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范文10篇

为了挽救即将衰亡的政权,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风俗改良等各个层面,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次禁烟律令严明,成绩突出,与其他改革措施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和推动了清末的新政步伐。

一、财政困境下禁烟的缘由

清末,满清王朝一方面需要支付巨额的皇室开支,一方面又要应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不道德的鸦片贸易税收在晚清财政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诚然,“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1](P65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晚清政府冒着财政崩溃和政权灭亡的危险掀起了这次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呢?

第一,鸦片烟毒耗银费财,导致国家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对华鸦片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2](P28)白银的大量外流,引起政府的极度恐慌。从1870年到1890年的二十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都在90000担以上,洋药价值每年平均三、四千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二至三倍。[3](P859)尤其是在1865年之后,洋药进口每年五万余担,“价值银三千余万两,而民间完纳税厘,加以贩运水脚,及至煎膏吸食,视原来之价约加一倍,是洋药一项每年民间已耗银六千万两矣⋯⋯土药价值虽较洋药仅及其半,然出产之数视洋药多至六倍有余,则其价值之银计尚不止三倍。虽税厘较轻,贩运水脚较少,然至煎食之时亦必视原价加十之五,是土药一项每年民间耗银一万四五千万两矣。总计洋药土药两项,民间所耗之银,每年当在二万万两以外。”[4]禁烟谕令颁布前夕,还有朝廷重臣上陈奏折,力主清廷禁烟,并进一步分析了鸦片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危害。

第二,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土种鸦片的产量骤然上涨,致使晚清农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为鸦片所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缓解财政困境,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之下,施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使鸦片贸易走上了合法化的道路,从此鸦片流毒一发而不可收拾。1839年,烟土输入5万担左右,本土1万箱左右,计600万斤左右,烟地30～40万亩。[5](P90)1906年,土烟洋烟合计有64万担,是道光时的12倍。中国本土大量种植鸦片,烟地达到18713,600亩,生产鸦片584800担。[6](P457)吸食鸦片的烟民遍及各个地域,几乎渗透了所有的行业,1906年竟达到2000万人。[5](P197)故此,清政府严厉禁止国内种植鸦片,督促和提倡种植棉花或五谷杂粮等,力图减少鸦片贸易造成的经济损失。清末,不仅洋烟大量合法进口,而且本土鸦片产量骤增,甚至超出进口鸦片。国内土产鸦片数量的遽然增加,虽然客观上抵制了洋药进口,但也使整个晚清社会陷入鸦片毒害之中,人民因之而失志,农业因之而减收。

第三,国际社会禁烟浪潮迭起,使清廷禁绝鸦片的信心日益增强。20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实力已超出英国,雄居世界榜首,在世界政治格局中逐步取代英国充当领袖角色。此时,与英国积极开展对华鸦片贸易相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倡导禁烟,尤其是在东方积极支持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对中国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03年美国同意中国限制进口吗啡,1905年又联合日本等国呼吁英国停止鸦片贸易,认为鸦片贸易“不但有损中国,亦有损于世界各文明国”。190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以属地菲律宾烟患严重为由向英国提议,由美、英、法、荷、德、中、日等国组成委员会,共同调查远东鸦片贸易问题,给予中国禁烟运动以国际支持,客观上也促成了《中英禁烟条件》的签订。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的禁烟舆论,为清末的禁烟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范围内禁毒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论文关键词:近代军工业清政府

论文摘要:近代军工业的兴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化尝试,其由盛及衰的过程折射了近代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与局限。探讨近代军工衰落的原因,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极政策则是关键因素。本文从舆论环境、经费保障、人才储备等方面入手,检视清政府的军工业政策。正是由于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近代军工业的大好开局终成昙花一现。

