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债务范文10篇

为避免债权人通过诉讼（仲裁）、强制执行等刚性手段来解决债务争端，实践中，负债企业一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其一是申请破产。其二就是债务重组。债务重组在理论上可以分为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债务重组和非持续经营条件上下的债务重组两种。本文中的债力重组是指前者，其目的是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成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在实践中比较成熟的债务重组方式有以下几种：

（1）债转股。也称债务资本化。债务资本化是指债务人将所负债务转化为企业资本，同时，债权人将对企业的债权转化为对负债企业的股权的情况。目前，我国行政法规中规定的债转股仅限于金融机构与国有大型企来之间发生的债权转股权，即所谓的政策性债转股，但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其他企业之间的债转股，而且，企业间债转股作为一种缓解企业资金紧缺的新手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债务转移。所谓债务转移是指负债企业将其对债权人的负债转给第三方承担的行为。

（3）债务豁免。债务豁免是指负债企业以低于债务帐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务，即债权人豁免负债企业的部分债务，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负债企业的负担。豁免部分债务带来的损失，应记入债权人当期营业外支出，但负债企业不宜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4）债务抵消或债的混同。债务抵消分为法定抵消和约定抵消两类。《合同法》第99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法定抵消不得附有条件或者期限。所谓约定抵消就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但标的物种类、品质甚至数量均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抵销。债务抵销一方面可以免去双方交互给付的麻烦，节省清偿债务的费用；另一方面可确保债权的效力，以免先为清偿者有蒙受损害的危险，特别是在破产程序中，破产人对于债权人有反对债权时，其债权人得以抵消，免除自己的债务，从而使自己处于优先清偿的地位。此外，《合同法》第83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因此，在债务重组实践中，债务抵销与第三方债权转让配套运用也较为常见。

（5）直接融资增资减债。直接融资增资减债原则上不属于直接的债务重组的范畴，但有异曲同工之效。主要是负债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吸引其他资金注入，改善资金紧缺的状况，使经营活动顺利进行，通过赢利来偿还债务。直接融资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股票市场，即企业通过在境内外发行股票筹得资金，从而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二是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负债筹资概述

1、1负债筹资风险的概念

负债筹资风险是指由于资金供需市场、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期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它一般表现为企业所有者权益下降，丧失偿债能力、发生财务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

1、2负债筹资的财务效应分析

1、2、1负债融资的正面效应分析

（1）利息抵税效应。

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研究综述

关于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国外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税收理论、期限匹配理论等。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针对各种理论和我国实际进行了不少实证检验。（一）债务期限结构理论检验杨兴全、吕琚以部分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支持期限匹配理论，部分支持成本，信号传递理论与税收理论并未得到实证结论的支持。［7］肖作平采用混合回归、横截面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等技术，研究了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发现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以降低伴随自由现金流量的成本，支持理论。［8］匡海波等选择2003年～200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收益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短期负债所占比例与公司收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短期负债所占比例越低，公司收益越高。这为债务期限结构的税收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而与理论相悖。［9］（二）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认为短期债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有：田美玉、孙敏以2002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为原始样本。选取2005～2008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得出长期债务融资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短期债务在增加公司绩效方面的积极作用。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10］陈国欣、张梅玉、张昶利用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二者相互影响，但是债务期限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11］姜涛、汤颖梅、王怀明以2001～2006年度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负债总体水平、债务期限结构与农业上市公司企业价值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总体负债水平能有效提高企业市场价值；在债务期限结构方面，短期借款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12］陶安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733家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以2004年横截面数据为基础，检验了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经验关系，得出债务总体上具有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减少公司自由现金流、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和增加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13］进一步发现，短期财务杠杆具有更强的管理激励功能，能够更有效地迫使管理者改善经营效率和提升公司价值。检验结果认为短期债务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的有：袁卫秋以2000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两地上市的90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期限结构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短期债务并没有如理论预期的那样———能够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从而最终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14］胜、张顺葆选取沪深证交所2003～2006年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短期负债比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长期债务比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15］王晓红、边林丽利用我国A股农业上市公司2003年到2008年的数据，对债务期限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价值有正效应，但流动负债的增加更容易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长期债务的增加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16］

资产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研究综述

关于资产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两者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几乎是空白，没有人进行直接的研究。只有在研究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因素时作为公司特征的一个变量被提及，即资产质量是反映公司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Schiantarelli和Sriwastava（1996）使用印度私有化公司面板数据经验检查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且检查了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资产的构成，具有较高固定资产比例的公司支持较高的债务期限，更长的债务期限与随后更高盈利性、销售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资产构成是影响资产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实证研究结果也可以为资产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经验数据支持。谭小平选取A股上市公司1996～2003年的数据对公司特征与债务期限结构进行实证检验时用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公司资产质量的替代变量，提出假设主营业务收入越多的公司就会有使用更多短期债务的趋势，以充分利用短期债务的好处。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每单位资产所带来的主营业务收入越多的公司，就越倾向于使用较多的短期债务，资产特征假设得到了验证。［17］张静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资产专用性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得出：资产专用性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即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企业应该使用更多的短期负债融资。［18］上述研究分别从资产的构成、资产的收益性和资产的专用性方面研究了资产质量对债务期限结构有何影响，但这些研究仅涉及资产质量的一个特征或方面，不能全面反映资产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资产质量、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研究综述

甘丽凝、张鸣选取我国2001～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资产质量、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得出：在国有控制公司中，高资产质量公司的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为正相关关系；低资产质量公司的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为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制公司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并得出资产质量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基于此提出影响企业价值的是资产质量，而不是债务融资，债务融资只不过是一种中间表现形式。［19］甘丽凝的研究只局限于资产质量、债务融资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债务期限结构并未提及。关于资产质量与债务融资比例之间是什么关系，她认为资产质量是影响企业价值的最终因素，债务融资是一种中间表现形式。

