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制度范文10篇

摘要：时效取得制度是时效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该制度。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物权法的立法工作，对于我国是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以学者们的争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和功能，指出该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的物权法草案应该规定该制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取得时效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取得时效制度的构成要件，指出我国的物权法应该如何制定取得时效制度。

关键词：时效取得；善意取得；诉讼时效；构成要件

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它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将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自罗马法以来，取得时效就已存在。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这种时效。对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物权立法中是否有必要确认取得时效，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是否应当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我认为首先应分析其意义和功能，一个制度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对社会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该制度在社会上才有必要存在。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时间治愈权利瑕疵。

除了自然法上那些天赋权利外，时间性几乎是所有权利的共性。一个人可能因为时间的记录而获得权利，也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权利。[①]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罗马法上一项古老的制度，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其产生与罗马法固有的制度构造息息相关，大抵是罗马法过于注重交易的形式主义之结果。[②]在古罗马社会里，为了保护商品交易的安全，在契约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根据严格的形式要求，当事人不履行规定的程序，只有当事人的意思以及交付和取得的事实，所有权无法完成转移。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的形式取得他人的财产，纵使事实上财产已属于他，但在法律上他尚未取得所有权，为无权利人，故而就出现了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不一致的矛盾。为了消除长期占有而无法取得所有权的现象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和混乱，产生了取得时效制度。

内容摘要：时效取得制度是时效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该制度。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物权法的立法工作，对于我国是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以学者们的争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和功能，指出该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的物权法草案应该规定该制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取得时效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取得时效制度的构成要件，指出我国的物权法应该如何制定取得时效制度。

关键词：时效取得；善意取得；诉讼时效；构成要件

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它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将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自罗马法以来，取得时效就已存在。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这种时效。对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物权立法中是否有必要确认取得时效，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是否应当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我认为首先应分析其意义和功能，一个制度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对社会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该制度在社会上才有必要存在。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时间治愈权利瑕疵。

除了自然法上那些天赋权利外，时间性几乎是所有权利的共性。一个人可能因为时间的记录而获得权利，也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权利。[①]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罗马法上一项古老的制度，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其产生与罗马法固有的制度构造息息相关，大抵是罗马法过于注重交易的形式主义之结果。[②]在古罗马社会里，为了保护商品交易的安全，在契约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根据严格的形式要求，当事人不履行规定的程序，只有当事人的意思以及交付和取得的事实，所有权无法完成转移。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的形式取得他人的财产，纵使事实上财产已属于他，但在法律上他尚未取得所有权，为无权利人，故而就出现了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不一致的矛盾。为了消除长期占有而无法取得所有权的现象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和混乱，产生了取得时效制度。

摘要：取得时效是民法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法只规定了诉讼实效即消灭实效是不完善的，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无以取代的功能和现实意义，文章将从其起源发展的情况，制度的合理性来看其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另外针对其适用范围和构成要件进行初步分析，聊以芹献。

关键词：我国民法；取得时效；时效制度；构成要件

一、时效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时效制度滥觞于罗马法，包括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两类。两者构成了完整的民法时效制度，该制度对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交易安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继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制度。取得时效始于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谓之usucapio。该法规定了动产和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分别为1年和2年。到优帝时代，建立了统一的取得时效制度。该制度主要是为了弥补罗马法中财产转让形式过于繁琐造成的缺陷，包括在物的转让方式和转让人权利的缺陷。但适用范围狭窄，并不是通常获得所有权的“有效形式”。此后，罗马法对其不断完善，近代大陆法系无一例外地在民法中规定了该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亦有相对应的“不利占有（adversepossession）”制度的设置。现代各国都对取得时效制度进行了改造，原先取得时效规定有正当原因，即确证占有时未侵害他人而且是以使所有权取得合法化的关系。然而现在对前者已经不再要求为无权利人，当事人之间也无须存在一定之法律关系，法律对于占有人取得方式在所不问，只要具备足以相信自己为所有人之事实，且持续的事实状态届至便可成立。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怠于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期间经过后将产生对权利人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和胜诉权消灭主义，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导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无法确定财产归属，显然我国民事立法存在漏洞。

