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伤害案件范文10篇

在新《刑法》实施前，公安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大都采取调解与治安处罚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调解无效的，绝大多数由被害方到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只有极少数的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近年来，一些公安机关放弃以前的做法。对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的这种做法有许多不妥之处：

第一、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案件管辖问题中明文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一）故意伤害案（轻伤）；（二）……”该条第二款规定：“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轻伤害案件分为自诉和公诉两种。公安机关将轻伤害案件不分案件情况，一律交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

第二、将本应由当事人自诉的轻伤害案件一律提起公诉，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独特优势和职能作用，进一步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的有机衔接，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推动平安建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区，根据市高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共同制定的《关于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现提出以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适用范围

（一）本意见所称的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是指在受理、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等办案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申请,将符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区联调委)、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二）本意见所称的轻伤害案件是指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且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不宜委托人民调解：

1、雇凶伤人、涉黑涉恶、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欺行霸市及其他恶性犯罪致人轻伤的；

立法中将轻伤害案件列入自诉案件范围，其本意是在公权力救济的同时，增加了私权力救济的渠道。然而在执行中，公安机关往往要求被害人到法院自诉，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如何妥善处理侵犯人身权的轻伤害案件，是保障人身权，维护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轻伤害案件自诉与否应是被害人的自由选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轻伤害案是否自诉应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依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中规定：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规定》表明：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或公安机关起诉或控告，人民法院或公安机关均应依法受理，这表明自诉或控告都是合法的，是由当事人选择的，不能由执法机关随意左右当事人的意见。公安机关更不能以轻伤害案件自诉为由而不履行法定职责。

二、轻伤害案的受害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均可自行和解而终结诉讼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及《规定》，法律已赋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因此是否追安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应成为受害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当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受害人要求和解达成协议或放弃权利的，公安机关可依法终结案件侦查程序。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过程中，受害人要求和解或放弃权利的，人民检察院可依法终止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在案件判决前，受害人要求和解或放弃权利的，人民法院可裁定终结审理程序。

一、轻伤害案件的一般特点

1.多为民间矛盾引发。这些案件多因工作、邻里、债务、婚姻家庭纠纷引发。

2.被害人均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期望值重点在于得到经济赔偿，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处罚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

3.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行为具有突发性。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多因小矛盾处置不当情绪失控引发暴力冲突，双方无积怨或积怨不深，事先均无预谋，属偶发性犯罪，且犯罪行为影响范围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案发后被告人一般都会有较强的负罪感。

4.被害人一方往往有过错，有些是争胜好强或出言不逊，有些则是在争执中首先使用暴力。

5.案情简单，事实证据比较容易查清，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供认不讳。

轻伤害案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中，行为人以暴力手段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造成被害人“组织、器官结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者部分功能障碍，尚未构成重伤又不属于轻微伤害的损伤”的案件。以某铁路运输法院2000年以来审理的故意伤害案件为例，其中轻伤害案件占70%以上。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单一，均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然后由法院判决结案。经对这些案件特点和处理效果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方式进行深层次、多方位的探讨。

一、轻伤害案件的一般特点

1.多为民间矛盾引发。这些案件多因工作、邻里、债务、婚姻家庭纠纷引发。

2.被害人均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期望值重点在于得到经济赔偿，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处罚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

3.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行为具有突发性。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多因小矛盾处置不当情绪失控引发暴力冲突，双方无积怨或积怨不深，事先均无预谋，属偶发性犯罪，且犯罪行为影响范围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案发后被告人一般都会有较强的负罪感。

1.被害人一方往往有过错，有些是争胜好强或出言不逊，有些则是在争执中首先使用暴力。

摘要: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客观表现非常相似,使得二者的区分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也导致不同司法机关办案认定标准不统一。本文以一个具体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案件的起因和行为的客观表现方面对比来区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同时，对故意伤害案中意思联络不明显的共同犯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随意殴打;共同犯罪