内生性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由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取决于货币需求。在早期内生性供给理论中，缪尔达尔认为物价水平决定着支付手段的数量;马克思认为金属货币时代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进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的货币量”;托宾认为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同时利率增加，银行便会供给更多的货币;格利与肖认为经济主体发行“初级证券”，引起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类似通货的“间接证券”，同时货币当局会通过购买初级证券增加货币投放，最终的货币供给将取决于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共同行为;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性理论家从名义工资的增长、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出发论述了信用货币供给的非独立性，例如温特劳布、卡尔多、莫尔等认为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显然，内生性供给理论认为通过供给型货币政策模式来调节宏观经济将是无效的，此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只能是利率，通过利率来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外生性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模式是有效的。凯恩斯是典型的货币外生论者，他认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货币供给，进而影响利率水平，同时可以影响人们对政策的预期;费里德曼则通过假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稳定变化，强调了基础货币变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显然，外生性供给理论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以使之适应货币需求，从而调控经济活动［4］。之后的争议则体现于对货币中性和政策传导机制的不同认识。然而学者们一致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变化时，各种市场摩擦使市场无法出清，导致政策具有非中性效用，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货币学派、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推崇者及新凯恩斯主义者均认为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财富、资产收益及人口等因素对货币的需求将引起货币供给对产出的影响;再如，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提高人们的财产水平，相应储蓄水平的提升会引起投资的增加;此外，由于价格和工资黏性的存在，货币供给变化并不能够使价格迅速调整，无法实现市场出清，最终影响到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所解释的货币中性不同，这些观点表明货币并非中性，一定量的货币供应变动并非只引起相同水平的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相对价格和实际利率水平会发生改变，实际经济变量将发生调整。对于政策传导机制的不同认识则集中体现在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的差异［5］。凯恩斯、希克斯、弗里德曼、莫迪格里尼、托宾等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会引起利率、收入、个人财富、企业价值的变化，进一步导致投资、消费的变化;然而Roosa、Stiglitz和Weiss、Bernanke和Gertler等人从市场摩擦角度考察了银行资产业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例如银行贷款渠道对信用供给量的强调，资产负债表渠道对信用风险的分析，均体现了货币供给量对银行和企业的资产与流动性的影响所导致的企业信贷的可得性变化［6-8］。Romer等人提供了有关货币渠道的证据。他们通过阅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纪要识别了政策的紧缩期，并考察了M1、银行信贷、GNP之间的变动次序，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M1的下降速度快于银行信贷，其中，银行信贷增长率最快至6个月后才下降，同期GNP增长下降，他们认为银行信贷的变化是由需求引起，并非是货币政策变化的后果［9］。Bernanke和Blinder对类似证据给出了信用渠道的解释。他们采用联邦基金利率变动来定义外生的货币政策变化，取得了与Romer一样的证据，他们认为银行信贷相对货币供给的滞后变化反而表明了银行信贷的特殊性，由于存货、防范企业破产等融资需要，银行不会立即减少信贷，且银行会通过证券销售以应对部分存款的下降;借款人从银行债务转向公共市场债务时存在着成本，会产生对银行的依赖［10］。Gertler和Gilchrist认为区分前述两种论点的困难在于货币和信贷变动的供求分析，如果信贷增长由信贷需求引起，且信贷变动滞后于产出，则表明信贷观不成立，如果信贷变动并不滞后于产出，也不能否定货币观［11］。显然，他们认同Bernanke和Blinder对证据的解释。Kashyap、Stein和Wilcox通过分析信贷的构成变化证明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流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是投资需求影响了信用活动，那么短期商业贷款中银行信贷与商业票据的总变动应该同步，如果是货币供给影响了信用活动，那么两者的比例将发生变化，于是银行贷款占比的下降可能反映了银行信贷供给的紧缩。同时，他们分析了企业投资随融资结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他们认为，在控制利率等因素时，如果货币政策影响下的企业投资受到融资结构影响，则表明企业所面对的信贷市场摩擦在发挥作用。最后，通过变量滞后回归模型，他们考察了融资结构与票据利差对总量业务预测的有效性，发现随着金融深化票据利差的预测能力下降而融资结构的预测能力增强［12］。Gertler和Gilchrist考察了政策变化与企业融资方式调整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向量自回归技术分析总量数据后发现，大、小企业制造业针对政策紧缩会采用不同的信用调整方式，证据表明信贷市场摩擦会扩大货币政策的效应［11］。之后，Gertler和Gilchrist进一步分析了小制造企业相对大制造业存货非对称调整的原因，他们认为信贷市场的摩擦造成了紧缩货币政策下小企业在不同商业周期的不同表现，经验证据表明经济形势较差时小企业的反应更加强烈，财务状况会显著影响小企业的存货需求，而对大企业影响较小［13］。依据上述经验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将货币政策变化时企业信贷选择变动的理论解释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央行政策工具变量、商业银行业务变量与产出变量变动的次序和时滞，如Romer、Ber-nanker和Blinder提供的证据;二是分析货币政策变化时银行信贷的变化，如Kashyap、Stein和Wilcox提供的证据;三是考察货币政策变化时市场摩擦对不同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如Gertler和Gilchrist提供的证据。在考察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国内研究中①，陆正飞等采用银行家紧缩指数作为紧缩政策的变量，重点考察了紧缩期(2004年度)信贷资金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配置，经验证据表明民营企业受到信贷歧视，成长性较高但获取的信贷资金较少［14-15］。曾海舰和苏冬蔚采用双重差分估计法考察1998年信贷扩张与2004年信贷紧缩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1998年信贷扩张后，规模小、民营化程度高及担保能力弱的公司获得了较多的银行资金，其负债水平显著上升;而2004年信贷紧缩后，上述三类公司的有息负债率显著下降，同时，为弥补信贷资金的减少，公司应付款项显著增加［16］。以上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影响着融资决策，而且呈现为不同方式。然而，比较国内外研究我们发现，国外早期经验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检验，关注融资环节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响，而国内研究似乎存在先入为主的假定，认为不同产权属性的企业应该存在不同的授信待遇，且缺乏对不同样本财务特征的系统分析。此外，国内针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对于货币政策变量及其滞后期的选择值得商榷，例如，与国外采用总量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不同，国内大多数相关研究静态地选取政策变量，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经验结论偏误。这些正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将借鉴国外研究以总量数据为基础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基本面分析。

