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范文10篇

乡镇、县直各单位：

为深入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构建工作，根据《中共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的通知》（委办〔2009〕70号）文件精神，在年开展试点工作及年在设纪委、纪检组的单位进一步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的基础上，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开展权力制衡工作，目的是将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相对分离，形成一套互相制约、相互监督的权力运行工作制度和权力约束机制。通过制衡，规范权力运作，强化领导责任，防止权力被滥用；推进民主，增进团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和谐单位建设；落实惩防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保护领导干部干净干事，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主要内容

重点是以正职不直接分管本单位财务、人事、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项目审批、资产、资源等七个方面为主要内容，推行“集体决策，正职监管，副职分管，处室承办，专门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权力运作水平，推进和谐单位建设，根据庆委办〔2010〕7号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局人事调整实际，在以往实行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完善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县委《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认真完善监督机制，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二、工作要点

全面实行一把手“七个不直接分管”，即不直接分管本单位财务、人事、基建工程、物资采购、项目审批、资产、资源等七个方面内容。加强对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落实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实行“集体决策，正职监督、副职分管，科室承办，专门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权力运行机制。

三、责任分工

【内容提要】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之后，并没有象列宁所预想的那样建立起“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政治制度。相反，由于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出现了权力日趋集中的倾向。列宁洞察了由此带来的种种弊端和潜在的危机，对此深感忧虑，希望能通过建立权力制约体系来根除政治体制的弊端。

【关键词】权力/制约/监督/权利/列宁

【正文】

工人阶级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如何保证公共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被他用，怎样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这是新生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列宁在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便使得他对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忧虑加重了。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政治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并且可能会发展成为威胁整个“肌体的健康”的“毒瘤”。为了根除政治“顽疾”，他开始致力于权力制约机制的探索。

一、权力的集中需要权利的制约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初构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依据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民主制的理论，他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当比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优越得多。

【关键词】权力/制约/监督/权利/列宁

【正文】

〔中图分类号〕A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3-0021-04

工人阶级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如何保证公共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被他用，怎样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这是新生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列宁在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便使得他对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忧虑加重了。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政治体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并且可能会发展成为威胁整个“肌体的健康”的“毒瘤”。为了根除政治“顽疾”，他开始致力于权力制约机制的探索。

一、权力的集中需要权利的制约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初构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依据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民主制的理论，他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当比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优越得多。

〖提要〗本文认为，企业家的权力配置问题实质上是企业家权力使用空间的拓展及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利益一致性的校正问题。企业治理结构就是要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利益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并在权力配置过程中保证企业家拥有实质上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的分配取决于治理结构的模式。企业家权力配置的基础取决于财产所有权、管理和知识信息基础、传统文化习俗、特定经济基础体制下来自于政权的超经济强制。现代企业的制度安排就在于通过“契约”给予经营者主导和支配地位，使利益相关者规避风险，实现资产增值。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之间的矛盾。相对于传统国有企业而言，多元化产权结构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企业家权力配置治理模式

前言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运作的基础是强制(杨瑞龙，2002年)。在企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治理结构作为“一组契约的连接点”，涉及到企业交易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因此，企业治理结构的实质就是如何使各种投入要素的利益相关者赖以合作的经济组织，最大限度地通过权力的合理配置，提高资产的运作效率，使各利益相关者收益。

企业家是企业的领袖，在企业的权力机制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企业权力分配机制中，企业家的权力空间将直接影响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及其行为的校正。因此，企业家的权力配置实质上反映的是企业控制权分配的制度安排。

一、企业家权力配置前瞻性理论界定和相关说明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财政部门权力界定；公共预算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化现状；财政部门权力的越位、错位、缺位是权力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权力制衡的必然；结论五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权力定位、财政部门的权力范畴、界限、现在的公共预算体系改革正努力重构财政权力结构、财政部门正逐步成为公共预算体系中的核心预算机构、如何提升自身的预算能力、如何有效地规范自身的行为、新趋势的成因分析、财政部门权力认识定位模糊、对自身的财权与事权界限不清、具体界定财政权力中的财权和事权概念、提高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增加财政部门独立性，继续弱化党政首长在预算体系中的决定权、注重人大监督的实效性，继续加大人大的预算监督、进一步完善预算体系的民主性，使广大群众真正参与预算财政监督、避免由于部门利益竞争而带来的财政部门权力寻租、进一步增加支出部门的资金使用的预算、执行的透明度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政治背景下的预算改革是一个政治过程，其核心内容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决策方式的重构。权力结构变化主要指公共预算体系中的资金分配权通过改变预算决策方式逐步集中到财政部门手中，以强化财政部门在公共预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公共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大财政部门的资金分配权，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然而，目前的公共预算体系改革中出现了新趋势，即财政部门在权力加大同时，由于对自身权力概念认识定位不准、受权力寻租欲望驱使、与其它部门的权力之争而有不当干预其它部门行政事权的行为，出现了财政部门权力滥用即权力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所以，寻求对财政部门的权力制衡成为公共预算改革的必然。

