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论范文10篇

[摘要]面对战国百家争鸣的烦乱形势，庄子用道家超然的态度对待各个学派的争辩，庄子乃作《齐物论》，让世人们重新体会与自然为友的逍遥自适，旨在解开人们心灵的桎梏。庄子主张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用自然齐一的态度看待人们的是非争辩，并以多元化的价值标准评价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从而使人们卸下沉重的心理包袱。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总法则，认为人和天地万物均出于道，均应遵循道，因此，人们最终向自然之道回归，心灵桎梏得以消除，真正达到逍遥自适的生活境界。

[关键词]庄子齐物论价值标准道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代表篇目，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战国百家争鸣，各不相让，陷于是非之中的人，激于意气，互相攻击。庄子主张忘彼此、齐是非、混成毁、一有无，让光彩含而不露，“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真宰”，即超越于万物是非变化之上的“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和争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

一、对是非争辩的齐一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此即“齐论”。因此，“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庄子解开心灵桎梏的方法。

庄子批判在理论思辨的观念市场中的争逐，批判那种汲汲营营，担心受怕，好胜好强的心态处境。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他认为，追求真理至道的人，应该有一种舒适愉悦的心境，因为自然的奥秘本也是如此的逍遥自适，庄子观念中的“道”就是一个“逍遥自适无目的巧妙的造化安排”，因此体贴了这个最高真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生活中体现一种自在轻松的情怀，但是战国时代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说客们，哪一个不是好强雄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彼此伤害呢？哪一个人物展现了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无胸怀呢？所以他们从生活情调上就已经悖道远甚了，所以庄子在生活情调上予以辛辣的讽刺，庄子说：“喜怒哀乐，虑叹变悊，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其萌。”（《齐物论》）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象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可见，在理念的战场上耗尽心神，消亡精力，真是人世间的悲哀，人们口口声声以此为追求真理，其实却正是在远离真理。庄子不禁发出感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因此，庄子就试图寻求一条解开心灵桎梏的道路，使之展现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的胸怀，“齐论”正体现了这一点，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予以彻底否定。

[摘要]面对战国百家争鸣的烦乱形势，庄子用道家超然的态度对待各个学派的争辩，庄子乃作《齐物论》，让世人们重新体会与自然为友的逍遥自适，旨在解开人们心灵的桎梏。庄子主张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用自然齐一的态度看待人们的是非争辩，并以多元化的价值标准评价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从而使人们卸下沉重的心理包袱。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总法则，认为人和天地万物均出于道，均应遵循道，因此，人们最终向自然之道回归，心灵桎梏得以消除，真正达到逍遥自适的生活境界。

[关键词]庄子齐物论价值标准道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代表篇目，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战国百家争鸣，各不相让，陷于是非之中的人，激于意气，互相攻击。庄子主张忘彼此、齐是非、混成毁、一有无，让光彩含而不露，“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真宰”，即超越于万物是非变化之上的“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和争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

一、对是非争辩的齐一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此即“齐论”。因此，“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庄子解开心灵桎梏的方法。

庄子批判在理论思辨的观念市场中的争逐，批判那种汲汲营营，担心受怕，好胜好强的心态处境。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他认为，追求真理至道的人，应该有一种舒适愉悦的心境，因为自然的奥秘本也是如此的逍遥自适，庄子观念中的“道”就是一个“逍遥自适无目的巧妙的造化安排”，因此体贴了这个最高真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生活中体现一种自在轻松的情怀，但是战国时代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说客们，哪一个不是好强雄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彼此伤害呢？哪一个人物展现了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无胸怀呢？所以他们从生活情调上就已经悖道远甚了，所以庄子在生活情调上予以辛辣的讽刺，庄子说：“喜怒哀乐，虑叹变悊，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其萌。”（《齐物论》）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象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可见，在理念的战场上耗尽心神，消亡精力，真是人世间的悲哀，人们口口声声以此为追求真理，其实却正是在远离真理。庄子不禁发出感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因此，庄子就试图寻求一条解开心灵桎梏的道路，使之展现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的胸怀，“齐论”正体现了这一点，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予以彻底否定。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认识困境的消解两个方面进行对庄子如何实现从安命向逍遥过渡的方法论探讨。其中，包括：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一种对象性活动；认识标准的主观性；庄子认为认识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认识对象之变易性；作为认识对象的外在客观事物一直都处于变易流转之中；言说之困境；是非不可区分，“道”不可言；“小知”障碍之消解；体道之方；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方法，从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性、认识标准之主观性、认识对象之变易性和言说之困境四个方面，对认识活动之障碍予以揭示并对其作了相对主义的消解，对最高本体“道”的认知则提供了神秘主义的“体道之方”。庄子的认识论是其逍遥人生理想的理论支柱，也是如何实现从安命向逍遥过渡的方法论。

