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范文10篇

摘要：器官移植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福音，但它也引发了大量刑事法律问题。各国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立法也对包括买卖人体器官、强摘他人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进行了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各国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对器官移植涉及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为此，需要在我国《刑法》中增加关于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专门规定。

关键词：犯罪；器官移植；刑事责任

Abstract:Whileorgantransplantationconducestorecoveryoftheinjuredorsickman’shealth,italsotriggersoffsomeissuesincriminallaw,onwhichheateddebatesareprovokedinlawcirclesallovertheworld.Consequently,statutesprohibitingsellinghumanorgansorcompulsorilymovingother’sorgansareenacted,which,tosomeextent,ishelpfultothemaintenanceofworldwideorderoflifeethics.InrecentChina,organtransplantationengineeringhasacquiredsubstantialaccomplishment.However,nospecificprovisionpertainingtothecriminalliabilityarisingoutoforgantransplantationhaseverbeenincorporated.Therefore,itisnecessaryforustosupplementprovisionsspecifyingillegalorgantransplantationandrelevantsanctionstotheCriminalAct.

KeyWords:crime;organtransplantation;criminalliability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1］但是，因器官移植而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最为复杂，有关刑事法律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在其中。

一、器官移植及其对刑法带来的挑战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人体器官移植，适用本条例；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移植，不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第三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

摘要：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颠”的器官移植是指为恢复患者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的功能，而相应地将他人健康的器官移植于患者的一种医疗技术。它的出现使患有器官功能障碍患者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然而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与该技术相关的某些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其中不乏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刑法学问题。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有关器官移植行为，但是对于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当罚性的刑事犯罪性质的行为，则需要从刑法学的角度，分析研究器官移植所涉及的刑法问题。

关键词：器官移植；刑法；犯罪

1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犯罪概述

1.1器官移植与刑法的关系

根据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器官移植不同于一般医疗过程，它不仅涉及医生和患者双方，而且很大程度需要依赖第三方，即器官捐献者才能完成整个医疗过程。同时，由于供需严重不平衡所导致的潜在的巨大“商机”使得人体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医疗技术，更多的涉及了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买卖、偷取尸体器官等，就是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

医生为移植而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其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如何划分？若是非法摘取器官，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盗窃、侮辱尸体罪？另外，器官移植会诱发哪些新型犯罪？对这些问题，国内学界研究尚缺乏。笔者拟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活体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活人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的情形。由于医生摘取某人的器官，不是为了治疗其自身的疾病，而是为了用来救治其他人，所以．不是刑法理论上所说的阻却违法性（或无社会危害性）的“治疗行为”，而是一种“治疗援助”行为。[1]那么，医生实施的这种摘取人的器官而使其身体受损伤的行为，是否构成伤害罪？如果不构成伤害罪而成为一种正当行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其理论根据何在？这是刑法理论上应该研究的问题。

在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不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是：（1）必须向移植器官供者充分说明，摘取其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危险性；（2）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3）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2]如果采用欺骗、胁迫手段，使移植器官供者作出承诺，或者没有移植器官供者的承诺而摘取其器官，或者在对移植器官供者有重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则有可能构成伤害罪或杀人罪。

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承诺（同意）捐献器官，也就是存在“被害人承诺的伤害”（“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从而使行为正当化。[3]因为在器官供者承诺（同意）捐献器官的条件下，医生按规定摘取其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受者），虽然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却可以救治其他危重病人，给受者带来的利益超过对供者所造成的损害，从社会整体而言，无疑是减少了损害，是有益的行为。为此，法律允许公民在不危及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有权作出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处分决定。既然如此，当某人为救助他人作出捐献器官的真诚承诺，并甘愿承受被摘取器官而使自己身体健康遭受的损害时，医生摘取其器官的行为，就不存在侵害其人身权利的问题，从而也就无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可言。不过，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出于高尚动机，同意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因此，如果摘取器官明显会给移植器官供者带来生命危险，则其捐献器官的承诺无效，医生也不得为移植而冒险摘取其器官，否则，就有可能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一般来说，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以被害人有承诺能力为前提的。无承诺能力者的承诺自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使基于这种承诺的行为失去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被害人承诺通常只能是被害者本人承诺，不能由他人代为承诺。未成年人无承诺能力，那么，能否由其监护人代为承诺，使之成为活体器官捐献者？例如，双胞胎幼儿中的一位患严重疾病，急需作肾移植，另一位未患病者是最合适的器官供者。父母要求医生摘取双胞胎幼儿中未患病者的肾脏，移植给另一位患病者。在这种场合，移植双胞胎幼儿中另一位幼儿的肾脏，因为不会有拒绝反应，成功率最高，并且不是为第三者的利益，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可非议。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在这种特殊场合，应该允许有监护权的父母代为承诺。肯定幼儿可以成为移植器官供者。[4]但是，摘取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器官，无疑会损害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的身体健康，这是监护权所没有包含的内容；况且，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负有保护子女的义务，只能做有益于子女身体健康的事，无权作出让他人损害子女身体健康的承诺。正因为如此，1973年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医事法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不能作为移植器官供者。

