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性范文10篇

在电视镜头的拍摄与剪辑中，也是有一定倾向性的，只要这种倾向性是善意的，并且新闻主体不失实、广告拍摄与制作中不做假，那么也是无可非议的。这就像电视新闻节目的播音员和其它节目的主持人，出镜前一般都会进行化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美好形象。对于电视新闻和电视广告来说，镜头除了要体现画面的有效信息量、稳定性、光与影的合理配置外，还应该考虑画面的情感色彩，让电视画面充满美感。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电视镜头拍摄与剪辑中的善意倾向性问题。

一、拍摄新闻时主要体现在选好角度

“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是绝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客观性则是相对的。作为社会中的人，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报道的。”①电视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既存在于文字稿中，又反映在镜头里，后者主要体现在如何选好拍摄角度和流畅的剪辑。在拍摄电视新闻时，电视记者一般是不能干预采访对象的，也不能让采访对象按照记者的要求做这做那，只能有选择地抓拍。但遇到特殊情况时，电视记者为了把具有审美价值的电视画面奉献给观众，适当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也是应该允许的。实际上现在的电视新闻拍摄中，为了拍好电视新闻中的人物，有时电视记者除了“摆拍”外，在技术手段上稍作些调整也是可以的。例如：某地有位领导，也许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脸又粗又黑像大寨梯田一样。电视台记者在拍摄这位领导时，除了打平面光、在摄像机上装上柔光镜外，还用手动光圈锁定曝光，对他的面部曝光采取过曝半档的做EWSWINDOW法。例如：有的采访对象，左脸上有块明显的胎记，那拍摄者一般会从右面去拍摄他的头像，除了拍摄角度，有时电视记者在拍摄时还会适当提醒一下拍摄对象。笔者在当摄像记者时，经常会遇到个别同志在开会或参加活动时抽烟的情况，笔者在拍摄前就会走过去请这位同志把烟灭掉，当然同志也是很配合的。镜头语言是电视新闻的基础语言，电视新闻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充分展示镜头语言的魅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视对画面的要求更甚于文字。电视说到底还是一门剪辑艺术，剪辑的环节也很重要。因为电视画面是摄像机从开机到关机不间断地拍摄所记录下来的一个片段。观众所看到的电视节目是经过剪辑、修改、制作以后得到的“成品”。画面是电视节目的基本元素，合理组接才能构成有机的画面语言。如在剪辑一条会议新闻时，电视记者在领导讲话的特写镜头后面，接上一个全场鼓掌的镜头。

二、广告拍摄与剪辑中力求追求完美

对于电视广告的拍摄与剪辑来说，也有一个倾向性问题。只要对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不做假，对一些非主要元素作适当地美化，也未尝不可。前几年，绍兴市柯桥区有个企业家来我台做广告，要求我台的摄像师为他拍个视频片，并且要有他讲话的同期声。然而，这位企业家有严重的口吃，说话结结巴巴，并且头还是癞的。虽然在拍摄时他戴上了头套，但他的同期声却是“在企业开、开业十周年之、之际……”后期制作人员在广告播出前，对这位企业家断断续续的话语进行了剪辑，虽然口型对不上，但老总的话却很连贯了，一点也听不出他是口吃的。广告播出后，这位老总非常满意，后来又多次来到柯桥区台主动要求播出广告。长期以来，有的人始终把平淡、随意、无技巧甚至模糊、变形的表现手法作为电视镜头的拍摄模式。但这种“是什么拍什么”、表现出“原生态”即可的无目的拍摄方式，是发挥不出电视镜头拍摄者主观能动性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视作品的思想深度，失去了电视镜头应有的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在通常情况下，选择电视镜头的拍摄角度非常重要，要用一组镜头来表现某一事物，这一组镜头就可以选用不同的角度。如想把物体拍摄得很高大，只要把拍摄位置靠近一点，用仰角度拍摄就行；如想把场面拍得大一些，使画面显得辽阔广大，只要把拍摄位置选择在高处，用俯角拍摄，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如想把物体拍得具有立体感，除了灯光配置外，拍摄角度选择在物体的侧面，立体感就能出来。电视节目是由多个镜头组接在一起后来完成叙事和表意的，如果一组镜头中的每个镜头或者某一个镜头拍摄不到位，那必然会影响到电视作品的质量。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拍摄每个镜头时，都要认真思考，不仅要注意到画面造型的美，更要去寻求画面思想内涵的表达。在电视广告镜头的拍摄与剪辑中作适当后期加工，目的就是在不做假的前提下使视听信息更加流畅、更为简洁，让观众在收看的同时又能有美的享受。电视媒体与广告主是一种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广告片的拍摄和制作要在不欺骗消费者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令广告主满意的效果。

