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思想范文10篇

“五四”运动后，湖南相继发生了“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积极参与了这两次群众运动，并在运动中形成了他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这是他早期政治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一在1919年年底开始的驱张运动中，就开始思考“湖南建设问题”，并提出了“湖南人民自决”的主张。1920年夏，驱张取得了胜利，湖南籍官僚谭延kǎi＠①入湘主政。这时，南北方军阀都暂无暇对湖南进行武力干涉。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各阶层人士都认为是实行“湖南自治”和“施行民治”的大好时机。而谭延kǎi＠①为了在湖南站稳脚根，也提出了”湘人自治“的口号。于是，湖南掀起了一个声势较大的自治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相继在上海和长沙一些报刊上发表了10余篇讨论湖南自治问题的文章，从而形成了他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一）废督裁兵，驱逐军阀势力。指出：“与湖南文明之创造力为对敌者，军阀也”（注：.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本文所引用的有关当时的言论均出自本书。），正是由于军阀割据混战，给湖南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6年，长沙则屡践汤、傅、张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因此，他认为湖南人不能仅仅满足于“驱张”的胜利，“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也就是说要彻底废除督军制度，并将一切军阀势力赶出湖南，“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在湖南境内也要“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暂保存正式有纪律之陆军一师”，以维持地方秩序和抵抗外来强暴。这实际上就是要彻底废除军阀割据和军阀统治。（二）实行“湖南门罗主义”。1920年6月23日，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仿照美洲门罗主义的提法提出了“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的口号。该书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刊登时加上了“主张湖南门罗主义”的提要。关于“湖南门罗主义”的含义，他援引了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彝的观点进行解释，即“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也就是说要使湖南“划境自保”，要争取湖南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改变“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的状况，“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三）在湖南建设“民治”，实现湖南人完全自决自治。主张，在废除督军，驱逐军阀势力后，必须建立民治政府，实现“湖南自决自治”。他指出：即使是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为此，他将“湘人自治”与一些湘籍军阀政客提出的“湘人治湘”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只有完全实现“湘人自治”才是真正的民治。所谓“湘人自治”就是“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政治和法律，都由全省“有职业的人”去议，去办；要“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全省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四）“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湖南共和国”。认为：“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完备的地方自治组织作为基础，所以“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他主张“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即把全国“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湖南共和国”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湖南人自决自治”，“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在经济上，“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精神文化方面，“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使“湖南人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他认为：“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二上述“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是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和湖南省的现实政治状况后提出的一种政治改革方案和国家模式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五四”运动后青年的思想发展。首先，它反映了对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厌恶和否定。他认为由于军阀割据和混战，造成中国社会和政局的混乱。“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特别是湖南，成为当时南北军阀争夺的一个焦点，“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橐”。他认为这样一种状况不可能短时间内来一个“总解决”，只有“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各自建立小的共和国，然后再来“全国的总解决”，即建立一个联邦制的中国。他特别强调在湖南首先实现自决自治，建立共和国的现实意义，即可以“建湖南为缓冲地带”，使南北战争早日停息。应该说，对当时政治混乱状况的分析是中肯的。且不论他设计的方案是否能够实现，作为与当时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的对立面提出的这一方案，它毕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早日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的迫切愿望。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个方案斥之为分裂，因为它是在中国已经实际分裂，而北洋军阀试图通过武力将中国“统一”为封建军阀独裁专制国家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也指出，这“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而是要各省的人民自己负起建设本省民主政治，创造本省地域文明的责任，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然后再来一个“彻底的总革命”，真正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像德国和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共和国。这反映了他“确定无疑”的“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1]其次，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体现了彻底的“主权在民”的原则和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少数军阀、政客掌握国家大权，强烈地要求由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有职业的人”掌握政权。他认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民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他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实现湖南自治，建设“湖南共和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依靠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改造国家。他指出：“社会的腐败，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所以他寄希望于三千万湖南人“醒觉”，担负这一重大的使命。他说：“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这一观点说明他已经完全抛弃了他“五四”运动前轻视人民群众的“圣贤救世论”，已经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政治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与他同时期提出的“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思想是相吻合的。