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制度范文10篇

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

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单向隐匿”向“双向隐匿”转化

从汉宣帝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诏令说明汉宣帝时，法律上的亲亲相隐是单向的，只能使卑为尊隐，尊为卑隐则是有由可能被判处刑罚的，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能奏请廷尉上报皇帝，决定是否可以不处死刑而已。

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

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单向隐匿”向“双向隐匿”转化

从汉宣帝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诏令说明汉宣帝时，法律上的亲亲相隐是单向的，只能使卑为尊隐，尊为卑隐则是有由可能被判处刑罚的，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能奏请廷尉上报皇帝，决定是否可以不处死刑而已。

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

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单向隐匿”向“双向隐匿”转化

从汉宣帝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诏令说明汉宣帝时，法律上的亲亲相隐是单向的，只能使卑为尊隐，尊为卑隐则是有由可能被判处刑罚的，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能奏请廷尉上报皇帝，决定是否可以不处死刑而已。

本文作者：高欣赵丹枫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亲属容隐这一古老命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仍是必要的，它是刑法与伦理关系的最佳平衡支点，是刑法对人性的关爱，是刑法不可或缺的人伦精神。因此我们有必要发扬传统、摒弃糟粕、对其重新构建，使其在保障人权、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等诸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下面就来具体介绍笔者对这一制度构建的设想。

一、实体法上的立法建议

（一）适用容隐制度的犯罪类型

在我国构建亲属容隐首先要满足的一个大前提是犯罪人的亲属必须真正出于亲情的目的方可行使容隐的权利，否则仍不可免除其责。若允许行为人出于获利的目的或基于其他不正当的考虑而隐匿犯罪的亲属，则是对亲情和道德秩序的破坏，违背了设立亲属容隐的本意。其次，容隐权的行使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国家、社会和他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立法上既要考虑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维护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又要考虑我国法律的现状和人权保护的需要，使这两个方面综合平衡、轻重有序，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体法上必须明确地限定亲属容隐适用的犯罪类型。在此，本文姑且通过排除法来加以明确，即是说列举的犯罪类型以外的其他一切犯罪即为可以容隐的。主要包括：1．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不得容隐这类犯罪事关国家安危，社会危害性极大，如若允许容隐可能会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不符合我们设立亲属容隐的根本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如前文所述，亲属容隐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对个人利益的让步，但这种让步不等于牺牲，而是有限度的。因为个人利益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若以放弃国家利益为代价，个人利益也就无从保障了。2．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部分暴力、恶性犯罪不得容隐如故意杀人、放火、爆炸、贩卖等。此类犯罪危害性大，社会反映强烈，与此相比，设立亲属容隐所要维护的利益居于法律所保护的次要方面，当然得禁止亲属容隐。3．亲属之间人身侵害的犯罪不得容隐如亲属间的人身伤害、虐待、遗弃等。之所以做此规定在于允许容隐此类犯罪同设立亲属容隐的直接目的不符。设立亲属容隐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亲情关系的正常存续和发展，而此类犯罪已经从根本上违反了伦理亲情，容隐与否都是对亲情的破坏，容隐则意味着破坏了同被害人之间的亲情，不容隐则破坏了同犯罪人之间的亲情，而从后者的行为来看，显然已置亲情于不顾，那不如规定禁止容隐以保护前者。而且，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关于亲属之间的伤害犯罪多半属于自诉案件，受伤害者多为年幼或年老体弱之人，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容隐，那么被害者的权益实在难以得到保护。4．职务行为不得容隐职务行为本身的重要程度决定了其排斥亲属容隐的适用。职务行为以国家授权为依托，从事的是一定的社会公务，对社会生活意义重大，而亲属容隐是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直接目的，不应延伸到国家公务领域，影响公权利。否则，会导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严重地破坏社会秩序。5．在特定情形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来决定是否允许犯罪人的亲属行使容隐的权利这种特定的情形主要指如果允许其行使该权利将有可能产生危险或者无法消除即将发生的重大危险的情况。很显然，这也是从利益权衡的角度来认定的。具体操作还有待将此内容细化以便于执行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这涉及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本文不做过深的论述。

