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保障范文10篇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我市妇女权益面临的问题，既有人民群众面临的共同利益问题，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有别于男性的特殊权益问题，如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低，妇女就业结构不合理、妇女权益保障缺乏有效的执法主体等问题。因而，全面详实了解我市妇女权益问题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及时提出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才能切实解决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

1、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逐步加大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保障妇女各项政治权利。目前，我市有妇女干部0.6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3%。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女委员的比例分别达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总数的28.7％；市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市政协委员总数29.2%。

2、妇女社会保障得到加强。2007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职工6.52万人，占参保人数的44%，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女职工5.59万人，占参保人数40.1%，参加失业保险女职工3.45万人，占参保人数47%，参加工伤保险女职工4.28万人，占43.3%；参加生育保险女性1.4万人，占44.4%。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农村医疗保险，07年底，农村妇女有养老保障的覆盖率达9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妇女参保率达99%。

3、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07年末，我市中小学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到达95.6％，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达14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有1.6万人，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33.8％。

4、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07年全市妇科病检查率达91%，育龄妇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以上，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为100%，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1%。

菏泽市是农业大市，近日，我们通过发放问卷、走访、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到农村妇女维权领域尚存在一些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妇女发展状况

我市现有农村妇女364.1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49%，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村妇女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经济参与平台不断拓宽，在生产发展中挑重担。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原来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被现在的“男工女耕”所替代。我市农村妇女从事种植业988300人，从事养殖业108100人，从事加工业184300人，从事服务业573900人。农村妇女在种植、养殖、加工等各个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二）求知求新求发展，在生活宽裕中闪亮点。通过学习和实践，部分农村妇女不断提高知识层次和技能，成为增收致富的先行群体，掌握实用技术的114万人，获绿色证书的3.7人，获农民技术员职称的2.1人，全市共有科技致富女能人2125名，“妇”字号龙头项目和示范基地33个。如曹县大力发展芦笋种植业，面积12万亩，从业妇女5万人，人均年收入万余元。

（三）生活方式日益改善，在乡风文明中占主导。在基层妇联组织的引导下，广大农村妇女发挥自身性别优势，踊跃参与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投身文明村镇建设，成为农村精神文明传播的主力军。80%的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主导作用，重视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本文作者：张越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

农民经济权益的保护是顺应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进入公众视野的。经济权益包括财产权益（主要表现为对土地的财产权益）和市场权益（主要表现为作为市场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家庭联产承包成熟、土地流转的尝试，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的加速进行，市场经济向农村的发展，使得农民更多地参与生产要素中的交换阶段，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农产品的流通领域。但是农民自身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经济、法律知识的不足，常常造成他们市场利益的损失。当然，现阶段更受人关注还是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尤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要求征用农民的土地，随之而来的是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由于长期的城乡分治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处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既不像市民，又不像农民，既有的权益已经失落，期待的保障却不能兑现，成为无地、无岗、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近些年，失地农民的财产权益保护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些问题经常与政府的行政行为相联系，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与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都有很大的关系。农民社会权益的保护一直受到诟病。从医疗、保险、迁徙自由、就业等各方面来看，农民的社会权益的保护是极不完善的。受户籍制度影响，我国公民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也就是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具体表现。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就业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直接造成农民“二等公民”地位。当然，造成农民社会权益保护缺陷的原因是多样的，农民人口众多，而资源紧缺。法律制度的漏洞或者忽视也是原因之一，例如，《劳动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可见，大部分在农村耕种土地的农民被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其劳动权益也就无从保护了。农民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发展的进步过程。诸多原因，造成当前农民权益保护的不完善、落后。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农民权益保护是一个浩瀚庞大、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可以从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进行路径选择。经济政策的优惠，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教育的发展，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规范，都是完成农民权益保护工程需要改造的任务和内容。（一）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政治权益的保护依赖于政治体制革新和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发展。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平等是农民平等享有政治权益的前提，平等分配代表数额甚至于向农民的倾斜政策，应当是计划的一部分。建立民主的、完善的、合乎实际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农民政治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村民自治法的颁布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的探索确是没有终止。当前，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不高，农村劳动力外流给选举制度的实现造成困难，以及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的侵蚀，造成村民自治无法完全实现。因此创新村民自治的方式和形式，提高公民的参与民主制度的热情是重要内容。当然，根本意义上的，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公民当家作主权利是最重要的方面。农民政治权益的损害在一定意义上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村民怠于行使民主权利的现象在农村很是普遍，这是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农村部落的相对封闭、分散，中国古代专制传统的历史遗留，给农民依旧留下“封建遗留创伤”。农民对于民主选举采取听之任之、事不关己的态度在农村很时尚，因此，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意识，鼓励参加民主选举，自觉行使当家作主权力应该是实现农民政治权益的另一重要路径。政治权益的保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思想的反映，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占中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民政治权益的保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集会结社权利的自由实现，民主意识全面觉醒，民主制度的全面完善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进步，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二）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城镇化、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为路径以及失地农民财产权益的切实保障城镇化的建设，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民的失地现状，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权益，另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能够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农民权益的保护提供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因此，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同时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做到发挥优势，弥补副作用带来的损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的合理流转、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村村落的整体规划、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手段来解决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业生产布局分散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难题，从而提高农业发展的工业化、规模化与集约化、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而促进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最终推动全国的城市化发展。“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双向互促的作用，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样，不仅能更好的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有效落实，而且能够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城乡关系格局。”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政府保护机制，加大经济补偿力度，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加强政府监管，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才能为失地农民的生存提供基本保障；完善就业保障机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加强政府部门对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管，才能保证土地补偿安置费和社会保障基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通过多种手段的运用多种，实现对失地农民权益的全面保护，最大限度的减少城镇化给农民权益的损害。(三)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农民国民待遇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形式规定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农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现实情况却是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国家应该建立起平等、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与市民一样平等地拥有权利和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当然，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规范应当更加完善，对于农民劳动权益的保护，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保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民权益保护的利益诉求机制是促进新农村和谐发展的客观基础。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权益保护的利益诉求机制，并通过健全完善农民权益保护的利益诉求机制来化解各方的利益矛盾，让每个人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和成果。”