第三，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体现了他面向实际，重视实际斗争的思想作风。“五四”运动后，青年开始由究心思辨哲学转而面向实际，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并注意把远大的目标与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新民学会已经确定了“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的政治目标，因此，在“驱张”运动之初，有些新民学会会员对这一运动表示怀疑，认为既然要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就不应该从事这些“小问题、小事情”。但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有的新民学会会员写信希望他“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时，他又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这些都反映在了他反对空谈理论，主张脚踏实地从事实际斗争的思想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各省都有各省的具体情况，因此各省应根据自己的具体省情来进行建设，要“务以尽量发挥各省的特性为标准”，“各依各的情势去改造”。他论述湖南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尽管这种论证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毕竟体现了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建设的思想，反映了他“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思想特点，这对以后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三在肯定青年“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反映青年在革命转变和思想转变时期思想上的混乱。首先，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反映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地理变化和民族自决潮流兴起的一种歪曲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地理发生了很大变化，用的话来说：“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他正确指出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样一种国际潮流，然而，他却错误地将中国国内的地方自治和地方自决与别国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相类比。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他认为既然“全世界好些人民业已觉醒了”，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那么湖南“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积极地进行“湖南人的自决自治”。把建立湖南共和国作为民族独立事业，这当然是极其荒唐和错误的。其次，对“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方案进行历史论证时表现出极其错误的狭隘地域主义倾向。青年认为在历史上湖南一直“受中国之累”，得不到发展，而湖南又爱干涉别人的事，从而造成别人看不起。他说，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多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他以戊戌维新中谭嗣同被杀和熊希龄被放逐，以及辛亥革命前黄兴出逃和马福益被杀为例来说明“湖南受中国之累”。又以曾国藩、左宗堂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为例说明“湖南人爱干涉别人的事”。显然，作为通晓中国历史的青年，用这样一些牵强的历史事实来论证他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思想，当然只是一种宣传和唤起湖南人地域情感的需要，而不能说明他对所例举历史事实的真实认识。然而，我们还是不能不指出这种论证的极端错误，它完全抹杀了清政府镇压湖南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的阶级矛盾性质，而把它们说成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种错误的历史论证所唤起的狭隘地域主义情绪，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再次，的“湖南共和国”方案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色彩。对“湖南共和国”进行了地理、自然资源和人文的论证。他认为湖南“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羹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日夸言乎？”而“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因此，“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在经过如此论证后，青年得出结论：“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在这里，尽管他使用了文明、教育、铁路、汽车等现代化的词语，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给自足，不求于人的自然经济心理是非常明显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反映了他对地方军阀官僚势力存在着幻想，仍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进行了种种思考。虽然，他对“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但他认为中国不存在进行“彻底总革命”的条件。他把实现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谭延kǎi＠①等地方军阀势力的身上。他说：“像湖南广东两省用兵力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应由各该革命政府，召集两省的‘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及广东宪法，建设一个新湖南及新广东。”他把军阀之间的争夺看成是“革命”，把地方官僚军阀势力控制的地方政权看成是“革命政府”，这说明他对地方军阀官僚势力还存在着幻想。他设想的“人民宪法会议”虽然把工农等劳动阶层都包括在内，但就其实质而言，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如果它是在地方军阀官僚的所谓“革命政府”控制下，恐怕连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都无法发挥。他强调在实现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过程中要对湖南三千万人进行“刻不容缓”的“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但在不发动革命的情况下，想通过普选制或直选制的议会制度和宣传、教育来实现他的“湖南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种幻想。关于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的性质，有论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一些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色彩”，[2]或认为“是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崭新的民主主义思想”，甚至认为这些理论体现了“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开展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策略”。[3]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上述对“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范畴。再从本人思想的发展轨迹来说，虽然他当时正处于由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但还没有形成有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新民主主义思想”。这一点，在1920年3月4日的《致周世钊信》中就明确地表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而他在该时期提出的“湖南自治”和“湖南共和国”思想，正反映了他的这样一种思想状况。收稿日期：1999—09—26【参考文献】[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2]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3]李锐.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门内加岂