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一）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要件

内容摘要：时效取得制度是时效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该制度。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物权法的立法工作，对于我国是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以学者们的争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和功能，指出该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的物权法草案应该规定该制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取得时效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取得时效制度的构成要件，指出我国的物权法应该如何制定取得时效制度。

关键词：时效取得；善意取得；诉讼时效；构成要件

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它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将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自罗马法以来，取得时效就已存在。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这种时效。对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物权立法中是否有必要确认取得时效，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是否应当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我认为首先应分析其意义和功能，一个制度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对社会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该制度在社会上才有必要存在。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时间治愈权利瑕疵。

除了自然法上那些天赋权利外，时间性几乎是所有权利的共性。一个人可能因为时间的记录而获得权利，也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权利。[①]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罗马法上一项古老的制度，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其产生与罗马法固有的制度构造息息相关，大抵是罗马法过于注重交易的形式主义之结果。[②]在古罗马社会里，为了保护商品交易的安全，在契约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根据严格的形式要求，当事人不履行规定的程序，只有当事人的意思以及交付和取得的事实，所有权无法完成转移。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的形式取得他人的财产，纵使事实上财产已属于他，但在法律上他尚未取得所有权，为无权利人，故而就出现了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不一致的矛盾。为了消除长期占有而无法取得所有权的现象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和混乱，产生了取得时效制度。

摘要：我国未来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对象应当有所限制，但对于开放内容不应有所限制；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应区分一般动产、准不动产、未登记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成立条件；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不应当以“无权处分”为条件，只有在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才是依善意取得制度的取得，此时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原则上处分共有物应当经共有人全体一致同意，但应容有若干例外；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动产抵押的公示方式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如果规定动产抵押，应当实行登记要件主义，适于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动产，应当采取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方式，其他无法解决公示方式的动产应当禁止抵押；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原则上不应当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抵押人非为债务人时可容有例外；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不能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但可以持抵押权登记簿副本直接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

关键词：物权立法；疑难问题

在今年六月下旬于扬州大学召开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王胜明副主任提出了物权立法中七个尚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希望全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本人作为一名从事物权法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自觉有义务对这七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以期能为物权法的制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主任提出的七个问题是：1、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2、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3、是否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如何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处理好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4、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所有权的取得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问题；5、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对共有物的处分是否应当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以及如何处理物尽其用与保护其他共有人及相对人利益的关系问题；6、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的问题；7、对于抵押权，（1）动产抵押的公示性如何解决的问题；（2）是否应当规定在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给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一个时间限制的问题；（3）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能否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问题。现就这七个问题发表管见如下，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

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有限度的开放。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开放的对象问题，即向什么人开放的问题；二是开放的内容问题，即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开放的问题。对于前者，笔者认为，不能向社会上的所有人开放，而只能如《物权法草案》（第三稿）[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那样向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包括他们的人如律师等）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如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开放。这样，既可以避免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在掌握了他人拥有大量的不动产之后进行敲诈（绑架）勒索，又可以避免登记机构承担因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复制登记资料所带来的过重的工作负担；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对于向权利人本人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完全开放自不用说，就是向利害关系人，也应当完全开放，因为只有这样，利害关系人才能完全了解该不动产上是否有负担、权利是否有瑕疵等等，从而决定是否与之进行交易等。当然，利害关系人在查询过程中如果知悉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则应当承担保密的义务，否则构成侵权。

