间恃强凌弱的长期性敲诈勒索。第四，未成年侵害者懂法、知法而不守法的现象突出。校园暴力不再是一些学者想象中“法律意识淡薄”的产物，而是知道法律漏洞之后的理性行为。比如一访谈对象表示“我们打人的时候都知道轻重，避着能打出事的地方，扇几个耳光，踢几脚，警察根本不管，家长找到学校也最多就是道个歉、做个检查”。简单而言就是“不打死、不打残、不反社会就没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中的校园暴力正显现出西方国家校园暴力中“霸凌”现象的某些特征。主要为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同龄人之间，强者通过长时间、多频次地对弱者施加肢体、言语、心理等多角度的暴力侵害，以达到羞辱、排挤、控制弱者，给弱者造成身体、心理等多方面持续性严重伤害的行为。它的暴力程度虽然未必严重，但是其对受害者人格尊严、精神状态以及校园风气的危害性极大。然而，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尚未对这一变化予以充分重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有关管理部门对于校园暴力普遍存在着反应迟缓、处置偏轻、应对不力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也许是执法者素质不高，执行不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应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跟上快速变化的社会事实，从而造成了在“校园暴力”现象中，较为普遍的法律缺位。

一、对未成人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性估计不足带来的刑事责任缺位

我国的立法部门与管理部门对未成年施暴者的主观恶性认识不足，习惯性地认为校园暴力是理性不足的孩子们的嬉闹、打闹，其发生原因是施暴者的认识错误。因此以教育而非惩戒为主的应对方式。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明显较高［2］，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大多数的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与12~13岁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都是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外［3］。显然，这种几十年来一贯的立法与执法思路，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现实。早在十余年前，据有关调查，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就较20世纪90年代提前了2~3岁，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120%，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280%［4］。10~13岁的低龄犯罪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70%［5］。未成年人在今天的社会氛围之下，其发育之快、成熟之快以及堕落之快、习得残忍之快，已非几十年前生活于单纯、封闭环境中的父辈可比。在现实生活中，12~13岁的未成年人大部分已经理解了刑罚的性质、功能与后果［6］。一些青少年凶徒之所以施暴，往往并不是对法律无知，而是深知法律对其很难有严格的约束［7］。

二、对校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估计不足带来的保护缺位

3月12日，国务院批准董建华先生的辞职请求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第二任行政长官缺位后补选的行政长官的任期是原行政长官的剩余任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就此发表了谈话。围绕任期问题，香港和内地的法律界继续展开讨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就我个人来讲，是支持剩余任期说的。这里有几条理由，提出来供各位同仁参考。

一、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看，现行制度下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只能是剩余任期

1、现行制度下补选的行政长官的任期不宜越届。

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围绕行政长官缺位后补选的任期问题，有过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剩余任期，有的主张作为新的一届五年任期。为此，基本法第五十三条关于行政长官缺位补选的条文也有一个变动过程。1988年4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写明：“行政长官缺位时，应在六个月内产生新的一届行政长官。”1989年1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以及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香港基本法，将这一规定修改为：“行政长官缺位时，应在六个月内依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产生新的行政长官。”删去了其中的“一届”两字，把“新的一届行政长官”改为“新的行政长官”，表明补选的行政长官仅为届内“新的一位”，非“新的一届”。

2、选举委员会在五年任期内只能补选届内行政长官。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选举委员会非单为一次选举而组成并于选后解散。它是一个任期五年的常任委员会，任期与行政长官任期相配套。简言之，它只管一届的选举，但不一定只管届内一位或一任的选举。具体讲，起草基本法时，在删去“一届”的同时增加了“依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产生”。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长官产生的具体办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规定。”附件一则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基本法附件一规定在2007年以前设立一个任期五年的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无疑包含着便于在五年里行政长官缺位时及时补选新的行政长官以完成剩余任期的意图。

一、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成效

(一)金融支农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当地人民银行积极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金融考核奖励机制，充分发挥金融支农政策导向作用，促进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另外，积极加大支农再贷款投放力度，重点支持了农户种养殖业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总量不断扩大。近年来延安市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不断增大、农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不断提高。

