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刑化范文10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刑法正向着轻缓化的趋势发展，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倾向愈发明显，这引起了反腐部门以及那些关心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的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基于此，本文以职务犯罪轻刑化作为研究核心，先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刑法进行了反思，然后对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现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策略，希望能为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以及职务犯罪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司法体制

职务犯罪，指的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凭借自己具有的职务之便，在所从事的公务活动当中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侵占国家财产等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看，职务犯罪是一种极端腐败的表现。然而，随着职务犯罪轻刑化趋势的愈发突出，职务犯罪问题仍然是处在层出不穷的状况，这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刑法加以反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刑法反思

(一)轻刑化对刑法基本目标落实产生的阻碍作用。对于职务犯罪行为，刑法的根本目标是对其予以惩处，进而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为了能够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打击职务犯罪行为，立法人员在对刑法规定进行设定时，应当以较重的刑罚来提高职务犯罪分子的痛苦感，进而使那些潜在的职务犯罪分子出于畏惧心理而不敢去职务犯罪。实际上，职务犯罪分子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贪图利益的心理，而且这些人大多都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身份，他们在触犯刑法之前，通常会反复地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他们觉得收益远大于风险，那么他们才会去触犯刑法。由此可见，职务犯罪的轻刑化趋势，会降低职务犯罪行为的成本，这严重阻碍了刑法基本目标的落实。(二)轻刑化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法体系的建立宗旨就是定罪与处罚的强度应该与人身危险性相符合，同时也应该与特定的社会危害性相符合。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工作中，罪责刑相适应是构成刑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1］。所以，司法人员在办案时应充分考虑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所具有的特征。在这种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准则下，社会主义的法治工作不应该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加以纵容。也就是说，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在本质上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准则，也无法体现出刑法原则应具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三)轻刑化影响了法律文化的健康。在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抑制过程中，刑法本该起到核心性的作用。刑法应当通过严惩犯罪分子的方式，塑造一个良好的守法氛围，这也是从根源上对各类职务犯罪加以整治的必要条件。但是，刑法惩罚的轻刑化趋势严重阻碍了防控犯罪行为机制的落实，也无法塑造出优良的舆论气氛。刑法对犯罪惩罚的轻缓化，很难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到刑法的威严和力度。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人民群众会逐渐地失去主动监督腐败问题的热情，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力量，而且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也会逐渐丢失，这会使职务犯罪行为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变得更加的频繁，严重影响了法律文化的健康。

二、改变职务犯罪轻刑化现状的具体策略

一、轻刑化概述

轻刑是指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尽量不采用相对较重的刑罚方法，而提倡采用相对较轻的刑罚处罚，来防控该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对轻刑化的态度主要反映在自由刑、罚金、缓刑假释的扩大适用，以及刑罚科处量和严厉性有所降低上。轻刑化仅仅对犯罪行为进行一种非刑罚化的评价，并非是对已触犯刑律行为的非犯罪化。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1、刑罚的轻刑化必须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前提。轻刑化不能一味的强调“轻刑”，而偏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犯罪情节和结果进行总体评价，在能够实现预防和惩戒犯罪的目的基础上尽可能对犯罪行为科处相对较轻的刑罚。2、刑罚的轻刑化与重刑的适用并不冲突。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惩戒和预防犯罪，有的犯罪必须要重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有的犯罪只要轻刑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能盲目追求轻刑化的目标而不适用重刑。