摘要:保障残障儿童权益不仅是对其固有尊严与权益的尊重，也是时代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制定了相应的残障儿童权益保障体系，但其现实保护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在残障儿童基本生存保障、人格尊严、康复服务、教育实现、社会参与等权益的实现方面均问题颇多，还需国家大力普及儿童保护理念，倡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残障儿童的价值，完善康复服务及教育制度，加强构建无障碍环境，形成从残障儿童生存到发展的全面保障体系，以促进残障儿童的发展。

关键词:权益保障;残障儿童;人格尊严

残障儿童是指在生理、心理、人体结构或某种组织上存在某种功能限制或丧失，导致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正常参与某种活动能力的18岁以下的人[1]，其作为社会公民，应与其他所有成员一样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2]。然而残障儿童因自身功能限制与社会环境的障碍，一直处于社会与权利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公民权利的行使存在诸多障碍，不利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随着人权理念发展与人权话语扩张，残障儿童权益保护已然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改善残障儿童社会生活的不利处境，世界各国均法律明确了给予其特别保护。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为核心的一系列残障人士权益保障体系，以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经年的积累，在残障儿童基本生存、康复、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保护工作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现实保护中仍存在保障不到位、有效性差等较多困境，阻碍着残障儿童自由、全面的发展。故基于促进残障儿童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本文对我国残障儿童的生存权、人格尊严权、康复服务权、受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等权益的保障困境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保障残障儿童权益，促进其发展。