【摘要】根据中医传统理论阐述了脑卒中多器官衰竭之病因、病机，诊断、辨证要点，急救处理原则和分型证治规律。揭示中医药治疗有独特的优势。

【关键词】脑卒中多器官衰竭病因病机辨证施治

脑卒中多器官衰竭（Mutiplcorganfanfailure,MOF），多属中医“中风变证”范畴，是造成或促使卒中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文献报道占52.17%）。“病之大而且重莫过于此者”。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防止MOF发生，是降低中风病死率的有效途径，亦是当前临床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1病因病机

本病多因高龄之人，积虚弥年；罹胸痹、眩晕、喘嗽、消渴等内伤积损，受病已久，复因饮食劳倦七情所伤，以致脏腑气偏，阴阳失调，气血错乱，瘀痰风火直冲犯脑，阻闭心神清窍，遂发为卒中。因卒中而内风旋动不已，再伤五脏精血，脏腑功能衰退与宿疾并存，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心肺血气无主、肝肾精血消尽，脾胃生化告竭，真元为之耗亡，阴阳不相维系，而证见五脏虚衰欲绝的危候。

肾为一身之根本，肝系脏腑十二经气化之总司，心乃五脏之君主，“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故卒中后因心肝肾精血的再损，易于出现“内干五脏”“五脏皆有风”之多器官（脏腑）衰竭证候。临证或因内闭气血、灼阴耗气而戴阳厥脱；或风火相煽、屡犯清窍而昏搐不止；或心肾阳衰而肢肿心悸；或肺肾衰惫息微而喘；或脾肾虚衰呕逆尿闭；或脾胃衰败呃逆不已；或风火迫血吐呕便血而亡血；或津亏液燥消渴风动。如是变证蜂起，危殆立至。

一、“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中实施课程负责人制度的意义

“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与传统的学科为中心教学模式在课程体系上完全不同，因此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实施方法不适用于“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必须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实施方法。新的课程体系需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建立全新的完整、系统、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有机融合的体系［2］。为保障器官系统教学具备完整的、有机融合的、符合现代医学理念的课程体系，必须由该系统所涉及的所有学科通力合作，有机融合，共同建设和实施。课程负责人制度是指在学部范围内同专业或同年级的同一门课程有一个课程负责人，该课程负责人管理着讲授相同课程的教师，教授该门课程的教师们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期中或期末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练习。此外，课程负责人还负责召集各个任课教师就各自教学情况和教学进度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课程负责人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不同，它更注重的是教学上的管理与沟通，是为了保证良好教学质量、教学秩序、教学效果而设置的兼有教学和行政角色的职务［3］。因此课程负责人制度非常适合“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每个系统由一位懂专业又具备行政管理能力的课程负责人主导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是器官系统教学改革很好的、必要的管理方式。

二、课程负责人制度在重庆医科大学“器官系统为中心”

教学改革中的实施重庆医科大学“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体系包括三个板块:医学概论板块;实验技能板块;九大系统“结构功能与疾病”板块(运动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血液系统);学生在完成医学概论板块课程的学习后就进入系统板块的学习［1］。在教学管理上，采用了课程负责人制度，确立九大系统的课程负责人，赋予他们相应的责、权、利。

(一)通过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的方式在临床医生中遴选课程负责人。重庆医科大学“器官系统为中心”课程整合原则是完全打破学科的界限，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每个系统以“结构功能与疾病”的方式整合。由于临床医生比基础课程教师更熟悉该专业的临床知识、各知识点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以及临床和基础的融合，因此在临床医生中选拔课程负责人。由于教学涉及的学科较多，为了更好的与课程负责人沟通，每个基础学科安排一名责任教师配合九大系统负责人的工作。重庆医科大学采用了教改课题立项的办法在具有副高职称的临床医生中选拔课程负责人。经专家评审遴选出九名对“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改革有深入了解、知识渊博、综合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具备管理能力的临床医生作为九大系统的课程负责人。对课程负责人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如:组织完成该系统教学大纲的编写，全权负责教学实施，接受学生和教学督导组的评估，完成教学论文等。同时也有有效的激励机制。

