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范文10篇

秦汉时期的黄金货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西汉时期黄金货币的大量使用；东汉时期黄金货币"突然消失"。一千多年来，人们对秦汉时期的黄金货币议论纷纷。有的人怀疑西汉史籍中的"金"都是铜或至少部分是铜；有的认为东汉黄金货币的突然消失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一个难解之谜；有的认为西汉时期黄金货币的大量使用已达到"金本位时代"，有的认为西汉的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这些问题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秦汉经济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在讨论中，人们仅从黄金而论黄金，忽略了黄金与"下币"铜钱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考古出土的黄金资料着手，进而探讨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不协调的关系，对两者所产生的一些奇特现象作一些分析。

一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的国家是楚国。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黄金作为交换的文献记载，但要把一定量的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标记，则是从楚国开始的。楚地盛产黄金，因此所铸的"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摘要：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秦汉时期，包括了秦、西汉、东汉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文化的总结和跨越，其中这一时期的石刻艺术是我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秦汉石刻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保存着浓厚装饰性趣味的中国艺术。“秦汉时期的石刻艺术不在于造型是否写实，而在于传神写照，它以作品雄浑的气势和内在的力量，成为秦汉时期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画像石；墓石刻；风格…

一、秦汉时期石刻类型

秦汉时代的画像石和墓石刻是雕刻着不同画面，用于构筑墓室、石棺、祠堂或者石阙的建筑石材，兼具绘画与雕刻两种造型形式。画像石萌发于秦末西汉初期，东汉时期画像石最为流行，形成了四个中心区域。汉代画像石的艺术特点体现在构图方式、形象塑造和雕刻技法三个方面。首先，它在构图方式上都遵循着传统的法则，多运用中国所特有的散点透视构图法以及运用分层的方式来布局画面诸多形象的空间位置，几乎所有的形象都是按照上下关系层次或者左右关系罗列而获得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而几乎没有从中发现有提供向纵深方向继续延伸至广阔空间的暗示。其次，形象的塑造也仅仅是具有了形象与影像的观察判断，以及仅用线描表现手法这两个显著特点，至于物象所能表现出的体积感，都基本消失在了剪影式的平面造型中。画面中的轮廓线几乎都是运用了那最优美的曲线去强调各种形象的形体美，或动感体态。几乎所有的形象都处于无尽的运动瞬间，或行进、或舞动、或顾盼、或飞腾，无不展现曲线所固有那种扭转而紧张的力量之美。最后，雕刻技法主要有阴刻线、阳刻线、浅浮雕等等，最普遍的是减低平雕加阴刻线。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武梁祠画像和沂南石画像。汉画像石分布地区广泛，在我国多数省份都有发现，但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区域，如河南、山东、江苏、陕西、湖北、四川、安徽和山西以北地区，北京、河北、浙江等也有少量分布。画像石、墓石刻的艺术风格总得来说有力、简洁、质朴。像山东的画像石质朴、厚重、线条流畅，有装饰的效果，河南南阳的画像石气势宏大、装饰豪华、刀法苍劲、壮实雄健，四川的画像石造型生动活泼、线条俊俏，陕西的形象夸张，不拘小节，张力强劲等等。

