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救济范文10篇

摘要：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自力救济他力救济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摘要：权利救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权利救济并不理想，我国权利救济存在以下题目：在立法上，权利救济体系存在缺陷，国家补偿责任立法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执行和保障体系并未有效构建实施；在法观念上，公民普遍缺乏法律证成意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应当从以上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利救济体系国家补偿责任法律证成意识

所谓权利救济，是指当事人权利受到现实损害或存在现实危险状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补偿来阻止损害继续发生或恢复先前权利圆满状态的行为。救济是权利的保障，作为权利的“护身符”，权利救济应为保障权利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一、完善权利救济立法

权利救济体系是相关救济制度有机结合，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利救济体系。这是由于，中国在立法中对西方制度的过度移植，忽视了中国国情以及国家制度特性。即是说，我国立法依靠着西方的制度体系，未深进调查中国现实状况，致使权利救济产生对这些法律的顽强“抗体”。因此，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体系。

权利救济体系有必要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牺牲来保存集体利益具有正当性。立法有必要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重新反思救济理念，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二，第二性权利救济失位。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方面存在“瑕疵”，国家强制力并未有效保护弱者或受害方的权益，使得当事人第一利益秩序破坏，不得求助于第二利益秩序的保障，国家有必要为其“瑕疵”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理想，司法的终极性并非良态，司法救济存在无救济、救济不当的弊端，反而致使权利者的二次伤害。其三，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的公道性，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实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司法下权利救济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即是国家补偿责任存在。当然，不可否认，国家补偿责任的实现基于社会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材料是“通过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身选择”而分配给他们的。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国家补偿责任带有明显的社会救济性，它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特性，依靠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起完善的救济制度体系。

摘要: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作为人的最大意义符号，然而权利最后最有力的救济途径司法救济也存在着缺陷与无奈:非功能性失灵、最后防线不能。司法救助现状两个极端:国家责任缺失与超福利司法救助。创建权利补偿复合机制弥补司法救济缺陷和改变司法救助现状须要:权利补偿的法定性和规范性;补偿主体的国家性实施机构的权威性效益性;自生和循环式四项资金来源;静态性质动态条件补偿对象;标的浮动比例法等三种补偿方式。

关键词:司法救济;缺陷;弥补

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作为人的最大意义符号，但它的实质实现则涉及到社会关系的义务划分。人们更愿意追逐权利实现，而怠于义务履行，因此权利实现的过程是相互冲突和排斥的，当法律划分的权利义务界线被突破，则会发生权利被侵，不愿忍受者试图主张回归和赔偿自力捍卫不能则需寻求救济。权利救济渠道多种多样，私力、族力、部落力、村社力、政力、司法力等，随时代变迁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救济，其中司法救济是所有救济渠道中最后的最有力的救济。这是否是说司法救济是最完美的、全能的救济手段，有了司法救济社会成员被侵的权利就能得到修复与还原。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司法救济也并非万能，也存在着缺陷与无奈。