一、残障儿童权益保障的困境

（一）残障儿童生存保障仍有不足。残障儿童生存权是指以保障其生命延续为根本，在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救济及自身努力下，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权，维持基本温饱的权利[3]，是残障儿童实现其他权利的本位基础。国家为保障残障儿童的基本生存需要施行了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殊残疾人生活津贴、生活救助补贴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4]。虽如此，但仍有不少残障儿童因保障责任主体与保障项目等多方面原因，很少甚至不能享受基本的“生存型”福利[5-6]。而且，由于残障尤其是重度残障的存在会给家庭造成严重负担，致使家庭经济拮据而无法满足其基本社会生活的需求[7]。此外，残障儿童生存权的基础——生命权利不能自主，很多时候被家长及监护人“无奈而任意”地决定，每年因残障被家长遗弃的儿童有数以万计，被遗弃而亡的残障儿童更是数字不详[8]。诸如，2018年南京发生的“脑瘫女童被溺亡”案件即是残障儿童生命权利被“无奈而任意”决定的悲惨事件[9]。（二）残障儿童人格尊严污名化严重。残障儿童人格尊严权是指基于人尊严的本性和社会性需求，需被社会和他人尊重的权利[10]。人格尊严是残障儿童之为“人”而存续所需得到的最基本的尊重[11]，是残障儿童实现平等权利的基本体现。为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指出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歧视与排斥。然而现实生活中，残障儿童的人格尊严却频频受损，污名化现象严重。残障儿童因自身缺陷、环境障碍以及社会公众的固有偏见蒙受“废物”“无能”的污名，不但会导致残障儿童自身认同感低下，甚至影响社会对其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12]。毋庸讳言，真正尊重、包容残障儿童等残障人士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在残障儿童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方面偏见、歧视其人格尊严状况时有发生。如，因残障儿童的生理障碍就拒绝其正常入学，或者即使接受其入学，但一味看低其能力，对其采取轻视、冷遇等不公正对待现象，均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贬谪与歧视。而人格尊严权作为人格权的核心内容，若其人格地位得不到有效保障[13]，致使各种社会环境及文化制度严重阻碍残障儿童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健康发展，这无疑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正常趋势。（三）残障儿童康复服务资源、质量不佳。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权是指其基于自身独特的权利主体地位，依法享有各类康复服务的权利[14]。康复服务是改善残障儿童身体功能、影响与促进其健康发展、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15]，故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需求迫在眉睫。但当前残障儿童康复服务水平依然存在较大挑战：调查表明2017年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只有65%，且存在残障人士规模增大与康复需求增加而康复资源匮乏与康复服务能力不足的供需矛盾[16]，极大地限制了残障儿童接受康复服务的进程。此外，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在政策整合、康复机构空间区域分布、康复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存在问题[17]，远无法满足残障儿童的康复需求。且我国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尚处于项目性救助阶段，受项目阶段性、分散性及资金的限制，对残障儿童的持续性康复无疑是杯水车薪。另外，2020•1（中）残障儿童康复项目救助政策受其年龄、家庭状况、残障类型等限制，尚未形成广泛普惠性的保护体系，绝大部分残障儿童唯有依靠家庭，然而家庭能力有限，或使有需求的残障儿童得不到及时康复治疗而错过最佳康复治疗期。这不仅会影响残障儿童未来康复水平，而且会导致其因基本能力的限制难以真正融入社会以及实现其他权益。（四）残障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困难重重。残障儿童受教育权是指其依法享有、国家予以保障实施的，使其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学习文化知识以及接受各种技能训练的权利[18]，主要包括学习机会权、学习条件权和学习评价权[19]。残障儿童受教权作为增强其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大力推进下其实现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但目前依然存在受教育机会和条件的权利发展不均衡，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等不公平现象[20]，政府保障残障儿童公平接受教育的投入不足及保障措施和救济程序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诸如：在实现残障儿童受教育机会权上存在群体性结构困境，残障儿童入学率远低于普通儿童，入学机会在男女及城乡之间均存在差异；在残障儿童受教育条件改善方面存在区域性结构困境，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及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等方面省际之间差异显著，东部发达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1]。此外，我国残障儿童现行的特殊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并行的教育制度实行亦困难重重，还存在特殊教育质量不佳、特殊教师缺乏与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融合教育成效不胜卓著[22]，“随班就读”成为“随班就坐”或“随班混读”及文化排斥等问题。（五）残障儿童社会参与度低。残障儿童社会参与权是指其通过多种途径与形式，参与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生活及相应事物的权利，包括知情权、无障碍权等权利[23]。残障儿童社会参与的程度是其权益保障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志，但现实生活中却难以保障其平等实现。残障儿童社会参与度低，一是残障儿童的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等权利易受不同程度的侵害，残障儿童自我表达、参与的意识大都被忽视，其在家庭内部、学校活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参与感均较低，大多由家长、学校或社会等包办、执行；二是残障儿童在自由参与文化、艺术、体育活动等社会活动时缺乏机会或易受歧视、排斥，很多文化活动设置规制为常人视角，使得残障儿童无法参与其中，长此以往即失去参与兴致；三是残障儿童无障碍环境构建不足，大多建筑设施仍多以健全人的需求为中心，或是已有设施设计不合理，安全隐患较多，无法满足残障儿童的实际需求，导致其社会参与度低，不利其身心的健康发展[24]。

二、残障儿童权益保障困境成因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我市妇女权益面临的问题，既有人民群众面临的共同利益问题，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有别于男性的特殊权益问题，如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低，妇女就业结构不合理、妇女权益保障缺乏有效的执法主体等问题。因而，全面详实了解我市妇女权益问题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及时提出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才能切实解决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

1、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逐步加大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保障妇女各项政治权利。目前，我市有妇女干部0.6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3%。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女委员的比例分别达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总数的28.7％；市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市政协委员总数29.2%。

2、妇女社会保障得到加强。20*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职工6.52万人，占参保人数的44%，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女职工5.59万人，占参保人数40.1%，参加失业保险女职工3.45万人，占参保人数47%，参加工伤保险女职工4.28万人，占43.3%；参加生育保险女性1.4万人，占44.4%。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农村医疗保险，*年底，农村妇女有养老保障的覆盖率达9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妇女参保率达99%。

