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范文10篇

一、电影的发展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咖啡厅，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放映了自己拍摄的影片《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电影艺术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次影像世界的革命，世界由固定影像走向了活动影像的新纪元。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电影艺术由活动影像的记录，到影像艺术的创作在一步步前进。电影终于摆脱了文学、戏剧的束缚，使自己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形式。电影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惟一一个现代工业与现代科技的产物，所以，电影艺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摆脱商品经济的烙印。电影艺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着艺术性与商品性的两大抉择。从艺术电影尚未定义，到文艺片向商业片的转变，我们在思考电影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向受众，却忽视了电影最原始的功能。吕克•贝松曾经这样说过:“电影永远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生活，它不是可以拯救人们生活的济世良药，它不过只是一片阿斯匹林而已。”电影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直接引领着社会文明发展趋势和社会风尚，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当电影创作完成之后，到底是作为“第七艺术”的艺术品，还是作为休闲娱乐的消费品，对于电影的投资者而言，它都是一种商品，只不过价值的衡量方式各有不同。

二、吕克•贝松与王小帅在文艺片创作上的差异

1983年，吕克•贝松的电影处女作《最后的战斗》问世，这部多次获奖的黑白、宽银幕的无声科幻片，开启了他的电影征程。一部部经典之作的问世，让吕克•贝松成为法国最引人注目的导演，并赢得法国的“斯皮尔伯格”称号。他的电影节奏明快，风格奢华，富于时尚感，每一部作品都带有他独特的符号，并极具商业价值。大多数人认识吕克•贝松几乎都是从《碧海蓝天》《女囚尼基塔》或《杀手莱昂》开始的。文艺片《碧海蓝天》成功的商业上映，为他后面的商业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的《电影手册》杂志评论了电影《碧海蓝天》，并将吕克•贝松列为在未来自成一派、独领风骚的导演，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这位非凡的年青导演，他后面拍的电影也没让我们大失所望。其实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碧海蓝天》在情节方面都算不上是值得特别称赞的电影，但是《碧海蓝天》优美的蓝色调画面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导演从影片中反映的大海情结让无数的观众感动。吕克•贝松以自己精美的拍摄技巧，展示了他在水下摄影的过人之处。他不是在拍大海，而是把一种执著，一种自由，一种生活态度，带进了他的影片之中。影片跌宕的情节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部沉闷的文艺片，也许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在为谁拍片子，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导演就锁定了他的观众群。虽然当年的法国“凯撒奖”有点吝啬，仅仅将“最佳录音”和“最佳音乐”奖授予《碧海蓝天》，但是吕克•贝松却公开表示这部影片是其导演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作品。虽然在坎城影展上遭致影评界严厉质疑，却受到观众的高度支持，在两极化的声浪中成为一部颇具争议性的电影作品，即使是这样，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吕克•贝松的这部文艺片在市场上的成功。

回首当代中国导演的文艺片创作之路，清华大学的影视评论家尹鸿这样评论:这一群体在几十年来中国文化最为开放和多元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最复杂的诱惑和压力的境遇中拍摄电影的人。他们以一种脆弱的顽强来反抗主流和常规，而同时又以一种自卑的信心，疯狂地迷恋着自己的电影理念和世界观、生活观以及价值观，从而过分地坚持自身对生命的生涩而如哲学般的理解，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一种自传性质的多媒体输出。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最早的作品《冬春的日子》，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电影”之一，影片以单纯、简约、精神化的风格出现在银幕上。王小帅用极其节制的方式来表现了某种具有共性的压抑感和孤独感，用影像传达了他对生命的感受和热爱，为自己“导演———艺术家———创作者”的类似经历与处境做了一次“借尸还魂”。影片中折射出来的是导演对现实困境的内心矛盾，在信仰危机后茫然的视觉映射。《冬春的日子》让观看者非常惊讶的是“冬”和“春”这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只跟他们两个人有关系。按王小帅的说法，没钱，组织不起大场面，所以只好只拍他们两个人。但影片造成的印象是他们与世隔绝、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题注：2007年1月8日至13日，电影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了"06青年导演电影创作论坛"，共观摩了十部影片并进行了座谈。这十部影片包括《三峡好人》、《鸡犬不宁》、《爱情的牙齿》、《剃头匠》、《马背上的法庭》、《东京审判》、《图雅的婚事》、《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好奇害死猫》《留守孩子》。

