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体，诉讼请求，证明规则，诉讼时效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行为，或者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三类人员。那么，除上述三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集中表现在“身份说”与“公务说”之争。笔者就此问题结合具体实例谈点个人浅见。

一、行政执法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行政执法单位本身属于事业编制，法律、法规赋予其行政执法权力；二是同一国家机关中，有一部分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他们在依法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受到暴力、威胁方法侵害，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换句话说，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身份说”认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身份的人员，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否则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笔者认为，研究某种犯罪，应当坚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上述人员从形式上看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行使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的管理职权和职责，其行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而国家公务活动是受法律的强制力所保证，当公务活动受到妨害而无法进行时，对于侵害人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而保障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立法本意之所在。如果将上述人员排除在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外，将不利于国家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将上述人员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是否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上述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将他们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并不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明确指出，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二、行政执法机关中聘用的非在编人员。实践中一些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担负的行政执法任务比较繁重，编制内人员难以适应行政执法任务的需要，因而大多采取合同的方式聘用一部分人员充实到行政执法队伍中，他们既不属于行政编制人员，也不属于事业编制人员。他们在参与行政执法活动中，或者单独进行行政执法活动，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公务的正常进行，对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人员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从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我们不难看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注重的是否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上述人员受聘于行政执法机关，完成聘用单位指派的工作，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公务性质而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公务活动无法进行时，应当承认他们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树立法制的权威。

三、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临时雇佣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时常会遇到比较繁重的劳务性工作，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活动及时、有效、顺利地进行，行政执法机关经常会临时雇佣一些劳务人员参与到行政执法活动中，如扣押违法物品的搬运工，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工人。他们在具体的劳务工作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工作无法进行，对于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现象上看似乎他们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得出结论。首先他们的权力来源于行政执法机关，是受行政执法机关雇佣完成其指派的工作；其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现象上看虽然仅是劳务性质，但在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是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更具鲜明的公务性；最后从危害结果来看，它不仅使具体的劳务工作不能进行，更重要的是使国家的公务活动无法正常、有序的开展。刑法设定的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客体正是国家公务活动的不可侵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虽然上述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由于他们受雇参与到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与整个活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其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上述人员也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当他们参与到具体的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

四、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该委员会成员的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即如果从事的仅是本集体组织的事务，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果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形下，其实际是在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对其应视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作出这样的判断完全合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因此，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在从事解释规定的工作时，如果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受委托的公务不能进行时，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认定，笔者赞同“公务说”的观点，只要是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受害人均可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对侵害人可以按《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前言

违约制度是合同法的重要，完善的违约制度是合同顺利履行的有力保证。国际贸易立法统一化运动的产物——《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有关国家在消除货物买卖冲突、促进国际贸易方面的重大成果，得到各国政府、贸易界、法律界的重视和好评。该公约的大多数条款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也是切实可行的。它规定了两种类型的违约制度：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是英美法上的制度，公约借鉴了这一制度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大陆法系没有预期违约制度，他们的不安抗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与之相同的作用。《合同法》兼采两大法系，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们的位置，但其规定与公约、英美法、大陆法都不同，而且尚未达到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的效果，其逻辑上的统一性、严密性、适用性等诸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本文将对预期违约制度的各种模式进行比较，探讨一下《合同法》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不足，特别是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的结合问题。

一关于预期违约

预期违约，是英美法上的独创制度，它是为了解决合同生效后至履行前发生在合同履行上的危险而建立的一项法律制度。预期违约制度充分体现了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它对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预期违约救济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实际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及时的解决合同纠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人为浪费。可以说，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制文明的一大贡献。

