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范文10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试验：把一只青蛙丢进沸腾的热水锅里，生死关头，青蛙奋力跳出，死里逃生。之后，再把这只青蛙放进盛有凉水的锅里，然后逐渐加温。刚开始青蛙尽情地在水中享受温暖，等它感到水温无法忍受想跳出时，却为时已晚。

反思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初时面对赤裸裸的拉拢腐蚀，往往都能定力十足，断然拒绝。但随着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有的人自认为受党教育多年，在关键时刻能经受住诱惑、把握好自己，不会出什么事情。便逐渐松懈，放松了警惕性，从一般的吃吃喝喝逐步演变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直到锒铛入狱，才大梦初醒，悔之晚矣。可见，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变化，始终保持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警觉意识，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是多么重要。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警惕潜在的危险，关键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推动工作、指导人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筑牢精神高地，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着力提高政治上判断是非、思想上分清良莠、道德上明辨荣辱的能力，分辨真假、美丑、善恶，不为浮名遮望眼，不为私利迷方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面对怎样的环境变化，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自我认知上的清醒，做到位高不移公仆心、权大不忘责任重，功成不忘组织情，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

“堤溃蚁穴，气泄针芒。”生活作风、生活情趣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精神境界、价值取向的外在反映。决不能把个人生活情趣看小了、看淡了、看轻了。警惕潜在的危险，要把握人生，珍惜时间，多把时间用于提高工作素质能力上，少花在不必要的迎来送往上；多用在一些品位高雅、愉悦身心、促进健康的活动上，少用在一些容易使人意志消退、低级庸俗的吃喝玩乐上，重视丰富内心精神世界，自觉净化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保持高尚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情趣，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人的一生中，其实就在做着两件事———选择和拒绝。警惕潜在的危险，关键是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干扰，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明辨诱惑、抵制诱惑、战胜诱惑。越是小事越要留心，越是独处越要小心，越是顺境越要清醒，越是第一次越要三思而后行，时刻做到慎独慎微慎顺慎初，切实牢牢守住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防线，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任何一项农业政策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有产业部门；反之其它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反作用到农业部门的产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而在现实社会中非线形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全面、优化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优点：①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按照协调方式同时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机制，且定量解释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线形关系。CGE模型使国内产品和进出口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不完全转换等替代成为可能。③价格内生和混合经济体制。CGE模型包含了通过价格激励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划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个适用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CGE模型

2.1粮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粮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预算账户中引入一个外生变量-政府补贴，主要用于分析生产补贴是如何影响粮食成本、产出和农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数据库是笔者依据最新GATP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包含六个农业产业及六个非农业产业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内部及非农业产业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农业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间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再次，劳动力被进一步细分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非技术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内、农业和非农业产业间的流动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产出和收入的影响。

[摘要]“语词”是“词”的非专科部分的最邻近的上一个层次的概念。语词有潜在的情况，就是文献中见不到反映，却活泼地潜在于通用语或方言的口语中，这不同于承用。语词潜在的运动就是这个语词在口语中有意义或词性或使用范围上的引申或变化，或者展现其构词能力。由于文献反映的缺失，潜在及其运动的过程我们往往难以描写，常常只能见其首尾。认识这个命题对于语词的历史研究和训诂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可以解决一些疑难。

[关键词]语词；语词的潜在；语词的潜在运动；训诂

Abstract：Wordgroupisanadjacentsuperordinateconceptofawordinitsatypicalsense.Thehiddenexistenceofwordgroups，whichisdifferentfrominheritance，isshownbytheirnon-existenceinliteratureandtheirvigorousexistenceinpopularspeechorvernacular.Thehiddenmovementofawordgroupreferstotheextensionorchangeofitsmeaning，propertyorscopeofuseinspeech，ortoitscapabilityofformingawordorphrase.Itisusuallyhardtodescribethiskindofhiddenexistenceandmovement-wecandonomorethannotingtheiradventandleaving-forlackofrecordinliterature.ButtherecognitionofthisphenomenonissignificanttothestudyofthehistoryofwordgroupandtothetraditionalChineselexiconstudies，foritcanhelpcracksomehardnuts.