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可行性分析

(一)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轻刑化可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法处罚的尺度，只要是能用其它法律手段可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刑法来处理。①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上也是金融市场的运营秩序，在进行刑法规制前，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等手段也能够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对加害者产生一定的威慑力，督促其积极履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稳定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诈骗罪存在着较为宽裕的轻刑化空间。(二)基于金融风险不可避免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由于引发原因不同，风险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风险，即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是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完全性所带来，但该种风险会随着技术的进步逐渐的减小。内生风险是指由于私人信息的产生，一些信息由于仅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由于逆向选择有意将交易客体的质量信息加以隐藏，从而使价格机制无法作用于交易客体的质量维度，由此引发的损失或获利的可能性②。金融诈骗罪其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外化的体现，这种风险所带来的结果是付出资本的一方必然蒙受损害，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供求关系的中间媒介，必然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从而导致金融行业的风险性较为高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因为金融风险不可避免，金融诈骗罪轻刑化具备一定可能性。(三)基于金融诈骗侵害法益特殊性的轻刑化可能性。“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人类就无法以人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发展。”③“而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秩序总同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刑法有时会牺牲一定的公民权利，但保障社会秩序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生活秩序，因此，公民权利是更为优先的，如果是非必要的，不容侵犯。从犯罪的理论分类来看，相较强盗、暴行等伦理犯而言，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更主要的侵害客体其实是法秩序，否则单诈骗罪就可以对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作出司法评价，无需再单独规定金融诈骗罪。

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实证考量

(一)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法律适用冲突。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与诈骗罪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法条竞合关系，但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应遵循特别法优先普通法的原则。部分学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重法补充的关系，即当“特殊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具体原则与“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时，自然应是前者让位于后者。④但适用重法的情况有三个前提，一是同一违法行为既符合普通法条的构成要件又符合特别法条的构成要件，且二者对于刑罚的规定不尽一致;二是普通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畸重而特别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畸轻，且无相应减轻的情节和依据，如果适用轻•701•刑，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三是刑法并未明文要求必须使用特别法条或者未明确禁止适用普通法条。⑤而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恰恰符合上述三个前提，因为金融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不仅仅是公民的财产利益，还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秩序，相较于诈骗罪侵犯客体的单一性(仅侵犯财产利益)，金融诈骗罪的刑罚应当比诈骗罪规定更为严厉。如果出现了某种金融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刑法处罚比一般诈骗罪更为轻，就应当严格适用普通法条的重法规定。⑥笔者并不认同重法补充论的观点，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论述。1．从立法者的原意来看，立法者之所以规定特殊法条和普通法条，必有其用意。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没有明文规定可以适用第二百六十六条，但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⑦规定，就有明确优先适用重法的原则。因此，如果仅仅以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随意选择适用普通法条，那显然就扩大了普通法条的适用范围，失去了规定特别法条的意义。2．从金融市场自身特点来说，虽然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双重法益，在我国刑法的刑罚配置上也有所偏重，但金融风险因市场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而不可避免，金融市场的从业者也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相应的风险防范能力也较高，更能承受一定的风险，但当一定的责任。因此，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刑法不能简单粗暴地替代其他社会调控手段，去替市场从业者承担固有的风险。(二)金融诈骗罪轻刑化的司法现状。从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的规定来看，法定刑一般根据犯罪数额分成不同的几档:一是数额较大;二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三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档。不难看出，刑法上评价金融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犯罪金额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法定刑配置上，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被废除，除了保险诈骗罪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其余的均为无期徒刑。立法者对于保险诈骗罪轻刑化态度，主要考虑到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保险行业专业性较强，也具备更强的行业风险防范能力，在进行相应的保险理赔时，其所应当承担的核实义务也应当较强，此时，如因其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不足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一味利用严刑峻罚去规制而忽略了行业本身应不断完善和加强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体系的建设，不能实现有效控制和预防保险诈骗罪的目的。(三)金融诈骗罪轻刑化之出路。1．从立法角度考虑有学者认为，既然我国金融诈骗罪的整体刑罚配置与国外相比相对较重，可以通过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但修改立法并非简单的事，而且我国刑法有自身的特点，与国外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存在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可以从立法技术着手，比如，金融诈骗罪大多采用叙明罪状的规定，这样容易限制处罚范围，不符合金融领域新型犯罪发生的需要，可以调整立法技术，减少使用叙明罪状的规定;西方国家因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更加注重征信体系的立法和建设，从源头上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可能，我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采纳，注重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从源头上对金融信用进行规制与保护。2．从司法角度考虑因为金融诈骗罪有别于普通的诈骗罪，其法律适用上也存在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手段也十分地多样化，如果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讲部符合金融诈骗罪的犯罪行为，则也不适宜再用普通诈骗罪来定罪量刑。举例而言，普通诈骗罪3000元即可定罪量量刑，但金融诈骗罪要10000左右才能定罪量刑，如果一个金融诈骗的行为的诈骗数额在3000到10000之间，就达不到金融诈骗罪的入罪起点，但也不能因此就将其定为诈骗罪，可以在刑法之外，从民事和行政的角度对诈骗行为人进行处罚。只有在民事、行政、舆论监督等手段均无法公平地处理，达到最佳社会效果时，刑法的介入才有必要。对于国际金融诈骗行为，因为金融犯罪日益增多，案情也日趋复杂，各国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规定和态度存在差异，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规则也存在差异，为新型国际金融犯罪的产生也提供了契机。因此，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完善国家间的信息联合机制，弥补国际金融市场的漏洞，完善国际间的诉讼机制，才能相应提高金融诈骗罪的司法效率，更能公正合理地规制金融诈骗犯罪。3．引导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完善一是完善金融机构征信系统，加强对相关金融行业机构的监督，实行信息公开，提升监督管理水平，降低金融诈骗罪的发生几率。二是充分发挥证监会、银保监会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促进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防范金融风险，整合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尽量将案件化解在初期消灭在萌芽状态。慎重动用刑罚手段，从而实现轻刑化。