二、石刻风格

西汉王朝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经济文化方面，在艺术层面上也继承和发扬了前代优秀的艺术传统，又大胆地吸收借鉴了外来的艺术形式，从而使汉代的雕像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霍去病墓石刻群就是西汉纪念碑式群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范，是雕塑艺术在造型方面打破旧程式，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霍去病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能征善战，曾六次率军抗击匈奴，为汉朝边疆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24岁就英年早逝。汉武帝为表彰他的卓著功勋，特地为他修冢纪念。霍去病墓室石刻群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卧牛、野猪和野人抱熊等，除马踏匈奴被置于墓前外，其他石刻都散置于墓冢周围。这些石雕皆采用“相形取石”、“因材施雕”的方法，将圆雕、浮雕和线刻技法综合运用，刀法简洁洗练，造型朴拙粗放。给人以不浮华、不繁琐、不矫揉造作的感觉，那种蓬勃、豪放的气势与精神正是借助这些单纯、朴拙且自然的“相形”之石来直接表现的，这恰恰是在无形之中巧妙地缔造了艺术中那种巧夺天工的气势雄浑之感。借用温克尔曼的话说就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霍去病墓石刻群中最为著名的是马踏匈奴，他以硕大的花岗岩雕出战马将匈奴侵略者踏翻在地的场面，战马庄重沉稳，矫健轩昂，踏在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握弓箭仰面朝天，并且有挣扎欲起之势。而且整个雕塑不做凿空处理，浑然一体，突出了大的场面，加强了自身的整体感和大型圆雕的雕塑感。马踏匈奴赞扬了霍去病击败匈奴的历史功绩，赢雄健的战马象征主人的艰苦卓绝和英勇豪迈的气概。霍去病墓石刻群是中国古代雕塑接受外来艺术后融会贯通的成果，这种方式刻画出了作品雄浑的气势和内在力量，避免了早期雕塑生拙的弱点，成为汉代石刻艺术的一大特点。还有南阳画像石中的的弯弓射鸟，陶俑的长袖善舞，人驾车马征战的各种情节，以及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与动物的行进行列……在这些情节中所突出的多是高度夸张化的艺术形态，或是手舞足蹈的大体态的运动，或是异常单纯且朴实简洁的整体形象。粗犷的线条所勾勒出的粗轮廓的形象与场景，所展现出的整个汉代的艺术生命也正是在这样的夸张体征姿态和大体态的运动中，正是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去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形成的“气势”之美。在朴实无华的汉代艺术中，也正是这些运动、力量和“气势”等艺术所特有的表现“元素”成就了汉代艺术美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与六朝以后的静态姿势和内在精神，是有着鲜明对照的。总之，汉代画像石不仅开始重视了画面中整体的布局效果，还在人物故事情节的塑造方面展现了很多成功的范例。它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那古朴自然与大气雄浑的绘画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秦汉文化艺术充沛的生命力，粗犷的时代豪气和充盈的元气的融会贯通，激荡斯磨，就升华而为凝重与飞动的统一，冲决而为辉煌大赋，壮观宫殿，瑰丽画像，每个时代所特有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其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同时它也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推动政治和经济向前发展。秦汉的艺术形式使我们认识到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往往正需要这种源自天然最朴拙的物像所蕴含的内在紧张的力量之美，以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并为此后两千年封建文化艺术奠定了发展基础。

考点指南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和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特权制社会。远在秦汉时期，这个法律特点使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同的，特别在刑法上的适用是不平等的，因社会等级的这种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刑法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形成了刑法特权原则。分析秦汉时期贵族官僚刑法的起源，了解秦汉时期贵族官僚刑法的内容，对于现阶段我国建立法治社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理论渊源

早在秦汉时期之前，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就出现了一些思想萌芽。据《礼法•曲礼》记载，周礼中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外特权。对此，唐代儒者孔颖达曾明确解释说“：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也就是说“，大夫”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是不会作出违法乱纪的勾当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在刑法上对大夫犯罪作预先规定；反过来说，即使大夫犯罪，也可以享受各种减免刑罚的特权优待。这种观点认为，假设官僚贵族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而国家对其进行任意形式的凌辱、折磨和治罪的话，那么就会动摇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观念，因此贵族官僚的人格与尊严是不能够容许任何形式的侵犯的。但是，对于“刑不上大夫”的这种刑法特权，到春秋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曾提出过“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口号，对旧贵族在刑法上拥有的特权表示了明确反对，不承认贵族有法律外的特权，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知，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法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另外，法家还表述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些论断表明先秦法家针对西周以来的礼法原则，提出了无论什么人犯罪都要绳之以法的思想，显示出一定的法治主义原则[1]28。

先秦时期，为了保持国君的尊严和维护法令的实施，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改革者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比如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新法刚刚施行还未到一年，以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保守派就跳出来进行恶意捣乱，唆使太子故意触犯规定的法令，达到破坏变法的目的，对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就将他们分别处以黥刑和劓刑。秦始皇面对嫪毐的武装叛变曾下达命令说“:有生得者，赐钱一百万；杀之，半百万。尽得等。”即便案犯逃离他国，秦朝也会竭尽全力重金所求进行果断惩罚，如秦将樊於期叛逃燕国，“秦王购之金千斤顶，邑万家”，最后是荆轲将樊於期的人头送回了秦朝。但是，先秦法家的这种做法并非是要从本质上废除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一方面其标榜废除了旧贵族免遭法律制裁的特权行为，另一方面其又重新确立了维护新贵族核心利益的特权行为。还是以商鞅为例，在太子犯事时，他认为“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并且在第一次变法时的法令中就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有无所芬华”（《史记•商鞅列传》），并且在刑法上也肯定了新的等级特权。秦朝在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也基本上实行了这一原则，尽管贵族、官僚在法律方面拥有的特权较小，但按照犯罪者的身份，在刑罚的适用上是有所区别的，仍存在“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如从云梦出土的秦简当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拥有爵位的人或者是官吏犯罪的行为，朝廷是允许采用金钱来赎罪的，但是某些比如赎死、赎官等赎刑仅仅只是适用于少量的贵族官僚而已。汉朝时期，随着礼教与法律逐步得到一定的融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被朝廷在治国的刑法当中正式确立下来，其主旨内容也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汉文帝时，著名儒者贾谊曾借周勃在狱中受虐一事上书汉文帝，主张恢复古时“刑不上大夫”的做法。受到周勃事件和贾谊言辞的感悟，汉文帝于是下令对于皇室宗亲和高官贵族赋予一定的特权，从此，即便大臣有罪，也是一般责令其自杀自戕，而不再遭受到任何形式的直接刑罚。当然，自秦朝时就有对官吏的“赎免”优待，汉代也有“上请”制度“，上请”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从“二千石”，扩大到“六百石”，从皇室宗亲，扩大到公侯嗣子，皆须先请而后执行[2]42。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八议”的说法，这是儒家经学大师们引“经义”对当时司法制度的特权原则所作的总结，但还没有完全成为法律，只是为封建刑法的特权原则“、八议”制度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几项内容