三、画面客观性与倾向性的辩证关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绪论；公共危机与电视媒体；不同公共危机中电视媒体的不同疏导；疏导的特点；结论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疏导工作的倾向会直接影响公众的情绪和行为、公共危机：政治性危机；社会性危机；宏观经济性危机；生产性危机；自然性危机、电视媒体的疏导、“5.12”汶川地震中的中国电视媒体、1992年洛杉矶黑人骚乱中的美国电视媒体、纪念“9.11”一周年中的美国电视媒体、疏导的具体运作方式、疏导和真实性的关系、疏导的两面性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的我国媒体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公布救灾信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救灾热情进行了正确的引导并且在报道的过程中成功塑造了政府的正面形象。我由此受到启发，想就公共危机中电视媒体的作用进行分析和阐述。但由于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分析电视媒体的疏导公众情绪和行为的作用。疏导作用是在公共危机发生以后电视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疏导工作的倾向会直接影响公众的情绪和行为。目前在业内有很多对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的作用的研究，但是公共危机中电视媒体的疏导作用还没有人系统的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归纳。我将通过对“5.12”汶川地震中我国电视媒体的表现等几个事例的分析来论述疏导的倾向性对于公众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疏导的利与弊。

绪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中的我国媒体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公布救灾信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救灾热情进行了正确的引导并且在报道的过程中成功塑造了政府的正面形象。我由此受到启发，想就公共危机中电视媒体的作用进行分析和阐述。但由于受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分析电视媒体的疏导公众情绪和行为的作用。疏导作用是在公共危机发生以后电视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疏导工作的倾向会直接影响公众的情绪和行为。目前在业内有很多对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的作用的研究，但是公共危机中电视媒体的疏导作用还没有人系统的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归纳。我将通过对“5.12”汶川地震中我国电视媒体的表现、1992年美国洛杉矶黑人骚乱和纪念“9.11”一周年活动中的美国电视媒体，三个个事例的分析来论述疏导的倾向性对于公众情绪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疏导的利与弊。

一、公共危机与电视媒体

（一）公共危机

摘要：时问管理倾向与心理健康水平多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与学业成绩具有因果关系，与工作倦怠存在显著负相关。企业可通过心理管理倾向测试的方法选拔适合工作岗位的员工，并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时间管理技能。

关键词：时间管理倾向；心理健康水平；学业成绩；工作倦怠；企业管理

一、时间管理倾向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概念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竞争的日益激烈，时间管理作为一种有效应对工作中时间问题的方法被介绍。这种方法包含了许多时间管理的技巧，如：决定短期内追寻哪个目标，怎样将这些目标转化成任务和活动以立即被完成，怎样计划和确定它们在日常事物中的优先顺序，怎样避免不必要的工作中断，等。自此，在学术研究和公众生活中，时问管理变得非常流行。

2001年我国学者黄希庭和张志杰最先提出并界定了时间管理倾向(TimeManagementDisposition)。时间管理倾向是指个体在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上的稳定特征，是一种人格特质。时间管理倾向反映了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具有一定动力性，推动个体向一定目标行动。时间管理倾向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程度、跨情境性和潜在的可测度。

