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范文10篇

一、总体性视野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总体性是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卢卡奇早期代表性著述《小说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在卢卡奇看来，文艺复兴以降，上帝退隐，理性毁灭，之前人生意义和生存价值或不证自明或依附于神得以建立的时代一去不返。个人生命与社会进程、时代延伸、人类命运的关系日益疏离，个体还来不及适应外部环境的变换，便被剪掉脐带，抛入前途莫测的现代世界。总体性消失，历史将向何处延伸，成为纠结于人们心头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小说文类历史地担负起为个体寻求和揭示新的总体性，并以之为标尺，重建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重任。卢卡奇认为，最终走向自由与解放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彰显现实与此总体的内在关联与隐秘互动，强调无产阶级在总体进程，弥合意识与现实的割裂，摆脱物化，自我扬弃，走向完善中的历史作用，被卢卡奇视为评判小说优劣与否的最高准绳［1］。正基于此，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褒奖有加，而对意识流小说执著于内心琐屑的雕刻则不屑一顾。然而，西方文学的实际进程并没有如卢卡奇所愿看到的情形铺展，一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迷惘”与“垮掉”，表现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和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只能止步于揭示时代总体性缺失给人带来的异化、疏离、绝望等意绪，总体性的人类前景缺席，肉身的沉重与生存的价值仍无处得以安身。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解深度与话语狂欢，颠覆淹没了建设，更是弃绝了对人类社会归宿追问的兴趣，仿佛历史已然终结，一切只在当下。西方20世纪文学离总体性所表达和追求的理念愈行愈远，反过来，却为我们审视和反思中国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契机与切入点。

总体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最重要范畴之一，不仅因为意识形态亲近性的关系，更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症候、审美情态与文学实际，我们不能再为多元化的假象所蒙蔽，现在已经到了对于总体性的关切需要重新被提升到一个应有高度的时候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窥其大者，一个貌似于“总体性”的“总体性存在”———名称的相似标示出两者的关联，然而在具体语境下两者会出现分歧甚至根本抵牾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不构成问题的。现代文学以“启蒙民智”与“救亡图存”为主调，两者胶着缠绕，成为此一时期作家的总体性追求。当代文学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讫，便意味着它的发生首先要服务于为新生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构建、维护与巩固的话语基础。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性成为文学的根本属性，政治正确成为文学创作与评断的圭臬。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僵化的歌颂，图式化的揭露，题材选择、主题设计与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宰制，种种因素造成这一时期整体文学成就不高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然而换个角度看，尽管对总体性的设定与表征不无检讨之处，但当代文学(1949～1978年)的“总体性存在”依然具备却是事实。进入新时期文学，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再启蒙与现代神话重新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调。现代性的降临与滋长，被一批作家预定为中国未来的总体期待，“文明与愚昧的冲突”［2］成为此一时期文学屡试不爽的结构法则，当然主体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掌声与唾沫分别献给了前后两者。在主调之外虽然存在一些貌似的不谐音，如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但本质而言，寻根文学与新历史小说虽将笔锋指向历史深处与荒山鄙地，但其意旨仍是执著地植根于当下与此在，表现的是对前者单一西方模式现代性的深深狐疑与焦虑。从这个意义上看，寻根文学与新历史小说实际上是从反面实现了向再启蒙与现代神话总体的靠拢。毋庸否认，总体性仅是众多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尺之一，稍加检视便不难察觉，20世纪90年代之前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杰出者，现代如鲁迅、当代如贾平凹，似乎均坚守着总体性，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叙述个人命运与总体间的内在关联与隐秘互动，并预示着总体性的前景。这一事实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如果说卢卡奇是以西方的人文状况为支撑，从理论上论证了总体性的有效性，那么中国20世纪的文学情形同样为其贡献了有力的旁证。其二，总体性对于中国文学解读的适用性，使其有理由可以成为反思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检讨新世纪文学种种乱象的一颗亮眼的“照明弹”。如若将总体性之于中国当下文学的意义之二付诸扎实的探究工作，这将是一项极富价值的课题，然笔者虽有意，此课题却非本文可以胜任。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择新世纪文学众多现象之一种，即聚焦评论界投入近十余年来少有的热情，议论纷纭且受到褒贬两重天待遇的“底层文学”，主要围绕作家的创作，也辅以批评家的评论与社会学者的研究，以“总体性”为聚光灯，冀图较为深入地透视与辨析底层文学的得与失，辩证施治，寄望于其能尽快奔脱羁绊，并带领中国文学闯出一条可资借鉴的光明大道。