关键词：庄子道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认识主体能力

一个哲人在追寻他的精神家园时总是与他当时的历史境遇有关。庄子生活在一个战争频发，性命朝不保夕的时代。面对世道的昏暗和死生的无常，乱世中的庄子感到了人生的虚妄。此外，当时的诸子百家，在学术上各执一己之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这些学术争论常常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庄子对此深感厌恶。他认为这些认识论上的独断论严重破坏了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加速了昏暗世界的“沉沦”。“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1]274如何打破诸子百家的独断论，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手段，发展了其独特的认识论。庄子的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之障碍作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此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决。

一、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

1.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

[摘要]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方法，从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性、认识标准之主观性、认识对象之变易性和言说之困境四个方面，对认识活动之障碍予以揭示并对其作了相对主义的消解，对最高本体“道”的认知则提供了神秘主义的“体道之方”。庄子的认识论是其逍遥人生理想的理论支柱，也是如何实现从安命向逍遥过渡的方法论。

[关键词]庄子；道；怀疑主义；相对主义

Abstract：Zhuangzi，standingonthepositionofrelativismandtakingskepticismasamethod，clearsuptheobstaclesofcognitionbywayofrelativismandalsooffersamysteriousmethodtoexplainthehighestnoumenon，“originalsubstance“of“Tao”fromfouraspects，i.e.，thelimitationofsubjectiveabilityunderstanding，thesubjectivityofcriterionunderstanding，thechangeoftargetsunderstandinganddilemmaofexpression.ThetheoreticalpillarofZhuangzi’sunfetteredidealityisbasedonhisepistemologywhichisalsoregardedashismethodologyofhowtorealizetheunfetteredidealityfromfateobedience.

Keywords：Zhuangzi；Tao；Skepticism；Relativism

一个哲人在追寻他的精神家园时总是与他当时的历史境遇有关。庄子生活在一个战争频发，性命朝不保夕的时代。面对世道的昏暗和死生的无常，乱世中的庄子感到了人生的虚妄。此外，当时的诸子百家，在学术上各执一己之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这些学术争论常常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庄子对此深感厌恶。他认为这些认识论上的独断论严重破坏了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加速了昏暗世界的“沉沦”。“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1]274如何打破诸子百家的独断论，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手段，发展了其独特的认识论。庄子的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之障碍作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此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决。

一、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

人活着都希望有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但至今为止，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仍然是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幸福而经常生活于不如意之中。从人的出生、成长和走向死亡，在一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有形与无形的苦难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生命的成长。人间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关于解脱苦难的思考:是逍遥无为还是积极进取?是看破红尘还是积极入世?是追求永恒之道还是当下及时行乐?庄子站在天道的环中，以人的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以什么态度来度过自己的生活旅程。庄子生命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摒弃了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通过“天下有至乐有无哉?”(《庄子•至乐》)①等问题去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本文力图从幸福观角度来解读庄子的生命哲学，以彰显庄子生命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现代人生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对老子思想加以继承并有较大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战国中期，后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庄子，其所建构的生命哲学反映了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据《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②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姓庄，名周，宋国蒙人，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后归隐，与梁惠王、齐宣王生活在同一时代。庄子虽家境贫困，居于穷街陋巷，靠编草鞋为生，但也不愿为有国者所用，表现出鄙弃荣华富贵和权势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隐者风范，这成为其生命哲学形成的背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诋訿孔子之徒，以彰明老子之说，表现出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仅存由郭象编辑注解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被认为代表了庄周本人的思想;外篇十五和杂篇十一为庄子后学的作品，但也间接地反映了庄子的思想。鲁迅(1881－1936)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庄子》说:“其文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③揭示出《庄子》中所具有的瑰丽奇伟的浪漫主义情怀和才思高超的思想智慧。这也是千百年来《庄子》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深受人们喜爱而得以广传的重要原因。庄子学说对老子学说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使其生命哲学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从宇宙本原论上看，以“道”为本根虽是老庄之学的共同旨趣，但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又对“道”的“先天生地”存在作了哲学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老子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化之源与存在之本，本质上是虚无的，无始无终，无名无象。庄子则认为，“道”虽然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它“自古以固存”，先于一切事物存在，是有与无的统一，由此进一步提升了本根之“道”的超越性与遍在性，宇宙万物、人的生命乃至天下国家，都是“道”大化流行的结果。

