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范文10篇

请求权竞合、案由选择是人民法院在进行案件审理时，无论实体还是诉讼程序经常运用的两个问题，是法官审理案件和律师诉讼必须准确把握的。按照我国现阶段请求权竞合理论的通说，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自然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从而产生多个请求权，而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如果其中的一个请求权实现，则其余的请求权消灭。请求权竞合的处理原则典型地规定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允许请求权的有限竞合。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以上内容节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11号（以下简称《案由通知》）。

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常常要求当事人必须列明案由，如果起诉状不列明案由，或者认为未找到恰当的案由，人民法院便不予立案。起诉状中列明案由后，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法庭查明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所选择的案由不一致，有的法院认为应当征求当事人是否变更案由，如果当事人坚持不变更案由，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同意变更案由的话，法庭则要求书面申请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得不为避免败诉的现实风险而书面申请变更自己认为正确或可能正确案由，但如果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和裁判结果不服提出上诉，则一审中自己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又对二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产生很大的影响，将己方置于很不利的地位。

一个争议事实发生后，相关当事人可能对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而且每种看法都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譬如在比较难区分的雇佣关系与承揽合同中，一个自然人在为另一个自然人进行建房施工工作的过程中因事故死亡，死亡人的亲属认为是雇佣关系，主张建房人是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列明案由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而建房方认为是承包给了死亡人施工，是承揽合同关系，死亡人是承揽人，建房方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诉讼的过程中，法庭认为依据现有的证据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认为原告方列明案由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与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一致，告知原告方书面变更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否则若坚持以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由起诉，由于起诉的案由与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法院可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很难不书面变更案由。我们知道，雇员受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的案由则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死亡人对造成自己死亡有过错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方书面申请变更案由后，在收集证据以及辩论焦点方面便很难再坚持雇佣关系，否则便自相矛盾。那么，法庭要求原告书面申请变更案由是否合法？如果原告坚持不变更案由，且原告所认为的案由与法庭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符，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做法是否合法呢？

笔者认为，确定案由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而不是原告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原告在起诉时可列明案由，以利于人民法院在立案和审理时准确认定案由，原告也可以不列明案由，由人民法院根据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主张来确定。《案由通知》二、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显然，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起诉时并不要求当事人选择案由。尤其在当事人无力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无异于将生活困难的当事人拒于法院门外。况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还规定了“口头起诉”，在“口头起诉”的情况下，当事人更无力选择确定案由。

即使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法律也未规定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案由通知》四－3规定：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显然，该规定要求的是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亦即《民诉法》第108条第（三）项规定的“具体的诉讼请求”，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选择案由。当然，当事人在诉状中列明案由有助于其准确选择竞合状态下的请求权，表明诉由，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准确确认其所选择的请求权。

一、实体请求权概念的确定

在早期罗马法上，私法秩序只被理解为实体法规则。在古典罗马法时期，出现了诉权思想，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并存。而在后古典罗马法时期，私法秩序上又以实体权利为主，将“actio”的概念限定在实体权利上，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二元对立体系已被确定。[6]17对于请求权概念最有贡献的应当是潘德克顿法学的理论整理。应当说，现代意义上的请求权制度是一个法律史上比较晚近出现的制度，在19世纪后期经由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的学说而进入《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以及《德国民法典》[1]。

（一）温德沙伊德请求权学说基础

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学说是从罗马法上的“ac-tio”的概念出发的，他认为罗马法上的诉有多种含义，如行为、协商、法庭审理等，最后一种含义是到有管辖权法院起诉或诉讼。[7]113由此可以推知罗马法上的“actio”包含了诸多要素，无法与现代术语对译。而温德沙伊德所做的工作就是将罗马法的“actio”用现代术语表达出来。他认为“actio”不是诉或诉权，也不是受侵害的权利的保护措施，而是权利或权利请求的表现形式[8]6值得注意的是，理解温德沙伊德构建的请求权体系的关键点有二，一是主观权利概念的形成，一是债权与物权观念的形成。[9]27