（二）容隐行为的层次范围及处罚原则

摘要:我国古代的法制实践一直重视对亲亲相隐伦理原则的援引和关照，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已然成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原创性制度而历经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抛弃旧有的封建残余，我国大陆地区法律制度中关于亲亲相隐的内容被废除了，而在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法律中，亲亲相隐制度依然存在。亲亲相隐不论对于人性的内在要求、伦理亲情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还是人们对于法律的认可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大陆地区法律制度中重新构建亲亲相隐制度有一定的必要性。

关键词:亲亲相隐;合理性;法制;重构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与形成

亲亲相隐也叫做亲属容隐。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犯了罪可以相互隐瞒，不告发，不检举。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原创性制度，是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的一种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从春秋战国、汉代、南北朝、唐朝一直被沿用，直至今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亲亲相隐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出现于叶公和孔子的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处，就可以看出孔子颇能正视亲亲相隐。秦朝是最早把亲亲相隐纳入法律中的，使得亲亲相隐具有法律保障。《秦律》中写到:“在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秦律》的相关规定是亲亲相隐在法律中的最早体现，然而亲亲相隐并没有系统化。

二、法制建设中关照“亲亲相隐”的合理性

(一)“亲亲相隐”对人性的关怀

摘要：证人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司法资源。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要求所有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求亲属作证显得不合情理，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亲属免证权。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表现。

关键词：证人；法理；伦理；亲属免证权

一、引例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被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之一。法治首先必须是良法之治。古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深受道德影响。法律必须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有合乎基本伦理道德的法才是法（良法），不道德的法不能称之为法，即所谓“恶法非法”。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接受法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观点，才能阻止立法者将非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写入法律之中，避免法院以“依法司法”为借口为其不公正的裁决自掩，或为干了道德罪行的人开脱罪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应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有些法律规定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缺乏人文关怀，并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生。且看以下真实的案例①：

被告人陈美丽现年31岁，在温州一户人家做保姆。2004年年底，东家的老太太身体不舒服，想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看病。为了老太太就医方便，东家就在上海市海宁路借了一间房子，陈美丽也随之到了上海。

摘要：证人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司法资源。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要求所有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求亲属作证显得不合情理，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亲属免证权。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表现。

关键词：证人；法理；伦理；亲属免证权

一、引例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被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之一。法治首先必须是良法之治。古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深受道德影响。法律必须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有合乎基本伦理道德的法才是法（良法），不道德的法不能称之为法，即所谓“恶法非法”。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接受法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观点，才能阻止立法者将非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写入法律之中，避免法院以“依法司法”为借口为其不公正的裁决自掩，或为干了道德罪行的人开脱罪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应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有些法律规定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缺乏人文关怀，并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生。且看以下真实的案例①：

被告人陈美丽现年31岁，在温州一户人家做保姆。2004年年底，东家的老太太身体不舒服，想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看病。为了老太太就医方便，东家就在上海市海宁路借了一间房子，陈美丽也随之到了上海。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非犯罪化改革思潮席卷全球，对传统刑法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刑法的革新。非犯罪化以谦抑精神为导向，以人权保障为追求目标。面对世界非犯罪化改革浪潮，我们不能盲目追随，但也不可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我国极力推崇和迷信刑罚万能主义和重刑主义的工具主义刑罚观，刑罚成为打击犯罪的惟一手段，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极度紧缺和严重浪费。在严打政策指挥下，犯罪化几乎成了我国刑法多年来自我进化的惟一路径。在高扬人权保障和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背景下，亟需破除刑罚万能主义和重刑主义观念，改变犯罪化的单一思维模式。

当前，我国犯罪总量持续攀升，法院每年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国家司法资源难以有效应对，司法机关工作压力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刑法犯罪化速度快，犯罪圈不断扩大，而非犯罪化未合理推进，造成刑法自我膨胀。我国1997年新刑法施行以来颁布的历次刑法修正案（包括2009年2月通过的修正案七），都带有明显的犯罪化印迹。面对社会转型的客观现实，法律无法改变。但是，刑法体系本身的发展，犯罪圈的扩张和限缩，即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选择，则是国家立法机构可以调控的。显然，刑法的进步和完善是在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实现的，单一的犯罪化难以完成刑法进步的历史使命。国家必须同等对待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充分发挥二者的合力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刑法的进步。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合理借鉴非犯罪化观念，积极探索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非犯罪化的界定

