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力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汤碧工作单位：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且中国处于逆差地位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基本呈增长趋势，2011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达到263.63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15%。同时，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多年来以逆差为主，2011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为164.9亿美元，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就高达173.39亿美元。可见，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是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金砖国家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占重要地位。根据表1发现，2001年中国与巴西、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额相近，与印度贸易额次之，中国与这三国农产品贸易均为逆差，中国与南非贸易额较少且为顺差。经过10年的发展，2011年中国与巴西的农产品贸易额最大，为166.22亿美元，占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63.05%;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贸易额次之，为53.37亿美元，占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20.25%，中国与俄罗斯、南非的农产品贸易增速相对较慢，2011年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分别为37.36亿美元、6.67亿美元，占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比重分别为14.17%、2.5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巴西、印度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并于2010年开始出现顺差;中国与南非的农产品贸易则一直保持较稳定的顺差，但金额不大。数据来源:根据UNcomtrade整理。下同图12001—2011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额、贸易差额(亿美元)(二)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商品标准分类为HS两位码的数据，对2011年中国与其他4个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额进行分析，可得:中国与巴西在52章(棉花);23章(食品工业残渣及废料;配制饲料)、20章(蔬菜、水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上双边贸易密切，这三类产品在中巴农产品双边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农产品多为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例如12章(油籽)、17章(糖及糖食)与24章(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制品)等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对巴西的出口则多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符合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例如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50章(蚕丝)、11章(制粉产品;麦芽;淀粉等;面筋)等均为中国对巴西出口的重要农产品。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的前10位中有5个行业相同，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分别为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12章(油籽)、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品)，这5个行业中既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又有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在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中，中国在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上更具优势，如52章(棉花)是中俄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部分;而俄罗斯自然环境因素使其更趋于发展林业与畜牧业。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贸易与中俄农产品贸易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印在52章(棉花)、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53章(其他植物纤维)、09章(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13章(虫胶;树胶、脂及其他植物液、汁)上互为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出口印度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具有一定地位，如52章(棉花)与17章(糖及糖食)，而印度出口则绝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较少。因此，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贸易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中国在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较少，中国与南非农产品贸易前10位中仅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52章(棉花)、20章(蔬菜、水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相同，既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又有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尽管中国与南非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较晚，增长率低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但具有较大的潜力。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行业。巴西与南非出口中国的农产品主要为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印度与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国与巴西、南非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大，与俄罗斯、印度的农产品贸易则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密切程度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比较优势是贸易双方交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农产品领域尤其如此。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力资源、文化传承等禀赋的差异，在不同类别的产品上会各有比较优势或劣势，从而会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互惠贸易。RCA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1965，1989)提出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RCAij=Xkiw/XtiwXkww/Xtww，其中，Xkiw表示国家i产品k的出口额，Xtiw表示国家i的出口总额，Xkww表示产品k的世界出口额，Xtww表示世界出口总额。一般认为，如果RCA＞2.5，则表明i国在k产品上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如果1.25≤RCA≤2.5，则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如果0.8≤RCA≤1.25，则具有中等竞争优势;如果RCA＜0.8，表明竞争力较弱。根据表2列出的金砖五国28类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金砖五国中，巴西农产品出口的整体比较优势最强，绝大部分农产品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其中还不乏一些极具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俄罗斯在农产品出口上的比较优势最弱，只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谷物这两类农产品的RCA指数大于1。这与两国地理位置不同有关:巴西土地广阔、温度适宜、水源充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俄罗斯气候寒冷，森林资源丰富，但是总体农业发展水平落后，食品基本依赖进口。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5章(其他动物产品)、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13章(虫胶，树胶、脂及其他植物液、汁)、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品)、20章(蔬菜、水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50章(蚕丝)、51章(羊毛等动物毛)、52章(棉花)、53章(其他植物纤维)。俄罗斯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10章(谷物)。巴西除了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4章(乳、蛋、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等类型农产品上不具比较优势外，其大部分农产品都具有较强竞争力，尤其是在05章(其他动物产品)、12章(油籽、子仁、工业药用植物、饲料)和17章(糖及糖食)上，RCA指数都在10以上。印度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02章(肉及食用杂碎)、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7章(食用蔬菜、根及块茎)、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09章(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10章(谷物)、17章(糖及糖食)、23章(食品工业废料、配制饲料)、24章(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制品)、50章(蚕丝)、52章(棉花)和53章(其他植物纤维)。南非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03章(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8章(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11章(制粉产品、麦芽、淀粉等，面筋)、17章(糖及糖食)、20章(蔬菜、水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21章(杂项制品)、22章(饮料、酒及醋)、24章(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制品)和51章(羊毛等动物毛)。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RCA指数的差异，体现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其他金砖国家除了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外，还在资本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发展农产品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贸易结合度分析双边贸易结合度是指一个国家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它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布朗(1947)提出，之后经过日本学者小岛清(1958)等人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明确了双边贸易结合度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上的某种意义。本文用它反映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互相依存的程度，数值越大，表明这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指数是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相互依存度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公式表示为:TIIab=Xab/XaMb/Mw，其中，TIIab表示a国对b国的农产品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出口的农产品贸易额，Xa表示a国出口农产品总额，Mb表示b国农产品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TIIab＞1，表明两国农产品贸易联系紧密，TIIab值越大，表明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越紧密、TIIab＜1，则表明两国农产品贸易联系不紧密。图2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变化从图2中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与巴西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上升最快，从2001年的0.09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1.53，增长了16倍，说明在过去10年，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与印度农产品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则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01年中国与印度农产品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为1.74，是同期其他金砖国家中贸易关系最紧密的，到2010年，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贸易结合度指数下降到1.41，巴西取代印度成为金砖国家中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最紧密的国家。中国与南非和俄罗斯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关系相对稳定。2010年中国与巴西、印度和南非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大于1，与俄罗斯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小于1，说明中国农产品贸易与巴西、印度和南非相对紧密，与俄罗斯联系则相对较弱。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分析

