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范文10篇

一、我国侵权法归责原则的立法现状

《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项规定历来被视为我国侵权法的归责原则,即过错归责原则和无过错归责原则。我国将制定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采用什么样的侵权法归责原则,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理论主张,主要有这样几类意见:1、单一的过错归责原则说(简称“一元论”),该说否认在过错责任之外设定任何其他的归责原则,主张扩大过错责任来解决侵权责任法新领域的问题。2、二元归责原则说(简称“二元论”),该说认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共同作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一般侵权采用过错责任,特殊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3、多元归责原则说(简称“多元论”),主张归责原则多元化,除设立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外,还应当设立诸如公平原则、危险责任等归责原则。[1]在我国的《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编(草案)》中,第1条规定:“由于过错侵权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侵权人有过错的,受害人不必证明侵权人过错;侵权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第2条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人们对于已有的《民法通则》和《民法典(草案)》中的归责原则的上述表述是颇有微词的。一些观点认为,这样的表述在用语和理论解释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类似“没有过错”这样的用词显然在逻辑上是存在漏洞和问题的。此外,对我国将要建立的侵权责任法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意见分歧也是很大。

二、对现有侵权归责原则理论的思考

(一)“一元论”、“二元论”的观点区别解析

“一元论”的观点认为,只有过错才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未来的中国式民事责任体系应当只有一个归责原则,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只是这个过错原则是在原来传统过错原则基础上发展的过错原则。[2]“一元论”观点还认为,让责任人承担责任是因为:归责的实质“乃是对行为的社会谴责,而这种谴责的依据乃是未尽到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义务”。

“二元论”观点认为,应当将侵权法中的一般侵权采用过错归责原则,特殊类型侵权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二元论”者虽然没有否定“过错归责原则”的宗旨,但将该归责原则仅适用于一般侵权,对于特殊侵权认为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二元论”观点强调特殊类型侵权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归责事由在于:让责任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责任人“潜在的对他人产生侵害的危险性以及加害人的优势地位”。“二元论”观点主张者还认为,对“没有过错”的解释应当是“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

共同侵权是相对于单独侵权而言的,共同侵权涉及复数侵权主体,在构成要件与责任承担上与单独侵权相比,存在着特殊性;同时,共同侵权的形态在侵权法中的表现也是多样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侵权相互之间在要件构成、责任承担与抗辩事由等多方面也各具特殊性.因此,许多国家通常都以制定法形式分别类型对其作出特殊规定.我国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作为全面规范侵权责任的基本法,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也对共同侵权的几种具体类型进行了归类,并在第二章用五个具体条文(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对其分别进行规定;此外,还用两个条文(第13条、第14条)对作为共同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连带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使比较复杂的共同侵权问题让人一目了然.

一、共同侵权的涵义广义上的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加害人实施的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行为.这一概念包含了以下含义:

第一,加害主体的复数性.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必须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否则不构成共同侵权.当然,数人中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民法理论认为,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其应当具有侵权责任能力,即对于事物之是非利害有认识辨别之能力.

我国侵权法上没有明确侵权责任能力这一概念,但实际上我国侵权法上是承认侵权责任能力理论的,这可以从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的设计中推导出来.

第二,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共同侵权中损害结果的同一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形:一是指在狭义的共同侵权中,数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结果.共同侵权行为的特点就在于数个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的损害后果.二是指在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中,各行为人的行为偶然结合造成对受害人的同一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1条和第12条都规定,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当然,这里的同一损害是数个行为偶然结合的结果.三是指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虽然数个行为人都从事了危险行为,但是最终只是造成了一个损害结果.四是指在教唆和帮助侵权中,其结果也表现为同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

二、共同侵权的具体类型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借鉴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进行了归类,共用五个具体条文规定了四种类型的共同侵权形态.

伙伴救助义务是一种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是指人们基于共同意思而从事某种活动或者处于某种环境时,一方面临人身危险,另一方应给予力所能及的救助。此种义务乃侵权法上交往安全义务的一部分或者延伸。

