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范文10篇

集团企业财务管理权衡论文

一、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模式

1、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

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是指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集中统一子公司的所有财务决策权。在该模式下，母公司财务部门成为企业集团财务的中心，不仅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还直接参与子公司决策的执行过程。母公司对子公司所拥有的财务权限主要体现在对子公司的所有重大财务决策事项拥有直接决策权，如子公司的资本增减、对外投资、资产重组、对外筹资、收益分配、内部审计、业绩评价等。另外，母公司还拥有对子公司财务机构的设置权及其财务经理任免权。子公司的财务部门成为母公司管理总部的派出机构，母公司对其财务经理的聘用、提升、解聘等有最终决策权。可见，在集权财务管理模式下，集团公司能全方位地控制子公司的财务行为使得财务管理效率提高。同时，集团公司比较容易调动内部财务资源，便于实现资源共享和合理配置，而且集团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有利于降低成本，取得规模效益。但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无法调动子公司经理层的积极性，因为最高决策层母公司远离经营现场，信息掌握不完整且易造成决策低效率甚至失误。集权模式也制约了成员单位理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遏制了成员单位的生机和活力；很难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由于决策集中，效率下降，应付市场变化的能力大为降低。因此，在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下，集团管理总部要想对集团的各个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决策并实施全方位的管理，首先要求集团决策管理层必须具有极高的素质和能力，同时能够高效地汇集子公司的财务信息，否则便可能导致盲目臆断，以致出现重大的决策错误。

2、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

采用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企业集团，子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直接干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财务活动。分权型财务管理的重心在于强化结果的考核，公司只保留对子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或审批权，如子公司的资本增减变动权，重大投融资项目最终审批权，股利分配决策权和子公司经营者任命权等；日常财务事项的决策权与管理权下放到子公司，子公司只需将决策结果提交母公司备案即可。在财权上，子公司在资本的融入和投出、财务日常收支与费用开支、财务人员选聘和解聘、职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方面均有充分的决策权，并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情况作出财务决策；在管理上，母公司不采用指令性计划方式来干预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以间接管理为主；在业务上，鼓励子公司积极参与竞争、抢占市场份额；在利益上，母公司往往把利益倾向于子公司，以增强其实力。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重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达成仲裁协议、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制度涉及到行政立法、困境之一: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困境之二: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出现公权力滥用问题、困境之三:拆迁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不合理、主要根源: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确定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之基本分类、以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规范行政强制拆迁行为、完善城市房屋拆迁司法救济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中国城市建设的快慢与个人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孰轻孰重，如何权衡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本文力图分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现实构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文关键字: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拆迁

2009年来从四川的唐福珍女士抵抗暴力拆迁引火自焚，到上海某拆迁户投掷汽油燃烧瓶暴力抗拆，中国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继续频发。其后，北大五位法学院学者”联名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称该条例涉嫌违宪。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一般而言，进行正确合理的经济效益分析，就必须要对经济评价的标准和方法有足够的了解。经济效益分析作为风险投资的必要环节，对风险投资的走向和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正确合理的效益分析，能够保证投资企业或者投资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最大的利益，避开或减少风险的额度。

一、经济效益的评价标准

（一）经济效益可行性标准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要确保项目可行，就必须保证当风险投资的所得和所费具有相同量时，其效益可行性标准为：纯经济效益>0或经济效率>1。

（二）经济效益择优标准

风险投资经济效益优化，也就是要从多个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或一组投资方案，以便保证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或满意化。基本的择优标准如下：

企业上市会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

从整个金融资源的运行看，企业完成上市挂牌、成功筹集到首次公开发行的资金，只能看做是整个上市过程的起点，因为在上市以后，持续的信息披露要求、监管者的监管、市场中介和投资者的约束等，都会给企业形成多方面的压力。“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整个资本市场制度之所以得以持续运行，就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证，来约束企业上市筹集资金之后对于资金的运用效率，这就是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和评价功能，这种功能促使资源向高效率的投资者集中。从具体操作角度看，企业上市既可以采用首次公开发行等直接上市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买壳上市、造壳上市、通过可转换债券上市等间接上市的方式。

人们往往首先看到的是上市的收益。企业上市，首先是获得了融资机会，获得了一个持续补充资本的市场化平台，也获得了一个利用这个平台进行资源整合的机会，获得了扩大市场影响力、建立市场品牌的机会，获得了建立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机会。企业上市时能够募集到多少资金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利用上市这一时机从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激励机制、技术创新等方面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对许多国企来说，上市公司股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比非上市公司要高，因而股权结构的调整也要容易得多，这就为实现股权的多元化、采用期权激励等提供了制度条件。