一、司法救济非功能性失灵、权利最后防线不能与创建权利补偿机制必要性

司法救济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的具有强大功能、多种手段和最严厉措施的救济方式。其它所有救济方式无论在那方面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人类社会把司法救济作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理所当然。权利被侵后司法在惩戒侵权者，责令修复、还原、回归权利和赔偿受害人方面在所有救济方式中都是最有力有效的。然而，面对侵权者经济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缺失，修复、还原权利和赔偿受害人无能，司法救济则会出现非功能性失灵。权利落空，无实质正义实现挽救不了被害人因案陷入生活困境，最后防线防不了被害人最后陷入生存危机。如:A因案致残，生活不能自理，膝下又无儿女，B因伤害罪被判处15年徒刑并判民事赔偿A各项损失42万元，B在监狱服刑，犯案前是无业游民，家徒四壁。A的权利受到B的侵害，司法救济给予B严厉刑事处罚并判赔A的各种损失，A获得了正义，施害者被课以重刑，权利被侵受到的各种损失确定赔偿。然而，B无能赔偿，A的生存陷入危机。再如:外地到镇上务工者C邀村民D为其维修电视机，一同乘坐D驾驶的摩托车途中坠崖，致C脊柱粉碎性骨折全身瘫痪，D亦受重伤，法院判令无证驾驶者D赔偿C各项损失60余万元，C陆续支付医疗费10万余元后，再无力支付赔偿款，而D只身在外，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又无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C因D违章驾驶遭受权利损失，司法救济判令D赔偿各项损失，C获得了正义，然而D无力赔偿，C陷入生存危机。以上是一刑一民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大量存在，仅一个基层法院每年就有上百件。A和C权利受侵司法救济给予了正义，但没能改变他们的生存危机。已经是最后的救济、最后的防线，他们还能够找谁!这就是创建权利补偿机制最直接重要原因。通过权利补偿弥补司法救济的失灵和缺陷，加固最后防线。这是司法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追求。

二、国家责任缺失与超福利司法救助①现状

[内容提要]二十五年来，改革开放的国策成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主流制度，改革开放的话语和意识成为社会主体和社会进步的主流话语和意识。回眸这一段尚不算久远的历史，梳理这一时期社会变迁过程的变革因素，有必要对发生于1978－1982年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运动给予正确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从法学角度透视冤假错案平反运动，就是要借助于权利救济理论，审视权利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生成和发展。

关键词平反冤假错案权利救济

一、平反冤假错案

1978－1982年是现代中国社会权利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对权利救济的大范围张扬奠定了共和国未来权利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平反冤假错案是以人和公民的权利事实上遭到侵害为前提

从1957年始，经历""，大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遭到严重的践踏。从权利主体上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丧失权利的公民主要是指：

摘要：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实现得很不全面?其中宪法规范不能直接适用是一个重要因紊。随肴我国民主法治的推进?这一方面的理论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健词：可适用法协调条件

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于是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这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无法请求国家机关适用宪法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又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实现得很不全面。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人工业。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

因此?本文拟对直接适用宪法规范救济宪法权利问题进行初步探析?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分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荃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等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使得学者们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论文关键词：残疾人大学生;学生权利;权利救济

论文摘要：做好残疾人大学生的权利救济工作，对维护残疾人的利益、推进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拓展教育救济形式，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拓宽物质救济思路，积极采取有效政策;开拓就业救济途径，加强就业指导服务等是残疾人大学生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

“权利是规定或隐藏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在走向权利时代的今天，学校和学生之间已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关系，更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虽然我国法学界早已就“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而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达成了共识，但漠视甚至扼杀学生权利的现象仍时有出现。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由于残疾人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和残疾人群体中的极少数，他们的权利保护往往不能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以致成为影响残疾人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因此，做好残疾人大学生的权利救济工作，对于维护残疾人的利益、推进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残疾人大学生的权利现状

1、受教育权。早在1985年，原国家教委、计委、劳动人事部、民政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高等教育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应从残疾考生的实际出发，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在全部考生德智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应仅因残疾而不予录取”。《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二条、《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九条等条款中也规定：“普通高级中等学校、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再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各类高等院校接受残疾学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从1990年至2000年普通高校招收近万名残疾人大学生，仅2003年进入普通高校的残疾人大学生就有3072人，进入特殊教育院校的有827人。尽管绝对数字有较大增长，但占当年高校新生的比例仍很低，不足千分之二，这与残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5%的比例极不相称。仅以湖北省为例，据湖北省教育厅有关资料显示，“入学残疾考生由1996年的0.06%下降到20O4年的0.028%”，3J另外还存在残疾考生被降格录取或高分低就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有的高校甚至将残疾考生拒之门外。这表明，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物质帮助权。残疾问题是人类社会不能也无法回避的，对残疾人的重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残疾人群体是最困难的弱势群体，残疾人大学生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经过顽强的拼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幸运地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他们的大学生涯更加充满艰辛。许多残疾人大学生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他们有的父母也是残疾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活境遇可想而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资助残疾人的工作已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像广西北海、辽宁鞍山等市已先后启动“扶残助学金”工程，但这项工作还不够普及;大多数高校对残疾学生都给予了一定的生活补助，或把残疾学生等同于贫困生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的援助，但却鲜有高校针对残疾学生的特例政策;此外，各高校在为残疾学生提供无障碍设施方面还很欠缺，如很少或没有专门供轮椅通行的坡道、聋人交流所需的助听设备、可触摸的盲人标识和残疾学生的康复设施等等。