（一）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制度

在英美法中，预期违约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明示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英国法院在1853年做出的关于霍切斯特诉德拉图尔案（Hochsterv.DelaTour）的判决1，它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明确肯定的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英国法院1894年辛格夫人诉辛格（Syngev.synge）一案2，它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其自身行为或某些客观情况表明他将不履行合同或不能履行合同。英美法预期违约立法，以美国《统一商法典》最为典型和完善。该法典第2610条对明示预期违约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表示拒步履行商味道期的合同义务，而这种毁约表示对于另一方而言会发生重大合同价值损害，受害方则可以：（a）在商业合理的时间内等待毁约方履约；或（b）根据第2703条或第2711条请求任何违约救济，即使他已通知毁约方等待其履约和催其撤回毁约行为；并且，（c）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均可停止自己对合同的履行，或根据本篇第2704条关于卖方权利的规定，将货物特定于合同项下或对半成品货物作救助处理。”3第2609条对默示预期违约规定为:“(1)货物买卖合同意味着买卖双方负有不辜负对方要求自己及时履约的期望的义务。一方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对方有不能履约的危险，前者可以致函后者要求其对及时履约提出充分保证，且在他收到这种保证之前，可以暂时中止与他尚未得到约定给付相对应的那部分义务，只要这种中止在商业上合理。（2）在商人之间，应根据商业标准确定认定具有不能履约危险的理由是否正当以及履约保证是否充分。（3）接受任何不当的交付和付款并不受害方要求对方对未来履约提供充分保证的权利。（4）一方收到另一方的正当要求后，若未能在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提供这种根据实际情况能按时履约的充分保证，即为毁约。”4

论文摘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纪委第六次全会、市纪委第五次全会和省、市政府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彻底纠正征用土地中损害我区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严肃查处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等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现就区治理征用土地中侵害农民利益工作提出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努力实现在征地中不发生新的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等侵害农民利益问题，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妥善解决征地农民长久生计，逐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切实维护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

二、组织机构

成立专项治理征用土地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工作组。

三、主要任务

摘要：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体，诉讼请求，证明规则，诉讼时效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摘要：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体，诉讼请求，证明规则，诉讼时效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国家一系列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一些地方目前在土地征用、土地承包、农民工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侵害农民经济利益现象。据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提供的情况，当前侵害农民经济权益主要有7种表现：

——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权益。有的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时低价征得农民土地，转手出让，获十几倍、几十倍利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材料表明，襄荆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各级指挥部门层层截留。《土地法实施细则》规定，征用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湖北荆门市东宝区的该项目拨付征地补偿费的初始日期为2000年8月27日，但截至2002年4月23日，省指挥部拨付荆门市征地补偿费用应为8365万元，实拨7529万元，占90％；市拨付到区的为6027万元，占70％；区拨付到乡镇的为5837万元，占69．78％；而乡镇拨付到被征地村组的仅为4645万元，占55．5％。荆州市纪南镇江店村反映，按法定最低标准计算，该村的安置补偿费标准应为4800元／亩，而到达农民手上的安置补助费是500元／亩，仅为法定标准的10．4％。该村农民王典才一家8口人，被征用土地12．36亩，获得安置补助费仅6167元。征后仅剩土地1．89亩，口粮都无法保证，全家举债养鸭维持生计。

——土地承包中侵害农民权益。一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依仗行政权力或者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控制土地流转，与农民争利。有的剥夺承包农民的自主决策权，干涉农民在承包土地上自主安排经营项目，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生产资料或者按照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对承包方合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做出限制，截留、扣缴承包方土地流转收益等。2002年底，荆州市太湖农场新风分场领导为搞“政绩工程”，强行毁掉与果农签定了15年承包合同并已进入盛果期的200多亩果园，统一建“万亩蔬菜基地”，造成果农经济损失每亩达1万多元，而农场单方面规定每亩只予赔偿500元。有的地方违法收回农户承包地。江夏区庙山开发区乌树村村民反映，去年该村干部以建设“创业农庄”为名搞房地产开发，强行占地4000亩，不愿意交地的农户，村里就通过黑势力，强行打人、平土地，村民上访如果被村里知道了，回去还要挨打。有的地方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硬性规定几年重新调整一次，调整时随意提高承包费用，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汉川市南河乡业集村村民反映，去年村干部不顾村民反对，强行将1500亩农田转包给武汉市一家纸业公司种树，造成大多数村民无地可种。