Keywords：wordgroup；hiddenexistenceofwordgroups；hiddenmovementofwordgroups；traditionalChineselexiconstudies

一、问题的提出

“语词”，是汉语研究和辞书编纂中常用的一个术语，是和专科词相对而言的。它和语言学中的“词”是什么关系，却从来没有认真界定过。现在既然要讨论它的潜在及其运动，就必须先给它一个界定。首先，它的所指范围要比“词”大。我们都知道，“词”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它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我们汉语中的“字”是一个书写单位，和“词”不在同一个逻辑平面上(但由于“字”都有音且大多数有独立的意义，于是也就带着字形进入语言层面，所以徐通锵等名家就提出了“字本位”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而我们所说的“语词”，却和“词”在同一个逻辑平面上。“语词”和“词”有两个方面的共同点：(1)都是有意义的；(2)都是可以独立运用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句子中充当一个句子成分，回答一个问题。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词”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而“语词”不一定是最小的，它可以是最小的，也可以是组合的，可以继续分析的。但是，这种组合不是无上限的。它的上限是，组合的结果只能做一个语法成分，回答一个问题。这里，有许多是我们称之为“复词”的，还有成语等。总之，“语词”是“词”的非专科部分的最邻近的上一个层次的概念。我在长期的汉语词汇和训诂研究中，觉得就汉语而言，给“语词”以确定的地位，对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带来许多便利。这是因为，汉语中有些字与字的组合，到底是不是词，有时是难以断定的，而确定是不是语词，却是比较清楚，易于操作的。如汉代文献《说苑》中，“人民”有用例4个(引用《诗经》1例不计在内)，“民人”用例2个，其指称义相同，在句子中只充当一个成分，我们可以视为“语词”。由于其结构的不稳定性，二字可以前后互易，其义等于“人”、“民”两个同义词的综合，不具备今天的和“敌人”相对立的含义，所以，看作“词”就不一定妥当了。汉语中这类现象甚多，用“语词”来称呼比较科学些。

【摘要】目的探讨潜在安全隐患在基层手术室护理中的应对措施。方法选择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接受治疗的60例需要进行手术的患者展开分析，按照随机分配方式分为试验组和参照组，各30例。对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展开对应的处理措施，试验组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展开对应处理措施，参照组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这两组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非安全事件发生率。结果在手术治疗期间，参照组患者中有3例出现了体位摆放不正，占总人数10.00%，而出现了手术物品清点错误1例，占总人数3.33%，其余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试验组的患者手术过程中未出现错误情况，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参照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基层手术室中潜在安全隐患实施对应的护理措施，能够有效减少安全事件发生，保证了手术顺利进行，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关键词】潜在安全隐患；基层；手术室；应对措施

手术室护理工作比较繁杂，且对护理人员技术要求较高，在手术室中护理需要长时间留意手术动向及患者的身体情况，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一旦手术过程中出现失误都会造成手术效果不佳，严重者甚至导致患者死亡，引起医疗纠纷等情况，给医院和患者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临床中关于如何降低安全隐患事件，并实施对应的有效措施，以此来保证患者以及医护人员的安全是目前基层手术室护理重要关注点[1-2]。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逐渐提高，医疗安全逐渐在临床中受到关注，将其运用到手术室的护理管理中，主要是将安全第一和风险意识等理念运用到手术过程中，将潜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提前预防，建立相应的差错机制，确保患者生命安全[3-4]。手术室的潜在风险在医院所有科室相对较大，因此需要营造一个安全有效的环境，只有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够确保手术更加安全高效[5-6]。本文对60例需要进行手术的患者展开分析，对手术中的潜在风险采取对应措施，观察其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接受治疗的60例需要进行手术的患者展开分析，按照随机分配方式分为试验组和参照组，各30例。试验组女12例，男18例，最小年龄患者21岁，最大年龄患者74岁，平均年龄（48.33±4.31）岁。参照组女13例，男17例，最小年龄患者22岁，最大年龄患者75岁，平均年龄（48.62±4.53）岁。比较两组的基本资料差异较小，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能够进行比较。

1我国目前财政金融行业运行的风险现状

过去十几年来，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赤字增幅巨大。2014年国外专业机构统计显示，我国总体债务已经占GDP的251％，已经开始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务水平。其中，国债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增加很快。地方债务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定时炸弹。2014年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是我国地方债务集中还款期，总额将会达到2.4万亿元。实际上据业内专家人士分析，地方债务还债总额可能会远高于这个数字。因此，2014年，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我国债务大多是内债，总体上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会存在。由于我国财政赤字大多借助于金融行业来实现，这就造成商业银行等金融结构坏账、呆账、烂账的增加，不利于金融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已经开始暴露，这些风险因素的累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开始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国内学术界这几年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风险的严重性，并积极呼吁相关部门正视这一问题。但是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逐渐化解这一财政金融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下我国财政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