我国现行行政法救济体制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对像村民委员会、公立高等学校等公共事业组织管理活动的有效监督和对被管理人正当权益的司法保护。

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的行政法制发展，包括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将我国行政法对行政的规范一直限定在国家行政职权活动上，这是一种不全面的作法。行政法上的行政到底应当包含什么，国家公共职能的实现到底有哪些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应当怎样将国家和公共行政完整地纳入法律规范范围，哪些实行行政制度的国家还将行政法对行政的规范限于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为，都是非常值得研究和认真考虑的问题。

将大量的公共管理行为纳入民事规范渠道，用处理平等主体关系的规则处理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关系，给予这种公共管理以过大的自由空间，这不但使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实现，被管理人于司法求助无门，而且使公共事业组织本身的廉洁无法得到保障。1997年修订的我国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也说明了基层单位的犯罪已经到了必须进行系统的刑法规范的程度了。

就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保护而言，也许会有人说公共事业单位不是国家机关不能行使强制性权力，所以行政法无理涉足。这种主张不是迷茫于虚拟法律空间，就是对权利的实现过程不了解。我国许多法律性文件都规定，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公民取得法律权利特别是公法上权利的重要条件，就是所谓的单位同意。从领取结婚证明、出国护照到求学深造，没有单位同意就办不成。但是法律性文件对单位根据什么和怎样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决定，对于单位滥用权力如何救济，却闭口不谈。事实上基层单位对法律和被管理者权利的无知和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将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架空了。如果立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赋予和保护公民权利的愿望是真诚的，如果人们对实现法治的愿望是真诚的，那么就义不容辞地应当很好地考虑如何规范公共事业单位特别是单位决策人员的法律治理问题，不仅是民主上的，更主要是公法上的法律治理问题。

行政法上难道就没有比救济受到公安局30元人民币罚款财产权更重要的事情可做吗？事业单位行使技术干部管理和聘用权，对编制内专业技术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除聘用的处理，将使这些被称为国家宝贵财富的知识分子受到挫折或者失去一次就业机会，但是现在法律性文件却规定只能向上级申诉了之。接受申诉的单位或者行政机关根据什么程序处理申诉，这些程序的正当性究竟有多大，如果对申诉的处理不公正，能不能有救济办法，都缺乏法律的正式规定。法院处理一个10元钱的纠纷还要两审终审，处理这种涉及人的生计和事业发展申诉的公共事业组织和行政机关，就高明到确保一次处理正确无误？

这类法律性文件主要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基层单位的反映和管理需要制定的，对单位管理支持和维护的多，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要求反映的少。政府和立法机关应当切实加强对此类文件的制定。

摘要：权利申诉与救济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一大特征，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提出了大学生的申诉权以及相应的救济制度，从而为高职院校推进依法治校、尊重学生权利、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高职院校；权利申诉；权利救济

一、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制度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制度是指高职院校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罚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重新认定和作出处理的制度。

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制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法定性。即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制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直接规定的，申诉救济制度具有一定的法律性。只要是高职院校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都可以提起申诉，对学生申诉进行阻碍、压制乃至剥夺的行为均为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于一般意义上的申诉有不同之处，其具有更强的法律保护性。二是特定性。即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制度是补救高职院校学生受损害的合法权益的特定的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申诉救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学生权益救济制度，而非单纯的学生处分救济制度。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自身无法采取任何积极救济方式予以对抗时，法定的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制度就是国家维护高职院校学生这一特定主体合法权益的有力的保障方式。三是非诉讼性。即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是向非司法机关提出的，学生申诉救济制度从申诉的提出，到申诉的受理和处理都是按照行政程序进行的。