企业在不同商业周期下存在不同的资金需求，然而相关的需求并未得以满足，根本的原因在于资金供给不足。叶康涛和祝继高提供的经验证据显示，高成长性企业在信贷紧缩时获得的资金反而较少［15］;陆正飞等的研究表明，较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同样面临信贷的歧视［14］。这些证据表明，企业的融资决策不仅基于自身的资金需求，还依赖于外部的资金供给。按照国外理论分析，货币政策变化与企业债务水平或结构变化的关联缘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存在。依据早期凯恩斯等的分析，当存在价格刚性时货币供给变化会引起短期利率的变动，而短期真实利率变化将进一步影响总需求。然而，Bernanke和Blinder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异常的事实观察。例如，市场利率变动较小时，存货调整反应滞后，而对长期真实利率反应敏感的住宅投资却较早变化［10］。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学者们对利率管制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货币渠道运转并不顺畅［17-23］。以上事实表明，传统的货币渠道理论难以完整地解释与投资相伴的融资现象。依据Bernanke等人的分析，市场摩擦的存在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与内部资金的机会成本出现差异。这一差额源于贷款者与借款者委托问题引起的两类成本:一是贷款者评估借款者信用度、监督合约执行、清收贷款等预期要支付的成本;二是由于存在借款者的道德风险，贷款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就需要设计各种限制性合约条款，例如，违反合约后如何诉讼、要求抵押或担保，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于是，理论上便存在由市场摩擦引起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国外经验研究提供了在货币政策变化时市场摩擦存在的证据，而且存在两种解释市场摩擦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即银行贷款渠道理论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在银行贷款渠道理论中银行处于中心地位，银行不能完全弹性地管理资产与债务［12］;而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强调企业抵押价值的作用［11，13］。在我国，近期的经验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变化时企业确实会因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债务或资本调整行为［16］①。银行贷款渠道理论指出，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债务融资具有普遍性的直接影响。在央行动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之后，金融体系内的货币量变化不仅如传统理论所言会引起短期利率的变动，而且会对银行业的资产、负债业务产生冲击。因为银行体系中存在摩擦，即银行不能完全弹性地管理资产与债务———不能及时地通过发行新的债务或回收已有的投资去满足现有合约中的企业信贷资金需求，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进而银行体系内资金出现余缺时，银行只能调整其资产业务———企业贷款，即调整贷款利率或贷款数量。这便导致货币政策变化之后，企业获得的银行债务资金将出现变动。但是，由于银企合约的刚性，这一变动将存在一定的时滞。同时，货币政策将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扩大不同类型企业外部融资额外成本的差异，引起货币政策变化后企业融资决策的新一轮变化。一方面，利率上升，现有债务的成本上升，企业现金流下降，同时，货币紧缩引起的购买支出减少将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而固定成本短期无法调整，于是企业将出现“财务缺口”;另一方面，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企业抵押价值下降。因此，当货币政策变化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被授信可能性将随之变化。在此，若将财务状况和被授信可能性视作决定融资约束水平的关键变量，对于融资约束水平不同的企业，当它需要寻找新的贷款者并建立信用关系时，支付的额外成本将存在差异。最终，这些额外成本的差异将导致在货币政策变化时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债务融资结构。基于以上证据和分析，我们进一步做出货币政策与融资决策相关联的如下假设。假设1: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银行贷款将同向变动，而且随着政策影响的持续，银行贷款将替代银行组合投资。假设2: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将较早出现变动，随后银行短期债务融资将同向变动。假设3: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融资约束水平不同企业的债务结构将存在差异。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考察货币突然变化之后宏观经济总量的动态变化过程，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向量自回归技术(VAR)。向量自回归包括一组回归计算的联立方程组，其中每个变量的回归计算，皆同时以该变量和其他所有变量的滞后值(滞后期的数值)作为自变量。初始的两变量VAR模型如下:Xt=a1xt－1+a2xt－2+b1zt－1+b2zt－2+ε1tZt=c1xt－1+c2xt－2+d1zt－1+d2zt－2+ε2t其中，ai、bi、ci、di是参数，扰动项为vt=(ε1t，ε2t)。参照戈特勒和吉尔克力斯特的模型设定，本文扩展后的模型将包含四个变量:经济的增长(GDP对数值)、通货膨胀水平(CPI同比增幅)、与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相关的财务变量、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估算出的联立回归方程组，我们模拟其中变量随时间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估算联立回归方程组时，考察各个变量的平稳性采用单位根(ADF)检验，并针对非平稳的水平值进行协整(Johansen)检验。由于发现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将直接使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VAR模型估计①。参照前期研究，本文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21］。参照Bernanke等人的研究，我们拟将M1或利率变化视为货币政策变化的变量，当联立方程组中M1或利率方程出现扰动时，我们就认为货币政策发生改变，那么方程组中其他变量跟随M1或利率出现的变化，就是各个被观察变量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后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动态变化。本文最终确定将M1作为货币政策变化的变量。这是因为基于已经建立的VAR模型，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GDP是M1的格兰杰原因(p=0．04)，且M1在较高的弃真可能性下是GDP的格兰杰原因(p=0．11)②。这表明了我国货币具有内生性特点，同时我国货币一定程度上是非中性的，货币供给量这一中介变量有助于解释GDP的变动③。我们考察了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利率与GDP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利率无法解释GDP的变动，这也与我国利率管制现状相一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利率几乎不具有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基本是一种成本核算工具，加上为了鼓励生产、促进投资，我国一直人为压低利率。如果综合考虑显性和隐性的通货膨胀，当时长期实际负利率是一个常态。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设想，200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形成，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配套机制，1998年之后央行停止信贷规模控制，采用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作为调控手段，2000年之后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但是，货币当局目前仍然关注货币供给和信贷总量，除人民币协议存款、外币大额存款与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企业债之外的债券利率，或多或少地存在利率管制［24］73-74。因此，下文考察货币政策与信贷决策时将重点关注M1变化带来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部分和模型的讨论，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变量的效应，本文主要变量界定如表1所示。需要特别指出，我们将规模作为融资约束水平变量的基本理由在于两点:第一，规模虽然不是影响企业融资的直接因素，但是它与那些发挥作用的初始因素相关。与信息摩擦相关的外部融资成本、企业特定的财务风险水平、企业的抵押价值，这些影响融资程度的变量均与企业的规模相关。第二，规模大小也与外部融资的方式相关。证据表明小企业主要依赖间接融资，而大企业则倾向于股权、公司债、商业票据等直接融资［13］。此外，选择规模作为融资约束水平变量可以将我们的研究与前期的研究结论进行有效比较。其他非财务因素同样可以解释两类企业的融资差异。以销售为例，大企业可以在经济繁荣时通过向小企业外包以满足增长的需求，在紧缩时通过内部生产来满足需要，而小企业则无法通过此类方式实现资金余缺的调剂，于是，在下文分类考察时将对销售规模的影响进行控制。此外，行业因素也可能会导致规模不同的企业融资存在差异，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行业差异并不能有效解释大小企业的周期性融资差异［13］。