(三)农村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大力推行林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等各项新业务，多角度地改善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状况。同时，农村的支付结算状况也有较大改善。

(四)农村信用环境不断改善。全市农信社积极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社区的评定工作，为小额农户贷款业务的开展构建了良好的信用环境。

二、新农村建设中金融缺位问题的主要表现

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anditsstrategiesInChina

摘要：从电视资金来源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有公共广播电视之名，但无公共广播电视之实。公共广播电视的缺位对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极为不利。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的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缺位的对策进行了探析。目前中国推广数字电视的浪潮正好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关键词公共电视频道缺位产业化数字电视

Abstract:Thereisno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fromtheviewoftheirfinancingsourcethoughmanysocalle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organizationhavealreadyfoundedinChinaThisVacancybringsmuchharmtotheourharmonioussociety.BroadcastingofChinaneedtobeindustrializedatpresent,buttheproblemof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systemneedtobesettledmoredesperately.,Atthesametime,theauthorsanalyzesthestrategiestofoun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inchinamainlyonthesurf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levision

Keywords: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VacancyIndustrializationDigitaltelevision

一、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缺位探析

［摘要］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而把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乡。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应运而生。在其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现象十分普遍。父亲作为子女亲子关系中的重要他人，对儿童心理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从性别角色意识、社会化发展、人际情感、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学业成绩等方面，论述父亲缺位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剖析内在原因，在文末对父亲缺位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设想。

［关键词］父亲缺位;留守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

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父当以教为事”;“父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早已为古人所重视。尽管我们有注重父亲教育的传统，但在实际生活中，承担教育子女重任的往往是母亲。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男性把大多数精力投放在供养家庭，逐渐淡出教育子女的中心，这种现象在留守家庭体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与子女两地分离的居住生活模式，使得成年男性很难完成作为父亲的教育职能。事实上有父亲，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父亲的陪伴，这种困境对处在快速发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父亲缺位(fatherabsence)”(又译“父亲缺失”、“父亲缺席”)是指由于分居、离婚、死亡等原因而导致的儿童缺少父亲的关怀，缺少父爱的现象［1］。父亲缺位可以分为两种具体情形:一是躯体层面的缺位，即父亲“身”的不在场，包括外出工作、离婚或去世等情况;二是心理层面的缺位，即与儿童情感疏远，无法尽到父亲职责的功能性缺失。本文主要关注第二方面，留守家庭中父亲因外出务工无法实现教育功能的缺位，对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2］心理造成的影响。上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父亲参与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995年瑞典《父亲法》生效，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近二十年来，国内研究人员着手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探讨，开始关注父亲缺位对儿童成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研究对象多为全体儿童，没有观照父教贫瘠的留守儿童群体。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领域的成果虽然丰富，但与父亲缺位现象相关的已有研究中，大多为针对其影响留守儿童某一方面心理或行为的量化实证探索，尚未出现关于父亲缺位对留守儿童心理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截至2018年8月底，我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其中96%的儿童由祖辈监护人照顾［3］，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现象严重。因此，本文聚焦于留守家庭中的父亲缺位现象，重点探讨其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层面产生的影响，具有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父亲缺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角色意识