一、引言

为了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和潜力，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采用两个指标：一是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二是评价各国未来吸引FDI的潜力指数，用来评价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未来增长的潜力。

根据两项指数，在14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排名中，中国的业绩指数值为1.2，名列第47位；潜力指数值为0.251，位居第84位。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利用外资方面，业绩平平潜力不足。业绩指数位居前列的国家（地区）是比利时/卢森堡（13.8）、香港特区（5.9）、爱尔兰（5.1）、安哥拉（5.1）、马耳他（4.6）、瑞典（4.1）。潜力指数排在前面的是美国（0.666）、瑞典（0.650）、新加坡（0.641）、挪威（0.634）、加拿大（0.629）。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和潜力，对于中国制定正确的外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的计算

（一）业绩指数

一个国家吸纳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该国FDI的流入量占全球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

一、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一)模型建立

1.概述

在现实中，保险深度(保费/GDP)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加，但对应人均GDP的不同规模，保险深度的增速不同，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保险深度增速较慢，而后逐渐加快，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增速又逐渐放慢。这意味着，随着人均GDP增加，保费将以一种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增长，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其超越幅度较小，而后逐渐加大，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其超越幅度又逐渐变小。换言之，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保费的收入弹性会发生变化。对于上述情形，使用Logistic模型较为合适，因为Logistic函数所具有的S型特征可以较好地对该现实进行抽象刻画。

Carter&Dickinson(1992)和Enz(2000)建立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刻画保险深度和人均GDP关系的Logistic理论模型(因根据该模型绘制的曲线呈“S”型，因此以下将该模型简称为“S曲线模型”)。本文将在S曲线模型基础上，利用世界各国保险业和经济增长的大量最新历史数据，估算出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2.模型表达式

一、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一)模型建立

1.概述

在现实中,保险深度(保费/GDP)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加,但对应人均GDP的不同规模,保险深度的增速不同,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保险深度增速较慢,而后逐渐加快,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增速又逐渐放慢。这意味着,随着人均GDP增加,保费将以一种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增长,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其超越幅度较小,而后逐渐加大,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其超越幅度又逐渐变小。换言之,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保费的收入弹性会发生变化。对于上述情形,使用Logistic模型较为合适,因为Logistic函数所具有的S型特征可以较好地对该现实进行抽象刻画。

Carter&Dickinson(1992)和Enz(2000)建立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刻画保险深度和人均GDP关系的Logistic理论模型(因根据该模型绘制的曲线呈“S”型,因此以下将该模型简称为“S曲线模型”)。本文将在S曲线模型基础上,利用世界各国保险业和经济增长的大量最新历史数据,估算出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2.模型表达式