梳理以往学界在“洋务运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将近代军工业衰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企业的官营模式①,认为与封建政府同质的企业管理模式滋生了腐败、低效等问题,蠹蚀了企业肌理。笔者认为,军工企业背后的官方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范畴,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军工企业的认知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尤以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最为焦灼,二者力量的消长对近代军工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军工集团的崛起削弱了中央集权,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督抚成为地方的实权派,形成了军工业得以开展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地方督抚虽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守旧的满族贵族手中。与地方督抚的积极态度不同的是,保守的清廷权贵既没有严密筹划,又缺乏贯彻的决心,把军工业仅仅看做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权宜之计。可见,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既有地方督抚的殚精竭虑,又有中央政府的消极掣肘,不宜以“官营”之说笼统概括。

纵观世界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可知,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奉行农本经济的封建国家来说,能否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关键因素,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心是重要保证,日本明治维新即是很好的例证。反观清朝中央政府,在军工企业的资本筹集和人才储备上始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力,甚至连正面的舆论环境也很难维系,军工企业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

摘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经历。1683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探析康熙统一台湾的策略及得失,对我们和平统一台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郑氏集团清政府台湾统一策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经历。1662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人侵占了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臣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为我们最终和平统一台湾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寻求政治和平解决的策略与得失

1、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的根本分歧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义和团的成员、组织形式和活动地区。平原大捷。“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因此口号的核心是“灭洋”，是义和团反帝爱国性质的具体表现。“扶清’说明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通过学习、分析《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通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是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是使中国免于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主要原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宗教虽然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但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景教、也里可温、天主教来华后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的依附。19世纪以来，中西关系发生逆转，西方的扩张使中国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西方东渐的过程同时是中国人抗争与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政治不仅会发生冲突，也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调适。这种冲突与调适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以下简称教会医疗事业）是一种特殊的传教事业，它由教会医院和诊所、教会医学和护士教育等部分组成，与近代中国政治有比较特殊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对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有较多研究（注：近年来，研究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的主要论著有：胡建华《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王立新《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杨大春《1861-1899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镇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杨大春《略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影响》，《安徽史学》1999年第3期；杨大春《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述论》，《贵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但对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与政策却鲜有论及。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图进一步揭示晚清时期特殊的政教关系。

一禁教政策下的容忍(1835-1844)

清政府对近代基督教在华行医的态度和政策可追溯到1820年。当时，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诊所，行医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也有写信谢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者”[1](p51)。清朝当地政府从慈善的角度看待行医，并未进行干预。清政府对传教士行医活动的漠视态度一直延续到教会医疗事业产生之初。后来，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才有所变化。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实行免费的施诊送药，由此正式开创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对于这所教会医院，广州地方官员并未采取管理措施，他们对前往该院就医的民众并不干涉。以至于伯驾在第一次报告中说，“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2]。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成立时，清政府也未加干涉。1839年，广州的医学传教界甚至说中华医学传教会“正为在中国获取永久的基地而前进，它的活动正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2](Vol.Ⅱ,p551)。事实正是如此。当时，不仅一般民众到伯驾的医院治病，许多官员及其亲属也前往求治。就连林则徐也通过间接方式请伯驾治过疝气等病[2]（Vol.Ⅲ,pp634-635）。1839年2月，一个无亲无故的妇女在伯驾的医院做手术后不幸死去。医院通过行商向地方官提出埋葬，地方官只“对尸体提出了询问，并要求将其埋葬”[2]（Vol.Ⅶ,pp551-552）。此事的处理表明，地方政府虽注意到伯驾医院的存在，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管理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政府通知伯驾停办医院。在“以商制夷”的外交政策下，广州地方官是通过行商通知伯驾关闭医院的[2]（Vol.Ⅶ,pp624-625）。