3、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年末，我市中小学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到达95.6％，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达14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有1.6万人，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33.8％。

4、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年全市妇科病检查率达91%，育龄妇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以上，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为100%，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1%。

内容提要：农民工权益的保障，离不开用工单位的自觉、政府的监督、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等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但是，在实践中，法的合法性主张与事实有效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其目标、利益与责任上存在矛盾和冲突，有效的社会力量缺失。结果是，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严重断裂。本文主张从地方政府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入手，在四个子系统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关键词农民工权益外部环境Abstract:Theprotectionoftherightsandinterestsofpeasantworkersdependslargelyontheoutercircumstances.Inthisapproachthefocusismainlyonself-knowledgeoftheemployer,thesupervisionofthegovernment,theintegrityandfulfillmentofthelawandthesupportofthesocialpower.However,inpractice,tensionsdevelop.First,tensionsexistbetweenthelegitimateallegationsandtheirvalidity.Second,thelocalgovernmentanditspersonnelcannotfullyrealizestatedgoalsandresponsibilities.Finally,effectivesocialpowersarealsoabsent.Asaresultofthesetensions,acleavageisproducedbetweenthesub-systems.Itisrecommendedthatthegovernmentpromotetheideaofrulingforthepeople,constructabenigninter-relationshipofthefoursub-systemsandturnpeasant-workersintocitizens.Keywords:Peasant-workers；RightsandInterests；Outercircumstance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其合法正当权益普遍性地受到侵害而被公认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在政治参与、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生活居住、业余文化和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甚至身心健康都普遍性地受到侵害。无庸置疑，农民工的权益缺失问题还表现出严重化的趋势。本文试图在构造一个农民工权益保障外部环境的AGIL模型基础之上，对制度、地方政府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进行初步的社会学考察。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外部环境对于农民工在权益方面的原因探讨，学者们以往多从社会原因和农民工个人原因方面进行分析。从社会原因看，主要归结为：户籍等身份制度方面的限制，这一系列制度把农民工排斥在平等的社会地位之外；我国劳动力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农民工处于买方市场，缺乏维权的资本；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体制本身存在弊端；行政系统执行不力，体现为有关劳动监察、公安、城管、工商等行政执法人员对农民工存在歧视，时常出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或面对农民工权益受损害时的行政不作为，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障救助系统不完备等。从农民工自身看，主要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维权意识淡泊，缺乏自己的组织等。这样的探讨看似全面，实则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我们认为，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实际上是一项社会行动——不管是个体或集体的维权行动还是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制保障。从这个视角看，它必然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也可视为一个特定系统下）开展并发挥作用的。因而，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行动的外部环境是否和谐，环境的各部分或行动主体能否协同合作地发挥作用。为了便于对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分析，我们借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帕森斯根据对社会系统的“四分法”，建立了AGIL功能分析框架，强调系统的“必要条件”问题。他认为一个功能整体只有满足了四个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维持整体的协调与稳定。这四项最基本的需求为：对环境的适应（A）、从环境中获取目标的取向（G）、将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I），以及对功能模式的维持（L）。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外部环境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基础单元的功能整体，其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四个子部分功能的有效运作、相互协调和动态推进。我们构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外部环境AGIL模型（见下图）并进行讨论，避免从宏大社会结构与制度因素和微观农民工个体素质入手，实际上是要将该问题放到一个多重的“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在此行动系统中，用工单位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其利益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同时，必须维护内部人力资源的稳定和促使人力资本的提升。用工单位的存在是农民工问题出现的前提条件，用工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张力，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既可以提高单位的生产效率，又能保障社会系统的稳定。所以用工单位的功能需求是对维权环境的适应。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律、法规，行使劳动行政管理权，担当“仲裁者”，规范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的行为，并排除其对劳动者正当合法权益的侵害，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权利均衡发展的环境。所以政府是维权目标的决策和实施者。法律、法规是最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承担着协调不同群体的关系，公正地维护各方的利益，促进各种社会力量整合的功能。但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依赖于法度合理、执法公正和民众懂法；社会力量包括社会道德的建构和社会组织的支持。社会道德的任务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它承担着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社会伦理环境的建构和维护功能。社会组织有NGO组织、工会组织等，作用在于为农民工权益保障提供社会支持。农民工权益要得到切实的保障，离不开上述四个子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行动系统的存在和维持要满足这四部分的功能需求，即用人单位对维权环境的适应、地方政府对公共目标的达鹄、法律法规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和社会道德对社会伦理环境的维模（媒体舆论在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四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是否正常，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和稳定。这其中存在着6对关系，即政府与用人单位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法律法规与用人单位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社会力量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规范与反规范关系、政府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制定与落实关系、政府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维护与引导关系、法律法规与社会道德的相互补充关系（见下图）。