摘要：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毫无关系，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早期思想

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但经历了准备(早期)、萌芽(大革命时期)、形成(土地革命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因此，研究延安时期的思想，有必要回顾与追溯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当然，这里不可能详尽描述这些阶段中的各个方面，而只能关注那些与“成熟”相关的主要问题。的早期思想不能说就是思想，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毫无关系。汪澍白先生曾把早期思想称之为思想的准备阶段，颇为确切。“准备”的涵义有许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其主要特征就是既强调主体思想的能动作用，又具有突出的现实的务实精神，这正是后来思想的特色。

一、改造思想与改造社会

1913年到1918年，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发动时期。“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年形成了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来改造社会的思想。青年认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中国之所以积弊太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青年提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辛亥革命，都是从枝节人手，诸如议会、总统、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分析了近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是末，是枝节，唯有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才是本，只有探得哲学上的“大本大源”，才能抓住根本，其他可迎刃而解。其次是“普及哲学”。青年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不自知”，“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日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1]要改变这种状况，认为只有普及哲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其三，普及哲学的依靠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青年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梯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切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主张人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皆为圣慑”，愚人贤人“其跻圣域”，一个理想社会就会来到。青年关于从改造哲学、伦理学人手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其一，所谓抓“大本大源”，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追寻“大本大源”，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其二，所谓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极大地突出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青年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心之力》。他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还主张人之心力与体力一起，任何事情都可办成。可见，突出主体能动性是青年的一大思想特色，尽管这是非常抽象的。但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改造，被表述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其三，探寻“大本大源”、“普及哲学”，表明青年极为重视哲学研究与哲学普及，这一倾向贯彻的一生，而在延安时期尤为明显。

二、务实精神与国情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青年的思想状况，准确把握青年的思想脉搏，近期，北京铁路局团委就青工的思想状况进行了一次不记名式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30个运输生产站段，1000名青年职工。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总结出一些特点．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思想主流

通过调查发现，广大铁路青年的思想主流是好的。在社会大气候和铁路内部小环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青工的思想是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具体表现为：

1、信念坚定，关心国家大事。问题一：您对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的认识程度如何?回答有较深认识的占47％；知道大概的占48％。问题二：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态度是什么?回答前途光明，充满信心的占79％。问题三：你对国家大事是否关注?回答十分关注的占66％。问题四：您的信仰是什么?回答共产主义的占86％。问题五：您对加入党组织的态度如何?回答渴望加人的占79％。问题六：你在平时工作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回答党和国家大事的占36％；国际、国内突发事件的占34％。由此可见，广大铁路青年理想信念坚定，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出对党的信赖和向往．他们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党领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2、心系企业，支持拥护改革。问题一：您对铁路跨越式发展以及当前实施的生产布局调整的看法如何?回答势在必行的占72％：利大于弊的占21％。问题二：您对铁路跨越式发展前景的态度如何?回答充满信心的占68％。问题三：您对待本职工作的态度是什么?回答高标准完成的占86％。问题四：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何考虑?回答在本职岗位上积累才干，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占66％；对现岗位比较适应，继续发挥作用的占21％。问题五：在改革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您会采取什么态度?回答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占65％。问题六：当铁路改革触及到您个人利益时，您会怎样对待?回答正确对待的占77％；基本接受的占18％。由此可见．大部分青工能够认清当前形势，紧跟时代步伐，认同当前铁路的改革举措．对铁路跨越式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能够自觉地把企业发展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行动上与企业共荣辱、同生存。

3、渴望成才，学习热情高涨。问题一：工作之余，您主要都做些什么?回答加强自身学习的占61％。问题二：在学习上，您主要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回答业务技能的占46％：学历深造的占27％；英语、计算机知识的占14％。问题三：您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回答提高自身素质的占42％；多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占39％；提高竞争能力的占13％。问题四：您每天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大约有多少?回答2小时以上的占29％；不足1小时的占49％。由此可见，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入，青工的学习热情和成长成才愿望日益高涨和强烈，呈现出祟尚知识，勤奋学习的显著特点。他们渴望通过学习，在巩固自身业务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知识领域，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铁路跨越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中国近现代的两次经济转型，并为第三次经济转型创造了宝贵经验、制度基础、物质条件和理论准备。①经济思想是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是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不能忽视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研究青年(1893年12月至1921年7月)的政治经济思想，②有助于拓展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全面理解经济思想，宏观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研究