(二)课程负责人组织“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的课程建设。目前器官系统教学缺乏权威的配套教材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由于各医学院校课程整合模式不同，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因此编写教学大纲，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是该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九大系统课程负责人召集该系统所涉及的各个基础学科、医学桥梁学科、临床学科的骨干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经过反复商榷，结合五年制本科教学和职业医师考试的要求梳理知识点、确定教学内容和学时、明确教学重点难点和教学方法，最后制定教学大纲，选用教材和参考书籍。目前九大系统已完成该系统“结构功能与疾病”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第三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

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拟订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提出评议意见。

一、我国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的民事权利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活体器官移植，即基于一定医疗目的，器官捐献者自愿捐献自己的器官，并由一定的医疗机构实施器官的摘取和植入行为的结合行为活体器官移植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的活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已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保护并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虽然我国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其并未上升到基本法律的层面，加上条例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的权益依然得不到良好的保障。(一)我国民法对活体器官移植供体保护的现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供体的资格进行了限定:首先，供体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限定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的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①，这意味着我国是禁止未成年人未成年捐献器官的，即使在民法中将16—18岁能够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能成为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也对器官捐献的供体与受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限定，将活体器官捐献的供体和受体的关系限定在有亲缘关系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器官买卖等恶性事件的发生。除了对供体的资格进行限定，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我国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拥有以下权利:1．自愿权自愿权使得活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拥有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器官移植给他人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对其加以干涉，也不强迫他人捐献器官。2．知情同意权因为部分活体器官移植可能会对供体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而，供体享有知情同意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供体在做出是否捐献自己器官的决定前，医疗机构必须告知供体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也应当告知在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风险，供体据此决定是否捐献器官。这不仅是对供体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对供体的生命健康权的尊重。3．撤销权我国法律规定供体享有撤销权，这一规定保护了活体器官移植供体的意思自治权利，供体可以决定捐献或者不捐献自己的器官，也有权利在做出捐献自己的器官的决定后撤销它，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这项规定直接保证了供体的意思自治，同时也是对供体生命健康权的又一重保护。(二)我国活体器官移植供体的民法保护中的问题。虽然我国法律对供体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进行了规定，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供体的权利保障，不仅要保障其决定是否捐献权的自由，也应对其在捐献器官后的健康权予以保护。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在此仍有欠缺:首先，我国法律规定器官移植是绝对无偿的，这一点在大多数国家中的规定也是相同的，但是器官移植绝对无偿规定逐渐显现其问题，例如:供体的健康权无法得到后续保障，如日后其身体因器官移植出现问题，供体只能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这项规定于供体的利益从长久来看是不利的。因而，规定器官捐献绝对无偿不仅会造成供体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也有可能滋生器官买卖行为，违背该项规定制定的初衷。同时，我国法律对器官捐献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模糊，相关规定只对医疗机构的过错进行了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但相关赔偿标准都没有具体规定;对受体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如果遇到受体恶意欺骗供体捐献器官等情况供体很难主张权利。对民事权利承担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供体维权难，不利于保障供体的权利。

二、对于我国现阶段活体器官移植中的问题的建议

结合我国现阶段立法情况以及在供体权利保护中产生的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当建立器官捐献合理补偿机制，供体可以因其器官捐献得到适当的补偿以保障其后续的治疗与生活。此举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供体在捐献器官后的后续权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体的后顾之忧，打消供体捐献器官的顾虑。当然，合理补偿机制需要得到规范，应当细化补偿标准，这样能够在保障供体后续权利的同时，防止恶意骗取补偿金的事件。其次，法律应当明确活体器官移植中相关民事权利的承担，不仅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也应当明确受体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法律应当及时明确受体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便于供体追责，保护自己的权利。

三、结语

我国现阶段的对活体器官移植供体的保护已具雏形，但是依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些规定亟待完善，相信将这些规定完善之后，我国供体的权利会得到更好地保护，我国活体器官移植制度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注释］①＜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第九条．

摘要：在没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之前，一个病人往往一确诊就因无法医治而面临死亡，而现在因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使得很多患者重新获得了生命。我国目前对该种犯罪类型实施严厉的打击，并进行严格的刑事规制，但是面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日益多样化，我国关于此类犯罪的刑事规制比较滞后，研究人体器官移植所涉刑法效应问题，对器官移植类犯罪实行进一步的刑事规制，对我国预防、遏制和打击相关器官犯罪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器官移植；犯罪；刑法效应；医疗秩序