一、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一)模型建立

1.概述

在现实中，保险深度(保费/GDP)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加，但对应人均GDP的不同规模，保险深度的增速不同，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保险深度增速较慢，而后逐渐加快，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增速又逐渐放慢。这意味着，随着人均GDP增加，保费将以一种超越GDP增长的速度增长，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其超越幅度较小，而后逐渐加大，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其超越幅度又逐渐变小。换言之，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保费的收入弹性会发生变化。对于上述情形，使用Logistic模型较为合适，因为Logistic函数所具有的S型特征可以较好地对该现实进行抽象刻画。

Carter&Dickinson(1992)和Enz(2000)建立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刻画保险深度和人均GDP关系的Logistic理论模型(因根据该模型绘制的曲线呈“S”型，因此以下将该模型简称为“S曲线模型”)。本文将在S曲线模型基础上，利用世界各国保险业和经济增长的大量最新历史数据，估算出世界保险业增长模型。

2.模型表达式

在近期某企业管理者培训中，在谈到高效团队建设的课题时，该企业总裁提到了“如何激发员工的潜力”的问题。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课题，现就课堂研讨的部分结果，分享如下。

一、潜力状况分析

1、什么是潜力

简单讲，潜力就是“水面下”的一种力，包含有精神力与能力两大部分。一个员工表现在外面的能力，有目共睹。而一个人的潜力具体情况如何，企业方是不知道的。

2、“水面下”的力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假隐力”，虽然企业方不知道，但员工本人是知道的，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没有外显出来而已。