一、伙伴救助义务的履行

(一)伙伴面临人身危险

履行伙伴救助义务的前提是伙伴面临人身危险,这种危险可能导致伙伴生命的丧失或者身体的伤害。如果伙伴面临的危险只是财产上的,另一方没有救助的义务,因为一方面救助人的人身安全重于被救助人的财产安全,况且救助义务是一种强制作为义务,是对救助人的自由的限制,任何人的财产利益不足以与救助人的意志和自由相抗衡。相反,生命在一切价值中居于最崇高的地位。生命权无可选择、不可回复,是一切权利的源泉。生命丧失,直接消灭的是享有权利的主体,而其他权利受到限制,并不影响主体的存在。身体与生命唇齿相依,身体之完整性,与人之生命有近乎相同的价值,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对生命和身体给予最高标准的保护。这种高标准保护,与本文主题相适应,表现为人身安全与自由、财产安全的协调过程中,呈现出动态的或者不完全相同的注意标准和防范措施。

在一般情况下,对自由和安全的公平协调要求预防程度高于最低成本。当争议中的风险将生命和肢体置于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的实际危险之中并且增加的预防成本适度时,公平就要求采取降低危险的预防措施。伙伴义务的产生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当生命和肢体遭遇严重损害的危险时,需要牺牲另一方的自由而要求其履行作为义务以防止损害发生。损害在何种程度上是严重的?答案是:当他们从根本上会损坏人们普通的生命进程或对善的追求时,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支付赔偿金不能恢复或者消除此种损害。死亡是标准的严重伤害,它导致生命的提前终结,不可能通过支付赔偿金而得到恢复,也不能被分解为众多较小的损害从而能在一些可能的加害人之间进行分散。严重的且无法救治的疾病和严重且永久的身体伤害在严重性上仅次于死亡。[1]相反,财产的损害则可以通过上述手段加以恢复或者分散,这就意味着财产损害并非严重损害,财产危险发生时,仍只需要维持适度的预防成本,伙伴不具有救助义务。

(二)提供适当救助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协办，隆重召开“第二届中欧侵权法国际研讨会”。感谢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尤翰林教授努力推动中欧之间的学术交流，也热烈欢迎来自中外的侵权法专家和学者！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三年来，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展开合作，分别于*年7月、*年12月召开了两次重要的有关侵权法立法的研讨会。来自中国的各位专家学者与来自欧洲的一些著名侵权法学者针对侵权法的重大疑难问题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以往的研讨中，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例如，在侵权法立法模式上，既要有一般条款，又要针对特殊侵权具体列举。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有些问题是具有共性的问题，如一般条款和特殊侵权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可以借鉴欧洲的先进经验；而有些问题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如专家责任，在欧洲专家责任都是个人责任，但在我国专家基本上都是隶属于一定的公司或机构中职业的，所以，专家责任通常都是一种团体责任。

我们今后的研究重心应当放在侵权法方面，因为自从今年3月16日，我国物权法颁布之后，举世瞩目的中国侵权法起草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民法典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制订的方式，所以，侵权法的起草工作是中国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能否尽快地出台中国民法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部高质量的侵权法能否及时颁行。在制订过程中，有如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该法律应当称为“侵权责任法”还是“侵权行为法”。

我们制订侵权法首先遇到一个名称的问题，即该法律应当称为“侵权责任法”还是“侵权行为法”。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倾向于使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理由在于：其一，侵权行为法更多地强调为自己行为负责，而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多地要为他人行为负责，采用“侵权责任法”的提法就可以将这些为他人行为负责的情形包含进来。其二，侵权行为法更多地强调过错，而时至今日，公平责任、危险责任等日益增加，采取“侵权责任法”的提法就可以很好地包含这些不以过错为要件的责任。

二、关于侵权法与人格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的关系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将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侵权的归责原则、即发侵权理论引入立法，以及知识产权权利的范围等方面。作者试图对这些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对其中在理论届争议很大的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问题进行初步的剖析，并就TRIPs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TRIPS协议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归责原则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将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侵权的归责原则、即发侵权理论引入立法，以及知识产权权利的范围等方面。作者试图对这些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对其中在理论届争议很大的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问题进行初步的剖析，并就TRIPs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TRIPS协议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归责原则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一、问题提出：美国侵权法中的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博弈