1997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扩大了货币供给量的统计范围，各商业银行所属的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用卡部等部门与机构数据也计算在货币供应量中，由此导致1997年前后的货币供应量涵盖范围不同。在此之后，1999年至2009年为我国第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周期，经济制度已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25］，同时，货币政策执行已经从利用“综合信贷计划”、“贷款规模限额”、“现金发行计划”等直接调控手段转向“票据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调整储备比率”等间接手段。对这一期间进行的研究中，有分析表明:在1998年至2002年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似乎更多是扩展货币供应量，而在2003年以来的投资高增长和潜在物价水平上升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似乎更依赖于控制金融体系的信贷供给量［26］。考虑到银行资产、负债数据获取的可行性，下文实证第一部分的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鉴于季度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涉及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样本观测起止时间确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GDP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M1、利率、银行存款、银行证券组合投资、银行贷款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站。鉴于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企业司等部门的企业总量数据，要么仅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要么缺少本文所关注的指标，我们采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公司层面指标的总量分析，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具体数据处理中，为了避免公司样本极值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方法对离群值进行处理，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99%分位数)。为了消除季节变动的影响，我们使用“X－11”法对总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所谓季节调整，就是一个从时间序列中估计和剔除季节影响的过程，目的是更好地揭示季度的特征或基本趋势。部分调整后的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笔者对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数据进行分类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近8年来样本公司的贸易应付款占比并未明显变化，而应付债券占比大幅上升，由1%增加至19%，同时长期借款和短期债务占比大幅下降，其中短期债务下降近1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企业融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加大。按规模分组进行债务结构比较，我们发现小企业的短期债务和长期借款占比均下降，特别是长期借款下降近12个百分点，同时贸易应付款占比大幅上升，接近19个百分点;大企业的短期债务和长期借款占比同样下降，但是短期债务大幅下降的同时应付债券占比大幅上升。这一状况表明，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大企业更多地采用了替代性债务融资方式，而小企业只能通过商业信用方式替代银行债务资金(特别是针对长期借款)，即大企业享受到了更多的金融创新的好处，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小。这与本文假设3的预测基本一致。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我国，银行是金融中介机构的主体，货币政策变化引起银行信用(货币)总量变化时，银行的资产结构是否会发生相应的调整?依据模型设定，本部分重点关注的变量分别为银行资产中的贷款及组合投资、银行负债中的存款。图1银行资产、负债指标对M1一个信息冲击的反应图1是银行资产、负债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M1一个标准差偏离的脉冲响应函数，它描述了货币政策对银行资产与负债的动态影响。图中的实线表示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则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下文同此。图1表明，Loans、Deposits和Investments三者共同决定了M1的供给。第二列的三幅图显示了我国货币派生的基本路径:贷款对货币的影响滞后于存款2个季度，存款与贷款的同向变化对M1产生正向影响，且滞后至第4季度时达到最大，同时银行的投资组合对M1的影响呈负相关，且滞后至第5个季度时才发挥作用。此系列的变化说明，我国货币供给的短期变化，如2个季度或1年，更多地与银行的存贷业务相关联。至于Loans、Deposits和Investments受到的影响，第一列的三幅图显示:在M1变动后银行投资组合变动在第1个季度内并不显著，贷款与存款的变动在1年内同步达到最大，且在第2季度至第5个季度内投资组合的金额下降到最小。这表明货币政策变化时，银行的资产负债呈现出一致性的正向变化，一年内所受到的影响达到最大，且在后半期贷款会对组合投资产生替代效应，这一结果与假设1相一致。Kashyap，Stein和Wilcox对商业票据与基准利率之差和商业票据在债务中的占比进行了分析，认为银行贷款下降和银行票据发行的增加是政策紧缩时银行贷款渠道存在的证据，发现银行贷款增速在紧缩期之后两年明显下降，同时信贷占比在之后第一个年度内显著下降［12］，显然，我们的证据与国外学者的这一结论相一致。该结论也与索彦峰等人早期的研究结果一致。本文的观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银行贷款渠道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即银行的资产、负债会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银行的放贷会受银行自身状况变化的影响，这预示着，银行贷款渠道可能会对企业的银行债务融资产生影响。在我国，银行是金融中介的主体①，当货币政策变化时，与银行信贷相关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债务结构是否随之发生变化?参照Gertler和Gilchrist以及Bernanke和Gertler的研究［8，13］，本文进一步考察企业利润、短期借款及利息的变动。关于货币政策与企业财务状况、短期借款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如图2所示。图2中，Coverrate与M1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在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的财务状况迅速好转。结合Return、Sdebt和Fee的变化，笔者发现，利润1个季度后的大幅上升，短期借款和财务费用2个季度之后的同向变动，共同导致了货币政策宽松时2个季度内企业财务状况达到最佳，2个季度之后随图2企业财务状况及现金流指标对M1一个信息冲击的反应着债务和财务费用的增大企业的财务状况出现反转。这一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变化导致的最终需求上升，可能引起利润上升;同时，为了增加存货，短期借款上升，利息增加，但存在滞后性;加之，利率下降，利息支出一定程度减少，这些共同导致了覆盖比率的下降。反之，货币政策紧缩将会在短期内恶化财务状况。图2的证据与假设2(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将较早出现变动，随后银行短期债务融资将同向变动)相符。该证据也与Bernanke和Gertler的结论一致，他们研究表明:利率上升，利息支付增加、利润下降，引起现金流下降;利率上升，毛收入下降快于员工收入的下降，利润自然下降，影响到现金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财务状况恶化。为进一步关注信贷市场摩擦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我们以下主要考察不同类别借款人债务融资结构上的差异。按照企业规模分类，我们具体分析大、小企业的银行债(定义为长短期借款)与非银行债(定义为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与贸易应付款)变化。图3大企业、小企业长(短)期债务、债券融资现金流和贸易应付款对M1一个信息冲击的反应如图3①，笔者对大企业、小企业的Ldebt、Sdebt和Tc进行分类比较。结果是大企业的长、短期债在政策变化后相对小企业均有较快的同向变化。对融资结构中的贸易应付款项进行考察，证据显示，与大企业不同，小企业的TC随M1在前两个季度反向而动，这表明小企业在政策紧缩时可以通过贸易应付款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该结论与Kashyap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商业票据而不是贸易应付款替代了银行贷款［12］，显然，由于企业商业票据业务的有限，在我国真正产生替代的是贸易应付款。对于Cash_bond的变动，图3中的证据显示，在货币政策变化之后，小企业会在短期内(之后两个季度)出现对债券发行的正向依赖，但大企业受到的影响则相对平稳。这表明，在紧缩时期小企业将不能通过债券发行持续性地替代银行债务融资②。这一结论与Kashyap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对以上证据的判断是在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因为抵押价值和财务风险的不同，不同企业来自银行的债务融资存在差异，而且贸易应付款占用和债券融资水平对银行债务融资的替代存在差异，这与假设3(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融资约束水平不同的企业其债务结构将存在差异)一致。