当然，在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中，确实也存在一种不良的现象，就是利用当前市场监管中的模糊地带、利用中国当前独特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格局，将上市公司作为“圈钱的机器”。例如，不少国有企业上市后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相当频繁，规模也相当之大，这些关联交易通常发生在上市公司同国有的控股母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之间，形式包括资金占用、高价购买劣质资产等等，从而实现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

但是，成本与收益往往是相伴而行的，上市需要支付给中介机构一定的成本，维持上市地位、根据监管者的要求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等还需要持续的开支，同时，信息披露必然使得市场竞争对手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监管者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投资者的约束，才是最为关键的。

以香港最近发生的几起上市公司的案例为例，无论是民营企业欧亚农业被香港证监会勒令停牌，还是中银香港因为周正毅事件所导致的广受关注和额外的专项调查，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资本市场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压力。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和壮大，由此而引起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关于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也日益的凸显出来。本文根据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点，结合职业经理人在薪酬管理体系中的认识和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对财务主管的决策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公司的发展提出更好的观点和规划。

关键词：职业经理；财务主管；决策与分析

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许多家族大企业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而聘请了许多外来人士来管理自己的企业，这类专门从事企业的中高级的管理人员即为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如何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职业经理人要把工作人员的薪酬福利制度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完善的薪酬体系能够更大限度的让员工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为财务主管在进行企业的财务分配时，做出合理的规划。本文就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薪酬管理进行分析，为公司的财务主管在进行财产分配时提出一些建议。

一、企业薪酬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个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要对企业内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因素进行分析，一般而言，在民营企业中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分析如下：

1.企业员工的工资层次不够合理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模式选择；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选择的现实构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子公司只享有少部分的财务决策权、便于指挥和安排统一的财务政策，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母公司往往把利益倾向于子公司，以增强其实力、集团总部指导下的分散管理、选择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强有力的集权、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金流转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现金、母公司应通过整体预测，对集团以现有资金能做多大的经营规模、集权与分权的适当结合、集团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集团公司的发展方向、广泛彻底的分权、母子公司财务的集中管理并不排斥子公司的独家核算等，具体请详见。

一、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模式选择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保证，合理配置企业集团资产，发挥集团优势，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企业集团公司对集团内成员单位的财务管理模式可分为“集权式”、“分权式”和“集团总部指导下的分散管理”三种。

（一）“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

采用本模式的企业集团，财权绝大部分集中于母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采取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集权式的特点：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子公司只享有少部分的财务决策权，其人财物及供产销统一由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资本筹集、投资、资产重组、贷款、利润分配、费用开支、工资及奖金分配、财务人员任免等重大财务事项都由母公司统一管理。母公司通常下达生产经营任务，并以直接管理的方式控制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子公司只相当于母公司的一个直属分厂或分公司，投资功能完全集中于母公司。

集权式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优点：（1）便于指挥和安排统一的财务政策，降低行政管理成本；（2）有利于母公司发挥财务调控功能，完成集团统一财务目标；（3）有利于发挥母公司财务专家的作用，降低了公司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4）有利于统一调剂集团资金，保证资金头寸，降低资金成本。集权式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的缺陷：（1）财务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容易挫伤子公司经营者的积极性，抑制子公司的灵活性和创造性；（2）高度集权虽能降低或规避子公司某些风险，但决策压力集中于母公司，一旦决策失误，将产生巨大损失。

外汇储备的投资问题，目前是广泛受到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宏观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相关，也与微观的金融市场投资决策等密切联系。不过，其中的关键，还是客观评估不同的投资渠道和方式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选择恰当的外汇储备运用方式。

需要专业化、分层次的管理

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国际上一般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以挪威为代表的组合管理；另一种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公司管理。

挪威的组合管理主要是根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将外汇储备分为：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以及缓冲组合。货币市场组合是高流动性组合，用以满足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由挪威央行下设的货币政策部门NBMP放在国内外汇市场管理；投资组合和缓冲组合则属于长期资产组合，由挪威央行下设的专业投资管理部门NBIM投资到全球的42个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新加坡的公司管理则是依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对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建立高流动性组合交由货币当局新加坡金管局MAS管理；对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分别建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公司GIC和淡马锡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运作，投资有价证券、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领域。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两种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思路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无论哪种运作方式都将高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区分开来，交由不同的机构或部门进行管理。一般来说，用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管理和运作上需要区别对待。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对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很高，并且大多和一国的货币政策密切联系。对于满足这一需求的外汇储备，就需要建立高流动性的资产组合，放在国内外汇市场上随时准备供货币当局使用，一般由货币当局或其下设部门管理和运作。而投机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虽然对于流动性要求较前两种需求要低，但是出于盈利和安全的要求，一般需要由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或部门运作，投资海外高收益的长期资产。