纵观秦汉时期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其主要包括刑罚适用上的优待、死刑执行上的优待和司法审判上的优待等几项主要内容。刑罚适用上的优待。此类刑法特权自古有之，据《礼记•文王世子》“，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明文规定某些刑罚是不能够运用于贵族官僚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贵族官僚犯罪的，则可以采用“赎”或者“放逐”等较为人性的方式来代替他们应当遭受的刑罚，比如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楚犯伤人罪，执政子产对他说“：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将他放逐到吴国。秦朝时期，尽管对于罪犯进行惩戒的刑罚执行形式各式各异，有斩首、戮尸、烹死、枭雄、车裂、诛族等，但是对于上层和贵族的官僚犯罪，则普遍采用劳役、迁移、撤销职务等较轻刑罚。汉代初期，一些儒家学者对官员贵族遭受严酷的惩罚状况非常不满，他们主张不能简单地以法律对待贵族官僚，当时上层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无道理，比如汉武帝时，狱吏凌辱大臣仍不足为奇，萧何贵为相国，仅因建议刘邦开放上林苑，就被刘邦投进了大牢；周勃出将入相，为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仅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备受狱卒的凌辱，周勃无奈之下，只得用千金向狱卒行贿，结果还是在狱卒的指点下，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感慨地说“：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在此种背景下，后期的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对汉朝的皇室宗亲和高官贵族赋予一定的刑罚特权，在刑罚适用上予以适当优待。死刑执行上的优待。秦汉时期，一般罪犯的死刑都是公开执行的，或斩首、或戮尸、或烹死、或车裂等，行刑手段相当残忍，但对于大夫之类的贵族官僚犯死罪可以在家中自杀而死，以示优待。这种优待方式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之，比如晋国大夫里克、郑国大夫公孙黑等虽犯有重罪，但都是被迫自杀而死的。秦汉时期贵族官僚获得这种死刑优待的事情更为常见。西汉时期，公元前170年，汉文帝的亲舅舅薄昭触犯刑法犯了死罪，但汉文帝并没有采取下狱处刑的方式，而是派人穿着丧服到舅舅家里痛哭流涕，最后，薄昭无奈只得自杀了事，受到了应该得到的惩罚。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前后嬗替，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说明《庄子·天下》等关于学术史的理解是正确的。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纵观历代政治得失，适时地完成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的嬗替是王朝取得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

一法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虽然法家中的许多人物都与儒家有师承关系，〔注：除著名的韩非、李斯为荀子的弟子以外，还有战国初期在魏国活动的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略同）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钱穆先生认为其言行近法家。见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熊伟整理），载《古史辩》第四册下编。〕但是从理论体系上看，法家思想是由道家渊源而来的。《管子·心术上》及马王堆出土帛书《经法·道法》中都有“道生法”〔注：《管子·心术上》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记载。在战国及汉初“黄老道德之术”和“形名法术之学”〔注：有学者称之为“新道家”、“道法家”。〕中，都有由道家思想向法家思想转变的倾向。道家学说中的“道”和“形名法术之学”中所讲的权、衡、刑、法、称、度等等，最初都是抽象的本体概念，是均平、齐一、普适的意思。法家从道家继承了“道”的概念，而使之与现实政治结合。道家追求天道的和谐统一，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法家则以“道”所生成的“法”为万物的纲纪，使一切事物都专决于“法”。另一方面，法家又通过“循名责实”的逻辑方法，使“道”、“法”等本体概念与具体的赏罚制度相对应，从而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律令。法家虽有兴秦之功，而卒使强秦二世而亡，尤其秦有焚书坑儒之举，故历来学者多轻蔑之。“道生法”的事实说明法家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境界也是很高的，与儒道二家一样具有学术的严肃性。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最强大的国家。秦始皇时期，秦国继续实行法治政策。在秦国著成的《吕氏春秋》一书中的思想，以道、法内容居多。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集大成的学者，也被征到秦国。韩非的同学李斯，被任用为丞相，秦代的许多重大政治措施都出自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政时，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处理，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表现出极端的法家作风。秦统一后，秦始皇决定不再实行分封制，并决定焚毁《诗》《书》百家语，标志着秦代所实行的法家政策达到顶峰。