图：农民工维权的外部环境AGIL模型及各子系统间的关系（略）在这个外部环境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4个子系统之间的6对关系，整个图示体现出外部环境系统是复杂、多维和动态的。目前，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现象。最重要的断裂是政府对用工单位的监督关系缺位；法律法规失去事实有效性（法律法规本身的不完善、政府对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力）；用工单位普遍的道德和诚信缺失；社会组织和舆论的监督乏力等。因为用工单位的经济利益与政府的“协调者”角色、与法律的公正权力和与代表公平、正义的社会组织以及道德理念之间存在着矛盾。政府的“仲裁”、法律的权力在实施过程中只有摆脱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左右才能捍卫法律本身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作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道德，对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抵制，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用工单位的投机主义与政府的缺位在农民工的维权行动中，用工单位的功能需求是对维权环境的适应，对农民工权益保障肩负着最直接而主要的责任。现实的情况是，用工单位这个子系统不能满足适应的功能，普遍表现出投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严格的身份限制和城市社会的一系列歧视与排斥，他们大多被排斥到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形成了典型的农民工“买方市场”。农民工买方市场的形成，直接导致农民工在与雇主的谈判过程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权益受侵害的潜在风险增大。依据科尔曼和赫克特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性人，人们在社会中总是趋利避害，并尽可能用最少的成本投入争取最大的效用。因此，用工单位在选择行动路径时，要对在已知效用意义上的每一替代性手段成本，以及效用最大化的最佳方法进行理性计算。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的这种横向利益矛盾，是导致农民工权益“失保”的重要原因。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对雇主侵害农民工利益行为的制裁不严，所以“滋生了雇主的机会主义偏好”。①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看到他们自身实际上也存在着心理和行为上的博弈。由于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作为在城市求生存的个体，他们最希望的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基本收入。因此，如果不是特别地不公或者伤害到他们太深，他们一般是不会采取什么措施的。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保护农民工群体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以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正致力于敦促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但国家没有废除户籍身份制度，也没能提供国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事实上，中央政府将落实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义务和责任（财政负担）下移到了城市政府。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在国家层面做出实质性的制度调整，农民工国民待遇空洞化问题依然存在，这也是构成农民工获取权益的一大现实障碍。在政策的执行层面，各级地方政府也在采取措施，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并加大了监察力度。政府参与农民工维权工作的部门越来越广，从最初的劳动保障部门扩展至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建筑部门、财政部门、司法部门等。维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欠薪的追讨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政府作为“裁决者”和“公证者”的角色是缺位的或不作为的，或者说，政府保护农民工的合理权益不受侵犯的作用是低效的。这是因为，地方利益和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着矛盾，而地方政府利益与用工单位之间恰恰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追求的则是GDP的最大化，GDP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于是，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了进行合作的基础，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来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政府需要企业的产值来获得高的GDP增长。在孙立平看来，这就是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政府与企业在功能上的同构现象。②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当地财政的收入，营造所谓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不惜牺牲农民工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环境恶化的代价，对资本无原则地迁就，政府执法机构根本没有执法的动力。另外，政府人员作为城市的一员，也存有歧视的心理，我国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这促使地方政府主要关注本地居民的利益。再加上其他狭隘的私利因素的掺入，不可能对农民工的态度做到公正。如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是根据上级财政拨款确定的，他们的工作量将因农民工数量的增大而增大，收益却不因工作量的增大而相应提高，除非有权办理证件获取收益。然而，许多以农民工为工作对象的职能部门并没有办证的权力和收益，这使管理成本的升高得不到补偿，加之七种证件被取消，更使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上的投入和收益不对等。再如雇主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人员有多方面的联系，城市规模越小，这种联系越紧密。在同一座城市，雇主和政府职员同属于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里，有着或强或弱的私人联系，有的甚至是姻亲、嫡亲关系，“官商结合”，形成了官商之间的利益联盟关系。而农民工则是从农村“地缘”和“血缘”的熟人社会里走出来，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里，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源无法发挥，新的社会资源尚未建立。因此，在制度不健全时，政府很容易因为被少数人用来谋私，从而使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变得更加艰难。法律法规失去事实的有效性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方式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难以彻底解决前述问题的，法律法规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保证。但是，现有有关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失去了事实上的有效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制存在某些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执行中法律法规的权威被地方政府的自利主张所消解。地方政府崇尚“效率”和“理性”，一味追求现实利益，这腐蚀了现代法律的社会整合职能。于是，在实践中，法转变成了一种非意向的、在行动者背后起作用的、匿名的社会化过程的现实主义模式。结果，法的合法性主张与事实有效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出现断裂状况。③现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劳动者保护力度不够。如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来说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劳动法没有向劳动者采取倾斜保护，使得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无法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二是《劳动法》规定的“先仲裁、再诉讼”的劳动争议解决方式，造成较高的救济成本，让农民工无法承受，无力寻求公力救济。三是操作性不强。如《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对于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劳动部还颁布了《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但实际上，对于不签合同的用人单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手段。