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原因范文10篇

简介：诚信的回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进程，诚信这一永恒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越来越受重视。会计诚信，是...

诚信的回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进程，诚信这一永恒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越来越受重视。会计诚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视目前存在的会计诚信缺失现象，思考和制订应对它的方法和手段，是会计

行业及相关部门和人士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诚实守信是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必须建立的社会规则。会计诚信是会计行业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之一。它对保障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规范商业行为的合法操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反之，会计诚信的缺失，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探询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认识会计诚信缺失的危害，研究应对会计诚信缺失的对策，是一个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课题。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会计诚信缺失有其社会背景，它是社会诚信缺失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今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各种法律和制度建设尚不成熟或者说尚不完备。单纯靠社会道德教育和所谓“纪律性”约束，显然已不适应今天人们多元选择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用来规范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在没有严格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背景下，社会诚信缺失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它会反映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反映在会计领域，便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会计诚信缺失。

摘要：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最核心的外在表现。文章详细列举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从传统观念、社会、高校、大学生自身和家庭等多方面分析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有助于大家寻找到有效防范大学生诚信缺失的方法和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缺失；现状；原因

“诚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其诚信程度近年来备受质疑。惠济贫困学子的国家助学贷款的步履艰难让社会对大学生的诚信鲜见一斑。2007年8月，扬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违约率达到17%，违约金额高达112万，工行总部停止与扬州市6所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协议。大学生诚信缺失对高校和社会提出一个严峻地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

大学生诚信缺失不仅指其经济失信行为，还包括在生活、学习中违反道德或犯有严重过错的行为。高校一直在教育学生要做到“明礼诚信”，但触目所及的诚信缺失现象比比皆是，而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学习方面诚信缺失

摘要：本文就近几年经常谈及的企业会计诚信危机问题，从经济利益、社会道德、产权关系与契约关系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会计诚信缺失的共性原因，并就其存在的根源提出了合理解决我国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的一些主要对策。

近几年。会计诚信缺失问题屡有发生。引起了全世界会计学界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本文也想就这一问题发表拙见。恳望批评指正。

一、会计诚信遇到了国际性的挑战

所谓的会计诚信实际上就是会计对其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及客观性向会计信息使用者和整个社会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承诺。

会计诚信是会计的立身之本。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会计真实性的存在。才使会计得以存在和发展。

但是，会计诚信缺失问题也越来越困扰着世界各国。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问题是近年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界研究的热点，据据《小康》杂志调查，2006年地方政府官员以75.36％的比例当选为信用最差群体，2007年则“以80.3％的绝对多数”再一次“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因此。改善地方官员诚信状况，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而紧迫课题。公共选择理论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是“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它为我们研究官员和政府的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为我们分析地方官员诚信缺失提供了有效工具。本文将运用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剖析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求对我们诚信政府建设有所助益。

一、“理性”官员的诚信选择

从公共选择的观点看，地方官员同样是理性经济人，尽管存在道德约束和纪律的规范，但效用最大化同样是其最终目标。因此，他们是否诚信直接取决于公共选择的规则。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官员诚信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诚信在公共选择规则中的权重。即如果在既定的公共选择规则下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则会选择诚信：相反，则会趋向于欺骗。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一般包括以下变量：薪金、职位、权力、社会名望、额外所得等等。而其可能的成本则包括行政处分、失去职务、名誉损失、甚至极个别情况下的刑事处罚。如果诚信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或者诚信的收益大于欺骗的收益，他就会选择诚信行为，否则，他就会选择选择欺骗。第二，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政治市场对官员非诚信行为发现的几率和处罚的力度。如果非诚信行为被发现的几率极大，并且处罚力度足够大，官员非诚信行为的成本就会较高，否则，如果非诚信的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低，或者处罚的力度小，就会激励官员选择非诚信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官员是否诚信的关键在于政治市场的规则。第三，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政府决策的规则。即非诚信行为的责任是否容易认定，决策规则是否对非诚信行为设定了足够的预防机制。如果非诚信行为的责任很难个体化，且决策规则没有对各人的决策责任作出明确规定，那么追究非诚信行为的责任将变得很难，通过非诚信行为个人获利而将责任推给集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泛滥。第四，地方官员是否诚信还取决于其寻租机会的多少。寻租是地方官员实现其个人效用的一种最普通的渠道，也是滋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官员存在大量的寻租机会，他则会利用这些机会为自身牟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非诚信行为必将出现。相反，如果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密的监督减少官员寻租机会，非诚信行为对官员个人效用的价值将会降低。第五，地方官员的诚信还取决于其所负担的责任与其资源和能力的对比。如果对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准，地方官员所掌握的权力、财力和组织资源，无法完成其职责，即出现公共选择理论所提出的“政府失败”现象。地方官员也会作出非诚信行为。

