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化范文10篇

教学目标

清朝的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和谴责小说；清朝的诗歌：“诗界革命”及黄遵宪的诗；京剧的形成；清代的绘画：清初朱耷、石涛的山水花鸟画，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

通过本课的教学，培养学生逐步学会用历史的观点分析文艺作品，欣赏文学艺术的能力。

清代的小说，戏剧、绘画等方面在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又有创新新和发展，并在世界文坛艺苑中独树一帜，大放异彩。教育学生不仅要感到自豪，更要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通过黄遵宪的诗，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清朝天文学家王锡阐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及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的内容和价值。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的成就。徐寿和华蘅芳的译书活动及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近代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其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飞机设计师冯如设计制造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通过对清朝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为国争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需要有一批为她献身的志士仁人。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四库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魏源的进步思想、《海国图志》编写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严复其人、严复译著《天演论》的内容和影响、清末教育制度变革的情况。

通过引导学生认识清末爱国思想出现的背景，分析其历史意义，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历史现象的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爱国的、进步的。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严复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并译著《天演论》，宣传生物进化观点和社会进步理论，引导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封建末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魏源、严复等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向西方学习，这种励志图强，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清朝天文学家王锡阐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及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的内容和价值。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的成就。徐寿和华蘅芳的译书活动及其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近代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及其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飞机设计师冯如设计制造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

通过对清朝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通过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为国争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需要有一批为她献身的志士仁人。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摘要】清朝时期所修建与应用的避暑山庄占地面积非常大，建筑风格恢宏大气，以其所营造的秀丽清新的景色而为世人所称奇。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该山庄共由平原区、湖区、宫殿区、以及山区四个部分所构成，各个部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自成系统。避暑山庄的存在可以说完整地见证了清朝时期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其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作为清朝时期皇家园林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避暑山庄除具有皇家避暑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体现出了深刻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化内涵。文章即就清朝时期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详细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避暑山庄；清朝时期；历史文化价值

避暑山庄是清朝时期皇家园林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保存至今的清朝时期避暑山庄包括承德避暑山庄等，这些避暑山庄除了在清朝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外，也是当今我国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清朝时期修建而成的避暑山庄往往耗时较长，就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其始建于1703年，历经三代皇帝方建成。自康熙起，历代皇帝都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也将其用于与多民族领导人的交往合作，故而使得避暑山庄在体现避暑、休闲价值的基础之上，还成为了我国自清朝时期以来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见证。

一、清朝避暑山庄的历史发展

承德避暑山庄修建于康熙四十二年间，该建筑物的表面价值是为清朝皇帝提供休闲、避暑的场所，也可兼作处理政事的场所。然而，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况上来看，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还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背景。承德避暑山庄修建时的康熙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吴三桂等藩王的叛乱，外有蒙古国边境的动态。康熙机皇帝为了安抚少数民族的民众，稳固国家整体政权，于是下令修建承德避暑山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二年开始修建，共历经康熙、乾隆两个阶段，至乾隆十九年修建完毕。自承德避暑山庄修建以来，清朝皇帝每年都会在山庄内接见少数民族的首领以及外国出使使节，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更加的畅通与有效。据史册记载，清朝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承德避暑山庄内处理与进行。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都城以外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皇帝曾经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戈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换言之，承德避暑山庄已成为了清朝时期多民族沟通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二、多民族地区融合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皇帝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分化大臣权利，以防权臣专权的目的，结合自身民族特点在明代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以前各朝的官制。总体来看，清代官制机构主要有承袭明制与独创两个特点。这其中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体现的尤为明显。

1．承袭明制

与先前满族的一些文化相比，明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必然更加符合当时的统治与时代潮流，因此清入关前后所设立的一些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与明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等等。但承袭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这里同样也有部分创新（某些机构和名称为明朝所没有），而创新的源泉就来自于清入关前后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的六部。

2．清朝独创

这里所说的独创按时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入关前设立的；二是入关后设立的。入关前包括后金这样的民族统治政权设立的具有奴隶制色彩的议政王大臣、和硕贝勒等机构及官职名称，而入关后则有清朝完全封建化的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接下来笔者将以入关前与入关后这两个时间段为切入点，从满汉词语的对照入手来探讨其官制特点，进而说明当时满汉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入关前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高中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本文作者：廖颖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清朝末年掌握国家统治实权的慈禧集团，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打起维新派的“变法”旗号，下令变法，从而开始了晚清十年之久的变法修律。其中以刑法改革为当时争议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环节。回顾清朝末年的刑法改革，无论其经验或教训，都是值得后人反思的。