怀特教授在《美国侵权行为法：一部知识史》一书中将美国侵权法史划分为概念主义、现实主义、共识思想和新概念主义四个时代，并从知识史角度体现了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在增订部分，他通过对过失原则复兴现象的观察，展现了贯穿侵权法的若干循环模式：私法与公法，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惩罚与补偿等。在书中，怀特所描述的一种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因素在侵权法中的博弈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侵权领域，个人正义似乎是永恒的主题，而公共政策却很少为人所知。事实上，围绕公与私的本位，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在侵权法发展历史上产生过数次交锋。这种交锋，其本质是侵权法惩罚或补偿之根本目的变化的体现。在侵权法的“棋盘”上，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正如“棋手”，而过错责任、严格责任、注意义务及因果关系等侵权法核心要素的变迁，都如“棋子”一般，受“棋手”驱动。例如，在个人正义占上风时，过错标准被严格遵循，而公共政策占上风时，严格责任则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怀特认为正如“棋手”的下一步走势是难以推知的一般，侵权法难以确定一个“综合性的责任标准”，其未来走向也是难以预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错的意外存续正是这种无法预测性的强力佐证。但是，事实上，侵权法本来就不可能存在一个简单的责任标准，因为其责任标准受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博弈的影响，这种博弈注定了侵权法的规则原则是复杂、动态、综合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社会环境变迁及思想变化的角度来揣测侵权法的发展趋势，正如我们虽然无法精确预测“棋局”的下一步，但总能从以往对弈的蛛丝马迹中窥见“棋局”的走势一般。

二、历史研究：美国侵权法中个人正义倾向与公共政策倾向循环

美国侵权法发展历程伴随着个人正义与公共政策倾向的循环，夹杂着公或私本位讨论。19世纪末，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应遭谴责的民事不法行为进行惩罚或震慑，个人正义因素在侵权法中占主导地位，而补偿制度的观念尚未出现。二十世纪十至四十年代，侵权法的范围悄然发生了扩张，相对性义务的出现显然在呼唤对个案进行利益衡量。伴随着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的出现，公共政策走上侵权法的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法律思想中民主、平等的因素开始抬头，两种竞争性的法律思想并肩而行，一种认为普通法是公共政策的工具，而另一中倾向个人正义的保护。比较过失、产品责任及隐私权的新发展，体现将侵权法作为公法的思想，正在取代将侵权法作为私法的思想，对公共政策维度的关注达到顶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过失责任被证明对个人正义的追求更有效率。从以维护个人正义为目的到倾向公共政策考量，再到个人正义的复兴，美国侵权法完美展现了私—公—私的循环。作为一个论据，过错责任的发展完整地伴随着这一循环。在个人正义时期，过错责任产生并猛烈发展；公共政策时期，过错责任受限，严格责任产生；而在个人正义再次抬头的今天，过错责任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猛烈复兴。法律史的背后是思想史，将侵权法的发展与时代思潮的变迁结合起来，才能在现实中观察侵权法的演进与发展。十九世纪晚期，过失侵权的产生深受概念主义影响。二十世纪初期，概念主义由盛转衰，美国的思想出现现实主义的倾向。现实主义学者主要以客观性与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诉求和研究目标，侵权法中个人正义因素开始减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共识思想的产生实际上是将现实主义披上了修正概念主义的外衣，此时的侵权法裁判已经是法官对公共政策的衡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概念主义基于经济理论和道德哲学分析等法律外部视角，为侵权法注入了新活力，个人正义抬头趋势再次显现。侵权法“活在体系的复杂的‘事实性’中，并在其中得到理解”。法律史的背后是思想史，思想史的背后是社会发展、思想变迁、政治压力或文化形态等外部因素。事实上，个人正义可能较为稳定，但公共政策确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任何时代的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更不可能抛弃孕育其生长发育的时代文化背景。概念主义的背后是美国内战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为重构社会秩序；现实主义发源于二十世纪初社会改革阶段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猛烈批判；共识思想源自战后美国人运用法律中的价值和原则使“自由美国”区别于“集权主义”的呼唤；新概念主义及其后的侵权法变迁，则至少部分可归因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时代思潮的转向，依靠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正在逐步让位于市场解决方法。事实上，正是这些社会环境创造了美国独特的社会思潮，从而像蝴蝶翅膀一样，改变了侵权法的发展走向。