二、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公共选择原因

地方官员大都是受党多年教育和培养，经过长期考验和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道德水平应该比普通群众更高一些。至少现有的研究无法证明其道德水平比普通群众低。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不在道德教育的缺失或道德水平低下，而在于我国的公共选择规则。

第一，现行的选择规则对地方官员由自利冲动带来的非诚信行为没有设置足够的预防、查处和惩治措施。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自利冲动是必然存在的，科学规制和合理引导之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放任和泛滥地方官员的自利行为则会背离公共管理的本质，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自利冲动尚缺乏足够重视，在以往的理论预设中，地方官员都是忠实贯彻党的路线，忠诚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完人；地方政府也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一切措施只为公众的公共利益。显然，这种预设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给某些不诚信之人，通过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信口许诺等获取上级官员和民众的好感，从而捞取政治资本或物质利益开了方便之门。

[摘要]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正式制度的缺失影响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性,主要原因归咎于我国政府制度供给存在多方面的障碍问题，为了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克服供给障碍,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制度体系。

[关键词]市场经济正式制度制度供给

2008年9月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矛头直指国家“免检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式制度的缺失问题又突显出来。

一、正式制度缺失与市场经济无秩序

制度的功能一般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激励、约束和保护。激励可以提高行为主体的能力；约束可以矫正主体的行为；保护使行为主体免于因常规俗套的夹击而承担负效应。

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具体的制度，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被称为正式的制度或规则，它在由不同的制度所组成的制度结构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契约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与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及不确定和风险性不断加大，要使各种交易行为顺利实现，市场经济能有序运行就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障，正式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摘要:目前在会计领域中造假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撼动了会计诚信基石。如何重塑会计诚信,遏制会计造假,不仅要加强法律、制度和规则建设,而且必须积极倡导诚信精神,建立会计诚信体系,才能提高会计诚信度。

关键词:会计诚信缺失对策

目前在会计领域中造假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撼动了会计诚信基石。如何重塑会计诚信,遏制会计造假,不仅要加强法律、制度和规则建设,而且必须积极倡导诚信精神,建立会计诚信体系,才能提高会计诚信度。

1会计诚信的重要性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是会计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但是,伴随“银广厦”事件、“蓝田股份”事件的出现,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如果会计诚信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不和谐”因素必然会阻碍和谐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2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本文作者：李华工作单位：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1]。日常生活中各类失信现象充分说明了民众为何对社会诚信现状不满意：三聚氰胺毒奶粉、苏丹红鸡蛋、频繁使用催熟剂或保鲜剂的各类蔬果、及至最近的某知名品牌牛奶被检测出含强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M1，诸如此类的食品安全不合格事件层出不穷；中小学高昂的课外补习费、蔚然成风的各类考试作弊现象以及高校中不时传出的教授剽窃他人论文、在国家级课题中造假等新闻，使得教育界也不再是诚信为本的净土；在“数字出官”的政绩考核方式下，部分官员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人为编造数字，炮制数字，导致民众轻易不相信官方言论。社会诚信现状如此糟糕，应归因于信仰、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等众多方面。自晚清以来，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变动中，传统的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遭遇了重大冲击，在我们尚未来得及对传统观念进行系统的优劣甄别反思工作时，中国社会就迅速进入了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迄今为止，旧的信仰、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或弃置，而新的尚未建成，使当下的我们处于一个信仰缺失、传统道德观念被破坏的时代。中国传统的诚信意识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信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中，诚信更需要在法治的土壤中培养累积，而诚信的这一他律保障在目前尚有许多不足。在对诚信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些因素中，一方面道德信仰的重建非短期可以完成，需经历长时段的努力方见成效；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两千多年的小农社会中，信任和承诺更多地取决于私交的话，那么在今天，诚信更多地是建立在契约、法律或其他法律性文件的基础上。正如弗里曼所言：“现代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当习惯的力量减弱，当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对法律的需要就应运而生了。”[2]所以剖析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对社会诚信造成的影响显得更为迫切，已有研究成果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往往将法律因素与经济发展、道德破坏等置于一文中，这就对法律问题的分析未能全面深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在法律制度层面思考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从立法、普法、执法、司法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营造和保护社会诚信环境的重要前提