一、域外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实践

世界各国(地区)对人体器官的立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死亡判断标准的立法，二是对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三是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一）器官移植与死亡标准的判定。作为医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死亡标准的判定与器官移植手术密切相关，传统理论将“心脏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一标准引起了较多的争议。除了对“心脏死亡”的质疑之外，世界各国也一直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标准。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瑞典等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标准，而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将脑死亡确定为新的死亡判断标准，但是高标准已经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关于器官移植立法中涉及死亡判断标准的问题，世界各国目前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立法模式，比如美国早在1981年就颁布了《统一的死亡判定法案》；另一种是将死亡判断标准在器官移植的法律中体现出来，比如1997年，日本颁布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其中将“脑死亡者的身体”界定为“尸体”。（二）活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各国(地区)针对可再生器官与不可再生器官有着不同的规定。对待可再生器官，立法往往比较宽泛，比如规定可再生器官的获取是基于治疗、诊断等合法目的即可。对待不可再生器官的移植，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均非常严格，比如英国在1989年就规定，不可再生器官移植只能在有基因联系的人之间发生。除此之外，不可再生器官移植的规定还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即器官捐献者必须亲自表达愿意捐献器官的意愿；不危害生命、健康原则，即如果器官移植会对捐赠人的生命或者健康产生危害时，那么这个器官移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我国澳门的立法除了上面的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器官捐赠者的损害赔偿权；限制行为能力人特殊保护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未成年人或者其他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要进行器官捐献，则必须经过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三）尸体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各国针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除了刑事法这种实体法有相关规定之外，更多的体现在程序法中，因为尸体器官移植的规范需要严格的程序把关。尸体器官移植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程序，比如尸体器官获取的标准、捐献的准则、如何分配管理、如何移植操作等。针对尸体器官移植的程序，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法律进行规范管理，如新西兰早在1964年就颁布了《人体组织法》对尸体器官移植的获取、捐献、分配、移植操作等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之后新西兰又将一些内容进行专门立法或者附于某些部门法中，比如1988年，新西兰又颁布了《验尸官法》，其中专门就尸体器官的获取进行了规定。尸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尸体器官的获取，就目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尸体器官的获取主要分为自愿捐献、推定同意、需要决定以及器官商业化4个准则。

