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范文10篇

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

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单向隐匿”向“双向隐匿”转化

从汉宣帝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诏令说明汉宣帝时，法律上的亲亲相隐是单向的，只能使卑为尊隐，尊为卑隐则是有由可能被判处刑罚的，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能奏请廷尉上报皇帝，决定是否可以不处死刑而已。

1.引言

先请看下例(1)(2)

(1)慧芳，你到底有什么心思，跟妈说说，啊？〔渴45，刘大妈（母亲）→慧芳（女儿）〕

(2)鲁贵直惦记着。（曹47，鲁贵→周蘩漪）例(1)是母亲对女儿说的话，句子中的“妈”是指说话人自己

。例(2)是鲁贵对周蘩漪说的话，说话人（鲁贵）自称为“鲁贵”。一般认为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说话人

自称用人称代词“我”。实际上，用“我”以外的词来自称的用例也不少，上例(1)(2)便是如此，而且类似的

摘要：汉英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语上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语言特征，它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丰富、复杂，而后者简单、概括。这些差异准确地映射出其背后的中西方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隐蔽在汉英亲属称谓系统中的深层文化分别是由等级观念造成的长幼亲疏尊卑分明的中国文化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带来的人人平等观念的西方文化。

关键词：亲属称谓；等级观念；集体主义；个人主义

Abstract：Kinshipsystemsareauniversalfeatureoflanguage.Theyarethelexicallyidenticaltermsanduniqueterminologicalsystemslabeledwithadistinctivesocialandculturalnature.Indifferentsocietiesandcultures，theremustbedifferentsystemsofkinshipterms.Behindthevast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Englishkinshiptermsaredifferentsocialstructures(hierarchyvsequality)，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powervssolidarity)andvaluesystems(collectivismvsindividualism)oftwodifferentcultures.

Keywords：kinshipterms；hierarchy；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一、汉英亲属称谓系统的比较

1.汉英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

一、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基础

亲属拒证权是现代法制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举措。深入认识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有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推行。

（一）亲属拒证权体现法律的人性化

法律以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很难想象，如何让一个社会个体明知自己的家庭成员会坐牢甚至被判死刑，却仍然深明大义地提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其罪行；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泯灭了自己的至爱与亲情，这样的法律和个人难免与我国的社会伦理价值观相抵触。“法律不强人所难，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遵守和服从。”[2]真正的善法在于它被广泛的遵守和实行，否则设计再完美的法律也终将是一纸空文。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主流的道德意识一直提倡人人去私心、存公道，培养公而忘私的义务本位精神。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发现案情真相而让妻证夫罪、子证父罪，甚至要求自证其罪。这违背了每一个人必定恒久为自己而只能偶尔为他人的人性规律：一方面，它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严重，它否定了每个人利己的欲望和自由，而妄图使人的一切行为都达到公而忘私的境界，结果却适得其反，损人和虚伪之风随之而起。另一方面，公而忘私、否定利己的愿望，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堵塞了人们增进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最有力源泉，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存在发展。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确立避免了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避免了将人们逼上要么抛弃伦理亲情而违心作证，要么重视亲情伦理关系而违法拒绝作证的两难境地，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道主义精神。亲属拒证权的重要还在于通过该制度保护隐藏于背后的特定亲属关系。亲属拒证权的缺失置公民于被强制作证的地位，使其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履行法律义务，致使亲属受到法律追诉，要么拒绝作证或提供虚假证言，使自己受到法律制裁。该法律规定实际上是对亲情关系的漠视与摧残。这种对信任和忠诚的摧残必然会增加家庭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二）亲属拒证权反映利益权衡的诉讼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多元主体所追求的目的不一致，各种利益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消除的，只能根据国家、社会客观情况的发展来进行调节。美国最高法院首法官奎斯特认为:“在我们国家，贯彻法律理论和诉讼发展历程的，最难以裁决的案件是存在两种价值冲突的案件，每一种价值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他们却相遇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3]因此，我们在设计刑事诉讼制度的时候，不能只过分重视一种利益而忽视其他利益的存在，否则社会的公平正义会受到破坏。刑事诉讼程序通过确保实体法的实施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把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就这方面而言，在法律上强调证人负有作证义务是恰当的，这种证人义务，关键在于为了保障有效的惩罚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必须看到的是，如果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择手段或不考虑任何代价，过分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个人利益，那么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当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为社会利益充当证人时，其结果可能使其他某种公共关系和个人利益遭到极大破坏，而这种利益损失可能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不稳定。长期以来，对于案件真相的过分追逐使得我们要求一切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无一例外都有作证义务，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也不例外，亲情必须让位于国家的刑罚权。[4]但是，进行刑事诉讼不只是为了行使刑罚权，刑事诉讼的展开具有多元目的性，如果为了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而破坏了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也是得不偿失的。确立亲属拒证权正是对追求客观真实与保护人权、程序公正等价值进行权衡之后，认为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固在某些情况下比查清案件真实情况更值得人们珍视，为了保护这样重要的关系，公民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而无论这样的特权会给发现案件真实情况造成多大的障碍，这样的机制正好体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和刑事诉讼多元价值的权衡。