国有企业运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既是资金，财务管理是进行资金管理的重要举措，在企业的经济之中必不可缺，而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之中，债权债务是重要的组成之一。在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之中，当出现不良的债券时，会对企业的经营运转带来负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革，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多样化，随着互联网兴起和普及之后，不仅给企业的资金管理带来了方便，同时也使资金的风险增强。由此可见，债权债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十分重要，强化对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的管理，可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营业额和更高的利润。

一、债权债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国有企业资金的良好运作。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通常会有较多的债务关系。实际上，债权债务既是企业对外的负债，同时也是企业经营运转的成本来源。因此，对债务进行管理相当于对企业的资金进行管理。只有合理的运用企业的资金，才能有助于保障企业的良好运作，进而为企业创造出较为丰厚的利润。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转之中，会涉及到多种类型的资产，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其中，债权债务属于流动资产。流动资产等流通情况对企业的整体经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当债权债务的流通速度越快时，企业的效益往往越高。由此可见，债权债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十分重要。（二）有利于防范不良债权的产生。在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之中，当出现不良的债券时，会对企业的经营运转带来负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革，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多样化，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和普及之后，支付宝微信等多种在线支付方式的出现，不仅给企业的资金管理带来了方便，同时也使资金的风险增强。当资金出现风险时，就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管控。反之，如果管控力度不足，很容易造成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券的产生。因此，在资金的流通过程之中，应该对流通交易的细节做好把控和监管，以便及时发现风险，合理避免风险，并第一时间解决风险问题，尽量避免不良债券的不良影响。（三）为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国有企业运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既是资金，财务管理是进行资金管理的重要举措，在企业的经济之中必不可缺。而同时，国有企业有许多项目计划需要领导阶层来安排，为了制定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项目决策，企业高层应该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而了解企业的财务管理就是其中必要的内容，而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之中，债权债务是重要的组成之一。由此可见，强化对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的管理，对企业高层的经营决策十分重要，当管理进行的科学而合理时，有利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并且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二、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一）债权债务的防范意识不强。国有企业的经营运转之中，存在许多的经营风险，同时也面临着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因为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较为激烈的竞争，部分国有企业为了获得表面上的高利益，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通常，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防范意识不强。国有企业在资金流通，尤其是在收款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评估，确定付款人是否有能力并且能够偿还债务，只有有条件偿还债务的付款人，才可以对其采取赊账。反之，如果评估表明付款人无条件偿还债务，国有企业则不应该予以其赊账。然而，国有企业为了账面的高营业额，会忽略评估的重要性，而使不具备赊账资格的人赊账，也因此造成企业经营中许多资金无法收回，对企业的经营造成较大的损失。（二）债权债务的防范水平有待提升。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的防范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的防范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已经能够具有一定的防范意识，但是整体防范意识仍旧比较落后，而且防范的方式也较为落后。国有企业存在较多的债权债务，国有企业有专人负责追讨债权债务，要想成狗追讨债务需要有适当的方法，并且在适当的时间成功的几率越大。当前，部分国有企业为了顾及债务人的面子，也担心破坏客户关系，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追债。而且，有时候在合适的时间，也因为各方面的理由错过了追债，由此一来，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三）债权债务的防范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的经营涉及到的环节较多，债权债务作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国有企业应该对此建立健全的防范机制，严抓每一步的管理，才能做好完整的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然而，实际上，当前多数国有企业，在防范机制的建立上有许多需要提高之处。部分国有企业，建立了防范机制，也设立了防范部门，但是在管理上不到位，使防范机制和防范部门无法发挥出应用的作用。部分国有企业，甚至尚未建立防范机制和防范部门，平时对风险不予考虑，直到面临风险时才开始想举措。并且，互联网在当今支付中越来越重要，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维护，而国有企业对此的维护力度也尚不足够。