摘要：我国未来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对象应当有所限制，但对于开放内容不应有所限制；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应区分一般动产、准不动产、未登记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成立条件；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不应当以“无权处分”为条件，只有在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才是依善意取得制度的取得，此时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原则上处分共有物应当经共有人全体一致同意，但应容有若干例外；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动产抵押的公示方式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如果规定动产抵押，应当实行登记要件主义，适于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动产，应当采取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方式，其他无法解决公示方式的动产应当禁止抵押；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原则上不应当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抵押人非为债务人时可容有例外；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不能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但可以持抵押权登记簿副本直接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关键词：物权立法；疑难问题

在今年六月下旬于扬州大学召开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王胜明副主任提出了物权立法中七个尚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希望全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本人作为一名从事物权法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自觉有义务对这七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以期能为物权法的制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主任提出的七个问题是：1、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2、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3、是否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如何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处理好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4、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所有权的取得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问题；5、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对共有物的处分是否应当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以及如何处理物尽其用与保护其他共有人及相对人利益的关系问题；6、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的问题；7、对于抵押权，（1）动产抵押的公示性如何解决的问题；（2）是否应当规定在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给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一个时间限制的问题；（3）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能否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问题。现就这七个问题发表管见如下，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

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有限度的开放。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开放的对象问题，即向什么人开放的问题；二是开放的内容问题，即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开放的问题。对于前者，笔者认为，不能向社会上的所有人开放，而只能如《物权法草案》（第三稿）[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那样向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包括他们的人如律师等）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如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开放。这样，既可以避免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在掌握了他人拥有大量的不动产之后进行敲诈（绑架）勒索，又可以避免登记机构承担因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复制登记资料所带来的过重的工作负担；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对于向权利人本人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完全开放自不用说，就是向利害关系人，也应当完全开放，因为只有这样，利害关系人才能完全了解该不动产上是否有负担、权利是否有瑕疵等等，从而决定是否与之进行交易等。当然，利害关系人在查询过程中如果知悉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则应当承担保密的义务，否则构成侵权。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物权法草案》第十八条关于“登记机构……同时应当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保守秘密”的规定有所不妥，理由是：第一，国家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贯彻物权公示原则，将不动产物权存在和变动状况公开出来；第二，企业或个人的不动产状况与国家机密无关[②]；第三，即使企业或个人的不动产状况属于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登记机构也仅承担向非利害关系人保密的义务，而不应承担向利害关系人保密的义务，如果利害关系人知悉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而不予保守，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应由他们自己承担，与登记机构无关。据此，笔者建议对《物权法草案》第十八条作如下修改：删除登记机构应当保守秘密的规定，同时增加向有关国家机关开放（以便于与程序法相衔接）以及利害关系人和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保守秘密的规定。修改后的条文是：“登记机构应当向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和有关国家机关提供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的便利，利害关系人和有关国家机关在查询过程中知悉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

摘要：我国未来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对象应当有所限制，但对于开放内容不应有所限制；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应区分一般动产、准不动产、未登记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成立条件；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不应当以“无权处分”为条件，只有在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才是依善意取得制度的取得，此时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原则上处分共有物应当经共有人全体一致同意，但应容有若干例外；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动产抵押的公示方式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如果规定动产抵押，应当实行登记要件主义，适于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动产，应当采取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方式，其他无法解决公示方式的动产应当禁止抵押；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原则上不应当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抵押人非为债务人时可容有例外；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不能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但可以持抵押权登记簿副本直接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

关键词：物权立法；疑难问题

在今年六月下旬于扬州大学召开的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王胜明副主任提出了物权立法中七个尚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希望全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本人作为一名从事物权法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自觉有义务对这七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以期能为物权法的制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主任提出的七个问题是：1、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2、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3、是否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如何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处理好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4、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所有权的取得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问题；5、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对共有物的处分是否应当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以及如何处理物尽其用与保护其他共有人及相对人利益的关系问题；6、是否应当规定居住权，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的问题；7、对于抵押权，（1）动产抵押的公示性如何解决的问题；（2）是否应当规定在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给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一个时间限制的问题；（3）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能否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问题。现就这七个问题发表管见如下，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