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

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单向隐匿”向“双向隐匿”转化

从汉宣帝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诏令说明汉宣帝时，法律上的亲亲相隐是单向的，只能使卑为尊隐，尊为卑隐则是有由可能被判处刑罚的，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能奏请廷尉上报皇帝，决定是否可以不处死刑而已。

摘要：证人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司法资源。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要求所有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求亲属作证显得不合情理，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亲属免证权。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表现。

关键词：证人；法理；伦理；亲属免证权

一、引例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被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之一。法治首先必须是良法之治。古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深受道德影响。法律必须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有合乎基本伦理道德的法才是法（良法），不道德的法不能称之为法，即所谓“恶法非法”。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接受法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观点，才能阻止立法者将非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写入法律之中，避免法院以“依法司法”为借口为其不公正的裁决自掩，或为干了道德罪行的人开脱罪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应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有些法律规定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缺乏人文关怀，并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生。且看以下真实的案例①：

被告人陈美丽现年31岁，在温州一户人家做保姆。2004年年底，东家的老太太身体不舒服，想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看病。为了老太太就医方便，东家就在上海市海宁路借了一间房子，陈美丽也随之到了上海。

摘要：证人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司法资源。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要求所有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求亲属作证显得不合情理，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亲属免证权。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表现。

关键词：证人；法理；伦理；亲属免证权

一、引例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被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之一。法治首先必须是良法之治。古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深受道德影响。法律必须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有合乎基本伦理道德的法才是法（良法），不道德的法不能称之为法，即所谓“恶法非法”。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接受法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观点，才能阻止立法者将非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写入法律之中，避免法院以“依法司法”为借口为其不公正的裁决自掩，或为干了道德罪行的人开脱罪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应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有些法律规定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缺乏人文关怀，并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生。且看以下真实的案例①：

被告人陈美丽现年31岁，在温州一户人家做保姆。2004年年底，东家的老太太身体不舒服，想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看病。为了老太太就医方便，东家就在上海市海宁路借了一间房子，陈美丽也随之到了上海。

摘要：人死后是否还享有权利，是否还有人格利益，我国现行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人格利益，还是生者身份权益。通过探讨案例，解释法条，分析和评价死者权利保护说、死者法益保护说、延伸保护说及近亲属权利保护说等理论观点，认为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较为科学，并从我国现实情况、相关法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由于历史、地理、习惯等因素，本族同宅同居一隅，七叔八姨同处一村现象较为普遍。为此形成一些村部分党员彼此之间沾亲带故，部分党支部被亲属党员控制，造成“亲属党员、家族党支部”现象。如何正确对待并处理好党员之间家族、亲属现象，对于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干群和睦等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探索的课题。