从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发展也十分迅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额从最初的50．27亿美元到2015年贸易额高达2760．38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约54倍。韩国是中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世界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1］。然而现今韩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中国的经济也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增长动力不足，韩国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韩国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水平。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快速发展，2015年6月，经过3年共14轮贸易谈判，两国政府签订了《中韩自贸协定》，中韩FTA正式建立。中韩FTA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签署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涉及领域最多的自贸协定［2］。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自贸协定之一，《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中韩双边经贸发展、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亚太经贸格局产生重要影响［3］，同时将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韩国的“欧亚倡议”的战略对接提供制度基础。中韩自贸协定是一个全面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自贸协定，覆盖领域比较广泛，包括商品、服务、投资、TBT、金融、电子商务等领域，根据规定，协定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开始降税，自协定生效20年的过渡期内，中国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为90．7%、进口额的85%，韩国实现零关税的产品税目达92．2%，进口额的91．2%。其中中国约占进口额44%的商品和韩国约占进口额52%的商品将立即实现零关税。随着中韩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在双方都敏感的农林产品方面逐步放开已成定局。在FTA中，根据两国协议，在未来20年内，两国将逐步取消林产品贸易关税，这将意味着具有比较优势的林产品生产国更容易实现产品的出口。在中国，随着国有林区全面禁伐，林下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林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下经济产品的生产、销售将成为林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活动和利润组成。农林产品贸易是中韩FTA建立过程中敏感问题，双方为了保护各自利益都没有立即实现全面开放。其中林下经济产品的开放时间安排是:中国对韩国的全面开放的过渡期为10年，而韩国对中国的全面开放的过渡期则为15～20年。目前，由于农产品是中韩两国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敏感议题，谈判的阻力较大，所以关于建立FTA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廖战海等［2］分析发现中韩FTA的实施会对韩国农产品造成较大冲击，而中国农产品有一定的增长，而沈铭辉等［4］则通过结合贸易引力模型和双重差分法指出韩国对外签署FTA对韩国进口影响不显著，因此，构建中韩FTA将促进韩国对中国产品的出口。王欢欢等［5］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FTA的签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发展潜力较大的结论，孙致陆等［6］指出，FTA实施后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总体上具有的增长潜力将进一步扩大。关于食用菌贸易方面，曾杨梅等［7］通过分析中国食用菌产品的贸易潜力，发现中国与韩国食用菌贸易最密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贸易潜力的测算，是目前操作比较简单的一种常用方法。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王欢欢［8］对中韩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潜力进行了研究，杜佳楠［9］则测算了中韩农产品贸易的潜力，认为FTA签订后中韩双边农产品的贸易潜力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王雅琪［10］、金缀桥等［1］发现中韩双边贸易目前处于“潜力开拓型”;孙亚君［11］则得出了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从“潜力巨大型”逐渐向“潜力开拓型”转变，而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则基本属于“潜力再造型”的结论。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相似、生活习惯相近的韩国将成为中国林下经济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伙伴，而FTA的签订将有利于林下经济产品贸易的实现。笔者以食用菌的进出口贸易为例，利用引力模型对中韩FTA框架下林下经济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未来林下经济产品贸易的潜力进行研究，以期为两国林下经济产品贸易的研究提出新思路。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模型假设贸易引力模型(TradeGravityModel)的基本思想源于物理学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该定理指出，两物体间的作用力与其质量成正比，与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就是在该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早提出贸易引力模型并运用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是Tinbergen［12］和Pyhnen［13］，模型的原始形式为Tij=βYiYj/Dij，表示两国(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其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地区)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后来，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加入了新的变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响贸易额的内生变量，比如人口、汇率等，另一类是代表政策的虚拟变量，比如WTO、FTA等［14］。