国际实践证明，只有用于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的外汇储备资产才适合进行长期投资。对于这部分资产的管理，世界上主流的发展趋势是成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部门或机构进行管理，例如，挪威的NBIM就是央行的下设专业投资部门，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则是财政部门出资建立的独立公司。实践证明，这两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具体到一国外汇储备管理究竟应该使用哪种模式，则要和该国外汇储备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收益是指在一定时间对外投资所获得的报酬，风险是指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是可以用概率来描述的。风险在经济生活特别是投资活动中无处不在，主要包括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与市场的整体运动相关联，通常表现为某个领域、某个金融市场或者某个行业部门的整体变化，它断裂层大，涉及面广，往往使整个一类资产产生价格波动。这类风险因其来源于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市场整体的影响，亦称为宏观风险。系统风险强调的是对整个市场所有项目及资产的影响，而且这种风险通常难以回避和消除，因而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它的来源主要包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非系统风险只同某项具体的资产相关联，而与其他的资产和整个市场无关，因而也称为独特风险或特定公司风险。非系统风险强调的是对某项资产的个别影响，人们一般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策略回避或者消除这种风险，因而也称为可分散风险。它的来源主要包括违约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破产风险等。[1]（p40—42）

个人投资风险主要指投资者个人因自身和环境条件等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引起投资风险收益与非收益间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影响个人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主要来自：投资者分散组合投资预期收益，即单项资产的预期收益，占用资金的权重，取得预期收益的概率。如果没有很好的协调和控制，投资者必然会承担很多不必要的风险；投资者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条件，即当新增投资项目风险大于原有项目风险时，只有选择不相关甚至负相关项目时，才能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投资组合的主要目的，即获得预期的报酬率，投资者不能为了降低风险，而使非相关程度过大，不能进行有效控制风险。[2]（p71—75）既然投资组合不能无限地降低风险，那么投资者就需要有选择地购买若干种资产或存银行生息，使自身获得的净收益尽可能大，而总体风险尽可能小。如何从一般的传统投资理论和模型研究中被忽略的交易费用中，推导出一个比较实用的投资目标函数呢？假设市场上有n种资产供投资者选择，某个体投资者有数额为M的一笔相对较大的资金可用做一个时期的投资。

投资者通过分析对这n种资产进行评估，估算出在这一时期内购买某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和风险损失率。购买资产要付交易费，费率已知，并且当购买金额不超过给定值时，交易费按给定值计算（不买无须付费）。另外，假定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是r0（r0=5%），且既无交易费又无风险。试确定一种投资组合方案，即用给定的资金，有选择的购买若干种资产或存银行生息，使净收益尽可能大，而总体风险尽可能小。

在处理此问题时，如何在投资因素中确定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关键。收益、风险和投资者本身都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只有通过一种线性关系建立三者的联系，才能解决投资的收益和风险这个问题。同时，以投资者看待净收益和风险同等地位为分界点，讨论投资资产的变化。假使从投资开始到投资收益的一段时间，影响投资的经济因素保持不变,用资金投资单项资产时，风险率由其风险损失率来度量，否则，总体的风险率可用所投资的资产中最大的一个风险度量。单项资产的收益用其平均收益率ri来衡量，若干项资产所组成的资产组合的收益用构成该资产的组合的平均收益率的权重平均来表示，投资的资金是相对较大的一笔资金。引入记号：M（投资者拥有的全部资金）；si（供投资者选择的资产）；ai（投资si项资产所用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r0（银行存款利率）；ri（资产si的平均收益率）；qi（购买si项资产的风险损失率）；pi（购买si资产要付的交易费率）；ui（购买si项资产的费率给定值）。由于银行也是一种可供投资的资产，故记为s0，其相应的风险损失率q0和费率p0均为0。这样，银行存款生息也可与其他资产统一处理。资金M中比例为ai的部分被用来购买资产si（i=1，2，…，n）。令a0=1-Σai（a0≥0，i=1，2，…，n），当有剩余的资金时，就存入银行生息。

对于固定的i（i∈{0，1，…，n}），购买的资金为aiM0。而除了外，购买的资金净收益与存入银行获得净收益比较。则：当aiM≤ui时，aiMri-uipi-aiMr0=aiM（ri-r0）-uipi（1）当aiM＞ui时，aiMri-aiMri-aiMr0=aiM（ri-pi-r0）（2）根据（1）、（2）式，可知投资的净收益式关于ai的一次增函数。要么将资金存入银行生息，要么就尽可能把资金投资到资产中去。其次，投资的资金是相对较大的一笔资金，那么费率给定值ui对投资的影响就很小。在此，我们就不考虑费率给定值ui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再者由于购买资产时需付交易费，所以即使我们在资产si中投资了aiM，但只有aiM-aiMpi的资金投资到资产si中；即真正投入到资产si中的资产为aiM／（1+pi），aiMpi／（1+pi）的资金作为了交易费。如此，我们的预期净收益为aiMri／（1+1+pi）。所以，投资的预期净收益总额为ΣaiMri／（1+pi）。