二、“现代性”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迷途

底层的困境，绝不是新世纪的今日才大规模出现的事实，而始终是20世纪乃至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客观而尖锐的存在。然而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出于对现代性的单一追求，从国家的领导人到知识分子群体都始终怀着强烈的现代焦虑，从各自角度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以这样的视野出发，底层就变成了单一的工具性存在，而在作家笔下也自然不会被看做平等的、有个性的，有私生活的“现代”个体，他们要么在革命时代(1900～1949年)是革命者企望集中全民力量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动员对象，要么在后革命时代(1949年至今)是国家现代化或西化道路上的“人力资源”。正是由于“大多数思考都陷入现代性话语的霸权之中，对现代性话语的非人化的一面基本没有思考和反省的余裕”［3］，底层的伤痛因故才被遮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进入主流权力话语的观察视野与知识分子的言说范围。通过权力话语视野中20世纪底层形象的勾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总体性存在”完全可以与“现代性”成功置换，至少在对底层的表述与想象上是如此。成败萧何，底层的苦痛是为现代性的迷梦所屏蔽的，但也正是在现代性神话出现日趋崩大的裂缝的情势下而钻入人们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各阶层逐渐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新富人”(王晓明语)与权贵勾结的暴富神话，另一方面是农民与工人劳而少获，有的甚至背井离乡，被赶出工厂，失去劳动机会。较大的生存反差已成为国家民族现代化道路上一个不得不需要严重正视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性”道路神话裂缝中的一个，但已足以引起我们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警醒，“底层”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包括社会学者、思想学者和作家等在内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关切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以曹征路《那儿》、陈应松《马嘶岭血案》、刘应邦《红煤》等小说为前奏，“底层文学”在新世纪文坛卷起一团声势浩大的旋风。对于底层书写带有文艺思潮性质的面世，人们刚开始的反应往往还只停留于简单表达自己的立场。欢呼雀跃者有之，视之为左翼文学传统的重新崛起;贬抑之声亦不绝于耳，斥之为民粹主义幽灵的回魂;清醒者亦不乏其人，他们一边质疑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代言底层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一边忧虑于其艺术实践中的硬伤有可能导致其短命夭折。随着讨论走向深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对“底层文学”现象给予足够高的评价发展。随着底层文学在人文领域人气与影响日炙，一批写底层的创作蜂拥而上，良莠不齐的作品开始自我暴露出诸多受人诟病的把柄。简单梳理一下，缺乏辩证性的道德化写作、人物形象图谱单面化、廉价的苦难情怀、现代性焦虑症与文体风格滥情/戏谑化是至今为止出现的讨论中，底层文学总体性缺失的主要症侯表征。在批评者眼中，底层写作越来越演变成一种道德化姿态写作，作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实施创作主体对社会不公的道德审判与温情安抚，道德的正确性代替了对底层生态世界复杂性的考察与把握，“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4］。另外，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的苦大仇深，甚至连苦难的细节都开始彼此重复。文学形象塑造的总体特征高度简单化:富人都是坏人，至少是心怀鬼胎;底层都是善人，如做出出格之事，也是为富人所迫。底层形象的图谱化与单向性，令作品变得单薄虚假，形迹可疑，让人对此类文学能否担承起为底层鼓而呼的前景而疑窦丛生。与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相伴随，底层文学的“苦难情怀”也一直为讨论者所广为诟病。许多底层写作在情节设置上向苦难表示亲热、献媚甚至顶礼膜拜，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甚至给人以错觉:苦难是底层的身份证，是人民性的标识，苦难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也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特权。苦难能说明一切的创作观，抹杀了文学理应具有的超越苦难本身并对苦难追问的精神价值维度，底层写作呈现出“严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审美倾向”［5］。搁置艺术水准不论，上述不管是道德化地、情绪化地还是单面性地对底层的书写，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立场实质上都是对现代性的根本质疑与完全否定。