——拖欠民工工资侵害农民权益。全省去年底的“清欠”行动中，清查出拖欠工资2．55亿元，涉及的民工人平1800多元。湖北万利装饰公司拖欠11个工程队民工工资，民工拿着欠条要求兑付时，公司法人代表陈刚将原件骗回撕毁。法院对其财产进行保全时，发现陈刚财产已经转移，有关部门无法为民工追回工资。民工吴柏清说：“孙志刚之死为司法建设作出了贡献，我非要把陈刚弄死不可，为民工讨工钱做贡献！”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侵害农民权益。据省经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全省2002年经过审计的3．8万个村中，有财经违纪的占14％，其中贪污案件2396个，贪污总金额达3亿多元。团风县总路咀镇黄浦村是个无积累的穷村，但过去12年间，村主职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产8万多元，招待费、送礼等开支48万元，造成村级负债达70多万元，村民人平749元。

——乱收费、乱罚款侵害农民利益。税费改革后，农村“三乱”问题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在个别地方、个别领域仍有所表现，甚至还比较突出，侵害了农民的经济权益。

[摘要]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些判例存在，但对债权可否作为侵权的对象、侵害债权的形式及责任承担方式仍存争议。本文从该制度的起源及发展入手，分析其构成要件、责任形式等，论述了在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合理性及迫切性。

[关键词]债权第三人侵害债权责任形式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是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而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是法律调整和保护的重心从财产的“静的安全”移向财产的“动的安全”的重要体现。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尚未确立该项制度，在1998年9月7日公布的《合同法》全民讨论稿第125条规定：“第三人明知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采用不正当手段，故意妨碍债务人履行义务，侵害债权人权利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最终通过的《合同法》却将其删除，仅在《合同法》第121条规定了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并未涉及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责任问题。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第三人侵害债权而无以使其承担应有责任的情形。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起源之探究

自罗马法以来，将合同之债权作为违约行为的侵害对象，将物权等绝对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从而形成了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根本区别。但从十九世纪开始，在以判例法为传统的英美等国，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相继出现了承认充分保护债权人权益为目的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案例。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在英美法系中被称为妨碍合同权利或合同关系（interferencewithcontractrights/relationship）。在1853年的莱姆利诉格伊一案中（LumleyV.Gye），歌星Wager与戏院老板Lumley签约，同意在其戏院独占演出3个月。Wager践约之前，另一戏院老板Gye以高薪将其挖走，Lumley虽获法院颁发禁令，但Wager最终无意践约，Lumley遂起诉Gye要求赔偿损失，最终法院判决其胜诉，肯定了债权人对第三人的侵害合同行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后又通过1881年BowerV.Hall和1901年QninnV.Leathem两案确立了干涉合同关系的制度。在1932年的多洛河诉史蒂文森案（DonoghueV.Stevenson）后，英国确认了消费者可以对与诉无合同关系的产品制造者提起诉讼的请求权。

提要本文试从民法学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新闻实务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各种表现的简述，重点分析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并带探讨如何预防新闻侵害名誉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侵权名誉权构成要件预防

新闻侵害名誉权

新闻侵权的高发生率使之让新闻界和法律界人士格外注目。所谓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格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名誉权是非常重要的人格权，因而侵害名誉权就成了最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实践也同时表明，至今为止的新闻官司，绝大多数都表现为侵害名誉权案件。从1983年1月到1994年10月共发生的180起新闻官司中，“涉及公民名誉权的有122起……涉及法人名誉权的有31起，还有6起刑事诽谤案”。

名誉是指社会对特定公民的品行、思想、道德、生活、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以及这种社会评价给公民带来的精神享受。“名誉的核心是社会评价。”[2]这是理论界普遍接受的看法，但是关于什么是名誉权，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有关名誉权的诉讼也只能参照一些法学专家的意见。王利明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3]王小能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及自我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4]孙旭培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于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为、工作表现所形成的有关其素质、才干、品德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5]顾理平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名誉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6]虽然诸多学者对名誉权的表达各有不同，但结合他们定义的共同点，可以认为，名誉权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名誉权是比较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在新闻侵权中名誉权受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公民或法人的社会活动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而名誉权与之密切相联，所以，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构成对公民或法人名誉权的伤害。”[7]新闻侵害名誉权是指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