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的部门法种类较为齐全，法律规范从数量上来说也非常可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法律自身具有滞后性，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新事物的出现，相关法规不能及时出台，或者旧法规没有得到相应的修订，导致一些人为获取高额利润而采取各种不诚信行为，而相关部门在进行管理处分时却发现“无法可依”。如虚假电视购物广告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国家相关法规缺失。媒体购物属于新生产业，当务之急是国家相关部门在培育发展核心企业的同时，应支持出台媒体购物行业标准，并应尽快出台媒体购物法规。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拓展，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假文物充斥市场、虚假鉴定、高估藏品等。《北京商报》报道指出，目前国内文物造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拥有超过30万从业人口，每年收入超百亿元。至于目前文物收藏市场造假泛滥的原因，可归结为“造假无罪”。目前我们虽然有文物保护法，但是与现实相比是滞后的。该法没有把制造、买卖假文物认为是违法行为，这就使得在打击文物造假、售假行为层面，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造成“买卖真文物违法，买卖假文物不违法”的怪象。有鉴于此，各级立法工作者要及时制订新领域需要的法律，也要着手对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旧法进行修订，以杜绝投机者钻法律空子，堂而皇之地实施各类不诚信行为。目前，保障信用机制的相关立法较为薄弱。失信现象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体对其失信行为所要承担的代价太小，即失信成本过低。从管理学上来讲，当失信成本小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有利可图时，市场行为主体有可能选择甚至主动选择失信行为，失信现象就会大量发生；而当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无利可图，并可能给行为者带来损失和制裁时，市场行为主体就会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尽量避免失信行为，从而促进信用环境的好转。因此，加强诚信建设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要大大提高市场行为主体的失信成本。提高失信成本的主要措施是要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包括信用征信机制、信用评估、信用交易及信用管理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个人、企业及政府的信用信息都会长久保存，并且所有人可以共享信息。针对失信者，形成社会联防，让所有的企业、商店、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和私人业主不与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企业、自然人进行信用交易，让重要行业的雇主不聘用有失信记录的人，造成失信的企事业单位事业上难以发展，失信个人在生活上会遭遇一系列不便的严重后果。当那些失信者因其失信行为付出难以承受的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时，市场行为主体才会自动地约束其行为，达到有效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目的。由此可见，诚信记录在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一份科学合理的诚信记录需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征信机构该如何设立，征信业务应遵守哪些规则、怎样做信用评级、如何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对于征信机构如何进行监督管理等等，这些都需要有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虽然国务院于2009年10月和2011年7月两次了《征信管理条例》意见稿，征求社会意见，但迄今为止该法规没有正式颁布施行。此外需要尽快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信用信息公开法》、《信用中介机构管理条例》及《个人信用管理条例》等，只有健全诚信法律法规体系，实行依法治信，才可能建立起包括信用登记、查询、评估以及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制度在内的完备的信用制度，才能抵制失信行为，增强社会诚信观念。