三、对比思考：美国侵权法与中国侵权法

侵权法属于私法领域，其审判中的个人正义因素广为人知，但其补偿目的蕴含着公法中的利益分配，这一点很少被注意到。事实上，公与私的交锋在侵权法利益衡量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提起这种利益衡量，必须谈到美国共识思想时期的侵权法——公共政策的巅峰。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美国侵权法研究的主流思路是综合的法律概念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创见，寻求立法者与司法者在其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可能遵循的核心价值或基本原则，即所谓“共识”。共识时期是侵权法中公共政策因素“战胜”个人正义，达到鼎盛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学者是普罗瑟，他给修正的现实主义披上了概念主义的法则外衣，创造了法官试图做出理性裁判，并反过来在法条中为其案件结果找出有效理由的审判方法。这种审判方法让人感到十分熟悉。中国法官在侵权法具体案件审判中关于公共政策的运用与美国共识时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新型的侵权案件层出不穷，法律毕竟具有滞后性，不能穷尽所有情况；其次，舆论的力量逐渐扩大，法院在判案时“潜移默化”或者不得不将公共政策考虑其中，因为这代表了社会的“民意”，或者说是公共价值观；最后，公共政策类似于兜底条款，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不得不引用公共政策作为判断依据。但在中国，公共政策的考量似乎占据了过于重要的地位，甚至有“过度”使用公共政策之嫌。以最高法院公报案例为例：1985~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侵权案例有130余个，其中至少12个案例与公共政策因素有密切关联或者说按照公共政策进行了审判。众所周知，法条具有稳定性和可知性，而公共政策因素具有不可预知性，这种不可预测是对法律稳定性的打击，这也是美国侵权法在共识思想后逐渐降低公共政策因素的原因，所以中国法院审判中的此类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侵权法；结果责任；经济分析；矫正正义；理性不及

内容提要:作为侵权法基础的结果责任的正当性问题由此被提出，而对其加以证明则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经济分析理论和矫正正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为侵权法中的结果责任寻找适当的理论基础；二是通过对社会化保障体系的具体分析，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为结果责任的正当性提供证明。通过对新西兰社会实践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侵权法保障自由与正义实现的功能在理论层面获得肯定。

自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机械大工业的日益发展，无过错责任制度逐渐在侵权法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的政策逐渐成为各国施政者的共同理念，覆盖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建立起来，从而对原有的、调整该领域的侵权法制度造成了冲击。由此，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侵权法学者发出了侵权法面临危机的惊呼。比如，美国加州大学的费莱明（Fleming）教授认为，侵权法处在十字路口，其生存正遭受着威胁；英国剑桥大学约洛维奇（Jolow-icz）教授指出，侵权法正面临着危机；瑞典学者约尔延森（Jorgensen）更断言侵权法已经没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英美法学界开始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普通法尤其是侵权法进行研究，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分析法学成为其后美国法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流派，该学派运用现代经济学概念和模式对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同时，经济分析法学受到了来自以朱尔斯·科尔曼（JulesColeman）等学者为代表的道德理论的有力挑战。[2]（P187）但无论经济分析理论抑或道德理论都是试图对面临危机的侵权法体系进行有效解释。本文即以此为目的，并试图通过对经济分析理论和道德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而为以结果责任为特征的侵权法提供更加稳固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现实存在的其他种类的风险和损害规制体系，如社会保障体系及责任保险体系，能否部分甚至完全地替代传统的侵权法制度，也关系到侵权法体系的存续，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关涉到能否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作为侵权法基础的结果责任的正当性提供证明。新西兰作为世界上惟一存在的、以损害赔偿社会化体系完全替代传统侵权法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为本文进行分析研究的样本。

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与结果责任

网络在社会上的普及和在新闻媒体上的普遍应用导致了新闻侵权的不断发生，社会上部分新闻媒体为了眼前的商业利益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向大众传播不真实的新闻，严重违背了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以及伦理底线。网络新闻侵权行为对我国新闻事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网络新闻环境的改善已经成为网络界和新闻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网络新闻传播侵权行为新闻侵权，指的是新闻媒体如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公共网站在向大众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信息完全伪造、部分不真实、过于夸张或者情况真实但属于法律禁止传播的事项等情况，从而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利，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行为和事实。网络新闻侵权是新闻侵权在网络领域内的表现形式，是新闻工作人员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渠道，向大众传播失实新闻信息或者法律禁止的内容，违反新闻法律、法规，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事实。[1]我国正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公平和正义在社会和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网络的发展给人们的信息交流传播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让人们享受到了一定的自由和平等，但是新闻特权也在这个空间中慢慢成长，权力的滥用也反映在网络传播当中，其中网络新闻侵权就是社会失衡的表现之一。网络新闻侵权的频繁发生已经让新闻媒体失去了应有的最基本的客观公正，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严重损害了新闻价值本身，也对网络新闻单位正常工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导致新闻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网络新闻传播侵权的类型网络新闻侵权纷繁复杂，比较常见的网络新闻侵权有对当事人的人格侵犯和对当事人的著作权侵犯等。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肖像权以及隐私权等，人格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力之一，受到法律的保护。