2.1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累积的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我国过去十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采用政府投资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在今天的弊端已经开始出现。正如上面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累积的债务总额已经成为一颗潜在的炸弹。如果不采用正确的应对策略，这颗炸弹也有引爆的可能。虽然在今天看来有点夸张，甚至耸人听闻。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去的财政悬崖等主权债务危机证明，即使再强大、再发达的经济体，如果无视财政金融风险问题，也会带来重大灾难。从商业银行角度看，随着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业务不断拓展，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种违约产生的呆账、坏账、烂账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已经上升到36％，达到7670亿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政府制定的15％的红线。据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我国金融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还会出现上升态势。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是伴行的两个主体，前者如果出现问题会深刻影响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如果出现问题，也会深刻影响前者。

2.2财政债务支出的压力增大，商业银行收回贷款的难度增加

从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几次金融危机凸显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之间存在联动性、传染性和相关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会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微观主体的信用风险显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由于新旧动能转换不畅，之前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金融风险逐渐显露出来。2014年是债券市场打破刚性兑付元年，自2014年我国债券市场出现违约以来，违约债券只数和规模呈逐年增多态势。商业银行受互联网金融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业务发展趋于多元化，也引发了一些风险事件，如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违规担保案、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虚假理财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法贷款案等。这说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经济增速放缓所凸显的金融风险事件值得重视。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业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个层面也应加速变革，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首要任务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而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一、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述Sharpe

提出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risk）的概念，即CAPM模型中的β系数，，β系数表示某只证券相对于市场组合的风险度量，即衡量单只证券收益随市场收益变动的程度，被称为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又被称作市场风险或者不可分散风险，是由共同的或者普遍性的因素造成的波动性。Sharpe给出了微观意义上的系统性风险的定义。当前学界所关注的系统性风险（Systemicrisk）是从宏观意义视角对其进行定义。比如有观点认为系统性风险是一种传染风险，当一家或几家银行出现财务困难同时产生溢出效应时，整个银行体系有可能陷入危机。世界银行的Kaufman（1996）［2］指出系统性风险是单个银行的损失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导，使得整个银行体系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因此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视为金融体系的内生性风险，最初表现为一系列的潜在风险节点，随着风险的不断累积，这些潜在的风险节点会导致突发事件，如若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处置，会给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严重时会演化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张晓朴（2010）［3］认为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相比，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具毁灭性。会导致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贬值与资本外逃、金融市场崩溃，对宏观经济的运行造成巨大的破坏，给社会财富造成巨额损失（Reinhart&Rogoff，2011）［4］。

王国刚（2017）［5］指出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是指建立在高杠杆和脱实向虚基础上的金融交易，通过“资产—债务”联动机制和扩散传染机制，在金融市场价格持续下行条件下所引发的有毒资产多米诺骨牌效应和金融危机。方兴起（2018）［6］将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为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体系的金融风险，并将其分为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现实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胡滨（2017）［7］指出系统性风险可具体分为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在横向维度上，金融系统中的风险暴露和相互关联使一个特定的冲击在金融网络中传播并演变成系统性风险。在纵向维度中，系统性风险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主要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毛锐等（2018）［8］通过模拟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顺周期特征，在中央政府隐性担保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累积的金融风险扭曲了信贷配给效率，并使得居民和金融部门持有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不断迭加，在达到临界值时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曾康霖（2018）［9］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表现为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下降，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流动性短缺、产生支付危机，发展下去导致金融机构破产，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行或瘫痪。综上所述，系统性金融风险起源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爆发的各类风险事件，这些风险事件会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放大，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轻则导致单个或几个金融机构倒闭，重则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崩溃，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金融市场风险叠加，同时国外市场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距离上次金融危机爆发已有十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各类风险事件不能忽视，谨防其传染共振造成更大的危机。下文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梳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诱发因素，并探讨其防控对策。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诱发因素

在新时代背景下，潜在的风险事件呈现出关联性、传染性、共振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本文从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实体企业、虚拟经济、人民币汇款等五个方面来论述当前阶段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诱发因素。

谈判就是当事人想从对方获得所需而进行协商的过程。

对我们而言，所有的目标都是通过谈判实现的，营销人员的艰巨工作就是不断的说服顾客，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影响和说服下属与同事。成功的商务谈判就是通过适当的谈判技巧，做好商务伙伴的说服工作，当双方的主要利益点都得到满足时，交易就会达成。如果一个人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准备为之进行交易时，谈判就开始了。实际上，无论是在购物时还是在工作中，谈判每天都在发生。