对于非犯罪化的概念，目前各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与犯罪化（criminalization）相对，欧洲委员会出台的《非犯罪化报告》指出，非犯罪化可以通过立法活动进行，也可以经由司法机关解释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因此，非犯罪化可以被区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dejuredecriminalization）”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defactodecriminalization）”“法律上的非犯罪化（dejuredecriminalization）”，是指刑罚制度拥有的作为对特定行为的正式反应的制裁范围收缩的过程。亦即改变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特定行为从刑法干预范围中排除出去的立法过程。“事实上的非犯罪化(defactodecriminalization)”，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能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活动的现象{1}。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非犯罪化是针对现行刑事实体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通过刑事实体法的修正，将其删除，使其从刑事制裁体系中除籍，而不再是刑事实体法所要加以处罚的犯罪行为；或者是仍旧保留为犯罪行为，但舍弃刑罚的执行或为附条件的判决，从而使行为人不受到刑罚的制裁；或是增设追溯要件，或者在刑事程序法上规定不予追溯等。”{2}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认为，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3}。

从国内外学者对非犯罪化的界定可以看出，对非犯罪化大多从广义上进行解释，包括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包括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非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其中，一般都把立法上正式程序的除罪化看成是非犯罪化的基本含义。据此，非犯罪化可以定义为：非犯罪化是指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把某种犯罪行为从刑法中删除，或者虽然立法机关对某种行为仍然规定为犯罪，但事实上对该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从而减少刑法对该类行为的正式反应。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就是指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把某种犯罪行为从刑法中删除，或立法明确规定某类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之情形。

二、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之一—活化传统容隐制度

一、薛允升与《读例存疑》

薛允升是中国传统法学的殿后伟大人物，是近代法制改革的先驱。《读例存疑》是薛氏半生心血耗尽所著的书，是“注释律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是薛四十年刑部为官实践《大清律例》的一系列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对清末的法制改革影响极大。无论是传统刑法理论还是现代刑法理论中，自首都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但对于传统法律理论中关于自首的研究少之又少，即便有也更多围绕《唐律疏议》展开，而对其他朝代少有涉及。集中关注清代自首制度的文章也仅有《论清代自首制度》一篇硕士论文。这对于强调传统对于现代法治影响的法史学研究和理论法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读例存疑》包含有清代法律制度和当时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读例存疑》中关于自首制度的研究，可以对清代的自首制度和法律实践有深入完整的认识，为现代提供借鉴。

二、《读例存疑》中有关自首的立法艺术

因为传统法律思想中不重视抽象的一般规则的概括，任何抽象原则的具体含义都需要事实情况的例子来说明，不能预期的事实则通过比引逻辑来处理。在《大清律》自首条中，规定了自首的主体、调解、例外情况以及不能作为自首处理的情形。

1.根据自首人的服制关系确定。对于传统法律来说，服制是整个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而薛允升尤为重视，专门辑成《服制备考》一书。同时，薛允升在分析自首制度时，也从整个律例制度的系统性进行考虑，认为自首中有关谋反叛逆的例条与贼盗谋反律重复，应该删去。遣人代为自首，也可认为自首，但又分别情形而定。《大清律》自首条律内小注：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谓同居及大功以上亲，若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首及相吿言者，皆与罪人自首，同得免罪。卑幼吿言尊长，尊长依自首律免罪。薛允升认为这一条在乾隆五年被另纂为例。但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唐律，代首及亲属为首下有其闻首吿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而明律删去此条，而清律仍因明律。因此，薛允升提出疑问，假如犯法之人，其亲属代为首吿，而己身脱逃，能免罪否耶。二是，无服之亲亦准代首，尤与古法不合。第7目中“强盗同居之父兄伯叔与弟，明知为匪或分受赃物者，许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本犯亦得照律减免发落”。薛允升从律例关系和整个律例的协调角度，认为“得相容隐之亲属代首，及彼此互相吿言，律与自首同。虽强盗亦可免罪。现在强盗自首之例，较律加严，并不全免其罪，此云许其据实出首，均准免罪，与律不符，与别条亦不无参差。且例止言弟而不及别项，卑幼有犯殊难援引”，从而认为这一例在使用中具有很多不严谨的问题。凡遇强盗系律得容隐之亲属，首吿到官，同自首法照例拟断。其亲属本身被劫，因而吿到官者，依亲属相盗律科罪，不在此例。此条系前明嘉靖二十七年定例，乾隆三十二年改定。此条系因强盗情罪重大，故情节轻重以为等差，并不全免其罪也。专为亲属首吿而设原例，依律免罪、减等拟断，谓大功以上亲首吿，则免罪。小功以下亲首吿，则减三等拟断也。后改为照例拟断，似系照乾隆三十二年纂定，强盗及伙盗自首，分别行劫次数及是否伤人例文办理，不特与原条例意迥不相符，亦并无大小功之分矣。