自我修复

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题注：2007年1月8日至13日，电影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了"06青年导演电影创作论坛"，共观摩了十部影片并进行了座谈。这十部影片包括《三峡好人》、《鸡犬不宁》、《爱情的牙齿》、《剃头匠》、《马背上的法庭》、《东京审判》、《图雅的婚事》、《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好奇害死猫》《留守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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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题注：2007年1月8日至13日，电影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了"06青年导演电影创作论坛"，共观摩了十部影片并进行了座谈。这十部影片包括《三峡好人》、《鸡犬不宁》、《爱情的牙齿》、《剃头匠》、《马背上的法庭》、《东京审判》、《图雅的婚事》、《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好奇害死猫》《留守孩子》。

自我修复

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很多中国“第六代”和“第七代”导演以中国特定的时代为背景，关注中下层的生存状态，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中国现实题材电影。该类型电影层出不穷，但许多作品在艺术价值和人文关怀方面较为单薄，乏善可陈。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环境的影响，现实题材的电影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彰显时代意识，无论是美学建构还是表现手法都透露出更多的时代诉求。现实题材电影不能单纯表述底层或者个体，而应该客观的反应人物生存状态，对生活本质进行反思。同时，电影应该富有现实主义美学，这包括一定的人文关怀的主导，对于人的关怀是电影的审美核心之一，这种关怀的表达并非只是对于现实控诉和对抗，有时也可以表现为和解和对话。新锐导演鹏飞的影片《米花之味》就是这样一部展现生活真实色彩的作品。片中外出务工的年轻母亲回到家乡后与处于叛逆期的女儿之间由陌生、疏离到互相理解的故事。通过对人物关系和感情的着力刻画和描写来呈现二者微妙的情感变化过程。在油画般的景色中，不光讲述现实的困惑，意识的冲突，更是用生动活泼的表现手法，去呈现深刻严肃的思想主题。同时并未给出武断的答案，而是通过对生活和时代变迁中情感的细致描画去感染观众。

1平实自然的美学建构

如果说毕赣的《路边野餐》将当下乡村现状拍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话，那鹏飞的《米花之味》则是将乡土拍出了少见的幽默感和温暖的诗意气质。影片中的长镜头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无论围着火炉起舞，还是溶洞中的翩翩舞蹈，抑或是山神上身的片段，生活在这里就是顺水推舟，无需划桨逆行。影片摄影轻灵又刁钻，在明亮甚至梦幻的色调下，将民族风情的真实、自然生机的趣味、新时代与传统的冲突，人物的情感纠葛都展现得准确而漂亮。影片对云南之美毫不遮蔽，甚至像是半部风景纪录片；但同时也故意设置了许多留白和主观镜头，与叙事节奏切合，让画面既舒服又蕴含诗意。摄影以及构图大气又富有张力，人物与自然在画面中有机结合。通过大景别构图叙述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反而起到一种衬托作用。电影中呈现的音乐更是给观众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尤其是最后溶洞之舞的配乐，表达出对时代变迁中的人物之间情感和意识的哲学思考。同时，在后期创作中并未出现传统艺术片的冗长镜头叙述，反而是干净利落的剪辑手法，给观众带来节奏明快的观影感。冷静的固定镜头敏锐的捕捉住了现实生活的情感和色彩，不论是做母女一起米花的镜头还是溶洞中跳舞祈福的片段都蕴含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和乐观的情绪，一种灵气跃然于画面。该片还原了真实的生活美感，摈弃了某些现实题材影片中低劣做作、虚情假意的色彩。