湖南德丰是一家经营工业品的公司，其业务比较繁忙。其幕后股东是国内某大型企业集团，但该情况并不为外界所知。公司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办公地点已不适合公司日益扩大的业务发展和管理要求。需要租赁办公楼，但总公司有严格的预算管理，希望年租金不超过8万元。

公司的行政总监屠志刚负责落实此事，经多方实地查看和比较最后看中了省进出口集团公司综合性办公大楼的一套，但集团公司的后勤管理处按照以前的出租条件，对该套房年租金要求是11万。为了以8万元的代价能达成协议，湖南德丰行政部的小王先去进行了试探性的商谈。（以下是节选的部分商谈内容）。

后勤管理处周处长（以下简称周处长）：我们这套房子上一家公司的租金就是11万元，所以你们来了租金不能低于这么多。

小王：我们公司规模小，且这一两年也没什么利润，公司不可能租这么贵的房子。你们优惠一点租给我们吧！

一、引言

自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在场外期权试点基础上首创“保险+期货”模式以来，“保险+期货”模式已经连续四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为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以及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试点，力图提供更高保障层次的农业保险品种，并推动“保险+期货”模式与其他工具融合发展，更好地进行农村经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从国外经验来看，美国的牲畜风险保护保险（LRP）是一种发展较为完善的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但由于国情不同，无法直接照搬LRP。与发展较为完善的LRP相比，我国的农产品“保险+期货”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可以运用亚式期权模型对其定价。李亚茹等（2018）设计了一款符合市场需求的“保险+期货”产品，运用亚式期权模型测算了不同保障水平下的保费差异，并提出保险公司应当进行一定程度的风险自留。随着对“保险+期货”模式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加深，更多学者意识到了其发展的潜力。由于农民收入得到了保障，在“保险+期货”模式中引入银行信贷，可以缓解农业贷款难问题（蔡胜勋和秦敏花，2017）；也可以将订单农业与“保险+期货”模式融合发展（孙字典和夏振洲，2018），推动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升级。另有从精准扶贫的视角出发，对“保险+期货”模式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唐金成和曹斯蔚，2017）。为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三农，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振兴乡村经济的目标，本文在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尝试将银行信贷、粮食银行、订单农业、互联网、天气衍生品和巨灾债券等六种工具与“保险+期货”模式相结合，构建一个横跨多领域的综合性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并就该体系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应对风险的相关措施。

二、构建农业金融支持体系的理论支撑

（一）解决农业融资难的关键在于增加信用和抵押手段。导致农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手段和足够的信用。商业银行普遍实行严格的贷款抵押担保制度，而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仅有土地经营承包权和农机两项具有较高价值的资产。但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土地经营承包权不得用于抵押，这使得农场与合作社失去了价值最大的一项抵押资产。因此，寻找新的有效抵押物成为了破解农业融资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本文尝试提出如下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农业收入保险单。由于农业收入保险可以起到稳定农户未来收入的作用，不但提升农户信用水平，还可以成为合格的贷款抵押物；二是为收获的农产品提供粮库储存服务，进而提供标准化仓单和仓单质押服务。（二）农业收入保险与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当前，我国正在试点的农业收入保险是一种综合考虑了产量和价格两个因素的农业保险产品，实质上可以拆分为产量保险和价格保险两部分，分别对应农业风险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中，产量保险用于管理自然风险，价格保险用于管理市场风险。因此，保险公司为农户提供收入保险，可以完整地转移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稳定农户收入，增加农户信用并为其提供合格的信贷抵押物。但由于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可保性很弱，因而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的有效转移和分散，才能使保险公司有动力推广收入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实践创新，“保险+期货”模式可以将农户面临的农业价格风险转移至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必将成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三）保险的必要性。部分研究曾提出，期货服务农业可以采取跳过保险，由农民合作社或较大规模的农户直接参与期货交易；或由将风险从农户转移到农业加工企业，然后由农业加工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等方式。但是本文基于构建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的视角，认为引入保险的必要性在于：从转移农业风险的角度看，只有收入保险才能完整的转移农户面临的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无论是农户、合作社还是农业加工企业直接参与期货交易，均只能转移价格风险，而无法转移产量风险，这也不利于增信和贷款抵押。因此，收入保险对于构建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缓解农业贷款难是必要的。从隔断期货市场风险的角度看，保险公司在分业经营体制下参与期货市场受到严格监管；而农户、合作社、农业加工企业直接参与期货交易，有可能以套期保值为名进行投机交易，从而将期货市场的风险反向传导至农业生产领域。一旦发生巨额亏损甚至爆仓，可能会使涉及到的农户直接返贫。因此，保险的存在有利于实施风险隔断，防止风险的反向传导。此外，相较于期货，保险还具有更容易为广大农户接受和不需要进行复杂期货期权知识培训等优点。而且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其现有的农业保险销售渠道，发挥其基层服务网点多、与农户联系更紧密等特点，具有更高的实践操作价值。