摘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求从严打击职务犯罪，同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日渐突出，成为司法机关理应妥善化解的难题。本文从造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析了成因与现实危害，并提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规范对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监督机制

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包括积存、重报)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然而，尽管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质量不断提高，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亦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当人们欣喜于上述数字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对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感到忧虑。职务犯罪量刑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若任其发展下去，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职务犯罪的轻刑化倾向，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棘手而又不得不妥善化解的难题。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一)立法自身存在缺陷

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之宽(1至10年)在刑法规定中实属罕见，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

据报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间，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另据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

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据报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间，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另据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

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可以分为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罚金和没收财产都是附加刑。97年修订后的刑法对财产刑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如刑法规定的罚金条文有139个。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财产刑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误区，财产刑被闲置不用或用得很少，几乎无用武之地，影响了财产刑的正确适用。

误区之一：重刑轻财的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刑罚适用价值观。而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观念薄弱，长期以来，重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从中国历代的刑法典中可以体现出来。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以集中、垄断、大一统为特征的政治社会，国家控制了全部的社会资源、使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制度、社会结构深深地烙上了这种所有制模式的印迹，刑罚成为国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因而，刑罚的价值观体现了安全和秩序的价值观至高无上。尽管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刑罚的价值观不再单一，也趋向多元化，如财产刑在现行的刑法中地位的加大体现了效益刑罚价值观的地位在上升。但当前，经过多年的“严打”，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领域，重刑观念在一些地方亦有突出表现：重刑率是作为对审判机关进行评价、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和成绩来看待的，审判机关也往往用重刑率来说明审判效果和成绩。而这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民众的认同。所以法官在裁量刑罚时也重刑轻财。这种传统和现状危害是很大的，除了破坏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之外，增加的不必要的诉讼投入也是惊人的。这里有一个1997年刑法修改时对适用重刑不可取的统计数据：一个劳改犯劳动一年，国家财政要投入2300元。当时全国适龄儿童免费入学所需费用平均不到200元，年以一个劳改犯多劳改一年，就有10个儿童不能免费入学。我国一年处理刑事案件几十万件，如果一个案件的一个罪犯多判一年，加起来就是几十万年，就涉及几百万儿童不能免费入学，文盲增加，犯罪率必然增加，就进入了恶性循环。②而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们本能地会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加大刑罚量。难怪菲利说：“用暴力来纠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③在这一方面，我国十几年来的“严打”实践就是明证。重大刑事犯罪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④因此在刑罚功能上不仅仅要认识到其有安全和秩序的功能，而且要认识到其有效益和效率的功能，也就是学者所说的谦抑的功能。而财产刑是提高刑罚效益，降低刑罚成本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刑罚谦抑功能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实践中要少重人身刑，多用财产刑。