与前三者截然相反，坚守现代性信念的现代性焦虑症也构成当前底层写作正在误入的歧途。在现代性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主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对现代性神话的建构与维护，中国20世纪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居功至伟。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为现代性推波助澜，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说到底“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情感备忘录。它一直在为现代性的合法、合理与合情展开实践”［6］。然而随着现代性在中华大地的铺展与深化，在给国家、民族与个体带来经济繁荣和物质丰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和断裂性也日愈暴露出来，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群体层级分化、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带来的强烈乃至颠覆性的冲击，这些急需引起人文学者对现代性的警醒与反思。然而一些底层写作或许是惯性思维定势缘故，仍企图在肯定现代性的框架基础上，为底层的苦痛寻求合理性，极力想证明底层的苦难作为“现代化的阵痛”是实现现代性美好前景的征途中值得付出的必要代价。无视社会现代性转型这一大背景，要合理解释底层所承受的苦难，这样的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现代性焦虑症便在作家的创作中产生了。温情/戏谑叙事是底层写作中作家疏泄和缓解现代性焦虑症最常见的路数。所谓温情叙事，是指从现实的批判抽身，将之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底层写作的温情叙事不仅是文笔风格的诗意与温暖，更在于它企图以创造正面肯定性的形象，向读者提供回忆和伤感，其所传递的审美诉求就不会有力地撼动现实的深层结构。人们从过去寻求意义，也总是会在对过去意义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义，这种常常处在意义与放弃意义之间的徘徊状态，便是众多作家退回到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困厄。然而，这是一种不需用理智甄别便可知的严重写作误区，“它使文学变得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可能有结构、有技术，写得也很巧，更有文学理论批评家想要的美学标准，但无论如何没有思想的分量和审美的冲击力以及现实的观照力”［7］。对于底层写作，如果说温情叙事是不合时宜的浪漫风情，那么戏谑叙事便是自我作践的后现代狂欢。底层书写对底层的美化有之，但丑化戏谑似乎更胜一筹。底层书写的主人公都是处于层层重压之下的弱势群体，在作品中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一任作者矮化、丑化与戏谑。一些作家对善良美好真实的人情物事缺乏敏感，反应冷淡，而对委琐卑微屈辱阴暗的一面颇感兴趣，乐于沉浸在黑暗中狂欢。一写到底层世界就是暴虐丑恶病态残缺，一写到底层民众，就是命运重压下的扭曲异化沉沦堕落。于是，底层世界和底层民众的真实面目被遮蔽了，本来严肃的社会批判也因过多的丑恶展露和感官刺激而失之简单皮相。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着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纯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8］。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在这种书写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过于模糊而难于辨认。以上是对新世纪底层文学中陷入的各种主要歧路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不管歧路如何五花八门，盘根错节，其实质上都主要是对现代性在立场、理解以及底层与现代性关系处理上出了问题的具体表征。底层文学要步出迷途与困厄，开辟一番新天地，归根结底需要对中国现阶段的现代性有更全面辩证的把捉，以及基于之上的更理性正直的写作立场，当然敏锐的艺术触角和高超的表现技法同样不可或缺。

简介：诚信的回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进程，诚信这一永恒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越来越受重视。会计诚信，是...

诚信的回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进程，诚信这一永恒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越来越受重视。会计诚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视目前存在的会计诚信缺失现象，思考和制订应对它的方法和手段，是会计

行业及相关部门和人士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诚实守信是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必须建立的社会规则。会计诚信是会计行业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之一。它对保障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规范商业行为的合法操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反之，会计诚信的缺失，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探询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认识会计诚信缺失的危害，研究应对会计诚信缺失的对策，是一个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课题。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会计诚信缺失有其社会背景，它是社会诚信缺失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今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各种法律和制度建设尚不成熟或者说尚不完备。单纯靠社会道德教育和所谓“纪律性”约束，显然已不适应今天人们多元选择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用来规范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在没有严格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背景下，社会诚信缺失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它会反映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反映在会计领域，便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会计诚信缺失。

摘要：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最核心的外在表现。文章详细列举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从传统观念、社会、高校、大学生自身和家庭等多方面分析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有助于大家寻找到有效防范大学生诚信缺失的方法和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缺失；现状；原因

“诚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其诚信程度近年来备受质疑。惠济贫困学子的国家助学贷款的步履艰难让社会对大学生的诚信鲜见一斑。2007年8月，扬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违约率达到17%，违约金额高达112万，工行总部停止与扬州市6所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协议。大学生诚信缺失对高校和社会提出一个严峻地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

大学生诚信缺失不仅指其经济失信行为，还包括在生活、学习中违反道德或犯有严重过错的行为。高校一直在教育学生要做到“明礼诚信”，但触目所及的诚信缺失现象比比皆是，而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学习方面诚信缺失

摘要：儿童附着依恋一方面是寻求并企图在躯体上、情感上与一位非常熟悉的人保持亲密联系的一种倾向；另一方面是亲子的积极行为，它包括对孩子饱含深情的感情联系，生活照顾，认知培育等等，对小儿形成最初信赖和不信赖的个性特点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调查研究，论述了依恋缺失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矫正方法。