三、对“保险+期货”扩展模式的介绍与评述

（一）“保险+期货+银行”模式。这一模式当前有两种类型：一是银行直接利用收入保险单、标准仓单和农用机械等作为抵押品进行授信、放贷；二是继续引入融资担保公司提供增信服务，将上述抵押品作为融资担保的凭证，然后通过担保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保险+期货”模式部分或全部地转移了农户面临的农业风险，稳定了农民收入，提升了农户信用并可以将其作为合格的抵押物用于融资，解决了农业信贷中最为关键的抵押品缺乏问题。但是仅针对保单发放农业贷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将这一模式与后续章节的其他模式相结合以发放更多的农业贷款，是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缓解农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手段。（二）“保险+期货+粮食银行”模式。“粮食银行”，是指一种通过提供免费储存服务，解决农民储存粮食难题的现代化粮库服务。与商业银行模式类似，“粮食银行”吸收农民的余粮作为“储蓄”并向其发放“存折”，“储户”可凭此随时提取和折现，并可以兑换其他生活和生产物资。在这一模式中“粮食银行”的优势在于：一是可以依靠其自身信誉，为其出具的标准仓单背书使之成为合格的抵押品，帮助农户获得银行信贷；二是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及其潜在风险研究——基于对“保险+期货”模式的扩展依靠其仓储能力调节市场供给，减少新粮上市时对价格产生的冲击，增加农民收入；第三，仓储企业可以依据相应农产品期货的交割标准制定仓储标准，并通过制定仓储标准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反过来增强“保险+期货”模式的适用性；第四，依靠其专业的粮食储存与加工能力，大大减少储粮损失，增加农业总收入；第五，如果依托供销社等机构开展“粮食银行”服务，农民凭“存折”可以到供销社兑换等值的粮油、种子等生活和生产物资，大大增加了农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粮食银行”本身尚不成熟，其资质、实力与专业服务能力的增强，经营规模的扩大，均依赖于银行信贷的支持。因此，未来如何加强与银行的合作，获得银行授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对这一模式的重大考验。（三）“保险+期货+订单农业”模式。订单农业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农户通过与农产品购买者之间签订收购订单，并按照订单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在“保险+期货”模式中引入订单农业的优势在于，可以应对农业生产中的供需不匹配和农产品品质问题。农业加工企业可以利用期货市场信息决定下一期生产规模，依据期货的交割标准制定农产品订单收购标准，以此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品质。在履约有保证的情况下，农户和企业也可以将订单和保单作为质押品，向银行申请贷款。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履约率低。其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参与方难以承担价格风险（孙字典和夏振洲，2018）。由于单纯靠订单并不能将价格风险有效转移到农户和农业加工企业之外，导致如果订单交易中的任何一方承受过多的价格风险和潜在损失时，都将拒绝履行合同。当前的“保险+期货”模式只转移了农户面临的价格风险，为了避免农业加工企业因承担过多价格风险而违约，应该鼓励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转移风险。但是，考虑到农企可能以套期保值的名义进行投机，更好的方法是同样由保险公司为其提供一份价格保险，然后保险公司再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中。这一过程也可以视为面向农企的“保险+期货”模式。（四）“保险+期货+互联网”模式。由于当前农业保险和互联网企业的服务都较为初级，该模式作用十分有限，其主要用途仅仅是为农户提供期货市场每日价格数据和前一日可获理赔额，帮助农户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只有当农业保险发展比较完善时，这一模式才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一个比较完善的农业保险产品而言，存在多档保障水平供参保农户选择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相关精算结果，即使2%的保障水平差异，也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保费差异（李亚茹等，2018）。因此，互联网平台有助于农户了解不同保障水平和市场环境下的保险理赔净收益，并依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保费负担能力选择最优保障水平。互联网和金融科技未来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缓解农业贷款难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刻画用户肖像将更加成熟，可以较为精确地进行低成本的信用评估和贷款资质审查；反过来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降低农业贷款管理成本。（五）“保险+期货+天气衍生品和巨灾债券”模式。由于国内尚未推出天气衍生品和巨灾债券，这一模式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前述四种模式都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由于当前国内再保险市场发展极不完善，再保险率急剧上升（蔡胜勋和秦敏花，2017）；并且由于缺乏天气衍生品、巨灾债券等金融工具，面对农户转移给保险公司的自然风险，保险公司并没有很好的风险转移渠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收入保险得到进一步推广，参保农户数量大幅上升，那么保险行业内积累的自然风险可能达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水平。一旦巨灾风险来临，保险公司的赔付额将超过其所能承受的上限导致破产，进而导致保险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尽快推出天气衍生品与巨灾债券，转移积累在保险公司的自然风险，是“保险+期货”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天气变化而言，农业和电力能源行业间存在收益的负相关性，通过天气期货等衍生品将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手将是一个有效途径；即使仅开展场外交易，农业保险公司也可以找到电力能源行业或者其他承保业务侧重点不同的保险公司作为交易对手方。因此，这种风险是可以被转移并被有效承接的。但是极端天气变化导致的巨灾风险会对所有行业均造成损失，无法找到交易对手，此时发行巨灾债券将是转移风险的最佳选择。