时间管理倾向三个纬度中的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和价值的稳定的态度和观念。它包括时间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的稳定态度和观念，通常是充满情感的，从而驱使人们朝着一定的目标行动，具有动力或者导向作用。时间价值感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通常包括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媒体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地市的广播电视台在受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广播电视台在新闻宣传工作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性问题。

一、重创收、轻创优，宣传质量下降

当前，有的广播电视部门，由于认识不清和经济拮据等原因，出现了借产业属性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重创收、轻创优”的倾向。表现为“一手硬、一手软”，频于创收而疏于创优，这显然是摆错了创优与创收的位置，把创收当成了硬指标，创优当成了软指标。这些地方创优意识淡化，宣传质量下降。为了达到创收目的，不惜迎合低级趣味，影响了广播电视形象。广播电视的宣传属性才是首要的，当宣传属性和产业属性出现矛盾时，必须服从宣传属性，让位于宣传属性。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宣传中的创优带动创收，以创收保证创优，抓拔尖报道，创名牌节目，多出精品，首先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吸引听众与观众。同时，通过优质服务创造一个众望所归。同时，通过优质服务创造一个众望所归的环境来带动创收。

二、卖时段、卖栏目，搞有偿新闻

一些部门随意夸大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在创收中产生了“怪胎”———有偿新闻或变相有偿新闻。为了创收，一些格调不高，内容不健康，质量低劣的节目屡见不鲜，一些地方出卖时间段、出卖栏目，你给我拿钱，我给你时间，使广播电视节目的铜臭味很浓，让群众生厌。有人称“这就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都反对有偿新闻，即使是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明文规定，广播电视的从业人员不得介入商业活动。实践也证明“有偿新闻”使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单位声誉受损害，个人形象受玷污，直接影响了“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结果只能是从失掉创优开始，最后还失掉了创收。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例，制片人孙玉胜在创建、完善《焦点时刻》记者队伍时，反复强调、认真执行的一点是：记者没有什么“创收”任务，下去采访不打招呼，不吃请，记者是电视台的雇员，要为电视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拿了人的钱，就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性，节目的含金量低了，节目也就没人看了。而《焦点时刻》正是靠节目质量赢得了群众的喜欢，以鲜活的内容脱颖而出，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随之创收也相当可观。由此可见，深化广播电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和谐，广播电视的社会效益好，收听、收视率高，经济效益才能好，才能实现广播电视的最佳综合效益。

三、人人搞创优，人人搞创收，往往是顾此失彼

随着我区郊区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征地拆迁范围不断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分群众切身利益，因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比较突出，解决的难度也不断加大，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我们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把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搞好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各级政府、党委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把社会稳定工作和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大事来抓，摆到工作的议事日程，各级的主要领导作为“保一方平安”的第一责任人，要成立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辖区内的稳定工作，同时各村（居）委会也要相应的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合力，营造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机关工作人员要改变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深怀爱民之心，恪守爱民之责，善谋实民之策，多为民办实事，多与群众交流，倾听群众意见，树立干部在群众中的信任感和亲和力，要从心里和情态上和他们打成一片，消除隔阂。例如宁南街道在2002年3月，共青团路南下造路时有203人农转非因户口没有得到落实，影响了群众劳动就业、子女入园、入托、入学。群众反映比较大，意见也很多。经过街道领导认真分析，走访群众，了解困难所在，责成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做群众的解释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实际证明，只有各级领导重视，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只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二、认真排查，全面分析，依法治理，钝化矛盾

（一）明确纠纷排查方法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针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精心安排，在实际工作中应采取：

论文关键词]调性训练调式音程倾向性调式和弦

[论文摘要]要做好调性训练,首先在基本练习中就要进行系统训练。基本练习中的调性训练一般可从调式音阶训练、调式音程训练、倾向性训练和调式和弦训练四个方面入手，结合灵活的节奏组合、音程组合方式进行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训练。

一首乐曲无论属于哪一种调式总是存在着一个作为中心的音(即主音)，和弦的构成、曲调的进行及收束的形式都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视唱练耳的训练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良好的调性感觉。同时，良好的调性感觉又对视唱练耳能力的提升有积极的帮助。