一、实践中具体案件的事实解析

2017年5月,张某和李某二人承包了某村的修路工程,任某、宋某、马某、刘某四人想从张某、李某二人处分得一部分工程，但张、李二人不同意，双方遂未谈妥。后任某等人以驾车堵路的方式干扰张、李施工并驾驶挖土机将修路工地旁的自家麦地压坏，谎称张、李施工将麦地压坏，欲以此要挟张、李二人给其赔偿或分其一部分工程，但张、李二人一直未妥协。6月6日晚，任某四人酒后又欲找张、李二人讨要赔偿或分其一部分工程，四人遂找到该村村干部,并在村委会通过电话约李某到该村委会协商此事，李某与任某四人在村委会内未谈妥并发生口角，后李某回到家中给张某打电话，将任某等人又向其索要工程一事告知张某，随后张某驾车到李某家中接上李某再次来到该村委会，张某进入村委会屋内与任某四人发生口角，张某对任某等人说：“这活是我的，谁干都不行，不服就出来”，任某等人对张某说：“出去就出去”，任某四人遂跟随张某向外走，在走到屋门口时，马某拿起一根铁棍递给刘某，但刘某随后扔掉而未使用，在村委会大门口，李某从车内拿出一把砍刀递给张某，张某拿刀向任某等人砍去，后任某、宋某、刘某持铁锨、木棍与张某持刀相互殴打，马某一直与李某互相殴打，为对张某进行殴打，最终张某持刀将宋某砍伤，张某、李某均受伤，经鉴定，宋某、张某损伤为轻伤二级，李某损伤为轻微伤。

二、案件行为人客观表现的性质评价

在本案的审查过程中，因任某等人缺乏纠集过程且积极主动的侵害对方身体的意图和动机不明显，因此对任某等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意见较为一致，本文亦不予讨论。但对任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以及意思联络不明显且为直接致伤的行为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就两方面的争议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一）本案中任某四人是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1．任某等四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该观点认为，任某等四人无故向张某二人讨要工程，并以堵路、陷害要挟等方式向张、李二人施压，并在酒后借故生非，强行向张、李二人索要工程，强行索要未果后对二人进行殴打，虽然李某离开村委会后又与张某主动返回，但该事件的起因仍是任某等人的屡次强行索要行为，应对案件发展过程进行整体评价，任某四人寻衅滋事的行为不因李某的离开而终止，任某四人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任某等四人虽有伤害的故意并造成张某轻伤的后果，但本案为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故应将任某等人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2．任某等四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该观点认为，从该案的起因上看，任某等人具有寻衅滋事的故意，且多次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但因李某与任某等人在村委会协商未果后李某离开村委会而终止，该案至此任某等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后李某与张某二人再次来到村委会与任某等人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此时张某有打架的意思表示，任某等人积极应战，双方形成了互殴的故意，在互殴中造成双方均有轻伤的后果，故任某等四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二）在任某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前提下，马某是否构成犯罪。1．马某不构成犯罪。该观点认为，张某到该村委会后，向马某四人发出要打架的意思表示，虽然马某等四人积极应战，但马某四人没有事前预谋，马某提供的作案工具亦未被使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后续使用的作案工具为马某提供，马某四人共同伤害的意思联络不明显，马某等人形成的是临时的共同伤害的故意。因四人为临时的共同故意，在本案中，马某始终与李某对打，未参与对张某的殴打，故其行为未造成轻伤的后果，而对临时的共同故意应仅处罚直接造成后果的行为人，故马某不构成故意伤害罪。2．马某构成故意伤害罪。该观点认为，张某在作出要打架的意思表示后，马某与任某等人积极应战，且马某在双方从村委会屋内向外走的过程中，曾向刘某提供铁棍，刘某虽未使用，但能够证明马某与任某等人具有伤害的共同故意，且在双方互殴过程中，其一直与李某对打，在客观行为上马某与任某等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心理和客观上强化了任某等人的犯意，马某等人均认识到自己不是单独在实施伤害的行为，四人属于共同犯罪，故马某应对轻伤的后果承担责任，构成故意伤害罪。