在温德沙伊德时代，出现了（主观）权利观念，权利被理解为对每个人支配范围的分配，在此支配范围内该人之意思对他人而言是一种法律，涉及的是统治的意思与被统治的意思之间的紧张关系。萨维尼对物权与债权等进行形式化抽象，财产权利的价值地位—如权利人享有用益、变价等权利—为一个形式化要素所替代，即意思之力（Rechtsmacht），也就是说，权利是意思之力。

由人的意志之力可能作用的客体出发，萨维尼列举了各种可能法律关系的类型，意思统治有三个客体，一是人格，一是不自由的物（unfreieNatur），一是自由的人或他人（freieWesenoderfremdePersonen）,对自身的权利是人天生的原始权利，而在其他客体上的权利则是取得的权利。债权与物权区别的关键点在于，物权客体的非自由之特征，物权是对物的绝对控制，而债权关系则不能被理解为对他人全部整体上的控制，债权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另一方的自由不能被毁坏。意思力量的向第三人的扩张被萨维尼称为债（Obligation），但这不意味着对他人整体的控制，而是对他人个别行为的控制。(10)132一方面，是债权人的意思，通过此意思，个人自由被扩展，另一方面是债务人的意思，该自由被履行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债权人起诉进行强制所限制。

[摘要]占有是一种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对占有的保护有利于社会平和秩序的维持，有利于物权体系的完善。对占有物权法上的保护可分为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占有保护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不同于物权请求权，它是以保护占有的现实状态为宗旨的独立的请求权。在立法中如何规制占有保护请求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国物权法制订高潮的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占有制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占有物权请求权占有保护请求权

虽然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占有制度，但建立完善的占有制度，确认占有保护请求权，乃是立法的必然。我国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五编设立了占有制度（共10条），其中对占有保护请求权第296条第1款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夺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因侵夺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请求权，自侵夺或者妨害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对占有以条文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这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草案对占有物权法保护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规定占有的私力救济，没有考虑妨害危险对占有的影响等。我国物权法草案对占有的物权法保护规定的还不甚完善，笔者拟就占有保护请求权予以分析和探讨，以期在物权立法中能给占有保护制度以更全面更完善的规定。

一、占有的保护

占有是主体对于物基于占有的意思进行控制的事实状态。[1]简言之，占有是指对于物的事实上的管领力[2]，它属于事实而非权利。既然占有不是权利更不是物权，那为何能够获得物权法上的保护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占有作为一种事实状态体现了财产秩序，占有的现状也构成一种社会生活秩序，法律之所以要保护占有，并不一定是为了寻求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而是为了维护社会财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稳定。同时，对于本权的保护及债权的利用人的保护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占有的保护可分为债权法上的保护和物权法上的保护，后者又可分为占有的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占有保护请求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是指在占有人的占有被侵夺、妨害或者有妨害的危险时请求侵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关于此项请求权，有称占有人之物上请求权、占有人之请求权、占有物上请求权、基于占有而生之请求权或占有保护请求权。[3]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占有制度是不问现实的占有的状态是否正当而一律加以保护的制度，它的宗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占有保护请求权，正是基于此所产生的请求权，故笔者认为，“占有保护请求权”这一概念更确切地说明这一请求权的本质，而且也一目了然即乃对占有的保护。

一、问题与思路

中国于2009年修订了《保险法》，该法第65条第2款的规定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款是增订的，如责任保险契约的第三受害人符合了上述条件，则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据此，可以发现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仍须回归社会的需求层面，即不但须正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且还须保障弱势群众的权益，且该立法思维应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并有利于责任保险产品的发展。责任保险起源于19世纪，发展历史虽然短暂，但当前已经出现的类型化是：其一，为了保护社会群众或消费者的权益，某些领域发展成为强制性的保险；其二，侵权行为的归责原理由“过失责任”转型为“无过失责任（即危险责任）”，增强了社会群体对责任保险的依赖性；其三，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责任保险从传统填补被保险人赔偿第三人损害的理念，成为直接填补第三受害人的新型制度①。据此，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危害，该保险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且还须不断创新社会需求的产品。《保险法》设计的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是附有条件的，但令人质疑的是，强制特定领域投保的责任保险，它是一种法定保险的类型，具有浓厚的社会性，且最大作用是保护社会上弱势的受害人。为此，对于该法定保险直接请求权的适用条件应否为不同的构思？本文遂提出“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适用条件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析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再分析支撑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法理，并检视第三受害人依据现行《保险法》规定的条件，行使直接请求权可能遭遇的难题为何。本文拟从这些观点，论述强制责任保险的直接请求权适用条件的构思。