一、调式音阶训练

调性训练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良好的音高感(即音准)。虽然在视唱练耳的基本练习中无法明确声带振动的频率。但音的物理属性会使人对它的高低产生不同的感觉(包括音高、音色等方面)。这种感觉在音高的运动、变化中会更加明显。因此，要建立起良好、有序的音高感，首先就要把各个孤立的不同高度的音按照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让人感知，这样才能帮助人按规律建立起音准座标，调式音阶恰好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1．调式音阶的构成。调式音阶是指调式中的各音级按顺序从主音到主音依次排列。不管是西洋大、小调式还是我国的五声性调式。调式音级均分为稳定音和不稳定音两种，不稳定具有倾向于稳定的特性。在运动的过程中，不稳定音都倾向于稳定音，并对稳定音形成一定的支持。正是调式音级的这种稳定和不稳定相互依存的动静规则及其在相互关系作用下形成对调中心音(即主音)的倾向与肯定才构建起稳固的调式体系，并显示出其严谨而丰富的内涵。

【摘要】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今声乐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是古代诗词运用现代音乐风格及创作手法的艺术精品。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虽然具有艺术歌曲的基本特征，但因受本民族艺术哲学、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影响而显现出自身的中国特色。在当今声乐教学中，只有对古诗词的文化内涵有深刻理解，才能对古诗词艺术歌曲进行正确的艺术诠释。文章对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体裁形式进行分析，以把握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的规律和要求，从而窥探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中国话语方面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审美;中国话语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由于诗乐本同源的道理，如今的歌词创作和古诗词的关系显得更加的密切了。据了解，我国古代的歌曲创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乐从诗，就是根据音乐的节拍来填词，另一种是以诗从乐，就是先做诗，然后根据诗的含义去谱曲。