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没有处理好新闻信息和当事人的人格之间的关系，或者散布有损公民人格的新闻信息时，都会造成人格伤害，构成网络新闻侵权。网络新闻传播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名誉权是一项很重要的人格权，1998年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名誉纠纷分两种情况：1.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2.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的同意或默许，致使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新闻侵害名誉权。网络新闻侵害公民名誉权往往以侮辱、诽谤和宣扬他人隐私等不同形式出现。下面笔者以具体案例来说明网络新闻侵害公民的名誉权的法律实践。“律师状告新浪网侵犯名誉权”，因为新浪网发表了一则新闻，是转载其他新闻单位的新闻，其小标题“借款不还，名律师做了被告”、“判决不履行，名律师成了被执行人”等，并对当事人违法进看守所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当事人看到这篇报道后，认为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于是起诉，要求新浪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决新浪网向该律师赔礼道歉，道歉内容时间不少于30天，同时赔偿受害人精神抚慰金5000元。新浪网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应负有向社会真实信息的义务，如果新闻是转载或者从其他地方所得也应有核实信息的义务，所以新浪网不能排除自己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责任。网络新闻传播侵害公民的肖像权。肖像权是公民客观享受的专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有权禁止他人非法使用自己的肖像或者对其进行玷污和损毁。网络的快速发展让新闻信息铺天盖地般涌进人们的视野，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是色彩绚丽的图片和动态影像。图片处理技术的成熟给网络上的图像新闻提供了大大的方便，正是由于网络的这些特性，让网络新闻侵权也有意无意地发生在网络传播当中。举例分析：海南一家大型的综合性网站使用一名女模特的照片，作为一则关于扫黄打非的插图使用，当事人认为网站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并将这家网站的主办人诉至人民法院，很快法院判决女模特胜诉，侵权网站赔偿原告2万元，同时向原告赔礼道歉，在网站上持续一个月，道歉内容须经法院核实。首先，被告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原告的照片，已经构成对原告肖像的侵犯。其次，该网站把原告的照片作为扫黄打非的反面例证来使用，其行为贬低了原告人格尊严，给原告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行为足以认定为侵犯名誉权。正是由于网络新闻媒体对新闻图片不负责任的修改、使用和转载等，才不断出现网络新闻侮辱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案件发生。

网络新闻传播侵害公民的著作权。网络新闻传播通过网络链接导致侵害他人著作权；上传、转载、复制、粘贴等损害著作人的著作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决定》规定：“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本人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并注明出处，不构成侵权。”这可以看出作者只是将发表权授予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商业网站则无权登载作者的作品。网络新闻传播侵权的原因构成侵权的新闻在法律上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1.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包含行为人故意行为和过失的行为；2.损害事实和侵害行为二者之间在逻辑上具备因果关系；3.侵权损害的事实已经发生并客观存在；4.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3］当前社会上构成新闻侵权有很多原因，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社会原因；二是新闻传播者本身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首先来看社会原因。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深刻转变的非常历史时期，影响到我国新闻事业体制的变化，这是新闻侵权多发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各类新闻媒体逐渐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新闻侵权事件通过行政得到解决的可能不复存在，同时大量非机关性质的报刊得以创办，他们凭借商业头脑和文化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而这些报刊的记者一旦发生新闻侵权行为，根本无法通过行政途径得到解决。其次，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健全，全民法治意识的普遍增强，这是新闻侵权多发的深层原因。1982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被写进《宪法》，1986年《民法通则》更为公民或者法人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许多公民认识到，新闻媒体或者新闻记者一旦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权益的受害方，自己便可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再次，新闻记者观念的变化是导致新闻侵权多发的又一原因。许多新闻记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新闻材料把“正在发生的事实”写进了新闻的定义，而这些新闻未经任何部门的核实，甚至还没有客观发生、存在，这就导致大量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还有些记者喜欢创新，主观意识强烈，在新闻创作中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导致新闻纠纷不断发生。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丢失信息、误传信息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存在方方面面的外在条件，也增加了这一过程中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新闻传播有失实的可能，这可以称为“客观新闻失实”［4］。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数新闻工作者缺乏自律，在主观上参与虚假报道，为吸引读者采写、传播无效新闻，这种新闻侵权往往会被诉至法院。例如，有“中国足球第一案”之称的陆俊诉羊城体育报一案，就是失实侵权的典型案例。此外，部分新闻工作者缺乏吃苦意识，不愿意深入第一线采集新闻材料，而是通过网络抄袭，言过其实，对他人作品进行加工整理后就发表，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这种仅仅重视新闻事件的轰动性与吸引力，忽视新闻采段的合法合理性，常常导致侵权事件的发生。网络新闻传播侵权的预防坚持新闻政策的“三性”及其指导作用。所谓的新闻“三性”是指政治敏感性、政策规范性和舆论导向性，这是我国新闻界一直强调新闻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依据。当今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间的竞争需要一个坚定的、合理的政策法律规范做后盾，以保证媒体的健康向前发展。部分新闻媒体在坚持新闻原则的问题上产生了犹豫，这就为新闻侵权的发生提供了不好的前提条件。当前社会变革激烈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更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新闻政策的重要引导作用，减少新闻侵权事件的发生，营造一个文明健康的新闻氛围。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真实性的内涵包括“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坚持这一原则可以避免新闻报道只注意整体而忽视细节或者只注意细节而忽视整体的“名不副实”的局面，减少新闻侵权。