摘要：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中被害人的伤亡是由他人的轻微暴力和自身的特殊体质共同导致的，属于多因一果，实务中此类案件的定性通常是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无罪（意外事件），有罪率高且同案不同判是目前的司法现状。不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可能性的轻微暴力和重伤死亡结果的极端反差向司法实务抛出了难题，接近生活行为的轻微暴力只因造成严重后果就被纳入刑法规制揭示了司法实务中唯结果论的错误倾向。正确定性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关键在于区分归因与归责，归因是指通过条件说确定事实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归责是指在规范层面上判断能否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属于价值评价。

关键词：轻微暴力；特殊体质；归因；归责

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诸如推搡、扭打、拉扯、辱骂等轻微暴力致有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的案件，针对此类案件司法实务中的处理结论通常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致人重伤罪）、意外事件。很多被告人面对有罪判决都感到无比冤枉，因为行为人在客观上的轻微暴力没有达到致人轻伤及以上的可能，主观上也没有伤害他人致轻伤及以上的故意，却因为诱发特殊体质被害人身上的致命疾病而被认定为犯罪，这无疑束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也侵犯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这并非刑法的制定初衷，也不是法治社会所希望的景象。从司法实务普遍采纳的三个结论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混淆了归因与归责，当出现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时，在死者伤者为大的朴素情感影响下，司法机关倾向于让与结果有条件关系的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不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刑法规制的程度，也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在确定条件关系的前提下，再通过相当因果关系的“相当性”进一步缩小因果关系范围，通过社会通常观念或者通常的社会经验（即社会一般人的立场）来判断行为与引发的结果间是否有相当性从而判断行为与结果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这无疑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果关系沾染上了主观色彩。行为与结果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完全是由一般人或者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决定的，行为人或者一般人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有认识或预见可能性则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反之则没有。这显然模糊了事实归因与规范归责之间的界限，将事实归因等同于规范归责，虽然相当因果关系具有与传统事实因果关系理论所不同的规范评价性质，但是司法实务明显将相当因果关系也视为事实因果关系的类别，从而在得出行为与结果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再确认符合构成要件的其他要素以及违法性和有责性时就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从而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处理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传统逻辑是判断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体质是否有认识或者认识可能性，在肯定行为人行为与伤亡后果具备条件关系或者相当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决定行为人分别构成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或者无罪（意外事件），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出罪是由一般都围绕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展开。这显然是主观主义立场，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再在唯结果论的导向下认定与结果有条件关系或者相当因果关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负责。预见可能性固然属于出罪事由之一，但是根据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对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客观判断上就可以根据客观归责理论将未制造或未实现法所不允许风险的非实行行为排除在外，从而否定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完全没有必要将出罪事由遗留到主观阶层判断，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也可以避免出错。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受害人伤亡案件的司法现状是有罪率高和同案不同判，导致这种司法乱象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所采用的主观主义立场、唯结果论倾向和对归因与归责混淆，理清此类案件的法律关系并准确定性的关键在于坚守客观主义立场、严格区分归因与归责，通过条件说归因，通过客观归责理论归责，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公平且合理合法地认定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一、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司法现状