一、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体裁形式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是在20世纪初即思潮的推动下而产生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诗词文字所呈现的韵律美，内容的细腻含蓄，以吟唱的形式展现给世人，堪称艺术精品。其创作体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格律诗。格律诗是一种有着较为严格程式和要求的诗歌体裁。自唐代以来的绝句、律诗、宋词、元曲都属格律诗范畴。我国古代诗歌，通常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近体诗兴起于唐代，唐人称之为今体诗（包括绝句和律诗）。近体诗在字数、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许多讲究，格律很严。如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的五言绝句《梅花》：墙角数枝梅，（平仄仄平平）/凌寒独自开。（平平平仄平）/遥知不是雪，（平平平仄仄）/为有暗香来。（仄仄仄平平）唐代近体诗的押韵，要求偶数押韵，而且为平声韵。如王维的五言绝句《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平平仄平仄）/夜静春山空。（仄仄平平平）/月出惊山鸟，（仄平平平仄）/时鸣春涧中。（平平平仄平）一句之中，节拍字平仄交错，第一联（上下句）之间，节拍字的平仄对立，上下联之间（即第二句与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一句）节拍字的平仄相粘，这就是绝句和律诗的“粘对”规则。所谓对就是平对仄，仄对平；所谓粘就是平对平，仄对仄。近体诗这种一句中的平仄交错，使诗的有声表现富有旋律性的起伏和变化，并在节拍字的平仄关系中形成了对比、相似、对立等多种变化，在这种变化、起伏和对比的有声运动过程中，又充分地体现其“粘”的手法，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如《枫桥夜泊》的旋律升降非常明显，这种旋律升降来自于诗的韵律和吟诵腔调，因此，当按谱吟诵时，倍感此诗旋律优美动听。又如《雨霖铃》，这首词章节拗怒、声情哀怨凄断。全词皆押入声韵，表达内心难以压抑的激烈情绪；由于词中用了许多拗句，如“骤雨初歇”（仄仄平仄），“都门帐饮无绪”和“今宵酒醒何处”（皆为平平仄仄平仄）、“暮霭沉沉楚天阔”（仄仄平平仄平仄）、“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因此，全词的离情别绪更为强烈。（二）古体诗。古体诗概指唐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非近体诗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受近体诗那种严格的格律约束，其句数、字数、押韵、平仄关系等较自由，是一种接近自由体或称半自由体的诗歌。值得指出的是，唐诗中也有类似的长短句结构，如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古体诗可以是二、三、四句一首，亦可有多句一首；诗句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不等；用韵可一韵到底，也可转韵或用多个韵；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也可半句对仗，半句不对仗。如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为三句诗。李凌先生认为：“楚调原来不是四言而是三言，后来才发展到三言、四言混合。如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兮’字是语助词，实际上是两句三言组合。”《大风歌》也属此类。古体诗可以说是贯穿了我国诗歌的整个发展史，进入20世纪，也还有很多诗人创作古体诗，如刘半农的《听雨》。就是在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律、七律盛极的唐代，仍然能看到古体诗的身影。像《唐诗三百首》中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便是五言、六言混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三）宋词。词源于宋代的大曲和唐代的民歌，最初是为入乐而写的。当时一篇脱手，即付歌坛。如李白的《清平词》、白居易的《柳枝词》、张致和的《渔歌子》等，题目、曲腔和词意混为一体，并依照曲作的体制分为“小令”“中调”“长调”。现代学者蒋伯潜、蒋祖怡的研究认为，词的产生与唐宋乐制有关，大曲不定有歌，这是大曲的歌法。后人以大曲填入文字，并且不再如大曲的联合几只曲子而为一套，完全折取其中的一段为词。宋代词中如柳永的《六幺令》、晁无咎的《梁州令》以及词中的《伊州令》《石州引》《大圣乐》，皆是由大曲中的片段而成为词的。所以词的调名，有许多是出于大曲的。因而可以说，词是大曲中的一部分。乐府之变成律诗的歌唱，而使诗变成词，实与当时乐制的复杂也很有关系，因为诗的句式有一定（规格），长短也有一定（规格），歌唱时不易讨好。所以诗变成词，一句有长短，音节变得不整齐了。所以，词的起源乃是文人想变化乐调的一种尝试。词是依声填词的音乐文学，有词调（即词牌、歌谱），词调不同，则旋律唱腔也不同，声情表现也不同。据清代吴衡照说：“有八百二十余调，二千三百余体。”（《莲子居词话》）调为曲调，体为词形。到后来许多词人写词，已不是专为某一个命题来新写，而是采用已流行的词牌，按照这个词牌的字句填词。从文献记载看，宋代词谱主要为音乐谱，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虚谱无辞”的单调谱；二是当时词人自度曲专谱；三是朝廷修纂大型歌谱中所辑的词谱。

二、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对中国话语的重要性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

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一、社会舆论背后的“推手”———刑事司法报道

社会舆论的主体也就是公众，他们独立的自我意识是可操控的也就是说是可以被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因素除了包含公众自身因素以外还有许多域外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种域外因素就是报道。报道的载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已经从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等)单一发展的纸媒时代突围到了新兴媒体(网络等)快速发展的微时代。在当今的微时代，垄断性报道来源的打破使得报道的出处无处不在，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都很有可能一不小心成为报道的者。与此同时，微时代信息交流的畅通性更加增大了社会舆论产生的群众基础和扩散渠道。社会舆论的可导性，决定了社会舆论是可以被某种有组织的、有策划的报道所影响的。根据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这一原理的恰当运用就形成了当今新闻传播学中报道的议程设置，借以实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由此，报道是社会舆论产生或者发展的“幕后推手”。在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刑事司法报道也就成了社会舆论的“幕后推手”。在不断彰显新闻自由和不断追求司法独立与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新时代下，刑事司法报道具有它应有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刑事司法报道所涉及的司法过程所审理或处理的事实、司法机构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以及司法的总体形态这三个方面的报道是社会、媒体对刑事司法进行监督的有力的重要途径。刑事司法报道的行为授意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刑事司法报道的传播价值在于让社会公众知悉并了解案件事实和司法现状，同时增进并提升公众的法律知识和素养。刑事司法报道的司法价值在于加强公众对司法的监督作用，让司法在阳光的监督下有效的运行。但是刑事司法报道权力滥觞的结果就是可能导致社会舆论监督的矫枉过正，出现社会舆论对刑事司法进行干预以及对司法公信力产生破坏的现象。