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程度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有限度的开放。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开放的对象问题，即向什么人开放的问题；二是开放的内容问题，即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开放的问题。对于前者，笔者认为，不能向社会上的所有人开放，而只能如《物权法草案》（第三稿）[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那样向不动产的“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包括他们的人如律师等）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如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开放。这样，既可以避免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在掌握了他人拥有大量的不动产之后进行敲诈（绑架）勒索，又可以避免登记机构承担因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复制登记资料所带来的过重的工作负担；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应当完全开放。对于向权利人本人以及有关国家机关完全开放自不用说，就是向利害关系人，也应当完全开放，因为只有这样，利害关系人才能完全了解该不动产上是否有负担、权利是否有瑕疵等等，从而决定是否与之进行交易等。当然，利害关系人在查询过程中如果知悉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则应当承担保密的义务，否则构成侵权。

第一节时效的概念与类型

一、时效的概念

时效，是法律所规定的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满法定期间，即依法产生取得权利或消灭权利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它起源于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已为现代各国民法所接受。民法设立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因时效期间届满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因此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由于时效能够产生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所以它是一种法律事实。时效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1．须有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时效是以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事实状态，是指仅为一种客观的事实，而并未受法律的确认。如某人没有权利而占有某物，某人不行使其请求权。如果没有这种事实状态的存在，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不会发生时效的法律后果。

2．须该事实状态持续一定的期间。一定的事实状态只有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才能成立时效，否则不发生时效的法律后果。如已连续占有某物20年，连续不行使权利3年。至于持续经过多长时间，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协议确定或者变更。

一、问题的提出

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中国历来崇尚以德治国，以理服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中国，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无不冲击着古老的善意规范。公安部在2012年将组织打击“瘦肉精”、“地沟油”犯罪，打击销售“病死猪”犯罪和打击制售假药犯罪“三大战役”。那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善意加以理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2001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69%，到2002年和2003年，也分别达72.8%和73.8%，远远超过60%的临界值，毫无疑问，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既然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就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而各有不同的特点，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当然是独立存在的。目前，世界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成员陆续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一）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形象地用“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来描述市场机制，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里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都在追求他自私自立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的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原理，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资源配置。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运动规律，通过c+v+m=w揭示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虽然马克思的c+v+m=w是为了他的政治研究做理论基础，但是他却直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本质。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得到普遍的发展，主要呈现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模式为私人经济占绝对主导，国有经济比重小，私人资本集中程度高，垄断性强。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很大，国家干预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开放程度高，流动性大。以德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混合经济体制特征明显，注重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的结合，强调社会保障。以日本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模式为，在强调自由竞争的同时特别强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员工参与企业事务，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责任和忠诚。虽然同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却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提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那么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也是可行的。文件中公开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公开使用这一概念，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工作至今还在进行。这20年中，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开始建立和不断变革，政府职能改革不断推进，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环境不断完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效果。2001年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开始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