坚持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新闻媒体工作者要时刻注意自己在新闻传播中的角色定位，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刑事诉讼案件就是由于新闻工作者没有做好自己的职业定位造成的，写下不符合实际的新闻结论，无意中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学习业务理论，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技能。从新闻工作者本身找原因，从执行者的角度来审视新闻侵权，让新闻人员树立“为人民服务”、“吃苦耐劳”、“客观公正”的观念。学习相关的新闻法律知识和原则，在实践中多学习，提高鉴别侵权新闻行为的能力。仔细研究侵权新闻，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新闻侵权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法律知识的疏忽大意或者过失造成的。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在新闻媒体方面的法制也会进一步健全，新闻法律的颁布会使越来越多的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对新闻法律法规知识进行系统的理解掌握，以便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减少新闻侵权事故的发生。

摘要：责任保险制度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责任保险产生后，对侵权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介于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屏障，改变了侵权法的格局。本文即在于对责任保险加之于侵权法律制度的影响进行探讨。本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一部分意在说明所研究问题的背景和框架。第二部分全面论述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中，重新审视了责任保险削弱侵权法遏制功能的观点。第三部分通过对两种危机——侵权法危机和责任保险危机——的分析，进一步动态地揭示出责任保险对于侵权法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了侵权法危机与责任保险的关联。第五章分析了责任保险与侵权法的互动。责任保险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侵权责任的大幅扩张和不确定性增强。为了解困责任保险市场，美国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大张旗鼓地进行侵权法改革，采取了诸多限制侵权责任的措施。这种状况表明，责任保险与侵权法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单向的寄生关系，而演进成了双向的共生关系，彼此都不能离开对方而独自存续。责任保险既以分散风险的技术支持侵权责任的扩张，使侵权法历久而弥新，又以市场化的手段展示侵权责任的轻重，对侵权法盲目扩张责任的势头给予及时的提醒和必要的制约。

导言

侵权法源远流长，在法律产生之初即有侵权法的存在。侵权法历经几千年演变，已经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虽然侵权法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但似乎已经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而陷入重重危机。它不但使侵权行为人叫苦不迭，更是难以抚慰处境凄惨的受害人。于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各种替代性赔偿机制接蹱而至，威胁着侵权法几千年不移的统治地位。

责任保险制度发轫于19世纪初。从最初的受压制状态发展到今天，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经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责任保险的出现给包括侵权法在内的诸多法律制度都带来了崭新的局面。当然，受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侵权法，以至于不考虑责任保险的因素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现代侵权法的实际运作状况。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究竟造成了哪些影响？它是否在增强侵权法赔偿功能的同时削弱了侵权法遏制事故发生的功能？西方学者所惊呼的侵权法危机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与责任保险有关？英美所经历的责任保险市场的危机又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是否与侵权法有关？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国外的学者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许多过关侵权法的教材和专著中，辟出专门的章节描述责任保险对于侵权法的影响。在论述侵权法前景的时候，更是少不了要论及责任保险。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于前述诸问题虽有所涉及，但均不太深入和全面，而且对于责任保险的运行机理多有误解，因而有必要将其辨明。

由于我国责任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而且颇不发达，对于侵权法的影响还不太明显，基础资料也非常缺乏，因此，本文主要围绕英美——尤其是美国——的责任保险状况和侵权法状况进行论述。本文试图运用历史、比较、经济分析等方法来剖析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揭示责任保险制度对侵权法律制度的影响，探讨责任保险与侵权法危机的关系及责任保险危机与侵权法改革的关系，进而指出这两种危机对我国侵权法发展和责任保险发展所可能具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