二、设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目的

现代国家均呈现为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生态，人类的活动范围随之宽广与频繁，提供社会使用的产品不断地增加与创新，导致可能发生的损害事故同步增加；越是文明化的社会，该现象越是明显。人类因参与社会活动而使用的经济产品，或从消费市场购买的产品等，皆可能存在瑕疵或风险危害，随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提供或销售经济产品的持有人或所有人，一旦成了承担风险责任的主体，其拥有的赔偿财力总是有限。藉此，多数国家依据责任保险契约的属性，引进了强制责任保险的技术，强制特定的风险领域必须投保责任保险，将原由个别主体承担的责任损害，转由危险共同体共同承担①。为此，本文兹就设立该制度的目的试作如下分析。

1．迅速补偿第三受害人的损失传统的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因法定责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补偿被保险人。但保险人并不能直接理赔与第三人，其原因是第三受害人并不是保险契约效力所及之人。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机动车成了社会上最为普及的经济产物，引致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件逐年增加。有鉴于此，多数国家相继颁布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其中，德国、美国多数州、台湾地区等，都规定因机动车肇事的受害人发生保险事故时，能直接向保险人行使索赔权，让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快速取得救济，实施了责任保险契约的效力扩张及第三受害人的法制，确立了责任保险契约的利他效力，树立了责任保险制度的新里程碑②。《保险法》增订责任保险有条件的直接请求权，笔者认为应该是本于该法理，而适用于各类责任保险契约的第三受害人。

2．保障第三受害人获得基本限额的赔偿金现代社会风险类型的多样化，促使人类更加关注保险的风险移转，遂建构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法律体系，用以关照及保护弱势群众的权益。通过公权力强制特定领域投保责任保险的政策，除了提醒企业或个人要强化风险管理的危机意识外，还可以使风险的成本具有外部性。该保险契约明订被保险人（即投保人）必须投保最基本的保险金额，如第三受害人的损失在保险契约的承保范围，则可以从责任保险契约的基本限额中得到补偿；特别是当被保险人逃逸，或受到刑事或行政上的制裁而缺乏赔偿财力时，第三受害人至少还能从保险公司获得最基本的保障。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妨害的基本含义；妨害的情形；妨害的救济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妨害为以非占有方式而为之、妨害的对象不限于所有权、妨害不限于对物权人行使物权的妨害、妨害不仅限于相邻人之间、对权利人行使权利便利的妨害、对权利人安静享受权利的妨害、对权利人安然享受权利的妨害、对权利人舒适享受权利的妨害、对权利人愉悦享受权利的妨害、对权利人自主享受权利的妨害、关于请求权的内容、请求权的主体、请求权的对象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我国物权法中的妨害仅是对物权的妨害,但不限于对所有权的妨害。对于妨害的救济,有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停止请求权两种,同时,应当允许原被告自愿协商以赔偿损失替代排除妨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妨害具有共同的认识,即以非占有的方法对他人权利的圆满拥有、行使或享用造成的干扰或侵扰,因此而有别于侵权与侵占。但是,美国法中的妨害是对土地现实占有权的妨害,妨害排除请求权是相邻权的一种；德国法中的妨害扩张适用于所有具有绝对权意义的权利。

关键词:妨害/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停止请求权/妨害的救济

我国物权法第35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此条规定了两种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与消除危险请求权。在此,我们仅解析妨害排除请求权。

一、妨害的基本含义

侵权、侵占、妨害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侵权是侵权人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为加害对象所实施的破坏、损害、毁害等行为；侵占是行为人以占有的方式对他人排他占有权的侵害；而妨害,则是以非占有的方法对他人权利的圆满拥有、行使或享用造成的干扰或侵扰。本文暂且不对三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论证,仅对妨害的内涵进行必要地阐述。