误区之二：适用刑产刑,会导致以罚代刑。

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之所以适用率低，还存在一个思想误区是怕被指责为以罚代刑。根本原因是认为财产刑是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而资本家有钱可以以罚代刑。以钱赎罪。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财产刑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品，正如生命刑和自由刑一样，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成果，是实现刑法效益功能的重要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如法国新刑法典提高了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从罚金刑在分则中的适用来看，全部侵犯财产之重罪与轻罪、全部危害民族、国家及公共安宁罪、妨害公众信任罪、坏人结社罪、违警罪，都挂有罚金刑。在侵犯人身之重罪与轻罪中，挂有罚金刑的条文比例多达95％。尽管新刑法典没有明确指出罚金刑是主刑，但从条文含义看出，罚金刑事实上居于主刑地位。⑤而在我国，修订前后的刑法都将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因为财产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因此判处财产刑不存在以罚代刑的问题。而且符合刑罚改革的历史潮流，即轻刑化。因此要破除适用财产刑是以罚代刑，是西方金钱万能观念在刑罚上的体现的陈旧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要解放思想，大胆适用财产刑，用足财产刑。这既是顺应了刑罚轻刑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刑法本身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适用财产刑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提要］轻罪界定的价值在于既完成了刑法理论对犯罪的分层化研究，也实现了司法实践领域中诉讼程序的分流。轻罪的界定必须以法益界定为基础，符合基本法益要求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轻罪，但是轻罪的完全确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设置。实现在轻罪在刑事立法中的明确与刑事司法中的可操作性才应当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轻罪;宣告可能刑;法益阶层

自1997年刑法生效以来，我国刑法领域对于轻罪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就理论层面而言，轻罪代表着一种虽然入罪，但是可以被刑法宽缓评价的部分罪名或者罪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刑法观念的更替，对于许多曾经是犯罪的行为有更强的包容性，从而认为其不是犯罪或认为其是危害性不大的犯罪。［1］在理论研究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轻罪与重罪划分的基础为何?轻罪的概念如何界定?轻罪圈是否应当扩充?轻罪适用的非监禁刑应当如何充实和完善?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地关注轻罪界定对刑事诉讼程序带来的改变，司法资源的节省，刑罚执行模式的变革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轻罪已经成为刑事立法中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轻罪的界定成为首要问题。轻罪的界定不能单纯的通过法定刑、犯罪情节等各种指标中的某一种来进行确立，而是需要一个从形式到实质，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评判。轻、重罪的价值判断主要体现为罪质的不同。何种犯罪性质是严重的，何种犯罪性质是轻微的，同一个罪名的犯罪性质无论何种情节是否完全一致都是罪质中需要解释的问题。罪质是一个犯罪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此犯罪区分于彼犯罪最为典型的特征。以“罪质”为标准是最为常态的划分轻罪与重罪的标准。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是以罪名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将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重罪，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轻罪。但是这种分类标准过于粗糙，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是绝对的轻罪或者绝对的重罪。例如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种交通肇事罪在刑事司法中往往可以通过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等方式获得典型的轻刑化处理或者采取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属于较为典型的轻罪范畴。但是当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则必须在重罪之下进行处罚。可见，在这种情形下，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则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轻罪界定时，需要借助复合罪质标准来进行。复合罪质标准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法益性质的确认。