递变的三个维度青年时期的交际、阅读与实践三个维度，是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作用于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体现，解释了其青年时期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客观原因。(一)交际维度青年在与生活上的朋友、学业上的挚友、事业上的战友交往中，实现了思想的递变。其中，“海归”师友杨昌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对青年的思想递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湖湘人才群”培养了他的本土化倾向，而“北大学者群”开阔了他的近代化视野。1918年与1919年两次进京，除与黎锦熙、杨昌济等故人交往外，还结识了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知名学者，认识了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等青年翘楚。［1］相互交锋的思想论战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将西方近代思想与中国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传输给青年，解放了这个“讲南方土话”人的思想。(二)阅读维度青年在东山小学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列强瓜分之危险》。1912年，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本译著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中的自由竞争观念带给了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修身课时，记录了“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中也。日人重毋金，箧无余帛，囷无宿粮”等来自西方经济思想的观点。［2］(P4)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性中的利己利他。［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中，他阅读了《管子》。由其阅读内容，能够看出青年的经济思想既受市场自由思想的影响，也有国家管制思想的渗透。1919年7月在健学会成立时，提出“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等问题，在《健学会会则》中第一次体现了对经济思想的重视，主张“经济学”“有必要分□一门研究”。［4］1919年10月在问题研究会的讨论中，第一次系统地罗列了中国问题，其中细分了中国经济问题;［5］在“经济问题”中，又细分了五个金融方面的问题。③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从文化书社的书目中看出，他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口论》《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等五本经济学著作列为“书之重要者”。［6］(三)实践维度1893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07年－1909年辍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1912年，国家处于经济战争中，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最好是商业专家，因此报考了省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后因纯英文授课而辍学。1917年，利用暑假与萧子升进行社会考察，沿途靠给人家送对联、写家信维持生计。1918年，管理学校学友会的活动经费、到京筹集赴法费用。1920年3月，在上海发起工读互助团，解除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1921年1月，请彭璜备办新民学会通信集印刷费，8月通过船山学社津贴、公私捐助成立湖南自修大学，［2］(P1－23)并把经济学纳入自修大学的课程，“法科里面的科目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7］最具经济意义的社会实践，是1920年组织社会企业———文化书社。该书社以传播先进思想为宗旨，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书社股本以公有形式属于全体投资者，不返还股本不分红。青年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成为企业创始人，聘请易容礼出任经理。马日事变后，遭国民党当局查封。［8］