二、行政执法是否公正规范直接影响社会诚信

我们看到，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使得执法主体不仅没有为民众树立诚信的榜样，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诚信的危机。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活动。既然享有如此强大的权力，执法者的诚信对社会诚信环境的营造起着直接的示范引导效应，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所以政府多次强调执法者应该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做诚信的表率。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仍有广泛影响，再加上执法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行政程序法的缺失，执法者诚信缺失的行为频频见诸报端，政府公信力一再遭遇挑战。我们从影响度非常广的两个例子来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第一个例子是钓鱼式执法，即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从事了违法活动。这种执法方式实际上由来已久，而且在某些行业已是公开的秘密。2009年，上海张晖驾驶中捎载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被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为“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并被处以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张晖不服，认为该执法大队故意设计陷阱，雇佣不良社会人员，利用原告同情心，采取非法手段对其进行处罚，因此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该处罚。自此，钓鱼式执法被推向风口浪尖，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谴责和义愤。钓鱼式执法是在罚款经济刺激下催生的，执法者为获得高额罚金，不顾行政执法程序的相关规定，公然采取引诱、胁迫、欺诈、倒钩、栽赃等违法方式以获取证据。这些行为沉重打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网上“最牛车贴”———“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是对这一后果最形象的说明。人们已经在叹息如今世风日下，世态炎凉。如果再遭遇执法者以如此卑劣、龌龊的手段设置“执法”陷阱的话，受到重创的是人们的同情心、恻隐之心、善心爱心。如果不积极地制止这类行为，其后果就是社会信任危机加剧，互助友爱土壤板结，人们良知泯灭，社会道德沉沦，使本来十分脆弱的社会道德生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严重信用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创建之初是非政府组织，但建国后基本行政化了：其总会是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各级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各级红会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作为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工作内容之一是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向突发群众和受难者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善款的使用情况就成为红十字会能否赢得民众信任的关键。近几年来，从万元帐篷、高额餐费到郭美美炫富事件，再到审计署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红十字总会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使得民众一再质问善款的去向，直接后果是2011年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个人捐款锐减，各地义务献血的人数也减少了，更深远的影响是整个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遭到质疑。各国慈善组织在活动中出现一些问题都是在所难免的，上述几件事情之所以引起民众如此强烈的质疑和不满，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善款流向及慈善机构本身行政支出不透明，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善款的使用情况。这种情况使得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本身就比较脆弱，一有突发事件，其信誉更是雪上加霜。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或者说要想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慈善组织必须首先让民众看到他们诚实守信的态度与决心。所以，中国的慈善组织必须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行政事业性经费和社会捐赠资金的规范管理和使用，要严格遵守财务纪律，尤其是要和捐赠者维持良好关系，积极向捐赠者介绍机构的近期动向，使捐赠者知道捐款用到了何处，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不仅仅是在行政执法领域，在政府的诸多活动中都有不诚信现象存在。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和民众的诚信度密切相关。所以改善社会诚信缺失的现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各级政府要恪守透明、尽责及诚信原则，公开政务，满足民众知情权，接受民众监督、媒体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要依法行政，文明行政，做到言而有信，有诺必践。这样，才能为社会大众树立好的形象，起到榜样的作用。

摘要：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一个被日益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存在着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劳动保障缺失等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原因

目前，农民工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使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当前存在着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正视不足关注不够的问题。

一、关于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认识

“农民工”提法最初出自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主要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量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农民工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其表现一是在户籍身份上：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就是农民，从事的却是非农职业，农民工虽然进城务工，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在职业身份上：农民工虽被称之为农民工，但大多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是以非农工作为主的职业或边缘职业，如建筑业、采矿业、服务业以及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或没人干的职业；三是社会保障身份，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遭遇风险与困难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援助和保护，农民工只有依靠个人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四是源于传统体制的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认为农民是以农为本的群体，他们工作的场所就应该在农村，只能是种粮种菜，为全社会提供农产品服务；农民是自给自足的群体，除紧急救助之外，不需要城市人口所拥有的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见识浅薄，愚蠢，缺乏现代文明素养，不讲卫生，肮脏且觉悟低，法律意识淡薄等等。这些都说明，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一个口益被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问题

摘要：当前，城市成了媒介关注的焦点和传播的主要市场；而对于占全国人口比例56％的农村，媒介无论是在覆盖率和传播内容上，其成了“弱势”群体。本文试图从农村经济发展，媒体在利益驱动下的不作为，以及广大农民对自身被“放逐”身份的不自觉几方面来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农村信息缺失成因对策

当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有着突出的二元结构特点，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媒介市场的这种“二元”结构更典型。由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收入高，文化传播机构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所以，城市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媒介关注的焦点和传播的主要市场；而对于占全国人口比例56％的农村，媒介无论是在覆盖率和传播内容上，其成了“弱势”群体。

我们在思考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水平不高、媒体入户率低等诸因素的同时，也应当检视“二元”媒介市场结构下媒体在利益因素下的不作为，还有广大农民受众对自身“被放逐”身份的不自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以寻求解决的路径。

一、农村信息传播现状

以2000-2005年《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以及《新闻记者》这四家新闻学术于物为参照，它们关于传媒三农报道的研究内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观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村信息传播问题的关注。