2.根据自首罪行轻重认定。这种适用在所犯罪行不止一个的情形。《大清律》律条规定：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律条小注谓如窃盗事发，自首，又曾私铸铜钱，得免铸钱之罪，止科窃盗罪。若因问被吿之事，而别言余罪者，亦如之。止科见问罪名，免其余罪。谓因犯私盐事发，被问，不加拷讯，又自别言曾窃盗牛，又曾诈欺人财物，止科私盐之罪，余罪倶得免之类。窃盗自首不实不尽及知人欲告，而于财主处首还，律该减等拟罪者，俱免刺。薛允升谨按：监守常人盗及抢夺畏罪自首，倶免刺，见起除刺字。彼条系免刺通例，此则专指此二事言之也。从分化犯罪分子和节约司法资源来说，这种规定都有其可取之处“，二战”以后，美国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美国1974年修订施行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地将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制度确立下来。

一、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基础

亲属拒证权是现代法制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举措。深入认识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有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推行。

（一）亲属拒证权体现法律的人性化

法律以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很难想象，如何让一个社会个体明知自己的家庭成员会坐牢甚至被判死刑，却仍然深明大义地提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其罪行；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泯灭了自己的至爱与亲情，这样的法律和个人难免与我国的社会伦理价值观相抵触。“法律不强人所难，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遵守和服从。”[2]真正的善法在于它被广泛的遵守和实行，否则设计再完美的法律也终将是一纸空文。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主流的道德意识一直提倡人人去私心、存公道，培养公而忘私的义务本位精神。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发现案情真相而让妻证夫罪、子证父罪，甚至要求自证其罪。这违背了每一个人必定恒久为自己而只能偶尔为他人的人性规律：一方面，它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严重，它否定了每个人利己的欲望和自由，而妄图使人的一切行为都达到公而忘私的境界，结果却适得其反，损人和虚伪之风随之而起。另一方面，公而忘私、否定利己的愿望，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堵塞了人们增进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最有力源泉，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存在发展。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确立避免了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避免了将人们逼上要么抛弃伦理亲情而违心作证，要么重视亲情伦理关系而违法拒绝作证的两难境地，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道主义精神。亲属拒证权的重要还在于通过该制度保护隐藏于背后的特定亲属关系。亲属拒证权的缺失置公民于被强制作证的地位，使其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履行法律义务，致使亲属受到法律追诉，要么拒绝作证或提供虚假证言，使自己受到法律制裁。该法律规定实际上是对亲情关系的漠视与摧残。这种对信任和忠诚的摧残必然会增加家庭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亲属拒证权反映利益权衡的诉讼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多元主体所追求的目的不一致，各种利益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消除的，只能根据国家、社会客观情况的发展来进行调节。美国最高法院首法官奎斯特认为:“在我们国家，贯彻法律理论和诉讼发展历程的，最难以裁决的案件是存在两种价值冲突的案件，每一种价值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他们却相遇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3]因此，我们在设计刑事诉讼制度的时候，不能只过分重视一种利益而忽视其他利益的存在，否则社会的公平正义会受到破坏。刑事诉讼程序通过确保实体法的实施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把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就这方面而言，在法律上强调证人负有作证义务是恰当的，这种证人义务，关键在于为了保障有效的惩罚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必须看到的是，如果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择手段或不考虑任何代价，过分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个人利益，那么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当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为社会利益充当证人时，其结果可能使其他某种公共关系和个人利益遭到极大破坏，而这种利益损失可能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不稳定。长期以来，对于案件真相的过分追逐使得我们要求一切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无一例外都有作证义务，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也不例外，亲情必须让位于国家的刑罚权。[4]但是，进行刑事诉讼不只是为了行使刑罚权，刑事诉讼的展开具有多元目的性，如果为了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而破坏了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也是得不偿失的。确立亲属拒证权正是对追求客观真实与保护人权、程序公正等价值进行权衡之后，认为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固在某些情况下比查清案件真实情况更值得人们珍视，为了保护这样重要的关系，公民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而无论这样的特权会给发现案件真实情况造成多大的障碍，这样的机制正好体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和刑事诉讼多元价值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