该研究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测算中韩两国食用菌贸易的潜力。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是:Tij=βYiYj/Dij(1)式中，Tij表示国家i(出口国)与国家j(进口国)的双边贸易额，β为常数项，Yi和Yj通常为两国的GDP，分别表示国家i(出口国)供给能力的和国家j(进口国)的需求规模。Dij表示两国的距离，通常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表示。为了满足线性估计的需要，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成为:lnTij=β0+β1lnYi+β2lnYj+β3lnDij+μij(2)式中，β0、β1、β2、β3均为回归系数，μij为标准随机误差项。1．2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该研究通过构建2个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来分别研究中韩FTA框架下两国食用菌贸易的潜力，中国的食用菌贸易以出口为主，2015年中国食用菌出口额高达1．92亿美元，而进口只有199．64万美元，所以拟构建中国食用菌的出口贸易引力模型。韩国食用菌贸易的引力模型贸易额比较平衡，所以拟构建韩国食用菌贸易引力模型来研究韩国食用菌贸易的潜力。影响两国食用菌贸易的因素很多，为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笔者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常用的内生变量汇率和人口，根据实际，在中国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变量，根据研究目的，又加入了虚拟变量WTO、FTA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来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即:lnXtij=β0+β1lnYti+β2lnYtj+β3lnDij+β4lnPtj+β5lnERtij+β6lnFTAtij+β7lnWTOtij+β8lnAPECtij+β9lnTBTtij+μij(3)lnTtij=β0+β1ln(YtiYtj)+β2lnDij+β3ln(Pti+Ptj)+β4lnERtij+β5lnFTAtij+β6lnWTOtij+β7lnAPECtij+μij(4)式(3)是中国食用菌出口的引力模型，其中，Xtij表示t年i国(中国)对j国的食用菌出口额;式(4)是韩国食用菌贸易的引力模型，其中Ttij表示在t年i国(韩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j国之间的贸易额，β为待估系数，μij为标准随机误差项。各自变量解释说明如下。(1)出/进口国供给/需求能力(Y)。出口国的供给能力和进口国的需求规模是影响两国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常用经济总量GDP表示，经济规模越大，其出口的供给能力和进口的需求规模就越大，预期符号为正。(2)距离(D)。指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运输成本，是阻碍两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两国距离越大，运输成本越高，预期符号为负。(3)进口国人口(P)。人口也是影响一国产品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自1966年利尼曼首次提出在引力模型中加入人口变量后，学者们研究的人口规模对两国贸易流量的影响方向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一国人口越多，需求规模越大，进口国倾向于增加进口，填补本国需求缺口，出口国则倾向于满足本国消费，减少出口，所以人口规模与贸易流量的影响方向与两国的供求结构有关，为了减少复杂性，只选取进口国人口作为影响变量，预期该符号为正。(4)汇率(ER)。该国货币对各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实际汇率，该国货币贬值，该汇率值变小，食用菌出口价格下降，出口额增加，进口价格上涨，进口减少，(3)式预期符号为负，(4)式预期符号为正。(5)自贸区(FTA)。虚拟变量，当两国在该年建立自贸区时取值为1，否则为0。两国建立FTA，会产生自贸区内贸易创造、自贸区外贸易转移效应，增加两国食用菌贸易额，预期符号为正。(6)世贸组织(WTO)。虚拟变量，两国在该年同为WTO成员时取值为1，否则为0。加入WTO两国贸易关税会降低，可增加两国的贸易额，预期符号为正。(7)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机制最完善的经济合作组织。虚拟变量，当两国在该年同为APEC成员时APEC取值为1，否则为0。组织内自由化和便利程度较高，可增加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预期符号为正。(8)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以中国食用菌出口受到各国的TBT和SPS通报数量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1．3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中韩两国的食用菌贸易都存在贸易国家或地区集中的特点，但是中韩两国食用菌对外贸易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两国食用菌贸易引力模型选取的样本数据也不尽相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关于中国的食用菌贸易引力模型，该研究选取了2001—2015年中国对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食用菌出口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这15个国家(地区)分别为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荷兰、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德国、挪威。中国在2015年对这15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90．77%，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食用菌出口贸易的情况。关于韩国的食用菌贸易引力模型，笔者选取了2001—2015年韩国与1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食用菌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这10个国家(地区)分别为中国、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荷兰，2015年韩国与这1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食用菌贸易额为食用菌总贸易额的95．17%，能较好地说明韩国食用菌贸易的情况。中国对各国食用菌的出口额和韩国与各国的食用菌贸易额均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按照HS编码进行分类查找，再经过计算整理得到;各国的GDP、人口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经过计算整理得到;中国、韩国与各国之间的距离来自巴厘岛旅游网在线数据，该网站常用来查询两国间距离;人民币、韩元对各贸易国的实际汇率来自美国农业部网站。TBT－SPS通报数据通过中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网收集整理而成。