性别角色，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种与自身性别相适应的行为规范［4］。个体的性别角色意识与文化密切相关，其获得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社会或文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内化。Biller等人将性别角色划分为性别角色定位、性别角色偏爱以及性别角色采择三部分，分别对应个体对自身性别的认知评价、情感态度以及行为取舍等方面［5］。由于社会分工和角色期待的差异，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性别角色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已有研究发现，相比父母双全的家庭，离异家庭中单独抚养子女的母亲大多表现出更多的男子气概，她们的日常行为中传统意义上女性的性别角色行为较少。留守家庭中，由于父亲的长期缺位以及日常抚养者的相对高频接触，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榜样示范作用势必会对儿童的性别角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父亲缺位对留守男童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在农村，男性劳动力被视为家中的“顶梁柱”和权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的父亲在很多方面都是男童模仿和学习的对象。1．长期与母亲或祖辈共同生活，弱化留守男童的男子气概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路途遥远，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进城务工的父亲往往很少回家。一年或几年回家一次，每次相聚时间十分短暂，种种因素使得大部分留守儿童对父亲的记忆比较模糊。无论是与母亲共同生活，还是由祖辈隔代抚养，“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以及“阴盛阳衰”的家庭气氛，导致部分留守男童缺乏阳刚之气，形成内向阴柔的个性，攻击倾向下降，暴力行为减少，男子气概弱化。因为父亲外出工作，家庭原有的平衡结构被打破，留守儿童生活方面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交给母亲打理安排，日常频繁的互动极大提高了男童对母亲的依赖和信任程度。与此同时，女性情感细腻、温和内敛等性格特质逐渐对男童的个性产生影响，母子联系空前紧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童不再满足于母亲的安排和掌控，母子关系又会陷入紧张和矛盾状态，短暂的平衡再次被打破，这种亲子互动模式也会对男童的性格造成负面影响。2．父亲外出务工，强化留守男童的家庭责任感父亲依靠自身辛勤劳动，改善了家庭原有生活水平，为子女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好处被留守儿童切身感受到。因此，父亲进城工作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积极变化值得肯定。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家族中的男孩往往被寄予厚望。从小目睹父辈为了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外出艰辛打拼，母亲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照顾幼子侍奉老人，会激发男童的家庭责任感以及改变现状的信念。在成长的关键阶段，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但他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树立了榜样，男童尚且年幼时便会形成家庭观念，将父亲的做法作为自己日后的选择，待到成年时同父亲一道肩负供养家庭的重任。总之，长期与父亲分离的确对留守男童的个性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但同时也会促进其家庭意识的萌发，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二)父亲缺位对留守女童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父亲作为女儿生命中接触到的第一个重要异性，会对其身心成长等各方面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父亲对女儿性别角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女性的认识层面，还体现在对男性的定位和偏好方面。1．繁重的体力劳动，消减女童的女性个性特质成年男性是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缺席使得与祖辈或母亲共同生活的留守女童往往要承担一定的体力劳动以及照顾老人的任务，与同龄非留守女童相比，她们得到的呵护较少，生活的磨练使其易形成刚强的个性。因此，她们具有某些男性化的人格特征，例如较强的攻击性和控制欲。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中，女生较男生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等四项症状因子得分高［6］。女孩多愁善感，心理较为脆弱，在情感上更依恋父母，心境易受环境改变的影响。父亲缺位造成的家庭结构失衡对女童的影响更大，她们容易产生情绪障碍，进而出现攻击行为。小学阶段是儿童强化各自性别意识的关键时期，父亲在这一阶段具有母亲不具备的独特作用。他们可以帮助儿子加强对男性的理解，同时辅助女儿区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而这一时期农村家庭中的父亲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无法陪伴子女成长。父亲的缺席使得女童无法得到来自异性的足够呵护，繁重的体力劳作又迫使她们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种种因素都影响留守女童女性特质的形成。2．父亲缺位影响女童成年后的择偶偏好研究发现，女儿的理想择偶偏好和实际择偶偏好会受到父亲在位与缺位的影响，父亲高在位的女儿在择偶时会更加偏好与父亲长相相似面孔，父亲中等在位、低在位以及缺位被试没有表现出这种偏好［7］。面对父亲长期离家务工的现实，部分留守女童选择理解并体谅父亲的辛苦和不易。如若母亲适时向儿童灌输父亲对她们的牵挂，以及为了全家打拼的观念，女童们年幼时便会形成对父亲的崇拜，同时在内心勾勒出男人的形象。她们认为养家是男性的职责所在，父亲的做法是极具家庭责任感的体现，待到成年，女童们便会偏爱并选择和自己父亲具有相似外貌或品质的异性。另一部分长期与祖辈或母亲生活的女童，因为长期无法获得缺失的父爱以及受到现实生活的磨砺，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想法。她们更青睐“顾家”的男性，认为陪伴家庭的男性才会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支持，这些女童日后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和父亲相似度较低的男性作为伴侣。