虽然如此，教会医疗事业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如伯驾在广州的医院只能依附于行商，不敢公开传教。这一切表明：1840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有效的直接管理，教会医疗事业只是在传教上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限制。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获得在通商口岸居住的权利。在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允许设立医院的前提下，医学传教士先后在上海、厦门、宁波等新辟口岸从事医学传教，建立医院和诊所。各地官员仍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和政策。只是广州地方当局对待伯驾医院的态度有所变化。1842年11月21日，伯驾重开广州的医院。次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治病。伯驾很担心中国官方会问起医院的情况及其目的，他说：“如果这些官员反对的话，医院就会被放弃。”出乎意料的是，耆英以及在场的按察使等官员都对医院相当称赞。事后，耆英不仅赠给伯驾一些小礼物，还赠了两个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2]（Vol.Ⅷ,p303）。从此事可见，耆英虽然公开承认了伯驾医院的存在，但他却未能提出管理之策。

一、清代民族的基本状况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民族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满族的先民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东汉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宋至明时的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之东,长白山下。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袭建州左卫都督,授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次第收复附近各部,“归附日众”,对“有抗命者,皆削平之”,[1]势力日益强盛,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帝,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第二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兵北京,推翻明朝统治。驻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投降关外的满清,与清军勾结,打败李自成农民军。1644年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定北京为都城,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清政权由一个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一跃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满族也从一个被压迫民族成为统治全国的统治民族。在这时期,全国少数民族大多已发展成为现代的比较稳定的族体,并且他们的族称也确定下来。有清一代,少数民族主要的分布地区为:东北有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朝鲜族等;北方有蒙古族,分为内蒙、外蒙两大部分;西北有维吾尔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西南有藏族、白族、彝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颇族、僳傈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佤族、基诺族、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东南中南则主要有壮族、黎族、高山族、毛南族、土家族、畲族、京族等。中国民族繁多,各民族历史传统、社会发展迥异。清入关后,在建立全国政权的同时,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二、中央民族行政管理机构的演变

清政府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机构理藩院。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设立于1636年,原来是专管蒙古事务的机构,1638年更名为理藩院。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确立,理藩院逐步成为管理蒙古以外的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央机构。理藩院初设时,仅设承政、参政之官,各官三四员。1644年,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副理事官为员外郎,置官二十一员。1661年,设录勋清吏司、宾客清吏司、柔远清吏司和理刑清吏司四司。[2]接着规定理藩院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与六部尚书一样参与议政,进一步提高理藩院的地位。1699年,分柔远司为前、后司。1757年,改录勋司为典属司,宾客司为王会司,柔远后司为旗籍司,柔远前司仍为柔远司。1761年,将旗籍司、柔远司合二为一,增设专管回部事务的徕远司。1762年,仍分旗籍司、柔远司为二司。1764年,改典属司为旗籍司,原旗籍司为典属司。[2]理藩院的组织机构庞大,大体由中枢机构、直属机构、附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四部分组成。中枢机构“设尚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设额外侍郎一人,以蒙古贝勒、贝子之贤能者”[2]充任;直属机构则包括旗籍司、王会司、柔远司、典属司、理刑司、徕远司、司务厅、蒙古翻译房、满档房、汉档房、领办处、当月处等,任职官吏除汉档房等外,绝大多数由满洲或蒙古人充任;[2]附属机构包括唐古忒学、稽查内馆及外馆、木兰围场、则例馆、托忒学、蒙古官学、喇嘛印务处、俄罗斯馆等。

各机构任职官吏,亦多由满洲或蒙古人充任;[2]派出机构与官员,包括乌兰哈达等处驻扎司官、察哈尔游牧处理事务员外郎、喜峰口等处管理站员外郎、神木与宁夏管理司员以及热河都统衙理事司官等。理藩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具体分工如下:尚书、侍郎掌管内、外蒙古、回部及诸番部的爵禄、朝会、刑罚等;旗籍司承办内蒙及游牧之内属者的疆域、封爵、谱系、会盟、赈济等;王会司承办内蒙六盟王公、台吉、公主、格格、额附等年班、进贡、给奉、燕赍;柔远司承办外蒙汗、王、台吉以及呼图克图喇嘛年班、进贡、给奉、燕赍、内外寺庙喇嘛钱粮;典属司承办外蒙、西藏、青海等处汗、王、台吉官员的升降、袭替、赈济,库伦、西藏等处司员的更换等;徕远司承办驻京“回子”王公、台吉,回疆各城“回子”王公、台吉、伯克袭爵、家谱、年班、进贡,四川土司以及外裔朝觐、进贡;理刑司承办少数民族地区的刑罚,以及内外寺庙、喇嘛并太仆寺牧丁逃逸诸事务,审定重大案件等。理藩院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制度完备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朝晚期,清政府管理边疆民族机构的最大变化,就是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