2结果与分析

2．1模型回归结果运用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估计，面板数据的模型主要有3种: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首先因为该研究选取的变量中有不随时间变化的距离变量和FTA、APEC等虚拟变量，用固定效应模型无法进行估计。另外由于模型(3)的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的P=0．0000，模型(4)的Hausman检验的P=0．0028，均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所以模型(3)、(4)的模型形式为混合估计模型，用GLS法对模型(3)、(4)进行回归。由上表可知，进行回归估计后，结果显示各变量均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均与预期相符，调整后的R2的值也较高，达0．973，说明拟合度较好。所以中国食用菌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如下:lnXtij=－4．057+0．363lnYti+0．475lnYtj－0．981lnDij+0．289lnPtj－0．152lnERtij+1．513lnFTAtij+0．353lnWTOtij+0．714lnAPECtij－0．055lnTBTtij(5)第一次回归估计后，人口变量和WTO的符号与预期不符，APEC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变量的符号均与预期相符，且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WTO和APEC对韩国食用菌贸易的影响不显著，删去这3个变量，进行第二次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符号都与预期相符，也都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DW值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其中调整后的R2的值在第二次回归估计后达0．953，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所以韩国的食用菌贸易的引力模型如下:lnTtij=－26．165+0．923ln(YtiYtj)－1．289lnDij－0．043lnERtij+1．207lnFTAtij(6)2．2回归结果分析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和贸易发展的趋势，中韩FTA的建立对两国食用菌贸易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总量、人口、汇率等内生变量和WTO、APEC等外生变量对两国食用菌贸易的影响。2．2．1贸易总量。由(5)、(6)式可看出，经济总量是两国食用菌贸易的重大推动力量。在中国食用菌出口贸易模型中，中国经济总量每增长1%，食用菌出口额增长0．363%，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总量每增长1%，中国食用菌出口额将增加0．475%。可见贸易国的GDP对中国食用菌贸易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中国是食用菌出口大国，供给能力的饱和程度比需求规模的饱和程度更高，需求的弹性更高。经济总量对韩国食用菌贸易也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作用，经济总量增长1%，韩国食用菌贸易额将会增加0．923%，GDP是两国食用菌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2．2．2距离。距离是阻碍两国贸易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距离每增加1%，中国食用菌出口额将下降0．981%，韩国食用菌贸易额将下降1．289%，说明距离严重制约了两国食用菌贸易的发展，这可能跟食用菌产品的特殊性有关，食用菌保鲜期短，易腐烂，运输和存储比较困难，对距离更为敏感。2．2．3进口国人口。进口国的人口规模是影响中国食用菌出口的因素，却不是韩国食用菌贸易的影响因素。进口国的人口规模每扩大1%，中国食用菌的出口规模将增加0．289%。2．2．4汇率。在两国的食用菌贸易中，汇率的系数均为负，但是系数值都相对较小，说明虽然汇率对两国的食用菌贸易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阻碍作用不大，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中国食用菌贸易的出口额将增加0．152%。韩元每贬值1%，韩国食用菌贸易额将增加0．043%，另外，韩国食用菌贸易模型中汇率的系数为负，说明汇率的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2．2．5WTO和APEC。从最终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WTO和APEC不是影响韩国食用菌贸易的主要因素，但对中国的食用菌出口贸易影响显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贸易一体化进程不高。若两国均为WTO成员国，则出口额将比非成员国高142%(e0．353)，若中国和贸易国都为APEC成员国，则出口额将高于非APEC成员国204%(e0．714)。2．2．6FTA。FTA对两国食用菌贸易的影响都十分显著，中韩两国与建立了FTA的贸易国(地区)的贸易额将比未建立FTA的贸易国(地区)的贸易额分别增加454%(e1．513)、334%(e1．207)。虽然FTA对韩国食用菌贸易的影响力度小于中国，但是FTA仍然是促进韩国食用菌贸易发展的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建立中韩FTA对两国食用菌贸易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能有效增加两国的食用菌贸易额，实现双赢。2．2．7技术性贸易壁垒。从结果可知，贸易进口国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严格，中国食用菌的出口流量越小，食用菌出口受到进口国家的TBT和SPS通报数量每增加1%，食用菌的出口额将减少0．055%。2．3中韩食用菌贸易潜力估算根据2个国家的食用菌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可以估算国家间双边食用菌贸易流量的潜力，即用实际贸易值除以模型模拟的理论贸易值，得到的比值可以用来表示两国之间食用菌贸易的潜力，用P表示。根据刘青峰等［15］对贸易潜力的分类，当P＜0．8时，说明两国的食用菌贸易具有较大的潜力，称为“潜力巨大型”当0．8≤P≤1．2时说明两国的食用菌贸易还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有待发挥，称为“潜力开拓型”;当P＞1．2时，说明两国的食用菌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应该积极发展和培养新的要素来创造新的潜力空间，称为“潜力再造型”［16］。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对韩国的食用菌出口的贸易潜力一直较高，除2014年外，其余年份的数值都小于0．8，说明中国对韩国的食用菌出口贸易潜力巨大，韩国是中国食用菌出口贸易的重要潜在市场。但中国对韩国的食用菌贸易已呈现由“潜力巨大型”向“潜力开拓型”转变的趋势，2012年中韩FTA谈判的正式启动，潜力值下降。2015年中韩自贸区正式建立，贸易潜力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从表2可以看出，韩国对中国的食用菌贸易已经从“潜力开拓型”向“潜力巨大型”转变，2007年达到了贸易潜力的峰值，因为该年韩美签订了自贸协定，韩国对中国的实际进出口贸易额明显下降，导致该年的贸易潜力值出现了巨大下滑。2012年中韩FTA谈判正式启动，2015年中韩自贸区正式建立，贸易潜力均得到了较大提升。可以看出，中韩FTA的建立对两国的食用菌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结合表1、2来看，虽然中国对韩国食用菌的贸易潜力总体在下降，韩国对中国的食用菌贸易的潜力呈上升趋势，但几乎都在1．2以下，且2个平均值分别为0．375和0．735，均未达0．8，说明两国食用菌贸易潜力巨大。从两国FTA开始官产学研究一直到正式谈判再到签订自贸协定，两国食用菌贸易的潜力反向变化，说明中韩FTA的建立对韩国的食用菌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这是因为韩国的农林业一直是两国FTA谈判中的敏感议题，韩国的林下经济产品的关税水平居高不下。两国自贸协定规定的中国食用菌的平均关税为14．8%，韩国的食用菌的平均关税高达28．37%，约为中国的2倍，且降税年限近一半是中国的2倍，近一半产品维持原税率不变。纵然两国食用菌贸易潜力巨大，但是高税率、长过渡期无疑会限制两国食用菌贸易的增长。