二、父亲缺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摘要：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大部分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都趋向完善，然而，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为此从二十世纪80年代起，各发达国家试图广泛地利用经济调节机制来激励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保护活动。目前，世界在这一领域中有超过80多种各种各样的经济工具。由此，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形成了国家行政和市场机制独特的共生现象：寻找最佳的生态经济调节器。为了经济换进协调发展，“绿色税收”发挥重大作用，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需求下，生态保险被提出，这是继“绿色税收”调节手段后产生的又一“污染者支付”的生态经济调节手段。

关键词：**省生态保护保险缺位与对策

引言：本文针对**生态保护中的保险缺位进行阐述，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省保险业存在的问题，从生态主体、生态失调、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多项改进和完善措施，对**省生态保险达到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状态，实现保险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继而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些自己的看法，最后对文章做一个总结。

相关索引：

经济与环境共同发展，既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理念，也是市场调节的目的，在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科技高速发展，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都出现狂飙式发展，但是随着工业化发展，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二十世纪60-70年代，当全球生态问题急剧恶化时。大部分国家通过建立中央行政环保管理体系应对全球生态问题急剧恶化，强调制订新的对环境保护的法律、国家标准化和监控、直至生态审批。“污染者支付”原则成为被采纳的环保法的最重要的原则，使国家在自然保护活动中无需或少量支付补贴。但在这一时期，对自然保护采取的经济调节和激励机制较少被运用。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生态保险成为了一种污染支付的生态经济调节手段被提出。

在经济市场上，生态保险到底是什么呢？俄国学者МоткинГ.А.对生态保险做以下定义：生态保险是针对具有超高生态危险性的企业和投保人的财产利益开展的一种责任保险，生态保险中的责任是由自然环境污染事故引发的，开展生态保险是为了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部分损失进行赔付、并开辟一条新的对环境污染预防与恢复措施进行资金积累的渠道。生态保险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护参保双方的利益的同时，对由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

近年来，我国远洋船队规模迅猛发展，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保障石油战略能源运输和储备、保障国防、完成海外接侨及海外救援等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海运强国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包括保险等综合软实力在内的更加科学的国际海运政策保障。限于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我国保赔保险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缺位”问题，致使我国保赔保险业务大量外流、国际话语权难以提高的现状始终难以改变，与我国海运大国的地位愈来愈不相称。

一、国内保赔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全球保赔保险市场情况。保赔保险（P&I）的“保”是指承保船舶碰撞责任及人身伤亡赔偿责任的保障险（Protection），“赔”则是指承保货损等责任的赔偿险（Indemnity），即保赔保险就是保障险与赔偿险的综合。但随着船东风险的不断增加，保赔保险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现在的保赔保险已经承保了船舶保险范围之外的、船东在经营管理船舶中所承担的各项责任和费用，包括碰撞及触碰责任、货物责任、污染责任、人身伤亡赔偿责任、残骸处理责任、罚款责任以及合同责任等风险。保赔保险和船舶保险互为补充，共同为远洋船舶航行构筑起了全面风险保障体系。全球保赔保险经营主体分为两类，船东互保协会和商业保险公司。船东互保协会是一个互助保险组织,成员包括船东和租船人，每个成员在入会后按年度缴纳会费（相当于预付保费）。如果一年中的索赔额高于该年度中的会费积累额，会员们按比例缴纳SHANGHAIINSURANCEMONTHLY•SEP2018额外会费来填补空缺（相当于追加保费）；如果会费有盈余，协会则把盈余资金积存起来，用以支付以后年度的损失。商业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则是一次性约定，盈亏自担。由于保赔保险业务责任限额较高，赔付波动较大，船东互保协会是当前全球保赔保险主要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起补充作用。全球13家主要船东互保协会（8家在英国，2家在挪威，1家在日本，1家在美国）联合成立的“国际船东保赔协会集团”（InternationalGroupofP&IClubs，简称IG），通过联合经营和再保险安排等手段，共承保了全球约90%远洋船舶吨位的保赔保险（包括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国内保险公司通过再保方式纳入的远洋船舶）。2015年“国际船东保赔协会集团”实现会费收入约35亿美元。（二）国内保赔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1.国内船舶保赔保险业务大量外流。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是国内最大的保赔保险人。协会目前入会船舶规模逾5000万总吨，拥有会员150多家，包括中远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河北远洋运输集团、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国航远洋集团、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新加坡万邦集团等海内外大型航运企业。该协会对外不公开披露业务数据，但在国内保赔保险市场中具有绝对优势。商业保赔保险绝大多数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经营，2016年保赔保险保费收入约3.5亿元人民币，保障吨位1331万总吨。“十二五”末，我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1.6亿总吨，位居世界第三。如上所述，由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和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保赔保险的船舶吨位大约6400万总吨，占比不足40%。随着我国航运业发展，境外保赔协会通过中介或其境内代表处等，对保赔市场渗透率持续上升，目前已进入境内的船东保赔协会包括美国、联合王国、布雷塔尼亚、西英、北英等船东互保协会，致使大量国内船舶保赔保险业务直接流向境外。2.国际认可度长期得不到提高。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成立于1984年，伴随着中国海运业的迅猛发展，从吨位、基金总量状况等方面来看，该协会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保赔协会集团的某些成员。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于2004年向国际保赔协会集团提出加入申请，但至今未得到积极回应，导致其提供的保赔保险及其入会证书、出具的保函等，尚未成为全球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有效财务保证，直接影响我国远洋船舶的正常营运。此外，在全球最大的航运保险行业组织——国际海上保险联盟（IUMI)的年度统计中，对中国内地的船舶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数据与全球市场份额均单独披露，但在保赔保险全球地区份额统计中，亚洲地区仅统计披露日本的数据。