【摘要】

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知情权是一项没有被宪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获得，其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性质，作为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获取信息，排除国家妨碍的权能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信息中心，公民已经无法仅仅从社会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要，请求权能形态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社会权性质知情权的基本特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当地的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离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于当日向当地的110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同时也被告知，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后甲因为无法证明110报警指挥中心是否是在接到自己的报警后出动警力而再次败诉。

问题开始出现，在110报警指挥中心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即使甲明知110报警指挥中心有自己的报案记录，也无法从110报警指挥中心取得该项记录，那么甲是否有权拿到报警记录作为诉讼的证据，从而获得救济呢？笔者认为，甲能否获得记录，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甲是否有权向报警中心请求获得报警记录；如果有权获取信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一种权利，基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而获得？报警中心是否有义务对甲的公开请求作出回答？如有，这种义务是基于何种关系产生？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加以论述。首先，笔者将从报警中心与甲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其次，对“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从而公民不能享有知情权”的质疑作出回应，提出即使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能够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最后对知情权的权能形态问题作出阐述，提出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随着市民社会的缓慢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地方规章也已经实行。但就总体而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仍被视为一种办事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和知情权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将导致“公开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者文件，公众本身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的后果，而随着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以及立法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些争议作出有效回应，以便能更好的参与我国应如何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讨论。

【摘要】

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知情权是一项没有被宪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获得，其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性质，作为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获取信息，排除国家妨碍的权能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信息中心，公民已经无法仅仅从社会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要，请求权能形态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社会权性质知情权的基本特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当地的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离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于当日向当地的110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同时也被告知，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后甲因为无法证明110报警指挥中心是否是在接到自己的报警后出动警力而再次败诉。

问题开始出现，在110报警指挥中心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即使甲明知110报警指挥中心有自己的报案记录，也无法从110报警指挥中心取得该项记录，那么甲是否有权拿到报警记录作为诉讼的证据，从而获得救济呢？笔者认为，甲能否获得记录，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甲是否有权向报警中心请求获得报警记录；如果有权获取信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一种权利，基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而获得？报警中心是否有义务对甲的公开请求作出回答？如有，这种义务是基于何种关系产生？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加以论述。首先，笔者将从报警中心与甲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其次，对“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从而公民不能享有知情权”的质疑作出回应，提出即使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能够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最后对知情权的权能形态问题作出阐述，提出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随着市民社会的缓慢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地方规章也已经实行。但就总体而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仍被视为一种办事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和知情权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将导致“公开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者文件，公众本身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的后果，而随着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以及立法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些争议作出有效回应，以便能更好的参与我国应如何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讨论。

我国正在制定《物权法》，物上请求权制度作为物权保护的重要方式，是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物上请求权制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对我国物权法中物上请求权制度的看法。

一、物上请求权的性质与种类

物上请求权，也称物权的请求权，是指当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有被妨害之虞时，物权人为了排除或预防妨害，请求对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物上请求权的目的为排除妨害，根据不同的妨害形态可分为以下几种，（1）当他人没有权限而占有物权的所有物妨害物权时，发生物权的返还请求权；（2）以此外的方法妨害物权的，发生妨害除去请求权；（3）妨害有发生之虞的，发生物权的妨害预防请求权。我国民法没有物权概念，也没有物上请求权概念。但是，有关于物上请求权的若干规定。在我国民法之上，强调了物上请求权的民事责任性质，即我国《民法通则》将物上请求权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之一同其他责任形式集中作了规定。与此同时，《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第六章明确规定了：“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的民事责任”。则物上请求权作为民事责任而发生的行为属于公民、法人不履行其他义务的行为。具体而言，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返还财产即是以物上请求权为内容的民事责任形式。相应的，我国民法上的物上请求权为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和返还财产请求权。