劳动司法机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劳动稽查力量薄弱，无论是在技术、设施、设备和人员的配备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二是实行“先仲裁、再诉讼”的救济途径导致发生劳动争议后，寻求公力救济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过高，而救济效率却很低；三是在劳动争议案举证责任方面，套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有的企业依靠自身的强势地位拒绝提供有关原始资料或者只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往往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不仅取决于法律法规和司法机制的完善，更取决于与法相关的各种因素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与用工单位、政府部门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静态的、确定的法所实际发挥的作用是各种因素纵横交错的互动关系下形成的。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受到很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分成和更好的政绩，会争相出台吸引投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而轻视维护劳动者权益，甚至对企业主恶意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听之任之。“地方权力选择了‘投资环境’，与资本合谋压制并剥夺劳工权益”。④同时，地方官员对私利的追求以及血缘和地缘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之间的断裂，导致法失去了事实有效性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社会结构因素的限制和微观层面行动者具有利用和操纵法律等相关制度的能力”。⑤地方政府在对中央颁布的法律法规制度本地实施办法并负责具体实施的名义下，获得了规避公正、谋取利益的可能性。所以说，光有法是不够的，缺乏有效贯彻实施的社会环境，一切法律法规都只会是堂中摆设。将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才是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保障其权益的关键之所在。这一般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方政府真正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切实改善当地执法环境，劳动部门高效而切实地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好每一个案件；二是用工单位的领导或老板必须具备健全的市场法律人格，不但要具有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而且在实际行为中做到严格地遵守；三是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增强，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如建立工会之类的组织，以便与雇主就工作条件、伤残保障和工资兑现等进行谈判来协商解决。社会道德与社会组织监督的乏力作为功能模式维持的社会力量，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用工单位的企业，在现代社会应当按照现代职业伦理的要求，逐步规范用工制度，平等、公正地对待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淡漠的农民工，切实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尤其是对那些直接雇用农民工从事艰苦、危险工作的企业，更要自觉地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保险合同等保障他们权益的协议，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公正、平等地对待农民工也是其自觉承担其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在现实中，一些企业老板利用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和组织力量，为追求利润，降低劳动成本，根本不顾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这些企业老板具备韦伯所称的资本家的贪婪攫取性，极度地缺乏公德和良知以及正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国是一个没有契约传统的国度，人们的契约意识普遍不强。农民工来自相对落后的农村，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没有形成自觉的契约观念，对一些市场规则不熟悉，只关心能否找到工作，不善于在劳务关系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处在劳资关系的弱者地位。尤其是制度设置上的漏洞，更使农民工失去了“发言机制”。当农民工面对良知沦丧、唯利是图的老板，理论和哀求没有多大的意义、诉诸法律也由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限于困境时，道德的力量可能能够消除紧张关系。当农民工陷入实在走投无路的境地时，还有可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社会的舆论。社会舆论和民众的监督，是最客观的、最终的和最有效的监督。实际上，我们在报纸上可以经常看到不少农民工请求媒体的帮助，诉求道德的正义之剑。近几年来，NGO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力量的出现。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和国际国内传媒开始不断地披露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地的出口加工厂存在严重损害劳工权益的状况，指责跨国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这种职责的声音直接上升为消费者对某些驰名品牌商品的抵制活动，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推行公司社会责任检查、认证和生产守则运动。⑥这里所说的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相对于公司内部劳动关系调整和劳工权益的实现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协调劳资关系，保障劳工的生存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行动。⑦除了道德、舆论的力量，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农民工权益易受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作为个体太分散，缺乏自己的维权组织。如果将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让他们成立农民工协会或者加入或组织工会，既可以加强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也可以减轻对政府的依赖，进而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很大难度，一是农民工不是城市居民身份，他们很难有资格在城市组建自己的组织。国家规定民间组织必须挂靠在正式单位，否则是得不到批准的，而城市居民之所以能参与组织，因为他们大多是由单位作基础。二是要找挂靠单位，必须要满足挂靠单位的组织要求和宗旨，从而不能真正实现农村流动人口为自己服务的宗旨，否则即使开始找到挂靠单位，结果还是被挂靠单位取缔挂靠关系，失去了合法基础。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政治背景，显然不利于农民工组建自己的民间组织。让农民工加入工会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途经。然而，实际上工会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多限制，处境十分尴尬，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协调能力非常有限。这一要靠工会自身工作理念的转变，要从“依靠政府，背对工人”转变为“依靠工人，面对老板”；二是要看地方政府“买不买帐”，作为一个缺乏行政执行权、没有罢工的法律条款支持、缺乏直接有效处置手段的群众组织，工会扮演的主要是协调的角色，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在社会上动员资源维护权利的能量远远不如雇主，所以如果没有劳动监察、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工会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在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渠道和载体的情况下，在不少地方的农民工中出现了“同乡会”、“兄弟会”、“姐妹会”等自发团体和组织，企图以此为依托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权益。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长期游离于城市组织之外有关。因此，动员和培育社会力量（诸如外来劳动者协会、人力资源开发协会等各种民间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民工权益保障事业就显得特别重要。结语