2后殖民主义批评下的现实

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面临各种矛盾，隔阂以及断层，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怀疑、焦虑和异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而现实题材电影并不单单要对社会阴暗面评头论足，控诉负面现象，关注点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现实层面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发展中的阵痛。当下许多现实题材电影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而刻意表现阴暗、落后的影像，主观的、刻意的去表现悲苦，这种谄媚反映出其东方主义的症候。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常常处于一种失语和弱势状态，东方往往先被描绘成一个遥远且奇异的他者形象。这种状态有时表现为我们的作品以西方模式解释自身存在，或是遵循西方话语虚构出一个片面带有主观色彩的东方现状，人为的杜撰“真实”从而成为文化霸权和民族偏见的帮凶，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就是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倡导交流对话和多元文化的话语及权力观，去除不同民族的误解与对抗，引导多元文化的对话，从而消解霸权和种族主义。《米花之味》克制而洗练的影像便蕴含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精神。片中母亲找到了在网吧的孩子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为了等待女儿在门口的车中睡了一晚。《米花之味》并没有武断的提供解决方案，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现实，而是通过细腻含蓄的诗意化表达试图从个体生活中寻求和解。在现实主义电影中，简单的故事很容易被赋予过多符号性的象征，或者包裹了过多冗余的情绪与美学意义，这些主观性过强的意识介入会冲淡我们所在现实的真实底色，母女从冲突到相互理解，慢慢消解了时空的隔阂。片中的语言较少，摒弃经典的对白或者倒苦水，而洗碗、炸米花之类的优美的小场景特写较多，以细节的沟通化解偏见和隔阂。在片尾富有宗教色彩和神圣意味的溶洞中母女翩翩起舞，也透露出导演对于电影中现实主义的新见解和对社会问题的倾诉，现存的多元文化和意识并非完全对立，在某些时候也可以逐步化解和共融。

3荒诞情节下的精神格局

在形形色色电影构成的文化版图中，青年电影（YouthCinema）是特别值得重视和期待的组成。各类电影节电影展、文化基金会以及电影产业部门的新人培育计划层出不穷，效果显著。1及至电影文化链条上的批评、研究环节，关于青年电影的兴趣也丰富而持久。反思青年电影的概念，会发现其中存在的流动性与矛盾性。青年电影在外部条件的创作方面对导演的年龄要求有自然设限，在内部条件的作品性质方面则有内容和价值取向的要求。因此，出自青年导演之手的电影未必属于青年电影，有些导演越过青年电影环节，直接进入商业化电影的成熟运行，比如昆汀的《落水狗》，诺兰的《追随》。当然，就重要程度而言，青年电影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商业价值。相较于青年电影在导演群体上的流动性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恒定的一面。青年电影未必完全否定或反对电影的共性，如商业属性、民族文化属性，但它天然排斥低端商业电影的媚俗、世故，也不等同于主流电影的集体话语。正因为此，具有类似青年电影精神诉求的电影也可能有另外的性质归属。唯有那些出自青年导演初期创作，又集中体现了独特的青年文化精神的电影作品，才可以在类型划分之外另行获得青年电影的加冕，比如特吕弗的《四百击》、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理解青年电影的入思点在于把握青年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青年电影概念的流动性特征。有些导演在青年时期曾经完成非常优秀的青年电影，但是时移世易，万物生长，成长与成熟伴随着改变一起发生，走向各种类型片制作也和时序变化一样自然合理。比如中国的第六代导演群体曾以集束化的青年电影亮相国际，效果惊人地改写了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面前的展现方式。如今，他们纷纷进入商业类型片的制作或者选择制作主流影片，《让子弹飞》、《上海传奇》、《白鹿原》。一批已完、未完的转型之作昭示了中国电影版图里出现新青年电影的必然，那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们新近完成的青年电影作品被概括为“新青年电影”，占据了新的关注度。与中国第六代导演群体不同，这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群体在中国社会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称谓“80’后”。尽管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80’后”这个词语再一次嬗变为针对作者研究的集体命名，2但在电影研究领域，“80’后、90’后”更多指的是电影观众群体的年龄分布，“80’后与90’后占中国城市电影市场观众的90%……80’后们支撑着中国电影的市场，他们的观影趣味和审美倾向决定着中国电影的票房”。3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电影研究在广为流传的“第六代”代际命名之后，并没有次第出现简单的加法顺延。由此留下探讨空间，能以“新青年电影”为题，讨论出生在80年代的导演群创作现象，比如内地导演刘伽茵、郝杰、卢正雨、郭菲菲、袁菲、杨紫婷，还有香港导演麦曦茵，台湾导演陈正道、刘梓洁，以及新加坡导演巫俊峰，等等。虽然他们的出生年代接近，但在第一波创作中却呈现出不同于第六代同质化价值取向的多元特征。新世纪十年来的中国新青年电影从非虚构的个人自叙传记纪实风格逐步扩大为结合了个人经验与普遍记忆的青春类型片尝试。其中既有非虚构路线的自传式影片，始终保持导演的自我在场，比如《牛皮》，《父后七日》；也有虚构/半虚构式的，将个人的成长记忆加以萃取提升，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进行迂曲的表达，比如《光棍儿》、《烈日当空》；还有主观上按照类型化制作标准完成，实质上却不流失青年电影精神旨归的虚构类影片，如《一只狗的大学时光》、《鲸鱼座》。