从宇宙本体论看，老子提出的“道”通过阴阳二气的运动来化生万物，道“周行而不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思想中虽已含有“道无所不在”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指明“道”如何“无所不在”。对此，庄子在《知北游》中通过一则小故事作了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回答“无所不在”。东郭子请他说得具体一点，庄子就说“在蝼蚁”。东郭子奇怪，道怎么会如此卑下?庄子又说“在稊稗”。东郭子问，怎么更卑下了呢?庄子则说“在瓦甓”。东郭子惊讶，怎么越发卑下了，庄子干脆说“在屎溺”。庄子之所以用这么普通的东西来比喻“道”，主要是强调“道”生于天地万物之前，它既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之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知北游》)如果说，以“道”为本的思想提升了生命的高度，那么，“道”无所不在的思想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观念则扩展了生命的宽度，这为后来的道家与道教关注现实的感性生命和具体事物的存在依据提供了理论说明。从宇宙生化论看，庄子通过“援气入道”，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证明老子之“道”是“无在而无所不在”的，使原本抽象的生命哲学具有了一种质感。庄子认为，“道”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本根，虽无形无象，但其表现方式则为“气”:“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为之公。”(《则阳》)万物之化生都是阴阳二“气”相交相融的结果:“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气”是构成万物的始基，故“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人的生死也是由阴阳二“气”的变化决定的:“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庄子“援气入道”是以“气”为无形之“道”而生成有形万物提供的一种理论说明，更为人如何顺气养生而得道成仙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庄子要求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以本真之心仿天道行事，顺应阴阳之气自然地与天地相沟通，这就是他所提倡的“德”。如果说，老子的宇宙论更多地表现在对“道”本根的论述，那么，庄子的宇宙论则凸显了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探寻。庄子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用心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和安顿生命，由此将一种生命哲学契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

庄子在老子以道为本的宇宙论基础上，又建立起以“齐物论”为核心的认识论，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对老子关于事物之间相反相成和事物运动返本复初的辩证认识作了发展，以帮助人认识复杂的生命现象。《齐物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构成一种彼此关系。从彼的角度看，则彼是此;从此的角度看，则此是彼，可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庄子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差别，认为事物彼此之间的区别与对立都是相对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由是而有非，由非而有是。”每一事物都是自是其是，又为其他事物非其所非，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事物彼此的区别并不存在，那么，评价生与死、美与丑、大与小、物与我等对立面差别的客观标准也就不存在了。从生死观上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从美丑观上看:“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从大小观上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秋水》)从物我观上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秋水》)这是因为从“道”具有的本根性、至上性、超越性和统一性来看，宇宙万物存在的一切差别，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美丑都是人自我分辨的结果，故以道观之，则鲲鹏高举，小鸟穿林，朝菌暮死，大椿千年，其实都是“道”的“物化”现象而已，故千姿百态的事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的生命变化也是如此:“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齐物论”作为庄子认识论的核心，是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为特色，宣扬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齐生死，从“道无终始”出发将事物变动不居的性质推到极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庄子从否定认识的主观标准到消除事物本有的客观差别，由此宣扬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人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物，若站在天道的环中，就能把握道的关键———“道枢”:“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当个体生命与宇宙世界之“环中”同在，就可能祛除“是彼”的视角而被真正中心化，也才能够以不变应付万变，认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

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在庄子眼里，人处于自然大化之中，死亡是人的感性生命无法跨越的最终界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人来到世间，寿命非常短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齐物论》)庄子喜欢生机勃勃的生命，但又了然于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常困于个体与生俱来的哀乐之情与名利之欲带来的悲哀与烦恼，故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盗跖》)庄子借用孔子的寥寥数语就将人生活于现实中，时刻遭遇着生死穷达、贫富毁誉、饥渴寒暑等烦恼，而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情状揭示出来:“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个体生命处于自然、社会的网络和情欲的羁绊中，故无时不遭到戕害、扭曲的状态，庄子称之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由此将命运左右人生的被动状况呈现出来:“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庄子在面对各种人生痛苦境遇和生活艰难状况时，并没有从改变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去寻找解决的出路，而是期望通过在精神世界中去追求理想人格和超越境界，以美好的理想来消解人现实的痛苦。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表达了他的理想人格是那种能够泯灭了物我界限、以顺任自然的心态，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实现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因果规律的束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的绝对自由。这是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境界:“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能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庄子在《逍遥游》中，以浪漫笔法描写了背负青天、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嬉戏于树林的蝉与学鸠，泠然御风而行的列子。庄子指出，它们看似很潇洒，但还是有所待，即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故而并未达到绝对自由。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了逍遥自由的境界。《逍遥游》中通过超迈高远的想象和神奇瑰丽的描写，塑造了一个“藐姑射神人”，以此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藐姑射神人假道而行，具有超人的神异之术，能够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过着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庄子笔下的古之真人，能够“登高不溧，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后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仙的一种象征。“逍遥游”既是庄子追求自由与境界的形象化描述，也凸显了庄子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一种眷念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做到“逍遥”并不容易。“在不得其‘逍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把人生看作一场梦吧。庄周梦蝴蝶，醒来还是庄周。也许是庄周梦为蝴蝶吧?也许是蝴蝶梦为庄周吧?”④庄子以诗性语言表达的对自由为中心的理想人格的向往，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自然与社会重重制约下的人带来了精神寄托和美好希望。“逍遥游”既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成为庄子思想的核心。这种理想人格在千百年来受到了广泛的赞赏，在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领域中都曾大放异彩。三庄子的“逍遥游”突破了老子学说偏重社会政治哲学的一般形态，与老子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批判文明的异化以实现对人生的关怀不同，庄子突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大发展，是他把在老子那里主要是宇宙论及本体论意义的道转化为心灵的境界，从而使庄子哲学主要成为一种境界哲学。”⑤庄子尤为关注个体存在的境遇、解脱痛苦的途径与方式、理想人格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超越，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说，是一种温暖人心的“心灵鸡汤”。