三、提升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水平的措施

一、企业债务融资的涵义

企业债务融资风险产生于企业的债务融资行为。企业债务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商业信用等方式筹集企业所需资金的行为。

债务融资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企业来说有利有弊。债务融资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主要包括：（1）有效降低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主要体现在债务融资率的资金成本低于权益资本筹资的资金成本,以及企业通过债务融资可以使实际负担的债务利息低于其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2）给投资者带来“财务杠杆效应”。即当企业资产总收益率大于债务融资利率时，债务融资可以提高投资者的收益率。（3）可以迅速筹集资金，弥补企业内部资金不足。债务融资相对于其它融资方式来说，手续较为简单，资金到位也比较快，可以迅速解决企业资金困难。（4）有利于企业控制权的保持。债务融资不具有股权稀释的作用，通常债务人无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对企业经营活动不具有表决权，也无对企业利润和留存收益的享有权，有利于保持现有股东控制企业的能力。

债务融资的缺点主要包括：（1）增加企业的支付风险。企业进行债务融资必须保证投资收益高于资金成本，否则，将出现收不抵支甚至会发生亏损。（2）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资金的周转。表现在企业债务融资的利息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同时，如果债务融资还款期限比较集中的话,短期内企业必须筹集巨额资金还债,这会影响当期企业资金的周转和使用。（3）过度负债会降低企业的再筹资能力，甚至会危及到企业的生存能力。企业一旦债务过度，会使筹资风险急剧增大，任何一个企业经营上的问题，都会导致企业进行债务清偿，甚至破产倒闭。（4）长期债务融资一般具有使用和时间上的限制。在长期借款的筹资方式下，银行为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对借款的使用附加了很多约束性条款，这些条款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企业自主调配与运用资金的功能。

二、企业债务融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债务融资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企业在日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偿付风险。债务融资风险产生于企业债务融资行为，其成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519997和0.527493，达五成以上，说明债务是我国上市公司资产扩张的主要来源之一；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2.250755和0.017494，说明不同公司运用财务杠杆的程度及其相应的财务风险存在巨大差异。公司规模（SIZE）的平均值是21.77132。成长性（GROWTH）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378466和0.15062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平均收入处于较快的增长期；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39.10352和-0.999824，说明有些公司的收入出现非正常萎缩，而有些公司却出现了巨幅增长，不同公司的成长性存在巨大差异。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025962和0.01675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1.756313和-0.494586，说明有些公司的资产盈利能力很强，有些公司则很差，不同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资产期限（AM）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266569和0.23102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资产中平均四分之一为固定资产；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924089和0.000000，不同公司的固定资产比重差异较为明显，有的公司几乎全部资产均为固定资产，有的公司未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这可能与行业特征有关。经营性现金流量（CF）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24057和0.01768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489803和-0.40609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充裕度差异也较大。对利率（RATE）而言，在不同时期，央行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不同的基准利率。2008年宏观经济因金融危机爆发遇冷，为刺激经济发展，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也降到5.31%并维持了近两年的时间；其余时期的利率政策则偏紧。货币供应量（M1-M0）的增长情况，除了2008年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余时期波动较为稳定，2009年四季度出现了相对显著的正增长。可见货币供应增速与利率变化情况是一致的。通货膨胀率（CPI）的变化情况与利率（RATE）的变化情况类似。