非虚构：坚持自我在场的作者个人电影

出自台湾导演刘梓洁的《父后七日》和内地导演刘伽茵的《牛皮》、《牛皮2》在新青年电影中代表着坚持作者风格的一极，是始终保持电影创作者自我情感在场的个人电影。二者在题材上都选择了导演亲身亲历的家庭故事。《父后七日》叙述了女导演在父亲别世后所经历的台湾现时丧葬礼仪，表现真实世俗中的荒诞与深情。《牛皮》讲述了女导演和父母在北京南郊两间狭小昏暗小屋里的日常生活。两部取材家庭生活的电影不期然共有了一段东方伦理风情。就个人风格的强化程度而言，刘伽茵的《牛皮》代表性尤为突出。

《牛皮》在形式美学上与中国新生代导演的青年作品极为类似。110分钟片长的纪实风格剧情片仅由23个镜头组成，每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片段，其中最长的一个镜头达到15分钟。“沉闷而冗长”是电影给予观众的最初观感——“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固定机位中景镜头，摆出了拒绝交流的姿态和自我沉溺的意念，因为蔑视观众而缺乏与观众的对话意识，最终使它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文本”。4的确，《牛皮》固定机位的中景长镜头叙事，刻意保留的自然光线，片内人物行为和对话的随意表征无不印证着导演风格的极简主义，也说明它决非一部顾及接受视野的电影。正如刘伽茵本人的阐述，“我拍电影是为了自己”，“电影是我对生活的体验、思考和反省”。5刘伽茵的导演阐述具有十足的艺术电影特质，这种特质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教学赋予的最高价值观。然而对于新青年电影，有电影学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方式获得投资并拍出一部电影，而在于“能否使影片最终跟作者见面”。6可是《牛皮》的导演阐述却在反复强调，“我也根本不考虑观众……这样的片子有没有观众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把拍的人和看的人扯到一起。”十几年以前，贾樟柯、王小帅、刘杰、王全安等第六代导演都表述过相仿的观念，成就了新生代电影的自我表达价值。及至当下的新青年电影，仍然有《牛皮》这样的个人电影坚持从自我经验的基本立场出发，以细节贯穿全片而避免艺术化的戏剧矛盾，以电影为表达自我经验的纯粹艺术载体，而非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对于熟悉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中国观众而言，《牛皮》的镜头风格无疑就是独立制片灰暗现实主义的延续。这一现象说明在考量中国新青年电影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就是刚刚卸下青年电影桂冠的第六代电影作品。那么，观念上的重复究竟源自对作者电影艺术性的忠贞信仰还是电影节电影模式的无意识延伸？在坚持自我在场的非虚构作者电影维度上，新青年电影与第六代导演青年时期的电影作品相比，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差异？

仍以《牛皮》为例，2004年《牛皮》参展柏林国际电影节，后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数字电影制作基金”，2009年《牛皮2》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双周影展并获首尔数字电影节的一些奖项。在55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牛皮》备受肯定，被视为“中国影片中最不显眼、却是最自信的电影”。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究竟是国际电影节的期待视野造就了某些新青年电影的独特形态，还是中国自第六代电影以来的青年电影风格铸造了国际电影节对中国新青年电影的判断标准。对照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选片和策划人葛文对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简短定义，“一部非常慢，用固定镜头拍摄（的影片），呈现了即将死去的人的悲惨生活，配上很差的声音和难以理解的字幕。”7只要去掉“即将死去的人”几个字，《牛皮》与葛文的定义完全吻合。如果说在日益开放的新时代里，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美学塑造能力日渐衰落，8那么如《牛皮》一类新青年电影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以作者风格再次获奖又隐喻着什么？《牛皮》和《牛皮2》墙外开花，在国内并未进入院线。导演本人坚持认为“在国内上不了院线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态度对于关注青年电影的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言犹在耳，同样的作者立场正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在完成青年电影时期的共同宣言。时至今日，第六代的作者宣言或解体或松动，或被践踏，或被放弃后又重新找回并宣布再次坚持。刘伽茵的国际电影节成就与她的作者电影立场未来走向是否具有互为动力的关系？新青年电影中的非虚构类作者电影是否可能在“电影节电影”的形式之外另辟蹊径？