关键词：资金分配权越位错位缺位权力制衡

一、财政部门权力界定

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国家财政权力、财政部门权力以及其它部门权力概念有关，准确理解定位这些概念对防止财政部门权力越限很重要。因此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首先得研究这些概念。

国家财政权力是由人大财政权、政府财政权、司法财政权构成的。财政部门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因此，财政部门权力是政府财政权的一部分。所以，界定国家财政权力及政府财政权力是财政部门权力定位准确性的必然要求。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独立董事之来由；独立董事之中国特色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设立独立董事之缘由：监督者弱势影响权力制衡、所有者不能从经营层面扩大到决策层面；独立董事的功能和职责：公正决策、科学决策；准确及时地把握内外环境、相关技术创新动态、市场供求变迁、资源配置动向、洞察同业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及合作者的成长空间、分析企业运行程序和组织架构，调节成本、利润、指挥三大组团的关系；二元制背景产生的职能重位、内部控制前提下的外部装饰：“独大”的往往是国有股、法人股、“独大”之股的2/3是非流通股；.法治建设滞后导致操作无序、信用缺失环境中的道德危机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独立董事之来由

1.设立独立董事之缘由

(1)监督者弱势影响权力制衡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可以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可以减少市场风险，保持金融稳定，实现股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史美伦200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公司治理”大会上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应当做到：全体股东的职能和责任界定清晰；内控机制健全，各方制衡；严格的档案制度；依法运作；及时、真实、充分地向公众披露企业信息。在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完全实现上述目标。

西方股份公司的治理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一元制。在这种公司中，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由其代行财产所有权、经营者聘用权，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二元制。例如日本的公司，由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聘用经理层；监事会对董事和经理实行监督，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监事会共同对股东大会负责。又如德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事会任命董事会，董事会对监事会负责，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出，一元制模式缺少专门的监督机构，难以保证董事会科学决策，并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对股份控制者负责；难以保证经理层既尽心尽职打理企业又不错位越位操纵企业。这样，内部人控制无法保证法制化运作和信息的真实披露，最终将降低企业运作效率，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独立董事就成为必然。即使在二元制公司中，也并不能真正实现权力制衡。作为常设监督机构的监事会总是处于相对弱势，面临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完全的局面，难以有效约束董事会和经理层的行为。因此，二元制公司也仿效一元制公司，纷纷设立了独立董事。

摘要：政府运行机制和谐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元素。制约政府运行机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社会制约权力即社会制衡。社会制衡是对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注重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等互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社会制衡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有效路径。在和谐政府构建过程中，可以探索两种社会制衡模式：其一为社会中间机构的显性制衡，其二为社会民情的隐性制衡。

关键词：和谐政府；社会制衡；中间机构；民情

一、社会制衡思想的内涵与缘起

所谓社会制衡，它是与权力制衡相对应的概念，最初表述为民主的社会先决条件或者是民主的社会因素，随后直接表述为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制衡，相对于国家权力制衡而言，被定义为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它是国家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

社会制衡思想由来已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对社会制约权力机制在政治民主的发展中，在公民社会的培育中，在政府运行的外部制约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了深刻揭示。托克维尔始终在寻求一种增强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社会制约机制，以此来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他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来源于政治社团、宗教、陪审团、民情、法学家精神、美国乡镇精神以及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一个由各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团组成的公民社会，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继托克维尔之后将社会制衡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他认为：第一，在民主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促进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的进程中，宪法规则都不是重要的，社会制衡才是有效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地位。他认为美国并非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具有公民精神，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宪法才保持下来。“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它不断地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第二，社会因素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的先决性条件。他认为，政府运行机制的民主建构于多样性的社会之上，意见的多样性或目标冲突本身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意见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于选择的群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偏好强度的差异性。而构建一套规则或程序，不仅要考虑到人数，而且也要考虑到偏好的强度。可是，对于偏好强度问题，不可能通过宪法或程序性的规则获得解决办法，只有社会因素才能解决偏好强度的难题。面对冷漠的多数与热情的少数相冲突的问题上，为了保证每位公民正当利益不受侵害，只能求助于社会的因素。第三，多重独立的社会组织是政府运行机制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须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公民参与的最大化，改善人们的生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分散政府统治资源，越容易增加政府垂直统治的成本，势必导致政府将等级式的统治秩序推向扁平化，从而有利于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协助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以此来确认、保障并实现公民自己的权利。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法治建设和腐败治理也必然选择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宪政体制从统合走向制衡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盘抛弃。

【关键词】：宪政体制权力统合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