1906年,清政府宣示立宪,仿行宪政,实行官制改革,“理藩院改为理藩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1]1911年,清政府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以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内阁下设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九部,各部尚书皆改称大臣,侍郎改称副大臣。理藩部尚书寿耆为理藩大臣,下属诸司未改名称。清政府官制改革的方针是“大权统诸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企图通过实行所谓的仿行宪政,达到“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1]的目的。奕劻所组织的内阁虽然已经成立,由于皇族居多数,时人又称“皇族内阁”。全国人民看清了清政府实行所谓立宪的本质,“皆晓然其意旨之所在”。[1]清政府立宪欺骗破产,不久即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分崩离析,走向灭亡。清末所谓的“新政”,理藩部也不过是把理藩院的“院”字改为理藩部的“部”字罢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也没有在民族地区发挥有效的作用。清政府除了在中央设立专门行政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用了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

[摘要]从1906年开始，清末统治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对于这场宪政改革，传统的观点皆以“骗局”二字加以认定而对其影响认识不足。笔者认为，清末预备立宪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同时给国人以深刻的民主宪政启蒙教育。

[关键词]预备立宪；宪政；政治近代化；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始终没有跳出“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与“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循环往复的怪圈。每隔三五百年，就要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通过暴风雨式的起义和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大清王朝也毫不例外，在历经康、雍、乾三代的兴盛和繁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为了减轻和消除人民反抗斗争的“心腹之害”和外国侵略的“肘腋之忧”，也为了适应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明显变化，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上层建筑实施某些“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1年，清政府终于宣布实行“新政”。先是照搬大陆法系模式进行法律修订，若干年后又推出“预备立宪”。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和“宪政”的允诺最终实现“皇位永固”。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没落与灭亡之路。但是，清末修律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变。而对于晚清预备立宪活动，学术观点颇不一致，多数学者往往从保守性和欺骗性角度出发加以批评和否定，笔者认为，事实并非仅仅如此。

一、晚清预备立宪概述

晚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宪政（ConstitutionaiPolitics）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宪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应受制于宪法以及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

晚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就国内形势而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所谓“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在加强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欺骗人民，瓦解革命，拉拢立宪派。

[摘要]清末新政十年间，留学欧美逐渐兴起，究其原因：一是清末新政政策的推动；二是留学救国意识的内在驱动；三是欧芙各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四是清政府政策导向的转移。

[关键词]清末新政；留学生；欧美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人京师；辛丑约签，九亿白银赔列强。一时间，中华大地，仁人志士，热血沸腾，激情满腔，俱思报国。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罹此大祸，西出避难，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痛定之余，图谋振作。从此筹划新政，开张变法，意欲自强。

一、清末新政留学政策的推动

清政府最早派到欧美的留学生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1872年，在容闳的倡导下，曾国藩派出了第一批30名留学幼童。随后每年派一批，到1875年共派出五批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些留美学生由于多种原因于1881年先后全部撤回国内。正式选派到欧洲留学的是1876年和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的几十名学生。他们在国外的优异表现给欧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大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新政伊始，清政府“着军机大臣、在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工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其中一条就是奖励游学，随后的第三次会奏变法事宜中有广派游历的条款。张之洞极力推荐日本，加上日俄战争中新兴的日本打败了传统欧洲强国俄国，还有更早的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的惨败，都刺激了大批人留学日本。这也就是留学日本人数居多的原因。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中国陈列》中，展示着一幅“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统计表”。赫然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在设计这张统计表时，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拜读了有关方面的研究文章，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试就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的统计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一论述，以求教于同行。