摘要：课程可分德育教育论文为显性课程和潜在课程。本文从潜在课程的特点出发，剖析了它丰富的德育价值。

关键词：课程；潜在课程；特点；德育价值

课程是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课程就其对学生教育影响的表现方式来划分，可分为显性课程和潜在课程。显性课程是指学校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门学科，它有教材，有专门的教师，通过固定的教学形式，按照教学计划去教育学生；潜在课程是相对于显性课程而言的，它是指课内外间接的、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非特定的心理反应发生作用的教育影响因素。在潜在课程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的德育价值。正如柯尔伯格所说：“隐性课程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育课程，是一种比其他任何正式课程更有影响的课程。”

潜在课程之所以具有显性课程所无法比拟的德育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潜在课程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面的广泛性：在学校教育中，潜在课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显性课程外的所有学校中的其他教育因素都可以包括其中。首先，从学校角度说，学校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各种图书资料、校风班风、规章制度所承载的精神文化，以及由学校的建筑布局、花草树木所构成的物质文化无不包含潜在课程的教育因素。其次，从学生的角度说，无论是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的形成还是情感兴趣等心理素质的建构都渗透着潜在课程的教育影响。这其中既有静在的，又有动在的；既有有形的体现，也有无形的存在。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内容丰富，涵盖学生成长的各个方面，也涵盖德育目标及要求的大系统。潜在课程对学生的教育影响是广泛的，学生只要生活在校园中，就会不自觉地接受来自潜在课程的教育影响。潜在课程全方位、立体的展开形式，使得它的德育价值得以突现。

2.影响方式的自然性：显性课程是以预先思考，精心选取的“外在”方式，借助学生有意识的积极主动的心理反应机制来影响学生的。它的教育痕迹很明显，教与学对师生双方来说是可知可觉的，时间上具有即时性；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确定性。教育过程前和过程中双方都伴有目的性和自我评价、调节行为。潜在课程正好与之相反，它是以内隐的、自然流露的方式，以学生无意识的心理反应为主。它的教育痕迹不外显，无论是教育过程前还是过程中，都缺乏显性课程那种明显的预设性，在空间上具有不确定性，在时间和效果上有时还具有一定的延迟反应性。正是由于潜在课程的这种“不经意的”表达手法，随意的影响方式，使得它更具有可接受性，学生可以在轻松活泼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接受到教育熏陶。

摘要：目前，增加投入已成为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的最主要源泉，却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sProductivity，TFP）的增长贡献。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步上涨，粮食成本将被推高，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在中国粮食产业现存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正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关注焦点的今天，探讨其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建立了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分别从宏观和产业层面定量分析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这两个目标所采用的政策措施的效果，以及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GE模型GTAP数据库

1.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粮食产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同时，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贸易额的迅速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潜在问题正逐渐显现出来。笔者研究①发现，目前中国粮食政策所导致的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中间产品投入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提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当前中国粮食产业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因此，探讨其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任何一项农业政策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有产业部门；反之其它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反作用到农业部门的产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而在现实社会中非线形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全面、优化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优点：①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按照协调方式同时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机制，且定量解释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线形关系。CGE模型使国内产品和进出口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不完全转换等替代成为可能。③价格内生和混合经济体制。CGE模型包含了通过价格激励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划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