“逍遥游”的主体是心灵，“游心”所游之处是幻想中的“无何有之乡”，是顺事物自然本性而清静无为，“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这是纯粹的心灵自由和精神逍遥而非寄身于世外。如《大宗师》曰:“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因此，庄子思想有离世倾向，但不是出世，而是超世，其应世的态度是无心无情。无心即无思无虑，无情即无好无恶，也就是绝对不动心，如《德充符》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庄子的无心无情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主体内化，“吾所谓无情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对待社会、人生的根本态度，也是庄子追求超脱名利、好恶、是非、生死等，实现精神自由的关键。因此，庄子将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⑥的看法推至极端:“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胠箧》)如果河水枯竭了，谷底洼地才能显示出它虚空般的巨大容量;如果把山丘夷平，深渊也能被填起来成为山丘;如果圣人都死了，向圣人挑战较劲的大盗也不需要起来闹事了，天下就自然太平无事了。换言之，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会不断出现。谁要是尊崇圣人，提倡圣道，实际上就是推崇盗跖，创造有利于盗跖出现的环境。庄子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种惊世骇俗的道理来说明对圣人的任何推崇、提倡、表彰等都会引发人心的贪念，由此而导致天下的纷争，因此，只有泯灭美恶之对立与分别，去掉儒家圣人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等伪饰包装，废止各种打着美好名目的争名夺利活动，天下才能自然地复归于太平状态，人才能按自己的本性来生活。庄子认为，最端正的“正道”就是那些不违背自然天性的情理。“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内容提要]老子之“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关键词]：自然庄子独化此岸彼岸

[作者]程剑平，1963年出生，文艺学硕士。E-mail:jpcheng69@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内容提要]老子之“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关键词]：自然庄子独化此岸彼岸

[作者]程剑平，1963年出生，文艺学硕士。E-mail:jpcheng69@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论文。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天即自然”[3]。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4]“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5]。尽管在老、庄那里，“自然”一词的义涵极其复杂，如果不计细节，可以理解为“天与人的分限”。其“彼岸”性和本体论义涵十分浓厚。更为典型的表述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6]这个“一”虽然具有超越时间、超绝“言”“象”的性质，但它的“超形而上的优位”（transmetaphysicalpriority）[7]性质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人的理智无法把握的。实际上，庄子总是努力去把握这个“一”，他的就是“游”，哪怕只能是“游心”，他总是期望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去趋近那个神秘的存在。

庄子后学则扩展放大了“人之自然”，即既与庄子“天之自然”相别，又与人的性相对的人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庄子的基本倾向是扬“天”（本真的自然生命）抑“人”（人的社会性）的话，庄子后学则是扬“人”（人的自然属性）抑“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庄子用来反抗现实的利器是远高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真的生命”的话，庄子后学用来反抗现实的武器就是“个人的身体”。《庄子·马蹄》以马为喻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啮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8]“昔赫胥氏之时，居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9]