关键字：依恋危害矫正方法儿童

一、依恋是美好的

依恋缺失是对亲情的缺失，是联系间的隔阂，是信赖的缺失，是安全感的缺失，是认知初期的迷茫，对开启儿童早期智力有着负面作用。安斯沃恩在陌生情境中测量儿童的表现后认为，1—1.5岁儿童依恋行为的发展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无顾虑的依恋。母亲离开时，婴儿稍有抗议的表示。母亲回来时，就去亲近她。但很容易平静下来。第二种是回避的依恋。母亲离去时不抗议，母亲回来时不理她。第三种是反抗性的依恋。母亲离去时非常伤心，母亲回来时一会儿依偎着她一会儿推开她。研究者虽看到了个性气质对情绪的影响，环境变化以及教育对依恋模式的影响，但依恋依然是人生的开始，是儿童发展的愉快摇篮。

二、依恋与依恋缺失的比较

（一）依恋——亲情的满足与体现

提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环境保护的介入已成为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在处理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上，世贸组织的环保条款被越来越多地引用，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发达国家对“环保例外权”的过分强调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WTO中的若干基本原则也因发达国家对环保条款断章取义的援引而未能真正贯彻执行，针对上述WTO环保条款实际运作中的缺失，本文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旨在引导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环保意识，努力提高环保水平，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维护本国的正当贸易利益，以适应国际贸易的新趋势。

关键词世贸组织环保条款

90年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环保潮流，国际贸易也被打上了深重的环保烙印，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主管世界贸易的多边机构对环境与贸易的关系作了概括，指出：“各参加方为了保护和维持环境的需要，为了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各方通过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所处的地位和需要相符合的方式来增强达此目标的手段。”这一思想原则也体现在世贸组织的相关协议中，我们称之为环保条款。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原则并未真正得以实现，一方面是由于WTO对贸易与环境关系所做的仅是一般性的、粗略的概括，缺乏明确的约束性规范，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使环境与贸易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由此受到不利的影响，认真研究世贸组织的环保条款及其在实际运作中的缺失，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形势下维护正当的贸易利益、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if!supportLists]-->一、<!--[endif]-->世贸组织的环保条款

WTO是GATT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GATT运作47年后的一次飞跃，其中的环保条款仍以GATT中第20条“一般例外”中的（b）款和（g）款为基础。根据该条规定，“只要不对情况相同的缔约方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不对国际贸易隐蔽的限制”，任何缔约方都有权采取“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即（b）款］和“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有效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即（g）款］。

新修订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卫生与植物检验措施协议》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都依照GATT第20条的“一般例外”条款的基本原则赋予各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如《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中规定：“不得阻止任何成员方按其合理的水平采取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必需的措施”。《卫生与植物检验措施协议》甚至更进一步，其第5条第7款引入了“预防原则”，即在成员方当时找不到足够的“科学依据”以判断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的“必要”程度时，可以在“得到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临时地采取卫生或植物检疫措施。”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当前，面对“诚信缺失”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呼唤诚信”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诚信教育也愈来愈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但总的来看，诚信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笔者认为，“诚信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不是教育不足，而是缺乏必要的他律机制。因此，应当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的原则，重视发挥他律机制的作用，把诚信教育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结合起来，通过他律，促进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与他律

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个人内心信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和准则的总和。由于道德依靠不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和人们的心理价值选择发挥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道德的自律性，认为道德的维系和实现主要靠个人自律，即一个人能否按道德要求去做，不是取决于社会外部的他律作用（外因），关键在于个人内心信念（内因）；如果人们缺乏道德的自律性，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也很难起作用；道德依靠个人心理价值选择发挥作用，有很强的自律性。我们认为，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或否认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等外因对道德的他律作用。实际上，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作用的发挥是通过自律（个人内心价值选择）和他律（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相结合的机制来实现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道德的自律性与社会环境的他律性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离开了他律性也就无所谓自律性。只要对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道德的实现和维系过程稍作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道德的自律性离不开他律性。

从道德观念形成过程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种社会规范，一种价值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同其他的意识、观念、规范一样，必须通过后天的社会生活实践逐步获得，有一个社会教化和个人内化相结合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在这里，社会教化是外因，个人修养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要使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就要紧紧抓住教化与内化这两个环节，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等倡导正确的道德规范，贬抑违反道德规范的言行，使人们在社会的教化下，把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言行。