关键词：小制作电影资金市场发行青年导演

摘要：2007年至今的小制作电影市场显示，它并没有持续《疯狂的石头》和《三峡好人》带来的辉煌业绩，再掀高潮。这表明我国小制作电影目前发展的现状存在着诸多一时难以改变的问题。

《集结号》是2008年冯小刚推献给国人的一道“贺岁大餐”，它在市场上获得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希望。它的出现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具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为中国的导演也能制作出像《集结号》这样的国际性超级大片喝彩和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投放到小制作电影市场上来，作为电影产业发展的后备军，小制作电影市场的繁荣与否真正关系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未来。

但是就是肩负着中国电影未来的小制作电影市场，却自2007年3、4月份至今以来，持续着低迷的现象，再没有复现过一部像《疯狂的石头》和《三峡好人》那样在商业或艺术上取得世人瞩目的作品，这让国内电影界推掀起的那股小制作电影复兴的热潮，又降回到了从前的低谷。这一现状向我们表明：目前，国内电影产业的发展水平确实还尚未成熟到能够从容支持整个小制作电影全面发展的局面，它所面临的困境也不是单靠一两部优秀影片的辉煌就能改变得了的，从整个电影制作产业来说它的确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资金短缺——一个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制作成本是划分电影制作级别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国内一直以来，一般都把制作成本在300万元以下的影片定称为小制作电影。但从当下国内电影产业界反应出的实际情况来看，小制作电影的制作成本还远远没有达到像这样一个大的规模，它们大多都被滞留在了100万元以下，有的甚至低到了只有几万元的投资成本，如贾樟柯的《小山回家》总投资只有1万元。原因在于随着近几年大导演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具商业价值、利润更为丰厚的“超级大片”之后，小制作电影这一领域便彻底腾让给了青年导演，在某种程度上说“小制作电影就与青年导演划上了等号”。由于这些青年导演们入行的时间较短，没有像大导演们那样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影片的投资规模自然也就跟着下滑了下来。尽管资金不足这种现象，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中国，它是一个全世界青年导演所面临的共同困难，但这一问题在中国却表现的尤为突出。

[摘要]“第六代”导演虽然拍摄了大量青年题材的电影，但这些影片，大都只把青年题材当作一种叙事背景，并没有深入故事中青年人的内心，去探讨他们的特殊情感经历，说到底，影片只是在表达导演个人意识形态，反映着导演个人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错位想象。

[关键词]“第六代”青年题材存在问题

青年题材影片是指，以青年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力图反映青年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思想追求，体现对青年人文关怀的影片。综观中国电影发展史，电影人的观众意识一向薄弱，对年轻群体更是缺少关注。“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像日本的“青春片”那样一个片种，也没有过韩国那样的青春片浪潮，自然也没有青年电影之类的概念。第六代导演虽然拍摄了大量青年题材的电影，但这些影片，大都只把青年题材当作一种叙事背景，并没有深入故事中青年人的内心，去探讨他们的特殊情感经历，影片只是在表达导演个人意识形态，反映着导演个人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错位想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边缘化的人物生活、个人化的生活经历、非常态的生活状态隔离了普通青年

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说：“只重视电影的艺术性、实验性和先锋性……恐怕难以排除一个动机，那就是迎合国际影展评委会的口味。”自从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奖而抬高了他们在国内外影坛的身价后，走国际路线成了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们提高自己知名度的一条捷径。他们在互相借鉴和学习中拍出了一系列具有固定获奖模式的获奖作品，反映在题材上便是热衷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命运的展示。和边缘化人物生存状态的写照。《青红》讲的是上海姑娘青红，随父母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时与当地的一个小伙子恋爱，这遭到一心打算重返上海的父亲的反对，女儿反抗最后妥协。这表面上看是一个少女的初恋故事，但导演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展现少女恋爱时那种特殊的心理感受上，而是展现她对父亲的反抗和向父亲的妥协上，说到底它不是像它的海报所宣扬的是一部单纯的描述青春的影片，而是在青春题材的外壳下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两代人抗争的影片，是给父母的献礼。当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欧洲艺术奖的《红颜》，年轻的母亲与她当年的私生子纠缠在一种暧昧的情感里，在乱伦的边界上铤而走险是非常态情感的写照。这些青春题材的影片的受众往往排斥了普通年轻人而以中青年精英知识分子为主。那些具有明显商业性的影片题材上也大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桃花灿烂》在一个畸恋的故事中在一种婚外情的漩涡里故作人性的挖掘，爱情的纯净荡然无存。总之，国内青年题材的影片在内容上边缘化和非常态性，隔离了普通年轻人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