一、清末刑法改革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殖民侵略，封建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外国侵略者打开后，伴随着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入，西方法律法学也开始输入，促进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为修订法典、改良法律创造了条件。1．帝国主义放弃领事裁判权对清朝政府修律立法有直接影响。帝国主义为了促使清朝政府尽快修订法律，以适应和维护它们在中国获取的不断扩大的利益，英、美、日等国在和清朝政府修订商约时都表示，在清朝政府修订法律、改良司法现状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列强的承诺促使清朝政府加速修律改革的活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认识到以华治华的重要性，因此表示要放弃领事裁判权。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意识到自己的法律制度不能与世界发展相适应，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从而被迫进行以修订刑律为主的法制改革。2．法律书籍的翻译。清末翻译的东西方各国法律，不仅数量多、更加系统，翻译质量也比过去更高。大部分翻译工作由修订法律馆承担，所翻译的法律书籍大都是清朝驻外使节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得到的，比较准确完整。20世纪初，以修订法律馆为主的广泛而认真的翻译活动，为当时中国制定新的律法和进行变法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翻译各国法律书籍是清朝末年西方法律思想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让当时落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官员更好地了解了西方的法律思想，也正是因为在思想上有了变革，才大大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开展。3．国际法学家的影响。清朝末年的刑法改革除翻译西方法律外，还聘请西方法学家参与立法。翻译日本刑法书籍时，清朝政府聘请了日本刑法专家来华讲学授课和帮助编定新的刑律。这些法学家不但帮助清朝政府立法，还教授学生、著书立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法律改革。4．日本对清朝末年刑法改革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中国震动极大。清朝政府决定以日本为榜样重新修订法律，制定新的刑律。同时大量传播日本刑法理论，聘请日本刑法专家来华讲学。20世纪初，清朝政府实行改革，明确提出了要仿效日本变革。清朝政府实施变法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其通过翻译西方法律书籍、培养法律人才、传播西方法律思想、法律制度而逐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清朝统治阶级对新的观念的认同和部分采纳，才更好地推动了变法的实施与完成。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冲破了中国传统封建法律的体系，为清朝末年的刑法改革提供了的条件，并且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法学发展提供了详实全面的思想基础。

（二）国内背景清朝末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都涌入了中国，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结构。这时的中国不仅社会内部受到震荡，还要承受外部环境带来的刺激，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而受到最大影响的便是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法律制度，而作为统治国家工具的刑法无疑是要被变革的。1．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对清朝末年刑法改革的影响。“宗法与农业经济结构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固的基础。专制主义的统治制度矗立于其上，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笼罩于其中，它们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渗透，成为一个十分协调的，‘永恒不变’的整体”。①纵观当时的社会环境，清朝末年正处在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帝国主义通过鸦片打开了中国大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的商品和资本不断输入中国，使得中国几千年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阶级关系中除了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还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说明了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后，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依据辩证的唯物历史观，这也必然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变化，而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意志，属于上层建筑。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将用新的法律制度代替旧的法律制度这一现实问题。2．《马关条约》对清朝末年经济的影响。《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1895年到1900年短短6年间，国内商人、地主就创办了厂矿企业104家，资本总额达2302万元。《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更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资本输出地，加快了对华的投资步伐。②帝国主义在鸦片战争之后加快了对中国的投资，将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原料产地，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获取大量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末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都要求有法律来进行保护和调整，若果还是一味地运用过去封建的法律制度体系来维护当时人们的利益是远远不够的。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必然导致社会纠纷的增多，要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巩固清朝政府的地位就必须变法，而刑法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工具更应当得到变革，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3．清朝末年出现社会新兴阶层。清朝末年中国出现了不少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一些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政治家、法学家，他们在不断引进和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时，西方法律法学的精神随之渗入到他们的思想之中，作为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更加渴望摆脱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他们号召并支持变法修律，而在当时也就出现了像沈家本一样的众多支持变革的仁人志士。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西方法律知识得到普及，人们观念得以更新。

二、清朝末年刑法改革的内容和特征

摘要：本文对沈阳市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进行综合考量，结合其城市发展现状、空间结构现状、发展与文化元素，总结提出适合沈阳发展的空间布局模式。就沈阳城市空间结构及未来发展、全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等提出了布局思路，以期促进沈阳城市建设科学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空间布局模式；城市发展

1城市概况

沈阳城市发展历史悠久，是清朝文化的发祥地。沈阳注重城市文化底蕴，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的保护，促进了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提高了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突出前清文化、民国文化和工业文化三大文化内涵，构建历史文化名城格局，形成了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文物古迹及古树名木四部分的保护体系。加强对民族和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推进沈阳博物馆、新乐遗址博物馆、盛京皇城及锡伯族家庙等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整合中山路欧风街和老北市民俗文化元素等一批文化街区，改造建设了西塔、满融两大朝鲜族文化特色区域，保护发展锡伯族文化，全面塑造了一批代表城市特色的文化品牌。沈阳是我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代表性城市，其城市发展规划将传统与现展融合，寻找一条适合历史文化名城空间布局之路，促进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2现存问题

2.1开发性破坏较为严重。城市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进行着剧烈的改造，大规模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古街老巷，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把一些具有历史韵味的街道的一部分或全部拆除，在城区的一些街道大力兴建现代化高楼，一些文物单位被高层建筑物包围而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破坏了古城的历史格局和原有的空间尺度。城市中的历史保护区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体现着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包含着众多的历史信息，是名城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但许多名城由于不断地改造、侵蚀保护区，许多历史保护区被挤占，规划确定的保护区范围不断缩小，或被全部拆除。2.2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我国的文化古城保护立法体系采用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国家制定全国性保护法律及其法规性文件，地方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制定地方性法规、法规性文件。在文物、历史文化保护区及历史文化名城这三个保护层次中，文物保护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名城与保护区目前仅有少量的法规性文件，缺乏与对应的法律、法规。由于无法可依，缺少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强制手段，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很难做到依法行政，难以追究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也使保护工作的开展显得力不从心。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张存武先生指出，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斥诸战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