一、轻罪标准确立的基础———法益的确认

法益种类无疑对犯罪性质产生最为核心的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法益为人的生命权，无论最终处以何种性质的刑罚处罚，只要刑法对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其行为必然侵犯了人的生命权———这一个人法益中最高级别的法益，即使其行为存在其他可以被刑法轻处的情节，故意杀人罪也应当是必然的重罪。很多时候人们对犯罪所关注的仅仅是刑罚结果，而并非罪名本身，罪名设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法益性质的不同，故意杀人罪(未遂)与故意伤害罪(轻伤)在某种场合下存在结果竞合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性质相同，法益存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区分罪质，而并非刑罚。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法益在对轻重罪划分时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标准。只有当法益侵害的是较低阶层的法益时，才存在轻罪的可能性。法益的阶层是划分轻罪与重罪的基本标准。部分法益的性质决定其无论侵害结果如何都不能被划分为轻罪的法益之中。如何划分法益的阶层就成为区分轻重罪的基本条件。法益阶层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应当根据以下标准来设置:第一阶层法益:国家法益，这里的国家法益应当做广义理解，国家安全、国防利益以及其他各种和国家法益相关的利益;公共法益，对于公共法益可以再做具体的划分，根据人身标准来设置，能导致严重人身伤亡的公共法益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根据影响范围大小来设置，能导致公共其他利益陷入不可逆的危害中的法益也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个人法益，主要针对涉及人身伤亡、对伤亡有着重大威胁的法益。(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所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全部罪名、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中的部分罪名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第二阶层法益:公共法益中涉及部分群体利益，但是这部分群体利益属于可恢复的法益或者是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风险、影响范围较小的公共法益;个人法益中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危险的法益、较为严重的财产法益和其他法益。(在我国刑事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罪、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中的大多数罪名)第三阶层法益:个人法益(主要是涉及较轻财产法益与其他法益)以及其他刑事立法明确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等等)从法益区分的阶层可以看出，第一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是必然的重罪，无论最终可判处的刑期如何。这部分罪名侵害的法益是刑法中最为重要的法益，体现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强势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轻罪化。第二阶层的法益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罪名是轻、重罪划分最为关键的领域。由于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弹性，如何对这部分罪名进行轻重罪的划分不能依赖罪名来完成，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认定标准来进行详实。第三阶层法益所涉及的罪名则是刑法典中最为典型的轻罪，可以通过罪名将其轻罪化，除非出现轻罪之外的重结果而需要发生罪名转化或者结果加重的情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开始通过增设新罪将部分原本具有民事性质的行为犯罪化来参与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突出矛盾，其不再是对那些“严重地”侵害生活利益的行为的反应，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这就必然使得轻罪的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的修正才能实现较为清晰的轻罪概念。

二、轻罪标准设立的方式———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

一、刑罚轻缓化的含义

1.刑罚轻缓化的前提是某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即某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所有要件，需要动用刑法来处理。其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需要根据立法必要性的原则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某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运用其他部门法处理该行为已显不足时，才能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交由刑法处理。第二，刑事法官根据刑法的规定确定某行为构成犯罪时，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尽量不动用刑罚或者当非用刑罚不可时，尽量动用较轻的刑罚。

2.刑罚轻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伴随刑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动态的过程。人类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进化发展过程，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从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刑法之进化的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刑罚的轻缓化。纵观历史，肉刑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死刑也正在逐步走向消亡，刑罚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走向轻缓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潮流。

3.刑罚轻缓化从整体上看，呈现由重到轻的发展趋势。但是，刑罚轻缓化不是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刑罚都越轻越好，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实行轻刑化，刑罚轻缓化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是有限度的。因为刑罚是应当严酷还是轻缓取决于时代的平均价值观念、取决于国情、取决于本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

4.刑罚轻缓化并不一概排斥重刑的适用。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就目前状况下用刑不宜太轻，对这些罪处以重刑，目的是为了减少这些犯罪，逐步减少重刑的适用。这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并不矛盾。其次，刑罚轻缓化不等于一味地从轻，刑罚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社会价值观念的产物，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社会的平均价值观念。

二、刑罚轻缓化实现机制

一、2005年至2008年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判决基本情况。

作出有罪判决10件10人。其中，2005年至2008年我院共受理渎职案10件10人。1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9人缓刑，还有1人被判处实体刑。可见，院2005年至2008年办理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占此类案件的889%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倾向较明显。而有的案件量刑甚至已经达到畸轻的程度，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王某、姚某涉嫌刑讯逼供一案。2005年7月31日，兴义市公安局对胡绍华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立案进行侦查，原兴义市公安局干警王某、姚某在讯问胡绍华的过程中，多次用钝器击打胡绍华的面部、颈部、胸腹部、背腰部及四肢，造成嫌疑人胡绍华皮肤擦伤、大面积皮下及肌肉组织挫伤、右侧第3第4肋骨骨折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院对王某、姚某二人依法立案侦查，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法院仅以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等情节为由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渎职犯罪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院在渎职犯罪受案数有所上升，近年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均对案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促进依法量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对近年来我院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分析和查找原因时发现，此类案件量刑偏轻现象确有存在下面笔者以2005年至2008年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的判决为例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及轻刑化趋势的原因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