（二）传统民法中善意规范的理论基础

1.善意的含义和起源善意，康德称之为“善良意志”。关于善恶的标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认为善意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取得时效制度，《十二表法》第6表第3条规定，使用土地的取得实效为两年，其他对象为一年，不问其使用是否有正当名义，以及是否出于善意，期满即可不受原所有人的追诉。而至帝政时期，罗马法已明确规定占有人的善意为取得时效适用的必要条件，并且推定一切占有人都是善意的，对善意的证明应由对方举证。就罗马法的取得实效制度而言，其产生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第一，弥补在物的转移方式方面出现的缺陷（比如对要式物实行让渡），第二，弥补让与人在权利方面的缺陷（比如让与人不是所有人）。善意制度也适用于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保护市场交易安全和促进效率的善意制度，传承了罗马法的基本理念，为近代各国民事立法所采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善意的概念。善意之概念在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其的理解不一。在民法学，对善意判断分为两种情形：一为消极观念说，即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一为积极观念说，即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或不正当的主观状态。在不同情况下，对于善意的表述应该结合消极观念和积极观念共同阐释，并且会根据具体制度的不同加以区分。在善意行为人的行为涉及到三方乃至多方利益时，其表述应为消极观念的的善意，即不知或者不应当知道相对行为或者事件的真实性的主观状态，比如表见和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首先，在此场合中存在原权利人A，中间行为人（如无权人或无处分权人）B，和善意行为人C，三种利益方，对于善意行为人C来说，其主观状态只能是不知或不应知道，不存在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主观状态。不存在损人利己主观状态的前提是善意行为人知道他方利益（A）的存在，并且自己的某种行为会导致他方利益受损，只有这样善意行为人C才能实施更为趋利避害的行为。而在原始状态下，A与C必有一方权利受损，否则就不会产生纠纷，而善意制度更多保护的是善意行为人的权利，故在此制度下原权利人的权利受损。既然行为人在行为时已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利益受损，那么即便其“趋利避害”，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但其行为仍然会导致他人受损（否则就无善意行为保护的道理，如上述），在这种情况不能称之为善意行为。用另一种角度思考，实质上消极观念的善意，已经包含了行为人不想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态度。其次，在涉及多方利益的场合，仍然会存在最初的A，B，C三者的利益状态，不管是三种行为人中的哪一行为人的行为涉及到其他人，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么重回善意制度规范的范围，要么成立另一个完整的与此无关的交易行为。故在此情况下也应表述为不知或不应知道这一消极观念说。在善意行为人的行为仅涉及到双方当事人权利的情况下，善意行为人主动地为一定的行为涉及到对方利益时，应表述为积极观念的善意，如甲委托乙看管房屋，甲是明知乙对房屋所拥有的权利，但由于房屋漏水等缺陷，甲为必要的修缮，此时甲并没有侵犯乙的权利或者讹诈乙的主观状态，即为善意，所以甲可以向乙主张房屋的修缮费用，以维护其由于善意行为的花费。

2.善意规范与取得时效制度取得时效是时效制度中的一种，又称时效取得制度，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即依法取得该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取得时效制度与善意制度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在取得时效制度作为善意制度的起源而存在，并且在某些具体的善意制度中（如善意取得制度）是以取得时效为理论基础的。法国、意大利学者倡导取得时效说为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认为由于即时时效或者瞬间时效的作用，让善意受让人能够从此前对受让标的物的无权利状态变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都把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在了时效制度里。日本民法第162条：以所有的意思，10年间平稳而公然地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者，如果其占有之始系善意且无过失，则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陈华彬学者认为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如何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制度。时效制度并不以占有人的善意为构成要素，占有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无须为善意。关于这一点，各国立法未尽一致，德国、瑞士与法国民法均采肯定态度，即要求占有人的善意，而日本与中国台湾民法则采否定态度。时效制度是以时间和时间的经过为其构成要素的，占有人是否有善意与能否取得标的物无关，相对应的，取得时效制度中并没有时间的规定和限制，它仅与当事人善意、对价和交付合法有关，故取得时效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并无掺连。

「摘要」:间接占有是指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对于事实上占有物的人具有返还请求权，因而间接对物管领的占有。间接占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使民法关于占有的规定原则上亦得用于间接占有，尤其是在取得时效和占有保护请求权方面。其二，使动产的交付（尤其是所有物的转移）得依占有改定为之，便利物的交易。但是由学者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中，学者或曰其功能能够为其他制度替代，或曰其目的不能达到，结论是间接占有应予废除。本文拟从间接占有制度的基本理念以及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它的存废以及利弊加以检讨，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对完善我国物权立法有所助益。