郭象对此也不能认同。

一、思想源起：殊途同归的时代抉择

夏基松认为：后现代源自“世界经济全球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激化。各种社会危机……普遍深化”［5］。刘放桐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和发展的浪潮中”［6］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二位哲学大家分别从社会背景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后现代主义产生根源进行了认识。总之，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社会“危机”到来时人们思想所产生的不同反映，从揭露的社会问题分析：福柯认为诸如边缘性的性问题、精神病问题、监狱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权力运用造成的，且权力具有为统治者服务的创造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强调了资产阶级运用文化异化人的思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人的一切被打上了商品、货币的烙印。德里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已“脱节”、“断裂”，是“灾难”、“危机”、“死亡威胁的世界”，时代需要马克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利奥塔认为后工业科技的消极影响使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一切值得怀疑。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各角度批判了后现代工业社会。查伦·施普莱特耐克要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统一和谐，主张个人、家庭、邻居、社团、民族、全人类社会和平统一，个人、生物、地球、星体、宇宙和谐繁荣，认为女权与和谐的关系是必然的。从哲学的发展看：后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合流的反映，诸如科学实在论与新实用主义，代表有罗蒂、普特南等。后现代主义有反中心、反逻各斯、反基础的特征：海德格尔“此在”包含了主客是对黑格尔以前主客二分思想的批驳，福柯的“主体死亡”，拉康的“消失主体”都是对中心地位的批判，德里达要求对“他者”的关注，对“边缘”性的重视是反对中心主义、反对逻各斯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权威、理性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反抗，一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史，更像是一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驳史，一切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价值都要重新衡量、认识。哲学的思维方式走向了一条新路子。

冯友兰认为：道家思想源于“奴隶主贵族被夺了权，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降为平民或奴隶”，而他们的“地位变了，可他们的思想没有变。”［7］也有的把它作为反儒家礼教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庄子·人间世》中“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显示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奈，暗含了他们的消极出世的思想。庄子又说“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故发出感叹“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均出自《庄子·人间世》），所以应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至此，由反抗无门，只好明哲保身，形成了自己的全套养生、修身思想。其实老子也想救国：“道常无为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是其积极献言，但奴隶主阶级大势已去，他只得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的梦想，虽其思想是一种倒退，但也反映了他无奈的反抗。纵观道家对儒家批判的言论，那就更多了。《庄子·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是对儒家礼教思想奉行者的道貌岸然却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的揭露。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是对儒家弘扬的知识、分辨术、礼义的批判，认为只有丢弃了它，才能回复人的本性。总之，道家思想“是在对儒家思想的理论观点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直接的、批判性的反应中形成。”［8］儒道两家的思想具有解构、批判、否定的关系。

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思想渊源上去探索，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的出处均有惊人的相似点，后现代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的文明而作的深深的反思，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负面效应全面解读，是对现代社会生活如何重建的一种献言，而老庄思想是对上层制度的欺骗性进行的揭露，是对儒家正统思想颠覆性的剖析，是对人生生活方式、人生的价值意义的有益探索。

二、思维方式相通，年代久远的联姻

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都可称得上反思的楷模，虽相隔两千多年，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思维方式，难怪张志伟说：哲学“它更像是围绕着智慧‘圆心’而运转的圆周运动。”［9］因为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比较起来也容易进行了。

一、一对同乡两个布衣

庄子与惠施是战国中期的两位卓越哲等家。他们的生卒年在史书上皆无明确的记载，按现在学术界一般接受的观点，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庄子·徐无鬼》篇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据此，惠施比庄子早卒是可以肯定的。如按他们的生年说，庄子与惠施大致可说是同时代的同龄人。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吕氏春秋·淫辞》篇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据此可知，庄子与惠施同为宋人；说得亲近点儿，他们是一对同乡（中国历有“尸骨还乡”之俗，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至乐》篇所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二人相居可能不会太远）。这一对同乡早年是否有过交往，史书上无记载。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云：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1]钱穆著《惠施公孙龙》亦云：“（魏惠）王果听张仪，施见逐之楚。……楚王……乃奉施而纳之宋。时梁惠王之后元十三年也。遂与庄子交游。”[2]如果这里所谓“与庄子相晤论学”、“遂与庄子交游”是说惠施与庄子初次相见，那么二人的交往是比较晚的。但我们还不能这样认定。可作为参考的是《庄子·秋水》篇云：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如果这段话不是全出于杜撰，那么庄子与惠施至少在“惠子相梁”时即惠施被逐至楚的十多年前就已有过交往。如果再考虑到惠施身为魏相，庄子以一介隐士欲往见之，恐不是素昧平生而突兀造访，两人在此之前曾有过一些接触，庄子要去见一见以前的老朋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秋水》篇说，惠施对于庄子的到来很不理解，轻信了别人说“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惠施恐不至于真的这样器量狭小，这段话可能是要说明惠施当时不知庄子之清高，于是引出庄子“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段话。如果说在此之前惠施与庄子已有过交往，而惠施不知庄子如此之清高，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惠施对庄子知之不深；二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变化。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