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

造成渎职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存在以下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摘要］现行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刑事立法，从整体上看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现行刑法提高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数额标准，而且在刑罚处罚上也较之以往的刑事立法要轻。从社会和国家治理层面来说，对贪污受贿行为应秉持一种较低的入罪量刑标准。

［关键词］贪污受贿;定罪量刑;反腐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如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反腐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其中，“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主要的腐败犯罪，在腐败犯罪中居于显著地位。能否科学、有效地防治贪污受贿犯罪，会直接影响反腐败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1］贪污受贿犯罪作为最主要的腐败犯罪，对其入罪量刑标准的把握就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根本所在。然而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一直是社会各界所热议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实施而结束。结合我国刑法历次有关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规定以及当前我国反腐败形势，反思当前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之标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变迁

（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针对贪腐行为，我国作出的最早立法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第二条对贪污受贿的概念以及贪污受贿的主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分别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原则、标准和加重处罚、减轻处罚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从《条例》对贪污受贿行为的规定可以看出，数额兼顾情节是其入罪量刑的根本，可以纳入《条例》处罚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贪污一千万元。《条例》依据贪污的数额和情节的不同规定了四档刑罚：徒刑、劳役、管制、死刑，确立了“计赃论罪”的立法传统，为我国日后贪污受贿犯罪立法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础。（二）1979年刑法1979年制定的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立法者认为贪污罪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因而将贪污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中，而将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1979年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如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比1952年对贪污受贿作出的规定，可以发现1979年刑法并没有对贪污数额作出具体规定，而是以贪污公共财物的、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作为处罚的依据，在刑种上也只有徒刑和死刑，没有保留劳役和管制刑，也没有对从重或从轻处罚情节作出规定，而对受贿罪的规定就更加简单。从整体上看，1979年的立法规定过于模糊，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贪污受贿行为的把握，也不利于刑法功能的发挥。（三）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1979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规定有其历史原因，因当时我国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贪污受贿类案件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1979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的立法规定不能满足对贪污受贿行为治理的需要。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领域犯罪增多而1979年刑法又不能有效规制这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79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概括性的入罪量刑数额标准进行了完善，明确了贪污行为入刑的最低数额起点：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两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使得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在立法上得到明确，确立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四）1997年刑法1997年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规定，是在借鉴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并吸收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的基础上而来。最大的特点是将贪污罪、受贿罪放在同一章，并且统一了贪污罪、受贿罪入罪量刑的标准。在入罪量刑的标准上，1997年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五千元人民币，相比于1988年的《规定》，最低数额起点有所提升，也即入罪门槛的提高。（五）《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做出了重大的调整，特别是在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的标准上。以往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是数额兼顾情节，即“个人贪污到达一定的数额，情节严重”这一规定。现行刑法删去了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具体数额标准，而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或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由此可见现行刑法并没有将数额标准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弹性情节，［2］将数额与情节放在同等地位，只要符合其一就可以认定为贪污罪、受贿罪。由于《刑法修正案（九）》没有对入罪数额做出具体的规定，为了司法实践中便于把握该罪，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作出了规定。从《解释》中可以发现，在现行刑法规定下，贪污行为得以入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贪污三万元，对应的刑期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贪污数额达到一万元至三万元，也即贪污不满三万元的情形，只有符合特定的六种情形之一才构成贪污罪，也就是《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如果贪污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之间，而没有《解释》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该如何认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贪污、受贿没有达到一万元加其他严重情节或三万元的，仍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但笔者认为对这种行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有着不妥之处。也有学者认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或者盗取财物没有达到解释所规定的数额标准，但是达到盗窃罪、诈骗罪数额标准的，可以以盗窃罪、诈骗罪论处。［4］

二、贪污受贿行为入罪量刑标准立法变迁之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