1.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表3报告了企业债务融资回归结果。本文选取的所有变量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原始序列为平稳序列。模型1在没有引入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通常认为，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问题相对较低，同时，大企业通常需要较多的剩余资金；另一方面，小企业管理者通常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由此产生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同时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经营风险较大、失败的概率较高，运用债务融资更为困难且成本较高，因而，一般认为债务融资比率与企业规模正相关。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对于资产的期限结构（AM），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越大，一方面意味着企业的长期投资的比例越高，流动性相对较弱，债务融资成本较大，会降低债务融资率；另一方面企业长期投资所占用的资金较多，易出现资金短缺的状况，因而有进行融资的动力，因此，企业资产期限与其债务融资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作用方向不同的两方面因素的净影响。模型1资产期限（AM）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该净影响为正，说明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越高，企业运用债务融资的比例越高。通常认为，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通常会随着经营现金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对债务的需求会相应降低，因而经营现金流量与企业债务融资率负相关。而模型1显示经营性现金流（CF）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自由现金流越充裕进行债务融资的比重反而越高，这可能是由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而较少地考虑破产成本，利用利息的税前支付以期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根据“先内后外、先债后股”的融资优序理论，企业筹资的第一选择是内部盈余，因而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其债务融资比率越低，二者负相关。企业盈利能力（RO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越不倾向于债务融资，与理论分析一致。企业成长性（GROWTH）与其资金需求量一般成正比，同时，高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在筹资方面的规划可能滞后于其成长带来的资金需求，因而不得不依靠融资速度较快的债务融资来满足其资金需求，因此，一般认为企业成长性与其债务融资比率正相关。企业的成长性（GROWTH）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且其绝对值较小，表明模型1中企业成长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不大。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达0.958379，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以货币供应量来衡量货币政策的回归中（模型2），M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M1-M0）增速越快、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债务融资比例反而下降；在该模型中，CPI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且其绝对值也较小，表明企业债务融资的比例受通货膨胀影响不大。其余企业自身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与模型1中差异不大。模型3以利率（RATE）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指标进行回归分析，RAT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利率越高、货币政策越趋紧，企业的债务融资比例反而上升；CP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其绝对值较模型2中上升了一个数量级，说明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企业倾向于降低财务杠杆以降低财务风险，这与预期的假设相吻合。其余有关企业特征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与模型1、模型2中类似。模型4中同时引入了货币供应量（M）和利率（RATE）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指标，结果显示，M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其绝对值较模型2中小了千分之一；RATE的系数显著为正，与模型3中的大小相当。说明货币供应量减少、利率上升，即货币政策趋紧时，企业更倾向于债务融资，债务融资比例越高。CPI的系数显著为负，其绝对数值大小与模型3中差异不大，说明通货膨胀越高，企业的财务政策将更为谨慎，将缩小自身债务融资的规模以降低应对未来不确定经济环境的可能风险。其他各项指标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2、3类似。所有模型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均超过0.95，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2.结论与展望

文章通过对2007~2011年335家在我国沪市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宏观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对企业债务融资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1）无论是站在货币供应量的角度还是站在利率角度，二者都显示货币政策趋紧时，企业债务融资的比例有上升趋势，这与理论假设完全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工具，趋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当期的经济运行有过热的趋势，而权衡理论认为，在经济上行期，公司盈利增加且经营风险降低，负债所带来的预期破产成本减小，因此公司愿意提高财务杠杆以获取税收利益；而当宏观经济衰退时，公司可能陷入财务困境，甚至遭遇破产，因此将尽量减少负债。可见，权衡理论认为资本结构应该呈顺周期的方向变化。尽管权衡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比例应该呈顺经济周期变化，但这并不能掩盖货币政策可能存在时滞、缺乏有效性等问题。（2）通货膨胀会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这与理论假设相符；但这种影响在仅考虑货币供应量这一货币政策指标时并不显著，而在引入利率指标后这种影响变得尤为显著，故有理由相信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作者：李卉魏安琪马莉莉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

一、明确企业债权债务的管理原则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就要按照“分类处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企业债务的主体关系进行合理分类，以此为企业债权债务提供有利支撑。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就要对债权债务进行严格规定，确保相关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相关原则展开实际工作，有效确保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规范企业债权债务的会计核算

在进行企业债权债务管理过程中，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会计核算工作，根据交流类型进行会计分类，以便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及时根据会计登记信息做好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履行，比如查阅会计信息及时了解企业所拥有的债权，并及时行使收款权利，避免在企业债权债务管理中出现疏漏问题造成债权失效等不良现象。而企业在进行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工作的时候，也要做好债权债务的清产核算工作，对于担保资产进行详细清查，如其担保时间、担保金额等相关信息，避免在债务履行过程中违反了相关事项。同时也要严格按照合同信息进行债权债务的会计核算，严格规范相关合同的内容，使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得到有效保障。此外，会计核算对企业的战略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若是会计核算不具备规范性就很难正确处理债权债务之间的关系，为此就必须要不断加强债权债务的会计核算工作，使企业资金的使用结构得到有效调整，为企业的经营发展营造健康有利的环境。