二、“监管缺位”是阻碍我国保赔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内保赔保险市场存在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的监管不平衡导致的“监管缺位”制度缺陷，既不能有效维护国内保赔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得不到国际业务的规则认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无法可依”导致管理不一与监管缺位问题长期并存。国内保赔保险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作为管理依据，由此导致三种情况并存。一是对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采用行政管理方式。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登记为社团法人，根据2003年原中国保监会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船东互保协会从事活动不属于商业保险行为，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由交通运输部主管，实际主要由中远海运集团管理。二是对商业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监管。保险公司开展保赔保险业务，按照《保险法》接受市场行为监管。三是对境外船东互保协会缺乏管理。对于境外船东互保协会，原中国保监会仅在2002年《关于境外船东互保机构承保国内航行油轮油污损害责任保险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境外船东互保机构未获许可，不得在中国境内经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业务”，对相互保赔保险其他内容没有其他规定。交通运输部仅管理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对境外保赔协会也不予管理。监管不平衡以及进而产生的监管缺位，给国内保赔保险市场主体带来了较大的不公平竞争压力，阻碍着我国保赔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二）“与法相悖”导致对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实质监管缺位。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现登记为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法人，但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方面存在诸多冲突。集中表现在：一是会员国籍冲突。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著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释义》中指出，“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及外国政府、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华设立的代表机构不能依据本条例在我国境内组成社会团体”，但是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目前入会海外吨位占其总吨位29%，包括方便旗船（指中国实际控制的船舶在船舶登记宽松的国家登记，取得该国国籍，并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和境外船东船。二是营利活动冲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为补充、壮大资本金，提高偿付能力和抵御风险实力，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存在大量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投资活动，并已成为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重要股东。三是财务管理冲突。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采用企业化财务制度，与一般社团的类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迥异；为业务开展、资产保值增值、资金运用等目的，协会开设多个银行账户，与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普通社团只能开设一个人民币和一个美元账户的监管要求不符；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作为社团，外汇管理在法规层面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相关部门只能采用“特事特办”政策。因此，中国船东互保协会的业务活动大多存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这既不利于保赔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也成为协会推进国际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反观成熟市场惯例，各国对船东互保协会性质的认定虽有不同，但在业务监管方面均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协会与保险公司开展的保赔保险实施统一监管。在英美法系下，船东互保协会被认定为特殊类公司，业务监管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比如，英国将船东互保协会认定为担保有限公司，其业务活动受《海上保险法》等法规约束，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监管；在美国，船东互保协会属于相互保险公司，由州保险监管局负责监管。在大陆法系下，多将船东互保协会视为非营利性质的协会组织，一般以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联合登记等部门共同实施监管。比如，在日本由大藏大臣委任金融厅长实施监管，在韩国由金融委员会设立的金融监督院为主进行监管。