案例一：王某过失致人死亡案。①寇某与西瓜摊主刘某发生冲突，刘某寇某互相殴打，之后刘某的丈夫到场后与寇某扭打在一起，打斗中王某击打寇某的头部、腹部、胸部等处，二人被劝开后，寇某独自走到人行道上缓慢倒地。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寇洪某系因外伤、争吵、情绪激动等因素诱发其所患冠状动脉发育不良伴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心脏病急性发作致急性心功能不全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也预见不到被害人患有心脏病，但是有预见击打他人头部会导致他人伤亡可能的可能性，被告人应当预见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被告人与被害人殴打导致被害人头部的轻微伤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判处被告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案例二：廖某殴打致人死亡案。②鱼贩廖某在卖鱼给赖某时与赖某发生争执，被害人赖某打电话叫人来帮忙，被告人廖某也打电话叫朋友李某来帮忙，之后廖某看到赖某叫的人已赶到，自己的朋友还没到，就打电话报警，后来赖某的人在路人的劝解下离开，此时廖某的朋友赶到便上前追打赖某的头部、胸部，之后警察赶到将他们带回派出所处理，被害人赖某在问话期间昏迷倒地，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赖某患有冠心病、陈旧性心机梗死和慢性心包炎，在与他人争吵打骂后病发猝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因为在主观方面，被告人没有罪过。虽然两被告人有伤害赖某的故意，但只有轻微伤害、不足以导致被害人轻伤以上的伤害故意，这种故意不是刑法所规制的犯罪故意，而属于生活上的故意；两被告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不知道也不可能认识到被告人患有特殊疾病，所以也没有过失。在客观方面，两被告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人轻伤以上后果，所以两被告的伤害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两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从以上两个个案例可以看出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现状，上述两个案例的案件过程几乎一致，都属于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致人轻伤及以上的轻微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共同作用导致被害人死亡，但是判决结论和判决理由却截然不同。案例一认为被告人对击打他人头部会导致伤亡后果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从而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轻微伤害行为；案例二则认为被告人击打他人的行为只是生活意义上的轻微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故未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属于行为人。

二、轻微伤害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实务处理误区

摘要:脱胎于流氓罪的寻衅滋事罪依然具备较强的“口袋”基因，寻衅滋事罪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规制有独特功能和价值，补充性质明显，“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行为与故意伤害罪的殴打行为区别在于殴打的随意性，准确界定“随意”是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随意殴打;故意伤害

一、寻衅滋事罪在法律规制体系的定位

1979年我国制定的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将寻衅滋事罪作为流氓罪(79刑法第160条)的一种行为方式，流氓罪由于构成要件的模糊性，造成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出准确界定，为应对当时特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司法机关贯彻了“严打”政策，该政策的司法表现之一便是法官在个案处理上恣意性大，极易将轻微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按流氓罪处理，且多数处刑较重，以至流氓罪和投机倒把罪被称为典型的“口袋罪”。1997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修订时，将争议较大的流氓罪分解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罪名，但由于97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使用“随意”、“情节恶劣、“任意”和“情节严重”等需要法官进一步做出价值判断的规范要件要素，学者普遍认为脱胎于流氓罪的寻衅滋事罪依然具备较强的“口袋”基因，主张废除寻衅滋事罪呼声不绝于耳。有独立保护的法益是刑法分则个罪合理存在的根据，探求寻衅滋事罪在规制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体系中地位就必须明确寻衅滋事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立法者在刑法第293条指出“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至此，我们能够确定寻衅滋事罪至少侵犯了公共秩序法益与社会秩序法益，然而公共秩序法益和社会秩序太过抽象。只有当某种社会利益与个人法益具有同质的关系、能够分解成为个人法益(即系个人法益的多数之集合)、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条件且具有重要价值和保护必要时，才能成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法益［1］。刑法第293条第一款是随意殴打他人的规定，我们可以概括为殴打他人型寻衅滋事，显然该种类型的行为方式侵害的是被害人人身健康权，是具体被侵害的法益。寻衅滋事罪是行为犯，不以出现危害结果为既遂，从逻辑上讲，仅仅侵害被害人人身健康，未对社会秩序造成侵害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不是寻衅滋事罪的规制范围。法律不言废语，“随意殴打他人”的立法表述，无论是“随意”还是“他人”抑或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表明，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对象都是不特定的。因此，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是双重法益，即与社会秩序相关联的不特定人的人身健康权，社会秩序居于主要地位，人身健康居于次要地位。寻衅滋事行为根据其行为方式和情节不同可能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寻衅滋事行为既可能有行政违法性又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是治安管理处罚和刑法条文的法律竞合。以殴打型寻衅滋事行为为例对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关于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定，对社会秩序和人身健康侵犯较轻的可以处以行政处罚，破坏社会秩序，存在造成一人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等情节的构成寻衅滋事罪，破坏社会秩序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根据具体案情可按照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三者是侵害法益量的区分。当行为因其情节达到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抢劫罪等定罪标准时，依法按照其他罪名定罪处罚，只有在未达到以上其他犯罪入罪标准，但因行为的反复性、随意性仍值得被科处刑罚的才定寻衅滋事罪，此种意义上讲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相关犯罪是补充关系。因此，寻衅滋事罪对寻衅滋事行为“双轨制处罚体系”治理上起到衔接和补充作用，在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规制中不可或缺。因此，我们更应看到该罪对于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和抢劫罪等罪补充作用，对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形成科学对接的桥梁作用，是对较严重的人身、财产犯罪和较轻的治安行政处罚之间的缓冲带，我们把这种作用称为寻衅滋事罪的“补充性”。综上可见，寻衅滋事罪来源于流氓罪，是过去流氓罪的行为方式，有其明显的“口袋”基因，但随着司法解释对“定量因素”的不断完善，当前寻衅滋事罪的规范要素不再过于宽泛化，法官裁量空间也被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司法实务中寻衅滋事罪去“口袋化”成效显著。寻衅滋事罪有其独立保护的法益，就其性质来讲具有贬义色彩的“口袋罪”倾向不再是其最主要特征，而是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双轨制处罚体系”衔接和刑法罪名体系的补充性质，寻衅滋事罪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规制有独特功能和价值，补充性非常明显，故笔者对寻衅滋事罪的定位是补充性独立地位的主张。