二、刑事司法报道的规制———把刑事司法报道关进法治的“笼子”

借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句话，就是“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同样，对于刑事司法报道的滥觞，我们要把“刑事司法报道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实现司法在社会监督的阳光下运行的同时，也让刑事司法报道在法治的阳光下发挥它的正能量。由此，刑事司法报道的规制是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实现公正审判和言论自由在刑事诉讼领域当中的冲突。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性国家———英、美两国对刑事司法报道的规制主要体现在立法规制、司法规制以及媒体自律等方面。在立法规制上，藐视法庭罪是英、美两国规制刑事司法报道的相同策略，而英国则是世界上对藐视法庭罪规定得最为严格的国家。1981年《藐视法庭法》将藐视法庭罪的归责原则限定为严格责任原则，构成此罪并不要求出版者必须具有主观上有干扰司法的故意。1981年《藐视法庭法》还对“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将媒体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前(警察逮捕之前的侦查期间)或上诉程序启动之前所作的报道和评论排除在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之外。而普通法上的藐视法庭罪则对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不足进行了弥补，即便相关刑事诉讼尚未启动，只要相关公开行为基于故意而给公平审判带来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即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从司法角度的规制上，英、美两国是从法院对媒体获取未决信息的能力进行限制的，包括严格控制下的封闭法庭措施和严格管制下的媒体禁口令。由于严格控制下的封闭法庭措施有妨害司法公开之嫌，只有在司法要求进行秘密听审的特殊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对其的采纳只有在符合苛刻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予以准许。媒体的禁口令则是针对相关媒体禁止其其合法取得但可能会对被追诉人造成不利影响的某种信息，是防止倾向性报道产生的重要方式。

英美两国的媒体禁口令都不涉及对此信息的绝对禁止，只是要求推迟信息的发表时间。英国1918年《藐视法庭法》第4节第2款规定“在正在进行的或任何其他未决或迫近的诉讼程序中，当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司法管理造成偏见的实质性危险时，法院可以命令，将对整个诉讼程序或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推迟至其认为必要的一段时间之后再予公开。”《藐视法庭法》第11节规定:“法院进行诉讼期间，在法院要求对相关人员的姓名或其他事项予以保密的任何场合下，只要法院认为它这样做是必要的，就可以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对与相关诉讼有关的姓名或事项予以公开。”在美国，针对媒体的禁口令被称为钳口令，禁口令的适用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必须存在有关案情的强烈、煽动性的公开报道;其次，禁口令将会有效并真实地使陪审员避免接触有偏见的信息;最后，没有其他替代性办法能够消除审前报道的影响。据统计，自内布拉斯加新闻协会案以后，对媒体施加禁口令的刑事案件非常罕见，到现在为止，针对媒体禁口令且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的案例只有一例。在对刑事司法报道进行立法和司法管制的同时，英、美两国都建立了限制刑事司法报道的媒体职业伦理规范。要求媒体在接受来自他律的同时，也引入自律机制规范自身的行为，在进行刑事司法报道时必须尊重被追诉人的隐私权并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英国，对媒体的自律主要由《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和《英国新闻工作者业务准则》两部道德规范规定。1994年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准则》也要求，新闻工作者应尊重人们的隐私;应力求公正、准确地传播信息，不得歪曲事实，出现报道失实情况时，应迅速纠正，在显著的位置刊载相应的更正与道歉。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2000年通过的《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规定:尊重报道对象，庄严地对待他们，给罪行受害者或悲剧受害者以特殊的同情;在报道涉及儿童的情况下特别审慎并给予儿童以(比给予成年人的)更大程度的隐私权保护;(在进行犯罪报道时)尊重公平审判的权利。在倾向性报道产生后，英、美两国都比较重视在刑事司法程序上采用了延期审理、警告陪审团、陪审团甄选、重新审判、撤销有罪判决等措施避免社会舆论对司法进行的干扰。延期审理又称中止审理，是在媒体报道严重干扰司法管理和被追诉人人权时法院所采用的将案件推迟至该倾向性报道的影响己经消减的特定日期进行审理的措施。在备受公众关注的重大案件中，当审前倾向性报无所不在时，通过预先甄选程序识别出受过报道影响的预备陪审员，并通过回避程序免除由于审前报道而真正产生偏见的人，以克服倾向性报道不利影响。