以时间先后而言，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略早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注：参见陈鼓应先生近年的研究：《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但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早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却是法家。〔注：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活动略早于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但钱穆先生认为李悝、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政治活动已不完全同于孔子所主张的“仁政”，见前引钱穆先生文。〕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以后，使秦国的国力持续发展，引导秦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在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继法家之后，道家、儒家先后为汉代统治者所推崇，但后来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较之秦国推行法家思想还有所差别。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则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彻底法家化。〕从秦统一后各项政策制度的建立、君臣言论以及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等刻石铭文来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邹峄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辑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务皆贞良。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二十九年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三十七年南海刻石：“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秦代政治家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蓝图的描绘是既宏大又理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秦代政治的许多方面，都颇有可采，这一点已为汉代及汉以各代对秦的效仿所证实。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八人一起为秦始皇做寿。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的功绩，有“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等语。秦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趁机劝秦始皇效法西周实现分封制，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辅，以保障全国广大地区的长久安定。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建议为秦始皇所接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和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至此都随分裂时代的结束而告结束。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有一颇为独特的历史现象，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处于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秦汉时期与处于鼎盛阶段的隋唐时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惊人的相似，又仅存在于秦汉与隋唐时代。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证的秦汉、隋唐现象。我们是否应该从“一般”的角度，予以必要的审视与考察，从中发现某种“必然”的东西呢？下面，谨列举十种惊人相似的历史现象。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政治神话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而神话之所以发生功能，最基本的条件是被人相信，神话只有在被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才会成功地达到其目的。神话制造者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神话，他便必须显示他的言说与时代流行的理论观念、信仰是相符合的，如此，神话往往便被拖入非神话的论说里，其结果是神话结合在一般意识形态的架构之中，因此，政治神话往往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中一些普遍的信仰之上的。当它自身流行并成为信仰之一时，它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探讨政治神话演变的原因，必须结合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又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及结构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政治神话演变的契机与过程。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来分析商周秦汉之间政治神话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历史在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较多保存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制度与组织。夏、商、周三代普遍存在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宗族组织，当时的宗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实体，可以视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直接就是一个氏族或宗族的人为扩大。这种特点，也清楚地表现在先秦时代权力的分配制度上。

从现有材料分析，至少在商周时代，亲族关系是直接决定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天子权力的获得基本上是由于血缘的承续，在位天子只要其血缘的正统性得到确认，其权力的合法性地位就不容动摇；其次，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是同一国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公室与平民的关系。这二种政治集团常属于不同的氏姓。例如吴、晋与虞各国的公室都是姬姓，周天子的宗室。吴之平民为荆蛮，晋之平民为古唐国之遗，而虞之平民为有虞氏之后。第二种情形是同姓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如宗周与鲁、晋、卫、虞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说，他们之间的政治地位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各代之长子继承各国的法统，而少子则迁出藩屏公室，其政治地位对嫡长而言按比例而下降，分支分得愈远，其国其邑的政治地位就愈低。这固然是周代之礼制，但不少卜辞学者相信宗法制度的初型在商代就已经确定。第三种情形是异姓诸侯国公室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如鲁之姬姓公室与齐之姜姓公室之间的关系，与天子同宗同姓的公室政治地位高于异姓公室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9—302页，三联书店1983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商周时代，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属制度为直接的基础——由不同的氏族与亚氏族之对于嫡长世系的距离以及对于土地及其财货的占有与使用关系确定。上层阶级本身又分化政治地位相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的构成亦基于亲族群，显然不专指氏族而言，而包括氏族以内的亲族在内。

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商周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本文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一些思想或观念(不管是科学的、神学的、哲学的、习俗的)普遍流行，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相信，以至于视为当然的或自明的真理，并结晶为一些典型的模式，这些观念即为神话的框架与模式，如果填入相应的内容即成为神话。祖先崇拜的观念同样和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上文我们说过，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而祖先崇拜正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意识中心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发展的源泉。而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式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式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氏族所专有。祖先崇拜就是产生在氏族社会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远古，离开了氏族群体，个体成员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而氏族群体是在某氏族首领的统治率领之下的，于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对于氏族群体的依赖与寄托，大都要抽象为对某首领的酋长的服从与崇拜，加之，既然是氏族群体，成员与首领之间就一定具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情理关系，所以当个体把生存的热情与希望，对死亡恐惧的最终依靠投向那具有神秘威力的氏族首领时，就产生了祖先崇拜观念。大量的材料都能证明先秦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商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礼记·曲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

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先于一切日常生活的首要事情，祖庙及祭器高于一切其他日用器物。

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