有学者说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就是很难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然而我们以前所骄傲的韧力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赖以生存的土壤--传统文化却渐渐流失，而开放的一面，却是在颠覆和忽略民族根基--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不能不让人深深的忧虑，当我们再面临武力上或是文化上的入侵时，是否仍具有抵抗力！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喜欢矫枉过正，从清朝时的天朝上国思想到后来宠洋媚外，从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改革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全盘鄙弃，再想想改革开放前后，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居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以致于本来就被白话文稀释的中国语言遭到史无前例的漠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常常与文学混为一体，与西方相比，更注重人与社会的哲学关系，对修身治国、立身行事、倡导人格修养等方面有十分详备、成熟的理论，儒、道、释多种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处理解决某些疑难问题上已被国际上认可，而我们今日的国人很多对此类词语却一无所知，曾经辉煌几千年，传承不断的文化到今天居然断流了，其结果是当前文坛充斥着颓废、迷乱、感伤，以丑为美的倾向，从宝贝系列到身体写作、从美女作家到80年代后，青春派、偶像派等潮流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以前所尊崇的“文以载道”、“文以救世”眼下全无，而老一辈的作家们不能转型的只能守着纯文学阵地无能为力，少人关注，再看下一代，在电子通讯时代的熏染下，在家庭、社会、学校的侧面影响下，似乎是生长在物质土壤上的荏弱花朵，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只是学语时代的几句唐诗、宋词，只是上学后占课程总量几分、十几分之一的语文课程，只是大学后只占一学年36学时的大学语文。或许他们只有在金庸武侠中才能得到些传统文化的渗透，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字的颠覆。中国文化注重以文载道，而道都承载在文言文中，新文化运动一大成就就是将文言文颠覆，白话文占据主流地位，这虽然使文学走入平民间，但无疑使传统文化受了致命的一刀，割断了文言文，同时也割断了文言文所蕴涵的前人哲学、文艺精髓。这一弊端在当时并不明显，因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本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而在他们的下一代，直接接受白话文成长起来的人，就像是断了母乳的人，找来替代的奶粉，先天就营养不良。文言文中虽然有些部分生涩古奥，但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成熟而凝练的语言，充满韵律美与形式美，其中沉淀的精髓更使它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汲取营养的源泉。而白话文虽然易于接受，但它与生俱来的浅显和俚俗却不能不说是致命伤，像是兑了水的溶液显得淡而寡味。

二是建国初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那场全民族浩劫让人不堪回首，那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那场焚书坑儒似的浩劫。从名义上挖祖坟挖到批孔，从实际挖祖坟到将中国许多文化遗迹破坏殆尽，把各方面的人才通通下放到牛棚到田地，教师成了臭老九……反动派暴行逆施种种，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导致了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脑中已少有传统道德文化的理念，而这些人如今正是为人父母的年龄，他们本身文化理念的缺乏，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只能盲从潮流，使得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家庭教育先天不足，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以致整个社会思潮混乱，容易被外来事物清洗。

三是当前教育的弊端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严重。担负民族兴亡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文化的兴亡中在教育。早在建国初期，就曾指出过教育的弊端，对学生管得太死、教学内容太单一。而这弊端丝毫没有解决。对理科的注重的确适应科技膨胀的时代，但是能够跻身于科学家行列的人太少，而大多数人则要在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所学的高数、理化知识在生活中毫无用处，而在社会中极需的为人哲学、道德导向、价值引导等问题，却一无所知，很多人成为学习的奴隶，毕业之后，缺乏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生的洞察，对自我价值的定位。有人说我们是用培养少数天才的方法去残害绝大多数的学生。曾炒得沸沸扬扬的“马加爵”事件让人叹息不已，首先是开始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其次是开始有人追问：我们的教育中缺乏什么？那就是人文性！他的悲剧不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由环境造成的，而社会整个大环境正是缺乏人文气息、减少人文关怀。而这些都曾是古典文化着重论述的，而负责大学生审美熏陶与道德导向的大学语文课在各个高校却少得可怜，一减再减。反之英语却从小学到大学，重视到无以复加，在升学、就业、提职等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用不到的英语居然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中国矫枉过正的一个例子！我们母语的地位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真让人质疑！难道全民英语能力提高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表现么？过去是中国融合外族，今日是中国主动让外族来融合，本末倒置，更让人担忧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