二、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是青年政治经济思想递变的外在动力，而递变的发生则是他寻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道路的思想成果。(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青年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可“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2］(P4)的利益观;沿袭“四民分业定居论”与“孟子分工观”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常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的分工观;在“家薄必不能住”的短缺环境下，恪守黜奢崇俭的经济教条，“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爨”，只求达到“翼可勉强支持也”的生活标准;［9］当判断出“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时，幻想通过小国寡民的原始经济形态来实现社会转型，认为“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1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流地位的时代，设想照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能带给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他最初并未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与科学道路，这是由当时中国自然经济力量及其经济思想的主体地位决定的。(二)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尝试运用西方经济理论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寻求答案。［11］在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青年在接触西方近代思想时，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1．以物价作为分析市场的切入点他在考察经济问题时，以物价变化为切入点，敏锐地捕捉到“日本米价顶贵的时候，每石超四十元”，［12］“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朗。一双皮鞋，价六十佛郎。)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腐朽。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等国际经济信息。［13］简单的价格分析，仅能揭示市场秩序混乱的直接根源，无法揭露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通过价格分析的基本方法，客观描述了转型期的经济状况，为深入分析准备了材料。2．股份合资与工厂性质在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外资公司一旦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便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清晰地预料到矿业所有权“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14］站在捍卫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发起驱张运动，要求遵守“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的矿业条例。［14］他不是盲目地排斥外来资本要素，而是主张在维护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前提下，中国资本应平等地与外资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资源。而对工厂性质的理解，他认识到“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的不同，没有性质的不同”，因而判断无政府主义是无法证实的，因而得出工团主义认为“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的思想是“愚陋不明”的结论。［15］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下，国家政治组织与工厂的生产和分配管理，都是权威式层级计划管理，配置资源以行政命令为导向，不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工厂(或称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划定于二者边际量相等处，此时交易成本最低。当一个企业无限制地扩大到包括一个社会的全部行业时，便进入了计划经济模式，价格的作用完全由政府指令代替。3．反对资本垄断与军阀管制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阻碍实现中国梦的是外来资本、军阀政府与封建地主。青年很早便认识到这三者的特权势力是抑制中国近代经济要素流动根源，是造成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资本垄断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因此他认为要解放人类，“只有不许实业专制，破除私人垄断”。［16］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垄断资本家通过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掠夺消费者剩余，或通过依靠军阀政府特权，设置行业准入壁垒，抑制自由竞争。寻求短期租金最大化的地方军阀勾结外来资本势力，随意管制市场，任意扭曲产业结构。地方军阀为了增加财源，开放鸦片生产，“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17］地方军阀强制生产鸦片，改变农业生产结构，诱导人民进行成瘾性消费，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通过苛捐杂税掠夺人民财富，“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腴全干”。［18］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后，深刻地理解了“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起来，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19］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推进，要破除三大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的垄断管制，创造宽松市场环境。4．首次经济斗争是保护国有资产青年深刻地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带来的经济恶果，发动了首次经济斗争，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军阀政府变卖国有资产，是毫无节制地用国有资产向帝国主义购买军备，完全不顾丧失经济主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图短期内维护特权地位。“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18］公共资源变卖给外资，人民群众便失去赖以生存的廉价生产生活资料。“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父的枪械、饷款、训练教官”，［20］外资直接控制着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矿业、林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导致“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18］的分配效应，社会贫困日益集中到人民群众一方，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外资及军阀政府一方，悬殊的贫富差距潜伏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诱因，并恶化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在充分认识国有资产流失的基础上，青年提出建设湖南应该将生产资料经营权赋予人民，由人民创办银行、纺纱厂，明确主张“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余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10］这是一种以商品经济为辅的自然经济思想，不是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正确方向。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推翻外来资本与军阀政府的历史任务，无法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便淡出青年的经济思想;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便进入青年视野。(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与转型方向。青年的政治经济思想离异于西方近代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为落脚点，结束了青年时期的递变过程。1．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在思索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首次表现出对计划思想的认同，“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21］“浪战”是指资源分散利用，无法达到显著效果，特别是在完成历史任务方面;而“共同的”，就是有计划的集体行动，能克服分散运用资源的弊端，取得明显的效果。所以，“不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22］这种观点，只是带有浓重的计划思想色彩，且难以考证其政治经济思想中的计划思想是否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但是由“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可以看出，他开始认同计划手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前，青年客观地评价过这种思想的发展前景，他清楚“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23］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三年了，依旧观察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俄国的生命力，思考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并确信，“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但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4］2．首次在政治经济问题上运用阶级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期内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政治经济思想，深切体会到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力量源泉是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私有制社会，“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25］青年首次认清了私有的经济资源在自由市场上的运动规律，认清了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认清了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意识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分配生产要素所有权，破除市场上既得利益者的经济特权地位，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与共同富裕，才能使人民群众共享中国近代经济转型创造的成果。

三、青年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启示

也意识到青工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倾向，评判青工思想主流的同时。暴露出诸多问题。

为公司的改革与发展和新时期的团青工作提供准确、可供参考的决策依据，为了全面了解掌握公司共青团工作、青工工作和当前青年思想状况。根据公司党委的要求，年月，公司团委组织开展了一次公司青年思想和团青工作的调研。

1调研的基本情况

调查范围涉及到建安、工交、事业各单位，此次调研内容包括基层团组织建设、团的工作、青工工作现状以及团员青年的思想状况等诸多方面。调查主要采用调查问卷、专题座谈等形式。调查共下发问卷份，回收有效问卷份，回收率为78%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本次调查问卷信息由专人负责统计、处理。因此我认为本报告中的统计数据较可靠，基本反映了公司团青工作和青年思想的真实情况。

2公司共青团组织现状

总书记关于“四个新一代”的重要指示和前不久对广大青年提出的“要坚定理想信念，要勤奋刻苦学习，要勇于艰苦创业，要培养高尚品德”四点希望，明确了新时期青年工作的新要求。我们应主动适应新时期青年的新特点，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以不断发展的新理念推动新时期青年工作。

一是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发扬创新精神。我们要将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解决青年的成长和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青年成为坚持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先锋力量。当今时代，创新已成为一种标准、一种精神、一种品质。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化创新意识，加大创新力度，开展青年工作要做到一切围绕创新、一切促进创新、一切有利于创新。应针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的实际，科学把握青年工作的特点与规律以及思想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增强实效。