二、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刑法效应问题

（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行为的刑法效应。1.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犯罪化的正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罪状描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笔者认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把人体器官当作商品看待，在其概念中，人体器官具有商品的性质，也就是说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指组织出卖者在自愿的前提下将自身活体器官作为商品出卖的行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组织者同时也违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从该《条例》中可以看出，人体器官已经不再考量来源，也将尸体器官在内的器官列入名单中。从侵害法益的角度考量，生命健康权是我国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是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最基础的法益，因此，也是刑法保护公民最主要的目的。2.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关于犯罪客体的定义，刑法明文规定，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触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违法行为危害性的标准之一便是犯罪客体。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社会管理秩序，所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性的特征。犯罪构成的另一标准是犯罪的客观方面，客观方面主要包括犯罪的实行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方法手段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实行行为有两个，即组织和出卖。笔者认为，因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侵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一最基本的权利，所以对组织这一行为的认定一定要相对宽泛，对组织以此扩大理解，不能设置过多的限定。由于目前没有关于此罪的司法解释，根据司法实践以及学术观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组织行为主要是指为了实现顺利出卖他人器官的目的所进行的一些行为手段。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供体往往是被高额的报酬所吸引，从而做出伤害自己的承诺。在整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中，组织者、中介组织、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器官移植的受体、人体器官收购者、协助者等都属于器官交易犯罪的交易者。值得注意的是，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由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需要医学领域的支持，所以医院以及相关医疗单位在犯罪环节中必不可少，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仅仅在《器官移植条例》相关规定中对参与此类犯罪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这就表明参与此类犯罪的单位并不会收到刑事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3.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罚适用。就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刑罚强度来讲，刑罚的轻重是由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的大小所决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侵犯了公民身体健康权的同时还破坏了我国医疗管理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刑罚的惩罚强度应该与该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决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给无数患者带来福音，造福人类。因此作为立法者，应该具有谦抑精神，并且从有助于人体器官移植的角度考量设计合理的法定刑。（二）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行为刑法效应。1.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化的正当依据。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首先违背了公民的自主决定权，我国《刑法》保障公民的自主决定权，因此，在器官移植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器官捐献者的自主决定权，这种权利包括器官捐献者的知情、同意、拒绝以及临时放弃的权利。从我国《刑法》中可以看出，刑法要求对未成年人的人身绝对保障。非法摘取、骗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被刑法绝对禁止，这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护。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的行为比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更加严重，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恶劣，因此，更应该被刑法所禁止。2.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行为的犯罪构成。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的犯罪是指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摘取器官；或者摘取的是未成年人的器官；除了欺骗别人捐献器官，还有强迫他人捐献器官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刑法法条中所指的“本人”是指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在其精神正常的情况下作出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那么应该视为正常意愿，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笔者认为，刑法中关于此类犯罪中所用的强迫一词应该做广义的解释，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器官供体的生命健康权。针对器官捐献行为，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正常的时候所做的决定才能够视为自愿行为，其他的比如未成年人等限制行为能力人都不能够自主决定是否捐献器官，行为人的监护人人也没有权利作出类似决定，这是为了保护器官捐献者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器官类犯罪中，还有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比如用暴力的手段、威胁胁迫、欺骗的手段摘取受害人器官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以上这类行为，我们应该更加广泛地理解强迫一词。3.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的刑罚适用。面对当前这种严重的形势以及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犯罪对公民个人以及社会的危害，我国应该就此类犯罪单独进行法定性的设定，当然这要基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以及刑法结构来综合考量。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非法摘取、骗取他人器官类犯罪日趋多样化，并且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犯罪也会越来越复杂，所以针对不同情况，应进行合理的法定刑设计，以满足对我国打击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需要。自由刑在刑种方面是打击此类犯罪的基本刑罚，除了自由刑之外，对此类犯罪中涉及经济利益的，应该增加罚金刑以显示对该类犯罪打击的决心和力度。（三）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行为刑法效应。1.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化的正当依据。随着现代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出台相关条例明确了对活体器官摘取的限制，从而导致在器官移植的实践中，相对较多供体的捐献源来自死者。所以在器官移植中，不能与人体器官移植的基本伦理价值相违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充分尊重死者的生前意愿，如果本人生前明确表示拒绝捐献人体器官，就不能在其死后以任何方式摘取其器官。非法摘取尸体器官行为实质上是对尸体的一种破坏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对逝者家属的情感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惩罚，被刑法所禁止。2.非法摘取尸体器官行为的犯罪构成。“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违背本人生前意愿的意思是说本人生前明确表示不捐献尸体器官而出现摘取该名死者身体器官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中，除了本人明确拒绝的情形还包括对死者器官摘取的程度或者种类与其生前所允许的程度跟种类不同的情形。在“违背本人生前意愿”中，对“本人”一词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未满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未成年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未成年人捐献器官，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未成年死者捐献器官，所以，如果未成年人在死亡之前有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并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允许未成年死者捐献尸体器官。“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的国家规定，这里是指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一些相关内容的地方性法规。如果死者生前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尸体器官的，法律就推定为“没有表示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就具有同意捐献该死者人体器官的权利。在这里判断“近亲属”的范围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将近亲属限定在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范围内，明确了同胞兄弟姐妹无这项权利。3.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的刑罚适用。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在破坏了死者尸体的完整性的同时也伤害了死者亲属的情感，与死者生前的意愿或者死者家属的意愿相违背，此类犯罪以盗窃、侮辱尸体罪论处。只要存在摘取死者器官的行为，就是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医生为了挽救患者而利用尸体器官的行为，值得我们单独探讨。有学者认为医生为了挽救患者而擅自摘取死者尸体器官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虽然没有经过死者生前或者死者近亲属的同意，但是医生是为了拯救更大的法益而牺牲了较小的法益，况且医生主观上没有盗窃、侮辱尸体的故意，医生所为目的也具有正当性，因此，不应该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针对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首先尸体虽然处于医院的控制范围以内，但尸体的归属权并不属于医院，而死者尸体的归属权只能属于其近亲属，因此医院对尸体没有支配权。其次，如果对这种行为不进行必要的刑法规制，而仅仅是进行民事赔偿亦或是行政处罚的话，极有可能出现将器官变相买卖的情况，因为医生也是普通人，我们在肯定他们为医疗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应当预防因为对此类行为的放纵而引发的犯罪。再者，不论是谁，只要没有合法的程序，其从尸体上摘取器官的行为都是对尸体完整性的破坏，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对死者家属的一种伤害更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笔者认为，不管是出于何种善意的目的，都不应该以牺牲死者的法益以及死者家属的情感来成全患者的要求。如果出现此类行为，完全可以按照侮辱尸体罪对其进行处罚。而对于一些医疗工作者参与中介组织买卖死者器官并从中获利的行为，则可以参照盗窃罪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患者健康，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

第三条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卫生部主管全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拟订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提出评议意见。

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医疗需求、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人才队伍水平等综合因素，制订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并报卫生部备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报卫生部备案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进行合理布局，严格控制数量，严格技术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