本文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外部环境系统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主要关系及其互动的过程。当然，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的获得不仅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更有赖于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维权意识的增强、自身组织程度的提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责无旁贷，必须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具体的服务方针上，要坚持公正原则，公平地对待用工单位和农民工，并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对用工单位和地方政府不利，增加劳动力成本，损害所谓“投资环境”，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最佳的选择，能够创造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权利均衡发展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注释

①李萌：《市场失灵、组织缺位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

②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8页。

[摘要]国际劳工组织要求外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不会因其跨境就业而遭到损失，我国在处理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时采用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免缴费用和参照我国法律规定进行参保两种方式。但上述两种方式受限于外国劳动者五年的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的保障较为有限。实践中，欧盟国家采用分段计算原则对外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进行保障，《社会保险法》对此原则亦有涉及，但该原则并没有得以在我国推行。文章结合欧盟国家的实践经验对如何在实践中落实该原则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外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

[关键词]外国劳动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

一、我国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障现状的概述

（一）移民工人的概念分析。我国的外国劳动者在国际范围内又称移民工人。国际劳工组织对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障权益予以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公约。公约规定移民工人在输出国已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不会因其越境就业而受到损害或丧失。①即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险权益具有可携性，不会因其跨境就业而产生较大的权益损失，养老保险权益属于社会保险权益中的一种，故养老保险权益也不应当因劳动者跨境工作而受损。（二）我国对外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就业管理规定》）提出，外国人来我国就业需持有工作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才可以在我国就业。《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外国劳动者在我国工作需要依法参加我国社会保险，故外国劳动者来我国工作需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避免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和我国重复向外国劳动者征收社会保险费用，我国同部分国家签署了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为《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我国同外国劳动者国籍国签署双边社会保险协议时，需按双边社会保险协议来处理社会保险关系。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签订，旨在防止两国重复性征收社会保险费用给参保者带来经济压力，故双边社会保险协定中的互免险种范围就构成了该协定的重要内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我国大多数双边社会保险协定中的免缴险种。（三）实践中我国对外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应用。实践中将《暂行办法》第九条对于外国劳动者如何参保的规定认定为特别规定，而《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七条对于该问题的规定认定为一般规定。因此在判定外国劳动者是否需要按照《社会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参保时，先判定其国籍国是否与我国签署了双边社会保险协定，若其国籍国已经与我国签署了社会保险双边协定，则该外国劳动者无须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参加我国的社会保险。但《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只有同一机关制定的相关规定才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优位原则，而《社会保险法》和《就业管理规定》的制定机关并不相同，故日后若涉及《社会保险法》条文的补充和修改，可以考虑将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已经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情况排除在《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之外。