二是树立以青年为本的理念，培养创新人才。树立以青年为本的理念，首先要以全面、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重视青年的个性和权利，尊重青年、理解青年；其次要为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进步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三要充分发挥青年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充分肯定青年的社会贡献和历史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是青年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舞台。要坚持以青年为本，努力造就一支可以担当大任的青年创新人才队伍。共青团组织要主动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通过开展各种主题实践活动，引导、支持和鼓励青年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创新本领；配合有关单位为青年创业提供信息、资金、政策、市场等方面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年中蕴藏着的巨大创新潜能，充分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广大青年的创造力，使广大青年通过创新和创业成为创新人才。

三是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促进中心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做好青年工作，要贴近青年实际和特点，充分发挥青年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工作切入点，照顾青年需要、打造工作结合点，不断增强服务大局、促进中心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市委八届三次全会确定的做好“三篇大文章”、实现“三年大变样”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努力奋斗。我们要把青年工作放到“三年大变样”这一全局工作中去把握，把广大青年的注意力引导到“三年大变样”工作上，把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三年大变样”工作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三年大变样”加油助力，才能促进全市中心工作。

四是树立创新工作的理念，建立创新机制。创新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在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上不断创新的理念，推动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要以解放思想为动力，以开展“双创双树”活动为载体，更新思路，转变作风，提高标准，创新工作。在谋划工作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工作的可行性、操作性和实用性；在推进工作时，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青年志愿者等适合青年特点、已经形成品牌效应的活动项目，常抓不懈，稳步推进；在落实工作时，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多为青年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围绕推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和高效性，在科学决策、监督检查、评价考核、激励约束等方面创新机制。对于一切有利于推进党政中心工作、一切有利于深化青年事务管理、一切有利于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活动，都要大胆地尝试、创新、拓展。

推动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用创新理念和新的方式对待青年思想的变化。青年的工作做好了，新时期工作的总任务就会得到加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就会得到稳步提高。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青年的思想状况，准确把握青年的思想脉搏，近期，北京铁路局团委就青工的思想状况进行了一次不记名式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30个运输生产站段，1000名青年职工。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总结出一些特点．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思想主流

通过调查发现，广大铁路青年的思想主流是好的。在社会大气候和铁路内部小环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青工的思想是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具体表现为：

1、信念坚定，关心国家大事。问题一：您对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的认识程度如何?回答有较深认识的占47％；知道大概的占48％。问题二：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态度是什么?回答前途光明，充满信心的占79％。问题三：你对国家大事是否关注?回答十分关注的占66％。问题四：您的信仰是什么?回答共产主义的占86％。问题五：您对加入党组织的态度如何?回答渴望加人的占79％。问题六：你在平时工作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回答党和国家大事的占36％；国际、国内突发事件的占34％。由此可见，广大铁路青年理想信念坚定，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出对党的信赖和向往．他们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党领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2、心系企业，支持拥护改革。问题一：您对铁路跨越式发展以及当前实施的生产布局调整的看法如何?回答势在必行的占72％：利大于弊的占21％。问题二：您对铁路跨越式发展前景的态度如何?回答充满信心的占68％。问题三：您对待本职工作的态度是什么?回答高标准完成的占86％。问题四：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何考虑?回答在本职岗位上积累才干，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占66％；对现岗位比较适应，继续发挥作用的占21％。问题五：在改革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您会采取什么态度?回答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占65％。问题六：当铁路改革触及到您个人利益时，您会怎样对待?回答正确对待的占77％；基本接受的占18％。由此可见．大部分青工能够认清当前形势，紧跟时代步伐，认同当前铁路的改革举措．对铁路跨越式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能够自觉地把企业发展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行动上与企业共荣辱、同生存。

3、渴望成才，学习热情高涨。问题一：工作之余，您主要都做些什么?回答加强自身学习的占61％。问题二：在学习上，您主要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回答业务技能的占46％：学历深造的占27％；英语、计算机知识的占14％。问题三：您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回答提高自身素质的占42％；多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占39％；提高竞争能力的占13％。问题四：您每天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大约有多少?回答2小时以上的占29％；不足1小时的占49％。由此可见，随着铁路改革的不断深入，青工的学习热情和成长成才愿望日益高涨和强烈，呈现出祟尚知识，勤奋学习的显著特点。他们渴望通过学习，在巩固自身业务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知识领域，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铁路跨越式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内容提要：