三、完善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机制

完善的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机制对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极其重要的的指导作用。为此，企业在债权债务管理过程中，首先，应积极建立企业债权债务责任制，根据企业债权债务的规模构建相应的管理机制，比如建立专门的债权债务处理机构，配置专业的人员负责企业债权债务工作，确保相关权利和义务得到有效执行，有效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其次，企业在建立相关机构之后，也要及时明确各个机构的职责和权限，不断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使企业债权债务的履行由被动转向主动，促进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企业自身也应当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并根据企业债权债务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对应措施。最后，还应当根据企业债权债务的实际情况，构建系统化的债务债权管理系统，并根据债权债务的往来情况，对不同性质的债权债务进行分类，及时的确定相应处理措施，使企业债权债务管理中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债权债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企业的债权债务是企业在日常交易、事项中形成的一种权力义务。债权债务的发生一般直接与资金相关，企业的债权债务的变法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影响资产使用率，与企业的可持续经营息息相关。随着企业债权债务在企业资产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债权债务的管理在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1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国有企业加强对债权的管理，有利于企业尽快地把流动债权变成货币资金，从而保证了企业有足够的货币资金用于企业的持续经营。另外企业加强对债权的管理，对债权进行信用期内和超信用期的债权分别管理，在对信用期内的债权正常催收，着重加强对超信用期的债权的管理，对拖欠时间较长的客户，要加强对其运营情况的跟踪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追回债权，可以减少坏账的发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其次，债务是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加强对债务的管理，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债务分为有息债务和无息债务。对有息债务，是一次借入还是分期多次借入，对利息支出的影响比较大。对无息债务，如果企业偿还债务的信用期限时间越长，企业就能利用资金进行更多的经济活动，提高资金的利用率，降低企业自身的融资成本，但也并不绝对是企业履行应付债务的时间越长，就越有益，如购买信用期内折扣销售的商品，如一个企业的销售政策为“2/10，1/2，n/30”，企业选择第10天付款的话，则相当把这笔债务做了期限20天，年利率为36%的短期投资。因此为了给企业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就必须做好债务管理工作，从而保证企业资金效益发挥的最大化。1.2真实准确反映企业经营状况。规范的债权债务管理可以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现状，能够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规范的债权债务管理可以防止企业通过债权债务的调整来达到虚增或隐去经营业绩，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如有的企业在完成当年的利润考核目标后，对超过部分的收入不再当年确认收入，而是通过往来账款来核算，以达到预期的利润目标。规范的债权债务管理能够真实、完整地反映业务，方便企业利益相关者真实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通过加强对债权债务业务活动形成的监督和管理，对债权债务业务活动的时间、金额、具体内容详细记录，特别是合同和借据等资料，一定要双方盖章签字的原件附在凭证后，以防日后对方赖账时可以作为有效证据。详细完整的债权债务信息记录，方便企业及时对债权债务的收回和支出，避免违约事件的发生。1.3为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国有企业的重大项目决策是需要领导来决策的，为了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项目决策，就必须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在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时，就必须对项目的现金流进行预测，尤其是在项目初期，如果自身现金不足以支付，就必须考虑筹资结构、规模、方式和融资成本等内容，就必须加强对债务的管理，以提供项目的资金支持，为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2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2.1企业债权债务的发生规模在不断上升。第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债权债务的发生额越来越大。第二，债权债务的关系更加复杂，三角债甚至多角债的关系普遍存在。第三，债权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债权主要以应收账款为主，为销售产品而发生的。笔者对监管企业2017年度的统计报表中债权结构进行分析，发现2016年末其他应收款占债权总额超过50%的有6家，其中比例最高的达90%。2017年末其他应收款占债权总额超过50%的有5家，其中比例最高的达82%。第四，企业之间债权债务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很多企业的债权债务账龄超过3年以上，一些企业的债权债务已成为坏账、死账。2.2企业管理者对债权债务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企业债权债务金额过大、账龄过长的直接原因是管理者对债权债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企业的债权债务没有指派专人负责。以国有企业为例，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评价的一个主要是指标，因此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就会采取赊销的方式来扩大产品的销售量，达到目标利润，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债权。再者，由于对债权债务的管理没有纳入绩效评价，所以国有企业管理者也就不会过分的重视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没有指派专人对债权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债权账龄也就越来越长，发生不良债权的风险越来越高，造成资产周转率低下，资产利用率不高，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正常发展。2.3企业内部控制工作有待完善。(1)信用制度管理不完善。企业为扩大销售，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商品，但对客户信用档案管理不完善，对重要客户的资信变动情况没有及时掌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信用等级下降的客户仍按以前信用条件。对新开发客户，没有对客户的信用做详细的了解，没有建立信用保证制度，给企业的债权带来很大风险。(2)部门间责任划分不明确。对部门的考核中，对销售部门，销售收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对债权的问题不作为考核指标，因此销售部门认为自己只要负责销售，而对债权的催收等则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而财务部门认为债权是因销售产品而发生的，因此需要销售部门进行监督、催收管理，这样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脱必然会影响企业债权管理工作，企业对债权的控制工作也没有落到实处，没有指定具体的部门专人负责债权的工作，定期与客户核对往来账款。(3)重大债务筹资方案筹资规模不合理。企业在进行重大项目投资时，债务筹资方案不够合理，没有根据项目规划，拟订详细的债务筹资方案，明确筹资规模和方式等相关内容。在监管的国有企业中，就有企业在借入大额长期借款后，利用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利率小于长期借款利率，如果企业能根据筹资目标和规划，合理安排筹资规模和筹资时间，就可以避免资金闲置，就能节省企业的融资成本。

3提升国有企业债权债务财务风险防范水平的措施

企业的债权债务管理直接影响着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质量，甚至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前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管理者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债权债务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债权债务管理的内控制度的完善，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避免债权债务财务风险，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3.1企业管理者高度重视债权债务管理工作。企业债权债务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加强对企业债权债务的管理有利于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债权债务管理工作，从源头上对债权债务的发生严格把关，对债权债务的过程加强管理，努力做好债权债务管理工作，防范债权债务带来的财务风险。3.2重视会计核算基础工作。企业会计基础核算工作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很重要，必须严格规范财会部门的相关工作。财会部门应为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基础，确保企业债权债务核算准确，对债权债务相关注意事项进行规范记录。财会部门的会计基础核算工作对企业债权债务的完善和管理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计基础核算工作做好了，有利于企业便捷、精准地调度与使用资金，可以有效避免债务违约现象。因此，企业必须重视会计核算基础工作。3.3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企业要做好财务债权债务工作必须要有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通过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使得企业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有制度可依，形成有制度必执行的良好氛围，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资产使用率，降低坏账发生率。首先，对债权的发生从源头抓起，在销售业务中，企业要加强对客户信用档案的管理，及时更新重要客户信用变动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范信用风险。对信用不好的客户必须现金交易，不给恶意拖欠的机会。另外，从监管国有企业的债权结构来看，其他应收款在债权占有的比例比较高，2016年有的企业高达90%，2017年有的企业高达82%，因此企业应加强对其他应收款相关制度的完善。其次，在做好会计核算的基础上，企业要完善对债权债务的后续管理相关制度，把对债权债务的催收偿还情况纳入部门考核，制定相关奖惩制度。指定部门专人负责债权的催收，财会部门负责办理资金结算监督债权回收，财会部门应定期与负责债权催收的专人核对债权情况，企业每年最少与客户对账一次。部门间加强协调沟通，保证债权按时收回，提高资产使用率，避免坏账发生，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对投资筹资决策的内部控制，避免筹资不当企业承担过高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企业的重大投资项目，除了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外，企业还应当对重大的筹资方案进行科学认证，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全面反映风险评估情况。制订重大筹资方案实行集体决策或者联签制度，避免个别领导激进筹资决策，引发资本结构不合理，可能导致企业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