二、高职院校学生申诉救济的类型与范围

摘要：政府采购行为在法律形式上大都采用合同形式。由于采购人的“强势”行政权力，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文章拟以政府采购合同为切入点，通过探讨政府采购合同的救济渠道与途径，指出政府采购法的若干缺失，希望对理论与实务有所裨益。

关键词：政府采购合同；民事诉讼；质疑与投诉；仲裁

Abstract:actsofgovernmentprocurementintheformoflegaluseofmostformsofcontract.Astheprocurementofthe"strong"executivepower,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uppliervulnerabletothe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areinfringed.Thearticleisintendedto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asastartingpoint,through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toexplorethewaysandchannelsforrelief,pointingoutthattheGovernmentProcurementLawofthenumberofmissing,andtheyhopetobenefittheoryandpractice.

Keywords:governmentprocurementcontracts;civilaction;questionandcomplaints;arbitration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其立法宗旨的表述，除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外，“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也是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之一。笔者以为，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保护的实现，是前述其他目标实现的基础和落脚点。反言之，不能保护政府采购供应商合法权益的政府采购法，就如无源之水，必然不能实现其立法宗旨。基于此认识，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法律文件，各地方也先后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实务领域内的诸多争议的存在，说明政府采购法在保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方面，尚存不足，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救济模式之一：民事诉讼

一、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问题

当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一些经济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理，但由于当前的诉讼制度存在缺陷，这些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处罚。因而经济公益诉讼的建立就变得尤为必要。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社会经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可能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保护社会经济秩序，是公益诉讼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有以下特征：（1）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益。经济公益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惩戒侵害国家和社会公理的经济违法行为，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是私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个人、公司、企业要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通过普通的诉讼方式起诉即可。如果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经济权益，则需要通过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必须针对具体的经济违法行为提出，任何个人、组织都可以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公益性较为明显。（2）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广。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都对提起诉讼的主体做出了具体的限制，即提起诉讼的主体必须与损害事实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否则则无权提起诉讼。而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即使与侵害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个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也可以提起诉讼，也就是说，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个人或者社会组织，也可以是某些行政机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任何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损害或者威胁的个人、组织，都能成为经济公益诉讼的被告。（3）具有事前预防的功能。由于被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经济违法行为往往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经济违法行为一旦实施往往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给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经济公益诉讼更重视违法行为实施前的预防。与传统的诉讼方式不同的是，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实际发生损害结果，如果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合理判断出经济违法行为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在我国实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冲突的尖锐化导致经济法的可诉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矛盾的出现带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特征，它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当经济矛盾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一旦爆发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由于经济矛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经济冲突既不能由当事人和解，也不适合通过调解和仲裁的方式解决，只能提起诉讼。经济法的可诉性是指经济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经济法纠纷的是非而使经济法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也就是说，在国家调节领域所发生的法律纠纷，纠纷主体应当有权将之诉求司法解决。可诉性作为法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应然性，但传统的三大诉讼理念对创建新型的诉讼机制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要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解决法律纠纷，承认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的可诉性为司法权的强大并足以和其他国家权力并列存在提供了更大可能。经济公益诉讼的可诉性程度越高，受案范围越广，司法权越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二）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依据。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的推进，建立法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便是有法可依，然而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还存在漏洞，尤其是在公益诉讼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以至于现实生活中许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经济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司法审判。这些经济违法类案件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行政纠纷或者民事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难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而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提起公益诉讼，使得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罚。从我国当前的诉讼情况来看，如果私人利益受到经济违法行为的侵害，受害人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经济违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损害事实不好判断，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对于受损害的权益是否可以提起诉讼？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经济法保护的许多权利义务无法在程序上落实。经济法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追求，如果得不到诉讼制度的切实保障，经济法则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经济法是一部新兴的部门法，其规定还不完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义务做出了许多明确的规定，但是仅有实体法的规定，诉权并没有得到诉讼制度的保障。由于经济法的可诉性存在缺陷，以至于许多经济案件难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因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以弥补现有的缺陷，更好的解决经济冲突。（三）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意义。（1）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诉讼民主，贯彻法治精神。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实施的灵魂，在于程序。经济法规定了许多实体的经济权利义务，但如果得不到诉讼制度的落实，其规定便会成为一纸空文。当前，部分经济法的规定得不到程序法保障的现象，给市场经济秩序以及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的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则可能给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2）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近年来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外贸企业等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市场现状的日益复杂，这些跨国公司、外贸企业侵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完善相应的诉讼制度，有效的救济途径，才会对我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侵害。建立法治社会，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基础，不仅要建立完善、科学的实体法体系，还要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落实。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利益。（3）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有些经济纠纷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环境受侵害案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否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法律方面的具体落实。