三、相关建议

我国一直在加大对西部农村的扶持力度，西部大量农村已经实行了“费改税”和“退耕还林”政策，许多农村乡镇也在新形式下积极寻求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但是在西部部分农村乡镇仍然大量存在行政管理工作的缺位。

一、西部部分农村乡镇行政管理缺位的现状

1.政府忽略控制乡镇债务黑洞巨灭笔者通过对各方面的信息收集，深刻感受到了部分农村乡镇的巨额债务，的确让人触目惊心。一些乡镇政府对巨大债务雪球控制忽略，管理上严重缺位。在六个乡镇中，按净债务大小分类，债务为0的零个，占0%;100至300万元的有三个，占50%;300至500万元的有2个，占33.3%;500至1001)万元的有1个，占16.6%01500万元以上的有1个，占16.6%。据悉，一些乡镇的巨额债务将会在2005年末分别新增100到300万不等。尤为严重的是一些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忽略了加强对巨额债务的有效控制，却反而认为多一点不多，少一点不少，从而导致乡镇债务黑洞的继续扩大。

2.政府淡化指导退耕还林差技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规定西部农村退耕还林，凡是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应按国家批准的规划实施退耕还林。对需要退耕还林的地方，只要条件具备，应扩大退耕还林规模，能退多少退多少。但一些乡镇对一些平整而优质的耕地也实行了退耕还林，这表明当地政府对退耕还林的标准指导不力，管理不到位。一些乡镇根据实际情况让农民贷款，政府组织，集体到水果优产区购回大量的优质水果幼苗，号召广大农民发展水果种植，形成规模化经营，这的确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发展思路。据统计:某乡镇仅水果种植就达到1000亩左右。单此一项，政府就应该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聘请或有效利用农村的一些水果技术人才，对广大无技术农民进行技术指导。遗憾的是，在笔者的调查中还没有发现哪一乡镇政府重视这个方面。因此，一些农民纷纷抱怨果树缺乏技术指导，长势堪优。

3.政府忽视培训外出务工人员盲目在笔者所调查的六个乡镇中，外出务工人员共计12001)人左右!一些家庭举家外出!笔者具体关注了一个行政村，共计4个村民小组，农民217户987人，外出务工户197户，外出务工人员516人。按照这个比例，此乡镇共有六个行政村，其外出务工人员至少在3000人以上。如此庞大的外出务工人员大都具有强壮的体魄，却缺乏技术和相关务工信息。因此，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去而复返，或者滞留外地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重体力活。政府忽视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有效培训，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太大。一些农民在多次受挫后，情愿呆在家中，也不愿外出。这表明政府的服务和指导功能的欠缺和不到位。

乡镇之所以形成如此巨额的债务，既有上级政策的原因，又有历史形成的包袱，也有自身的管理问题。根据笔者调查的几个乡镇，其巨额债务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普九”负债，原高农业税负债，乡镇基础建设负债，乡镇领导腐败负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普九”负债，不仅是政府，一些学校的负债也在100万元左右，甚至更多。前几年搞农业税，很多农民无力一次性交清，因而政府便同意各行政村、社，贷款交费，其利息由政府还。同时提留尾欠还在不断增加。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清收，有能力交纳的农户税费尾欠都已经收上来了，剩下的一些都是呆账或者无力缴纳的农户。其中多是由于土地承包者人死账亡、举家搬迁、弱智病残、天灾人祸和提留“钉子户”等因素造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却又不得不进行。诸如:学校维修，公路维修，一些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等。一些乡镇已经达到村村通公路，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投人。同时不得不提的是，一些乡镇领导利用巨额债务的滚动和拆补，从中寻租。通常手法是开空头支票，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从中获取大量利润。这些方面，进一步加剧了乡镇债务的黑洞扩大。此外，还有基层政府退耕还林后的自身职能定位不明以及对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的认识不够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