「正文」:间接占有是指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对于事实上占有物的人具有返还请求权，因而间接对物管领的占有。间接占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使民法关于占有的规定原则上亦得用于间接占有，尤其是在取得时效和占有保护请求权方面。其二，使动产的交付（尤其是所有物的转移）得依占有改定为之，便利物的交易。但是由学者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中，学者或曰其功能能够为其他制度替代，或曰其目的不能达到，结论是间接占有应予废除。本文拟从间接占有制度的基本理念以及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它的存废以及利弊加以检讨，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对完善我国物权立法有所助益。

一、间接占有制度的基本理念

就历史渊源而言，占有素有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两种体例。罗马法对物重视控制，其上的占有主要指自主占有，被称为“所有的保垒”和“外围工事”，并为法国民法典所继承，当然不生间接占有制度；而日耳曼法重在物的利用，占有为权利之衣，由占有的一面视之为占有，就另一面视之则为本权，占有与本权乃不可分离之结合体，本权随占有一起变动。由于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具有权利的性质，随着占有观念化的发展，遂产生了观念的占有和重叠的多重占有的分类，这样必然演化出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随后的欧洲教会财产法建立了近代占有权救济的概念，中世纪封建法中的实际占有获得了极高的理论评价，它使法律因素和事实因素紧密结合。而封臣的实际占有以它的对立面——领主的间接占有（或称为精神占有）为前提而存续，可以认为间接占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中世纪教会封建法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均有所不同，并为现代英美法系国家所继承。间接占有在近代立法中的确立滥觞于德国民法典，一般认为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相互冲突的结果，其实教会封建法的历史作用也不可忽视。《德国民法典》第868条规定原占有人和受让人均是占有人，并以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为主干构筑占有制度。依德国、瑞士立法，直接占有无须据为已有的意思，间接占有无须实际握有的事实，这就使其占有制度大大偏离了罗马法的传统，也与法国民法的有关规定大相径庭。我国《大清民律》第一草案第1265条和第二草案第275条以及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典》第941条均有相近的规定。

回顾间接占有的历史，可发现它总是以经济和社会观念之需要为发展契机。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考察，间接占有在市场经济交往中大量存在。例如出租、寄托、借用、分期付款的买卖、信托、承揽、行纪、质押、出典、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留置权、无因管理、遗嘱执行、监护、财产管理等。它们的本权有物权、也有债权，同时还可能是无权占有。占有与本权的占有媒介关系有契约、法律规定和基于法律规定之公权力行为，同时间接占有也不因为占有媒介关系不生效力而受影响。间接占有中无本权或本权不得对第三入主张者不在少数，因此有必要对他们提供适当救济。另一方面，取消间接占有与物权价值化和观念化的趋势不相符合。占有观念化是外观法理和权利推定的基础，遽然加以否认社会一般观念，害及交易安全。因为“占有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实，而非一种物质事实。如果某人以某种形式并在某种程序上控制了有普通的有理智的人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并被该种社会承认对该物和该种情形是正当的话，那么，他就会认为是在占有该物。”史尚宽先生也认为，是否有物之支配，应依其时代之社会的观念，客观地决定之。社会观念上认为其人之实力及于其物时，则其物属于其人之支配。其人之物理的力及于其物与否，在所不问。在康德看来，间接占有属于理性的占有，不依赖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却具有实践的真实性。由此可见，人们在观念上普遍接受间接占有制度。总之，贯彻占有纯粹客观化、一元化的价值判断，而否认间接占有存在的必要性，则不但有违经济安全与交易迅捷，与社会占有的一般观念也有不合。

间接占有人对物既然已经失去控制与管领，那么间接占有的性质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间接占有在本质上是权利而不是事实。换言之，间接占有人对物所具有的间接占有管领力不是体现在对物的直接管领上，而是体现在对物可以要求返还的权利上。大陆法系的学者一般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为贯彻体系上的一致性，应以事实说为宜。因为间接占有的性质应当与间接占有人所享有的权利有所区别，此与占有的性质和占有人的权利不可混淆同一法理。间接占有人之权利，是作为占有事实发生后所享有的占有权利的体现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