对物上请求权性质，有以下几种观点：1、债权说，认为物权的请求权是对特定人行使的独立的权利，属债权性质的权利。2、物权说，认为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作用，而非独立的权利，其依存于物权而存在、消灭。3、准债权说，认为其为类似于债权的一种独立的请求权，但从属于基础物权并与之共命运。但这三种观点都有存在片面性。因为一方面物上请求权是请求权，区别于物权；同时，物上请求权又是物权的作用，又区别于债权请求权。请求权，是指要求他人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中，有债权的请求权和物权的请求权，还有亲属权的请求权。物上请求权，是请求权，即以要求他人为一定的行为为内容。因此，在物上请求权的实现的问题上，适用关于债的履行或给付的规定，如给付不能、给付迟延等。当物上请求权构成给付不能时，则发生请求权的转化问题。即根据占有人的过错情况分别转化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这一点上，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相区别。物权为请求权，为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但不能直接对客体进行直接支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权是支配权，就权利的客体进行直接支配的权利。因此，物上请求权区别于物权，也独立于物权。另一方面，物上请求权又是物权的作用或权能。物上请求权，基于物权而生，与物权共命运，即随着物权的发生、移转、消灭而进行相应变动。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权能，是物权受到侵害或可能被侵害时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作用。因此，物上请求权与债权的请求权不一样，不适用于消灭时效制度。因为债权具有积极性，即权利须主动的请求对方给付，以实现其利益，而物权恰恰相反，物权具有消极性，即物权的享有不须积极的请求对方为给付行为，仅在其圆满状态受到破坏时才发动其请求权，以除去妨害等。消灭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即债权的请求权的给付，对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无疑有很大督促作用。而保护物权完整的物上请求权显然不应划到消灭时效的适用范围之下，否则无疑会激起侵害物权的投机激情。

二、基于所有权的物上请求权

（一）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内容提要：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对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应该以法定权利说作为其法理上的支撑，而对于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来说，应当以权利转移说来作为其法理基础；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目的在于更有利的保护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和减少索赔的成本和诉讼成本；基于这两个原因应当对我国《保险法》中的责任保险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重构。

关键词：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责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为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但对于责任保险的理赔，传统上的做法是保险人先向被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再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也就是采取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之第三人的顺序理赔的方式，这样无疑增加了责任保险三方的成本。鉴于对受害之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减少保险三方的成本，本文拟对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之直接请求权的基础分析-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

由于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受害之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为目的，因而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第三人保险（thirdpartyinsurance）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thirdpartyliabilityinsurance）。无论其如何称谓，也无论对责任保险下何种定义，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角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以受害之第三人为其存在基础的。承认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可以说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所必须。首先我们从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来分析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基础分析。

诚如学者指出，责任保险是顺应工业革命后分散危险（赔偿）的需要而产生的1.由于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存在的诸如工厂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以及产品致人损害等工业事故，使得加害人对这些责任的赔偿不堪重负，而责任保险就是为分散这种赔偿的负担而顺时代潮流而生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责任保险有以下两个对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有影响的趋势：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通说是指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的结果，可能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常见的类型有：1、买卖合同中因标的物不符合约定，迟延交付纠纷，如甲公司迟延交付彩电遥控器而使乙公司不能如期向丙商场提供彩电；2、运输合同中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纠纷，如公交车因行人横穿马路而急刹车致乘客摔伤；3、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因第三人不履行或瑕疵履行的纠纷；4、企业承包经营对外发生的纠纷，如自然人A在承包B企业期间未能给付C企业货款；5、消费者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纠纷，如消费者A在B商店购买C公司生产的质量不合格产品致其人身损害的；6、无权处分的行为引起的纠纷，如A将朋友B委托保管的名画卖给C。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意义在于查清案件事实，分清责任是非，简化诉讼程序，有效利用审判资源，防止人民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互相矛盾的判决。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作了规定，但笔者认为该规定已不适应现代诉讼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概念不清楚，操作程序有缺陷

《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和定义都不确定。首先，“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参加诉讼”存在矛盾。因为案件处理结果应当在案件作出裁判时才能显现出来，没有处理结果，就无法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否需要参加诉讼，而参加诉讼是参加到正在进行的他人诉讼之中，此时的案件尚无处理结果。可见，案件处理结果无法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前提。其次，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进行再解释。有人认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人说成与原被告争议的标的有某种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了司法解释：1、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和赔偿等义务的人，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者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均不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2、人民法院在审理产品质量纠纷案件中，对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证据证明其已提供了合同约定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的，或者案件中当事人未在规定的质量议期内提出异议的，或者作为收货方已认可产品质量的，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3、人民法院对已经履行了义务或者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外的人，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但是，这个解释不仅没有让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概念清晰起来，反而更加模糊了，该解释并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