道德的实现和维系也是一个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过程。道德具有自律性的特点。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提倡“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而不是强行规定“必须怎样”，“不准怎样”，它依靠不具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和人们的心理价值选择发挥作用。虽然道德通过个人自律发挥作用，但这种自律同道德观念的确立一样，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同样离不开外因促成，离不开他律的作用，也就是讲，道德的自律性是在他律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本质上，道德作用的发挥是依靠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机制来实现的。一个人选择道德的行为或放弃不道德的行为，是在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的倡导、鼓励下，或是批评、贬抑下，通过自律机制实现的。对于不少人来说，离开他律，这种自律是靠不住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时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出现了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十分有效的以社会舆论和传统习俗为主要方式的他律作用正在弱化。以诚实这种传统的道德为例，这是人类社会普遍推崇的美德，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小，人们常常生活在一个彼此熟悉的环境里，一个人诚实与否很容易被大家知晓。诚实者受人尊敬，不诚实者受到鄙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诚实是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随着人们流动性加大，迁徒范围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社会彼此十分熟悉的环境不存在了，诚实者得不到应有的肯定、赞美，说谎者不能及时被揭穿，受到应有的指责。诚实的道德自律机制和他律环境被打破了，因而，人们保持诚实的自律性就会下降，不诚实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

由此，现阶段道德建设必须正确处理教化与内化，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把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强化他律机制，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础上，配套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或者法规，建立起严格的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使遵守道德规范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受到激励和鼓舞，让违反规则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付出相应的代价。

摘要: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由于一些人对道德水准的迷惘，道德评价标准的失衡，从而导致了某些社会遗德缺失现象的出现。解决连德缺失问题，应加强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淡化行为主体的功利性思想。

关健词:道德道德缺失表现对策

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由于一些人对道德水准的迷惘、道德评价标准的失衡，从而导致了道德缺失现象的出现。现今的道德缺失已不再仅仅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道德失衡，而是以群体为尺度的集体道德缺失:蔑视道德、缺失诚信、耻言理想、职业道德滑坡。道德的底线也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底线，正确认识道德缺失现象，探讨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的对策，对于唤醒沉睡的人性，营造德福一致的文化氛围，重塑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缺失现象的几点表现

1、诚信缺失

诚信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体现。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短，受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人们对经济学本身的内涵还不了解，导致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诚信缺失现象。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企业信用缺失、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缺失。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假东西充斥如假文凭、假政绩、假鉴定等，不一而足。以企业信用缺失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企业逾期应收的贷款额占贸易总额的指标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仅占0.25%一0.5%;而我国目前超过5%，其水平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10倍到20倍。

摘要：本文就近几年经常谈及的企业会计诚信危机问题，从经济利益、社会道德、产权关系与契约关系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会计诚信缺失的共性原因，并就其存在的根源提出了合理解决我国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的一些主要对策。

近几年。会计诚信缺失问题屡有发生。引起了全世界会计学界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本文也想就这一问题发表拙见。恳望批评指正。

一、会计诚信遇到了国际性的挑战

所谓的会计诚信实际上就是会计对其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及客观性向会计信息使用者和整个社会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承诺。

会计诚信是会计的立身之本。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会计真实性的存在。才使会计得以存在和发展。

但是，会计诚信缺失问题也越来越困扰着世界各国。

内容提要:诚信处于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目前中国保险业诚信缺失体现于保险供给者、中介者及消费者，保险诚信缺失的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保险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行为难以有效的保证和扩展。诚信缺失的影响及诚信的意义，说明应该建立、健全诚信制度。为保证保险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应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培育诚信理念，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健全保险监管机制，推行违信惩罚制度，增大失信的成本；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行业自律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

诚信概念源于道德伦理领域，又在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中不断丰富和扩展，成为经济范畴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道德伦理准则，是对行为的规范要求，是内在诚实品德与外在不欺诈行为的统一。而按照经济学的视角，诚信作为经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规则及制度，既是道德规范的选择，又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选择。诚信是经济主体间在长期博弈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它内化为市场交易准则和秩序，外化为法律法规等制度。在保险业的发展中，诚信处于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一、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及其根源分析

在保险活动中，保险双方的任何一方有违诚实信用的举动，都会导致保险交易受阻，进而影响保险服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目前，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缺失不仅体现于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关系人，还体现于保险中介人。

1.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强，使保险消费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如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偿付能力及发展状况、参加保险后能够获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使一些保险消费者丧失了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一些保险公司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给回扣、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对保险人的选择、培训及管理不严，有一些保险公司误导甚至唆使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严重危害了保险公司的形象；向保险监管机关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等。

2.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中介者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等。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以下行为：在其业务中期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由于目前我国从事保险业务的人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业务素质及道德水准参差不齐，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较多地表现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