2、晦涩、呆滞的电影语言，故弄玄虚的电影结构，普遍偏低的电影基调突破了青年人的耐性

1993年，贾樟柯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在校期间，他组织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大张旗鼓地印了T恤衫，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力量，开始拍摄他的处女作《小山回家》。这个电影实验小组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并没有形成广泛影响，而是作为一个电影作者的贾樟柯的电影实践的起点——将这个小组的名称作为一篇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论文的引子，是因为在试图将中国当代电影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对之进行命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这一部分电影，从时间上来界定，可以从1989年张元拍摄《妈妈》开始，一直延至现在时，落足于一种意识形态/媒介方式/美学风格的多元分流状态进行阶段性总结。它们在当代电影评论中，常常被以“第六代”、“新生代”、“独立电影”、“先锋电影”等概念所命名，这些概念是互有交集、混杂使用的。前二者从历时性意义上，将之与第五代电影区分开来，实际上是从“五代后”进行的反向定义，后者从共时性意义上，将之与院线电影区分开来，实际上从“体制外”进行的反向定义。但任何一种概念的界定，都与借助此概念形成的叙事目的有关，如果试图通过一个当代电影范畴的界定，能够从这个角度，探讨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多元可能向度时，这几个概念，都显得过于单向度，而缺乏一种兼容性。因此，从贾樟柯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可以联想到的是一批批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独特语境，进行电影实践的“青年电影作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在90年代之后，从各个向度探索电影实践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将他们称为“电影作者”，当然意味着一种“电影作者论”的理论背景——这些电影并不是工业体系的机械生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忠实表述，而有着个体经验与观念的表达与个人风格的形成。

青年电影作者的“青年”，意味着一种先锋姿态。但是在话语权力与言说空间的制约中，中国当代青年电影开始是从体制外与体制内两个维度，探索不同的叙事可能的，随着电影实践成本的降低与学习途径的扩展，这支队伍开始扩大而庞杂，最后根据自身叙事目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大体上从历时的角度看，“青年电影作者”包括张元、王小帅、何建军、贾樟柯等尝试体制外电影实践的电影作者，张扬、施润玖、路学长等坚持体制内电影实践的电影作者，潘剑林、宁浩、朱传明等“第六代”之后通过更廉价的DV拍摄等方式介入电影实践的电影作者，以及最终形成的陆川、崔子恩、符新华等电影作者进行的完全不同的电影实践方式。

当讨论这些青年电影作者时，“青年”除了作为一种隐喻性的探索意义，还的确是一种实际的年龄界定，1989年张元在拍摄《妈妈》时，是刚刚离校三个月的大学生，时年26岁，而2002年完成《故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任逍遥》的贾樟柯，也不过32岁。作为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组成成分，青年电影作者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面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应变之道。“一个突然降临的泛商业化浪潮将一种基本上诉诸感官司消费的通俗文化推到了我们的面前，通过各种媒体，无孔不入地渗透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在消弥着僵化的政治教条的同时，它也正消蚀着我们民族有限的知性力量。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大众艺术，中国电影在政治制约和商业化的夹缝间陷入了文化和物质上的两难。”⑴于是，把青年电影作者及其电影实践放在一个电影史的综合维度之中进行检讨，试图从中发现的，是如何从“两难”之中寻找可能性的突围而出，以及突围之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投机性与妥协性。

而这里的电影史，是从一个整体意义上加以理解的电影史。“电影或电影业并不只是一个东西，它的内涵肯定要比一组精选影片丰富得多。它是人类交流、企业实践、社会关系、艺术潜能与技术体系的一整套复杂、相互作用的系统。因此，任何一种电影史的定义都应承认，电影的发展包含了电影作为特殊技术体系的变革、电影作为工业的变革、电影作为视听再现系统的变革以及电影作为社会机构的变革。”⑵基于这种超文本的电影观，罗伯特?C?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种结合了经验论与约定论的实在论，“实在论的解释不仅包含对现实的可见层面的描述，而且也包含对产生可见事件的生成机制之运作的描述。……实在论观点认为，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某事件会发生？），就要回答‘怎样（发生）’和‘（发生）什么’的问题。”⑶