一、我县亲属党员现象基本概况及产生原因

经调查，我县830个行政村党支部中，有243个行政村党支部存在亲属党员现象，占行政村党支部总数的29.3％，涉及党员人数1000余人；其中亲属党员占支部党员半数以上的家族党支部有81个，亲属党员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有151人；从各乡镇分布情况看，全县19个镇乡大致呈均匀分布，对党支部工作造成较为严重影响的有46个村党支部，占18.9％。

形成亲属党员、家族党支部现象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婚姻关系所致。一些行政村内部婚嫁现象较普遍，以婚姻为纽带，使原来没有关系的党员成了“亲戚”，这是造成亲属党员的重要原因。这种原因形成亲属党员现象的占全县总数的25％左右。二是以党支部书记为核心的支部班子成员认识不正确的所致。有的支部书记，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使自己能在党员中站稳阵脚，保住“支部书记”这顶桂冠，发展党员时注重“近亲繁殖”。这类现象占总数的60％左右，也是造成亲属党员、家族党支部现象的主要原因。三是由于服役军人、下岗职工等原在外地发展的党员回村所致，使原有的亲属党员队伍扩大，这类现象占10％左右。四是党支部唯才是举，发展了在亲戚或家族中确实工作出色、有培养前途的人才，但这一类所占比例较少，不到5％。

二、亲属党员、家族党支部现象利弊分析

利的方面。在我们下村调查走访中，不少联村干部、村干部和村民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要使家族党支部有较强的战斗力，前提条件是亲属党员、特别是亲属党支部书记自身素质要过硬。在此前提下，才能派生出二方面有利因素：一是能有利于意见的统一，提高工作效率，一些亲属党员间能利用各种情感因素，群策群力，共同搞好农村党支部各项工作。二是有利于加强内部团结，形成合力。

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民法典终于被提上立法议事日程。其中，尤为引起世人关注，令学者欣慰的是，“调整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亲属法，将历史性地回归为民法典的一编。[1]

亲属法，作为一定社会亲属制度的法律形式，源远流长。一般说来，社会制度越古老、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属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或其地位低于其他民事法律。因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则，由它来组织一个由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构成的市民社会，身份法和财产法也就是民法规范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身份法即是亲属法，它因所调整的民事关系（亲属关系）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成为一国法律体系和民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因为此，在当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大都设亲属一编。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立法尽管采单行法主义，如结婚法、离婚法、家庭法、收养法等等，但它们的总和是与亲属法的调整范围相当的。

中国要制定何种风格的民法典，[2]不仅关系到整个法典的体例和条文，也直接影响到亲属编的结构和条文设计。另外，半个世纪来，中国一直将亲属法作为独立于民法之外的法律部门，先后颁布的两部调整亲属关系的基本法律《婚姻法》，都是“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型立法。[3]2001年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只是中国亲属法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是立法机关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先做必要补充和修改；亲属法体系的规范化、系统化，留待下一步制定民法典时再做考虑的两步走思路的明证。因之，现在设计民法典亲属编体例时，必须坚持走“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民法典”的道路，[4]同时，在具体条文的设计上，应当着眼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和学说，并将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成功、合理之处予以采纳。

本人有幸成为梁慧星研究员负责的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成员，负责亲属编前五章条文的起草。在撰写相关条文的立法理由和说明过程中，对现行法上的诸多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故写成本文。全文除序言、结语外，由五部分组成，除第一部分是有关亲属法在民法中地位和立法名称的论述外，其余部分均从具体条文的设计出发，针对现行法上的问题，就亲属通则性规定的设定、不宜结婚疾病、事实婚姻的效力、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四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这些仅是亲属法诸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希望借此研究，对中国民法典亲属编成为具有中国时代精神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法律”[5]，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亲属编的地位与名称

（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