在中国电信实施企业转型的新形势下，青年员工队伍在企业中的作用愈发凸现。笔者通过对企业多个部门青年员工的访谈了解，初步总结了青年员工队伍当前的主流思想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五个方面就如何做好青年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阐述。

目录

一、青年员工队伍的主流

（一）上进心强，胸怀创业的理想与激情

（二）心系企业，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

敬爱的党组织：

当我看完《张思德》这部电影后我怀着无比沉重而又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心情回到了寝室，我为这样的共产党员的悄然离去而感到悲哀，更为我们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他不仅得到伟大领袖的赞扬“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永远的丰碑……

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轻轻地在电脑里输入“张思德”的名字，突然映入我眼帘的不仅是很多很的好评，更有那一幅幅感人的电影镜头漂浮在我的眼前。“张思德”1915年生，四川省仪陇县人。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创造一人夺得2挺机枪的战绩，先后3次负伤。1938年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长，工作认真负责，在带领全班完成机要通信、站岗放哨、开荒生产和建窑烧炭等各项任务中，成绩优异。1942年11月部队整编，调中央警卫团第1连当战士。他愉快服从组织分配，在内卫班执行警卫任务。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织草鞋，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1944年，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7月，进陕北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每到出炭时都争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时年29岁。看着书面的记录回想着电影的幅幅感人的幕幕，仿佛我的脑海站满了一个赤脚奔跑在马路冲杀在战场上的“张思德”。公务员之家:

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张思想虽然这样悄悄地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也会有更多的“张思德”站起来!

摘要：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对青年群体社会运动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正确把握，是一项系统而又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基础性工作。基于此，本文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总结方法，整合资源，强化认知，开拓创新，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分析和宏观上把握、微观上的细化，从整体上分析和把握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面对日益复杂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通过对青年群体社会运动的分析和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精准把握，揭示了青年群体如何在新时期统筹“四个伟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性规律，以及如何应势而用，激发青年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树立“青年强则国强”的理念［1］。

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形成分析

（一）时代背景。任何时代的理论研究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经验总结，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脉相承［1］，同时又与时俱进的，能够有效解决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一方面，根据相关研究可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假设青年的阶段为15-34岁，青年的思想至少会被影响40年。因此，青年教育工作的正确把握，是为党和国家长远计、为民族复兴计［2］。目前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青年群体有广阔的实践空间。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每个群体基本都成了一个移动的自媒体，青年是一个人理想价值观念形成塑造的关键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各种思想对青年群体均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社会要对青年群体的理想信念教育投入更多精力，精心培育。另一方面，从全球发展的新态势观察，“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青年群体在国际教育、经济、文化以及旅游等方面属于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协作，促进“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鼓励青年群体在国际交流中，既要注重学习世界先进思想，又要善于预防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渗透，既要注重从本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要丰富家国一体的社会情怀，使之成为民族复兴大任的内生动力。所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着眼于国内外大势，回应社会诉求的、科学的行动指南和方法论。（二）理论渊源。总结创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品质。对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党治国理政过程中一贯坚持的重点。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两位先进思想者基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得出了青年群体的理想信念对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重要作用［2］。列宁也系统阐述了要实现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组织社会多层次、多领域青年群体活动，要把青年活动组织起来的步调迈得更大。马列主义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聚焦激发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将培养青年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信念，作为青年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旨向［2］。自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百年来，我党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从未停止过。在我党成立之初便做出了“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的专门论断。指出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和排头兵，永久奋斗是中国青年群体优良的革命传统。“永久奋斗”的精神和传统也是我党的传家宝，各届领导人都在不同的场合中和方针政策制定安排上表达了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关注，也是我们做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遵循，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从萌芽到不断丰富成熟的不竭理论源泉。通过对中国青年运动主题和方向的正确把握，结合自身十几年青年工作和学习的丰富实践经验，在承继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原则基础上，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新的论述和部署。从辩证发展的哲学角度，系统揭示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何去何从的问题，是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全面把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蕴和工作路径的根本方针。

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