一旦审判开始，媒体仍然能会报道与被告有关的那些最初或事先存在的信息，仍然会报道可能给正式陪审员造成偏见的信息，于是警告陪审团已有必要，法律告诫其不得受外界信息的干扰，而应根据法庭上的证据和事实作出裁断。如果围绕案件的舆论过于强烈，已经给被告人造成了不公正的审判，那么重新审理又是英、美两国避免司法受舆论干扰采取的又一共同举措。以德国、法国以及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刑事司法报道规制发面采取的手段主要涵盖立法规制和新闻自律两个方面，究其缘由是因为大陆法系的法官既没有他们的英美法系法官那么高的素质，也没有其英美法系法官那么高的尊敬和威望，他们的素质不足以担当起规制刑事司法报道的重任。由此，大陆法系无一例外都将规制刑事司法报道的重任交由立法机关，立法规制就成为比英美法系更为重要的规制方法。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在本国的法律体系中建立了完善的刑事司法报道规制机制，而我国至今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司法报道的规制体系。参考外国的刑事司法报道规制体制，结合我国刑事司法运行实践，笔者针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报道规制制度提出以下几点构建设想。

**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关于在全省组织部门开展“和谐信访”创建活动的要求，有效发挥组织部门信访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着重采取四项措施，扎实开展“和谐信访”创建活动。

一是着力抓好信访老户的清理工作。认真开展“迎十七大、创和谐组工”活动，在省党代会召开以前对以往的信访老户进行集中清理，并召集相关责任单位和部内职能科室“集中会诊”，进行逐个分析审核。对处理恰当、已有明确结论的老案，如信访人不服、继续越级上访的，及时进行复查或复核；对办理过程中尚有疑问的，进行认真把关，坚持解决问题和做思想工作相结合，努力减少信访老户。同时，实行“全程跟踪负责制”，对相对复杂的信访问题，指明相关科室，搞好跟踪关注，做到有问必答、问必有果，严禁任何形式的推诿塞责、敷衍应付。

二是开展“和谐信访”专题调研活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深入一线摸实情、破解难点谋发展”蹲点调研活动，认真开展“和谐信访”专题调研，把创建“和谐信访”作为组织部门跟踪蹲点调研的重要内容，结合组织部门信访工作实际，认真总结和分析组工信访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为开展“和谐信访”活动奠定基础。同时，积极开展提高初信初访办结率的调研工作，联系市信访局、市委政法委等部门，认真总结落实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的有效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施，并形成调研报告，将调研成果在实际工作得到转化。

三是进一步加大信访事项回访督办力度。严格按照《暂行规定》和《办结制意见》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部内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组工信访部长督查询问制，对乡镇、街道采取挂牌消号、限期解决的办法，对排摸出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群众的来信来访来电，按照“分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原则和“谁分管、谁接防，谁负责”的要求，由部领导直接督查询问，实行跟踪督办，要求职能部门、责任人及时化解，限期办结；对排摸出的重大组工疑难信访件和重复上访件，由部领导亲自督办，落实职能科室负责人及时做好调处工作，主动约谈上访群众、下基层一线调查核实，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实施廉情摘报制度，将一段时期内有苗头性、倾向性的信访问题，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群众联名上访的重要集体访情况等情况，按照信访责任分工，分别报送给分管部领导及有关市领导，并积极献计献策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切实形成责任明确、反应及时、运转高效的信访协调办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