二、我国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障的不足之处

目前我国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护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我国免除外国劳动者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二是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进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权益保障。但上述方式存在以下缺陷不利于保障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一）我国受惠于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人数较少。有学者统计提出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可能惠及的劳动者人数共计16.4万人左右。②但上述数据既包括来我国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也包括去上述国家工作的中国劳动者。故可推测出，来我国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人数实际数量可能低于16.4万人。2017年4月16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提出，2016年来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专家及其他外国人员超过90万人。③与该数据相比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可惠及的劳动者人数依然较少，并不能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二）外国劳动者受制于签证时限的限制无法满。足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中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分为两部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8%，而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0%。依据《社会保险法》《暂行办法》以及《关于做好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13号）之规定，外国劳动者若想要在我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则需满足两个条件：1.达到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2.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时间年限为十五年。由于一部分外国人来到我国工作后不一定会选择在我国养老。故《暂行办法》规定了外国劳动者社会保险退出机制。《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外国劳动者终止在我国的养老保险关系后，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会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此时若仅允许外国劳动者携带个人账户部分累积的资金，则外国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缴纳社会统筹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会留存在我国境内。从社会保险费用的来源来看，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来自于企业的经营收益，劳动者是企业收益的创造者。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本属于劳动者所创造企业经营收益的一部分本应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但基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演变成在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以退休金的方式延期支付给劳动者的待遇。故仅允许外国劳动者携带个人账户部分累积的资金而将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留滞在我国的做法有些不妥。此外，外国劳动者入境劳动的年限受到签证年限的限制，签证期所规定的最长劳动年限与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不一致时，可能致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受损。《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外国人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最长服务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期限届满若外国劳动者不续订劳动合同则无法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将续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仅给予用人单位，即只有用人单位才有权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延长聘用时间的申请。此时即便外国劳动者希望继续参保，由于其无权直接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只能丧失继续参保的资格。外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期满会造成两个后果：1.依附于劳动合同的社会保险关系会因此而中断。2.依据《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可发现外国劳动者的就业证与居留证的有效期是一致的，外国劳动者就业证的失效会导致其居留证的失效。故外国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后，需按照《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交还相应证件并按时出境。即便外国劳动者在我国境内工作的时限达到《就业管理规定》中的最长劳动时限五年，若用人单位不愿意继续与外国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则会导致外国劳动者就业证和居留证双双失效不得不尽快出境的情况。此时，若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则外国劳动者不得不终止在我国的社会保险关系。此后外国劳动者仅能一次性获得个人账户部分中所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用。故五年最长劳动时限的限制和仅有用人单位有续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使得外国劳动者在我国满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难度增大，不利于外国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保障。

本文作者：王硕工作单位：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尉军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政治与经济困境，无暇顾及军人权益保障立法，直接导致军人福利待遇和军人地位下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俄罗斯意识到，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必须改变被动局面。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在军事立法时注重了军人权益保障法制建设，逐步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

一、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层次分明，既有俄联邦议会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又有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政府通过的军事行政法规，内容丰富，涵盖军人权益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规定了军人地位的内涵以及军人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明确了军人的地位，即军人的地位系指法律规定并由国家予以保证的军人权利、自由、职责和责任的总体概括。该法总则阐明了军人权益保障立法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应该坚持的原则，如军人地位法定原则、合同制军人与应征服役军人地位同等原则、优惠原则、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原则等。二是规定了军人、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军人的自由、荣誉和尊严的保护；自由调动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有限制条件的信仰和信教自由；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劳动权利；工作时间和休息权利；获得薪金和各项补贴的权利；住房权、医疗保障权、财产所有权和税收优待；对军人实行保险和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受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乘坐交通工具与寄送邮件的权利；军人控告不合法行为的权利；公民退出现役和劳动就业权；丧失养育人的军人家属的社会保障权等。三是规定了军人的职责和责任。这包括军人的一般职责、岗位职责和特殊职责。在一般职责方面，俄联邦《国防法》、《军事义务与军事勤务法》以及《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具有一致性。《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界定了军人职责的实质。军人的岗位职责与特殊职责及其执行程序，由有关的规章、军事条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军人的责任主要是军人对违法行为承担的责任。在对军人进行诉讼的程序中，军人享有依照俄罗斯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辩护的权利。而军人履行职责是享受前述权利的条件。

二、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的特点

（一）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论文摘要：完善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是妇女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亟待完善的方面。从宏观方面看，制定反歧视法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它可以从反面约束人们歧视妇女的行为；从微观方面看，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该是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工作。而且《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十多年的使用已经逐渐露出了某些弊端，关于该法有哪些弊端以及如何校正这些弊端，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论文关键词]农民权益保障必然性对策

[论文摘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逐渐兴起，其有其必然性，但也给农民的权益带来了一些伤害，因此为了社会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探讨土地流转情况下农民权益的保障迫在眉捷。

一、农民权益受侵害的表现

由于我国原来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一定时期对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自身的缺陷如经营规模小、土地条块分割等，农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与国际竞争渐渐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及个体企业的增多，农民不再专业务农，一些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其他产业，农村的产业、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而非农业的收入与农业相比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土地流转使无力或无心经营土地的农民可以转出土地。此外，目前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但在土地流转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农民权益侵害的情况，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操作不健全侵害了农民利益

目前的土地流转的操作还很不规范，个别干部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滥用行政权力，强行流转，或私下与承租者达成交易，对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且在手续上没有正式规范的合同，仅以口头协议或承诺，对往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