二、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的争议点

寻衅滋事罪在此阶段承担独立的法益保护功能，此阶段废除该罪名条件尚不成熟，仍应着眼规范分析为主。司法实务中，“随意殴打型”案件比例高，争议性大，尤其是和故意伤害罪的界分与适用问题，对“殴打型”寻衅滋事这一行为方式的规范展开细致研究十分必要。刑法第293条列举了九种寻衅滋事行为，其中“随意殴打他人”位列第一项，不只是其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性，还在于该种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多发性。“肖某某寻衅滋事案”将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区分问题再次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热议。武汉某医院泌尿科主任肖某某和打假斗士方某某因后者在网络上肖某某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问题引发了二人矛盾纠纷，并于2005年至2007展开了两次名誉侵权诉讼，2009年方某发表文章质疑肖氏手术的效果，新仇旧恨使肖某某产生了雇凶报复方某某和方某的想法，并于2010年重金雇佣戴某某、许某某等人将方某某和方某殴打致轻微伤，经过一系列侦查、审查和审判程序，同年10月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肖某某等人1个半月至5个半月拘役。一审期间，肖某某辩称，其是故意伤害不是寻衅滋事，判决后肖某某等被告人以本案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为由提起上诉，被害人方某某和方某也认为法院量刑畸轻，表示不满。北京市一中院二审后驳回了肖某某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案件宣判后，判决结果合理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争议主要围绕此案的定性问题，肖某某的雇凶伤人行为是故意伤害行为?还是寻衅滋事行为?本案的犯罪形态是什么?对“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进行规范分析，着眼解决罪与非罪问题。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很多殴打他人的案件其实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但很多法官往往按寻衅滋事罪处理，因此，殴打型寻衅滋事行为的司法认定是实务中亟待加强的问题。刑法第293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其徒刑，可以并处罚金。2013年“两高”颁布法释［2013］18号《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规定行为的，应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规定行为的，应认定“寻衅滋事”，并将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起主要作用和因婚恋、家庭、邻里及债务等排除在“寻衅滋事”之外，该司法解释无疑是将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入罪考虑因素的体现，同时第二条规定了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情形有:造成一人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多次或者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随意殴打弱势群体以及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形。第七条提示性的指出寻衅滋事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罪名时按照想象竞合处理的方法。若想准确定性“肖某某寻衅滋事案”，恐怕要引起我们对故意伤害罪与“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和寻衅滋事罪的特殊形态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具有口袋罪性质罪名的解释应秉承什么样的原则?“随意”判断坚持什么样的标准?以及“无事生非”和“借故生非”的理解等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犯罪司法认定问题的准确理解。

摘要：本文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摘要：本文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