同时，购买资产si的风险损失率为qi，总体风险率为max{aiqi／（1+pi）}，总风险为max{aiMqi／（1+pi）}。如：W=ΣaiMri／（1+pi）（3）Q=max{aiMqi／（1+pi）}（4）因此，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问题实质即在ai≥0和Σai=1（i=0，1，2，…，n）的条件下求出ai的值，使总体收益W尽量大，总体风险Q尽量小。很明显，（3）式是线性的，（4）式是形式逻辑的，这是不好求解的。现在再假设投资者在投资时自身存在净收益—风险权重比（记为α），其数值完全由投资者自己决定，是投资者本身对净收益和风险权重的比。若投资者想要在获得净收益的同时不承担任何风险（如存入银行生息），则令α=0。若投资者不顾风险的高低，一味追求净收益，则令α→∞。如此，（3）、（4）式可改为：minA=-α/1+α[ΣaiMri／（1+pi）]+Q/（1+α）（5）求解的答案与投资者自己确定的净收益—风险权重比和一些投资的资产相关数据有关，通过数学软件和计算显然可以确定一组ai，并且还可以计算出预期净收益总额W，总体风险Q。而α的值，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的数据计算。所以，α=1；再通过MATLAB软件可得a0=0，a1=1，a2=0，a3=0，a4=0。即在投资者对净收益和风险看待相等的地位时，应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资在资产si上。当α=4时，购买资产的组合是：a0=0，a1=0.403，a2=0，a3=0.189，a4=0.408。总体收益率为24.8%M，总体风险为1%M。[3]再根据调查的不同净收益—风险权重比α值就可以确定其相应的投资资金决策组合了。

摘要：在企业的薪酬方案设计中，薪酬水平和薪酬支付方式均是重要的决策问题。本文介绍了不同的薪酬支付方式的员工激励效果，分析了员工对不同薪酬支付方式的偏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

关键词：薪酬支付方式风险收入激励

企业在吸引和激励人才、有效运用人才的过程中，合理的薪酬设计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在设计薪酬方案时，企业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确定应该给不同类型的员工付多少薪酬，二是确定以何种方式来支付这些薪酬。前者取决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企业的财务支付能力和对不同员工的价值评价，后者则更具挑战性，因其往往需要运用有限的预算来尽量使员工效用最大化，这就意味着针对不同员工的个体偏好、需求来给出薪酬支付的组合方案。本文作者希望能引入关于薪酬支付方式的国内外近期研究成果，来探讨一种兼顾企业支付能力与员工个体化需要的薪酬支付方式的可行性。

1企业常见的薪酬支付方式

企业支付的员工薪酬，不单是指员工获得的现金收入。通常而言，它包括员工取得的固定工资、风险收入及福利等三个部分，其中，根据其影响时间的长短，风险收入又可以分为短期现金奖励和长期股票激励。薪酬的三个组成部分对员工有着不同影响，固定工资为员工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心理安全感；风险收入则将员工个人(团队)工作成就与其收入相挂钩，满足员工的个人成就欲望，并在企业与个人风险共担的前提下提高员工收入水平；福利则以服务或递延支付方式实现对员工的长期保障。员工的个体差异会对企业薪酬支付方案产生不同的要求，反过来，员工也会对企业的薪酬做出行为和态度层面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完全可以在不改变总薪酬预算的情况下，通过合理规划和设计其薪酬支付组合比例，来提高员工吸引力和激励水平。

2不同付酬方式的员工激励效应

摘要：后哥本哈根时代，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性共识。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尚未建立碳交易市场体系，我国被迫处在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丧失碳交易定价话语权。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迫在眉睫。文章从碳排放权交易的原理入手，阐述了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并探讨了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低碳经济；二氧化碳；碳排放权

从“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气候问题备受关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我国现有碳交易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CMD)项目以及个别地域、行业的交易个案，对于占比超过80％的国际配额交易市场，我国依然没有涉足。由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我国被迫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我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这导致我国难以发挥资源量大的优势，难以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迫在眉睫。

一、碳交易的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科斯定理一直被认为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问题在于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并未承担排放二氧化碳的环境污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不能体现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的环境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科斯认为解决环境资源市场失灵的关键是产权，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使其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据此，经济学家们提议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评价环境资源的价值，使其外部性内部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意味着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或碳产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金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如欧盟CO2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其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碳交易从资本的层面人手，通过划分环境容易，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使得金融资本通过碳交易市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碳交易的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二氧化碳的最大的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放权；接着，政府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碳排放权，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公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合法交易。在市场上，排放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本质就是承认碳资产商品化，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数量化、资产化、市场化的途径，使之成为非公共物品，成为一种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对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