这种方法论显见是对我们将中国当代青年电影作者及其电影实践纳入到电影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电影被理解为一个开放系统，它不仅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且是相互磁联，互为条件的一个部分时，电影史的研究就不仅只是“杰出作品”的研究，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是从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这几个维度来探讨。而落实到中国当代语境，“社会”可以更明确地界定为意识形态，经济与技术的问题密切相关，并且与媒介相联系，因此，本文拟从意识形态/经济-技术/美学三个方面解析中国当代青年电影导演及其电影实践，进行理论的介入与剖析.。而讨论的影片范畴，以长剧情片为主。

1．意识形态

提要：1999，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纪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国内外事件都深刻铭文在电影之中，国家意志借助民族情绪的强化在证明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心理宣泄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纯情世界的描绘在回避揭示和判断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困惑和创伤的同时也为当代人提供了温馨而宁静的影像家园；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导演匆匆地告别了世纪末的青春蛊惑纷纷进行自己的成人仪式；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1999中国电影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缩影。

关键词：1999中国电影民族/国家想象新生代导演新主流

星移斗换、山河依旧，我们带着庆幸、带着风尘、带着期待忐忑而平常地告别了沧海桑田的19世纪，进入了一个新世纪、新千年。回眸1999，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年，它不仅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面临严峻的内外考验的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年，同时还是1996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9550"电影精品工程的第3年。也在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在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同时也激化了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反感；也在这一年，台湾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的大陆-台湾定位策略，唤起了大陆各界对国家力量、民族统一的渴望……这一切，都深刻地铭文在1999中国电影之中，国家意志借助民族情绪的强化在证明政治一体化的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社会心理宣泄和历史记忆的载体；纯情世界的描绘在回避揭示和判断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现实困惑和生存创伤的同时也为狼奔豕突、朝秦暮楚的当代人提供了温馨而宁静的影像家园；一直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年一代导演急匆匆地告别了世纪末的青春蛊惑和迷乱纷纷进行自己弹冠相庆的成人仪式；在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双重诉求中，与好莱坞电影的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具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特点的新主流电影依然在艰难地争取着政治/经济/艺术的规范和定型--1999中国电影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缩影。

民族/国家想象、纯情世界与现实主义

1999年出品的影片《横空出世》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段落：李雪健扮演的人民解放军少将（近景），正对镜头（观众）控诉美国帝国主义用各种现代战争武器欺负和威胁中国，最后他愤怒地说：No，去你妈的美国！看到这儿，我们肯定会产生对《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妖魔化中国》等等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的互本文联想，也会产生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情绪的指涉性联系。《横空出世》作为一部共和国50周年的献礼片，它所传达的国家主义精神借助于民族主义感情获得了语境支撑。如果说，90年代以后，政治伦理化一直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导叙事策略的话，那么1999年，民族主义则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正如10月国庆大阅兵一样，民族/国家主义的重叠成为了1999国庆献礼片不约而同的选择。

1999年，陆续出现了《国歌》、《共和国之旗》等叙述国歌、国旗等国家标志符号的诞生的影片，出现了《横空出世》、《东方巨响》（记录片）、《冲天飞豹》等以原子弹、导弹、火箭、战斗机等国防武器的研制、试验为题材的影片，出现了《我的1919》等以描叙西方列强欺辱中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出现了《黄河绝恋》等叙述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的影片……这些影片几乎都以民族/国家为故事主题，以承载这一民族精神道义\勇气\智慧的群体化的英雄/英雌为叙事主体，以中国与西方（美/日）国家的二元对立为叙事格局,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威胁作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以红色意象/中国革命与黄色意象/中华文化的重叠作为国家主义置换民族主义的视觉策略，在这些影片中，往往提供了一个直接出场或者不直接出场的西方/帝国主义"他者"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社群"，以民族成员的"同"来抵御外来力量的"异"，以民族的同仇敌忾来对抗他族的侵略威胁。在历史叙境中的妖魔化西方成为现实叙境中的霸权化西方的形象指代的同时，影片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是对科技（教育）兴国、科技建军的国家政策的形象注解，同时也是对国家中心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这种国家/民族想象甚至在陈凯歌的历史影片《荆轲刺秦王》所传达的国家意识中，在滕文骥的音乐片《春天狂想曲》所渲染的爱国主义中也同样成为了潜在的主题。而以抗洪救灾为题材的《挥师三江》等影片虽然没有提供"西方他者"的背景，但是那种"中国不可战胜"的宣告其实也悄悄暗示了一个假想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