三、我国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近年来，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我国在公益诉讼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较少，当前在经济公益诉讼领域的经验还很不足。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止和处罚经济违法行为。其性质和目的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与民事和行政诉讼有很大的差别。通过考察国外经济公益诉讼等相关规定，建立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恪守“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原则，对于经济类案件，主要是保护私人（包括个人或者组织）的经济利益，导致经济公益诉讼的提起十分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诉讼理念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定的原告身份是区分不同诉讼形式的重要依据，经济公益诉讼的一大特点应该是任何个体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诉讼都应是允许的。这就需要诉讼制度突破传统理论的制约，重新审视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现实生活中许多经济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有时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如果要求提起诉讼的主体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这种侵害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将愈演愈烈。比如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环境受侵害的案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受害人并不具体，根据当前的诉讼制度，具体的个人难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环境污染行为可能更加猖獗。因此，经济公益诉讼的设计必须突破传统诉讼制度的束缚，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设计为三类：第一，个人。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这有助于社会大众同经济违法行为做斗争，广泛的参与到维护社会经济利益的过程中。第二，社会团体。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升，社会团体在特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允许社会团体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可以更好地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同时节约司法成本。第三，国家机关，主要是检察机关。在危害公共利益的诉讼无特定原告或无人起诉时，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作为国家与社会公益的代表提起诉讼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二）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组织。由于缺少对经济调节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造成了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手段的弱化，妨害着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对于经济法而言，经济审判及其运作既是经济法适用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经济法功能释放的基本渠道。在新形势下设立独立的经济审判组织作为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一些内容，是中国经济审判符合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需求的正确选择。对于传统诉讼理论下撤销经济审判庭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的不便，而在新的诉讼制度下，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经济公益诉讼变得不合理。经济冲突的特殊性、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经济审判庭设立和存在的必要性。不同性质的纠纷决定了不同诉讼法的分立。经济纠纷往往同时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方面的不同性质。如果仍旧依照目前这样审理分离的方式，不仅耗时较长，会给当事人带来不便，还会浪费司法资源。设立独立的经济审判庭能够更好地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冲突，巩固和发展我国法律发展的成果。要充分发挥经济审判庭的职能，就必须科学界定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具体应包括反垄断案、反倾销案、反不正当竞争案、消费者权益案、产品质量案、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案、国有资产流失案、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以及社会保障案等。（三）制定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根据当前的诉讼制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如果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则难以提起诉讼。因此，必须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这种制度的实施必须有相应的程序法做保障。因此，借鉴美国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公益诉讼的实践经验，我国应建立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原因在于，经济法同民法、行政法一样都属于实体法，民法、行政法都有相应的程序法，那么与经济法对应的应该是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应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经济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应着重规定经济公益诉讼中的特殊程序。以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