一、战争赔款的内涵及其中国政府偿付的赔款内容

近代中国偿付的战争赔款总值究竟有多少？说法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①最低者为10余亿两，②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③

这些数值差异颇大。究其原因，是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各异：1．“战争赔款”的内涵是什么？自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计有百余次，到底哪些属于战争赔款的范畴？2．确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的尺度是什么？是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值，还是清政府实际支付的赔款值？中国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是否计入？3．计值单位应该如何折算？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非常繁杂。仅条约中提到的计值单位就有关平银（亦称海关银）、库平银等虚银两，以及银元、卢布、卢比、英磅、马克、佛郎克、弗乐林、克勒尼等多种外国货币名称。不同的计值单位给计算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何谓“战争赔款”呢？战争赔款是一个国际法概念。战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造成的武装冲突和法律状态。据瑞士人步伦《公法会通》和奥地利法学家阿·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中所言，一国对另一国宣战，或虽未宣战而侵入另一国领土，或封锁另一国的海港、海岸，就是战争状态的开始。战争状态通常是通过缔结和约而结束。一国由于战败原因，根据和约支付给战胜国军费损失及战胜国商民在战争期间受害损失的款项，称战争赔款。

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性的，为结束战争状态缔结的条约，是列强以威胁手段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掠夺性、强制性、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战争赔款，是规定于不平等条约之中的对中国人民的勒索。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看是无效的。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事实上依约偿付了列强索要的赔款。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继续偿付了清政府积欠下来的剩余赔款额。参考国际法对战争赔款的界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的前提应是战争状态发生，中国战败；依据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非战争原因引起的赔款，以及条约规定之外列强对中国的劫掠不应包括在内。一些文章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定海、厦门、宁波、镇海掠取的官银数，以及在厦门、舟山、宁波、镇海等地抢劫后变卖财产的值银数也计入战争赔款总值。这种作法显然不妥。试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怎么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呢？列强在侵华战争中掠取的财、物，只能做为中国方面的经济损失，另行论述。

从国际法角度评析日俄战争的“遗产”

李广民

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从日本的立场来说，是日俄战争应得的“战利品”。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这种权利的私相授受存在许多疑点和不妥。当然，日本很快就挟战胜帝俄余威强迫清政府从法律角度“消除”了日俄之间私相授受的疑点与不妥。尽管如此，日本的许多“权益”仍值得仔细“研究”。换句话说，即便按照当时的国际法理论和日本的解释，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所得的“战利品”仍十分有限。也就是说，日本在“满蒙”最初的“权益”十分有限。下面我们将逐一考察其细节。

一、铁路权益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毫无疑问只能是对俄国相应权益的一种“继承”，这里我们姑且不追究这种“继承”的合法性，而首先考察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到底有哪些？日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继承”俄国的哪些“权益”？

俄国在中国东北“合法”的铁路权益，主要依据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及此后依据该“密约”所签订的相关合同。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扩张在中国东北“权益”的野心与俄国在远东的野心发生了明显的冲突。俄国便联合法德实行干涉，此即有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俄国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抑制了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的势头，巩固和确保了自己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借此市恩中国，从而索取相应的报酬，“合法”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而当时清政府惨败于自己长期不屑正眼相看的“倭国”日本，为谋自救复仇计，不思奋发图强，反祭起对付列国旧策——“以夷制夷”。清政府虽明知俄国同样乃“虎狼之国”，却因逼于情势，竟硬着头皮接近俄国，以求制日。俄国洞悉清政府窘境，便趁火打劫，借李鸿章出使俄国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际，贿赂与威逼并施，强迫李鸿章签订了包含许多权利让与的所谓“中俄密约”（1896年6月签订于莫斯科）。该约第四条规定：“中国允诺俄国在黑吉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这便是中东铁路（中国东北主干铁路）权益最初的条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