3对策与建议

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过程中长期性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益突出。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将重点放在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2017年10月，报告中再次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新常态下经济存在失衡的风险，其本质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而为缓解这一矛盾，仅靠需求侧的调控和管理难以深入到结构，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能够促进其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1978年至2011年之间的33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高达9.9%，但2012-2016年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7.8%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内需增长动力不足，尤其是由于自主创新不足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高新技术产业水平相对较低的矛盾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端需求。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症结不在于投资规模能否进一步扩大，而是应该注重投资机会，从供给侧入手，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普遍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创新效率，由资源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扩张投资需求；将克服收入分配结构性扭曲作为重点，使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质量的全面提升，即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这样不仅能为消费和供给市场创造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还能够吸引并创造更多高质量的需求，从而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发挥消费的带动作用，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下的消费需求及特点消费需求进入新阶段。2004-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7.7%下降至30.1%，接近30%的富足标准，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在我国就业形势逐步稳定，工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带动下，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增长总体上趋于平稳。如图1所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821元，同比增长6.3%，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3元，同比实际增长7.5%，超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0.9%。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费者从最初的温饱需求、安全需求过渡到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需求的质量逐步提高。消费行为转变引领消费新常态。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强。居民消费需求消费行为的转变也带来消费增速与消费热点的变化。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同比实际增长6.8%。分领域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居民食品烟酒消费与衣着消费仍旧保持平稳增长，2017年前三季度，二者分别同比增长5.0%、2.6%、9.0%；消费升级类的商品销售表现较为突出，如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与通讯器材等商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享受型的消费增长速度加快，占居民消费的比重持续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与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8.9%和13.2%，具体如图2所示。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与移动支付的兴起与发展，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类、移动端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释放消费潜力的价值消费需求是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同时，由于世界经济仍旧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在国际贸易低迷、出口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我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投资增速出现下滑趋势。在此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创下2001年来的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确定稳中求进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在维稳投资的同时，更多倚重消费的拉动作用，释放消费潜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助于消费转型升级。我国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形成，但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消费驱动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现阶段，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远未满足，服务性消费大幅度增长，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同时增长。目前，我国高品质商品消费潜力巨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潜力巨大、农村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但我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供给水平与居民的消费水平无法完全匹配，导致很多现实消费被抑制。因此，提升供给的有效性，激活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势在必行。通过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从而能够促进供给方提升产品的有效供给，改革供给结构，促进我国消费的转型与升级。

制约我国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因素

经济下行压力下，消费动力有所减弱。目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仍旧处在深度调整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态势并不平衡，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同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的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的行业受到经济持续下行与产能过剩调整的影响，其规模与市场份额出现了萎缩，这使得居民对于收入的预期降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对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逐渐显现，逐步产生消费滞后影响的效应。从总体来看，由于市场缺乏新的供给力量、就业市场不景气、收入增长困难等都成为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因素，阻碍了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消费环境不健全，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正常升级。由于缺乏较为完备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环境仍旧不容乐观，各类消费者权益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市场准入规则及行业规范等的不健全，以及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管理处罚制度不健全，使得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过低，不利于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消费市场的不健全不利于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动机和消费愿望。消费者在不良消费环境中的购买行为普遍趋于谨慎，往往趋向于反复权衡消费收益与可能发生的消费风险，面对不确定性，消费者更容易选择持币待购、推迟消费乃至放弃消费，从而压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情，不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从农村市场来看，由于农村更易成为城市积压商品推销的场所，所以相对城市，农村市场上充斥着更多质次价廉的商品。而农村消费者仍旧以价格作为购物的首要考虑因素，使得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农村消费者相对于城市消费者更易掉入“消费陷阱”，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同质化严重。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存在着大量过剩的低水平产能，产品供应虽处于过剩状态，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匹配，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不平衡。一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企业无法提供满足各个层次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二是众多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无效供给增加；三是商品的品质安全等问题得不到保障，导致大量潜在消费被严重抑制。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果使得原本旺盛的现实消费转向“储币待购”或“需求外溢”，导致国内产品供给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四是传统企业普遍缺乏产品创新观念，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无法完全匹配新兴市场更为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例如，由于缺乏原创性、缺乏贴近大众文化品位的产品，我国文化消费明显薄弱；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与缺乏商业模式创新，高端个性化消费品的需求被抑制，阻碍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供需信息不对称，有效信息不足。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存在经营时间与经营空间的限制，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取全部商品信息，商家与顾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大量潜在消费处于睡眠状态。因此，企业需要及时变革自身商业模式，优化消费的供给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增长。同时，产品信息质量的不对称极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随着我国消费模式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变，消费者所拥有的质量信息越多，其购买倾向就会越大。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化质量信息供给机制，消费者对于各类产品质量信息的接收渠道繁杂，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易导致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甚至整个行业的不信任感，造成市场需求的萎缩和转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着眼于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优化消费供给结构。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消费需求向高层次、品质化转变。与此同时，绿色、优质及高端产品的供给相对短缺，造成供需结构的错配。为解决供需错配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优化商品消费供给。在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国际品牌，建设高端化的购物中心，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壮大自主供给，支持企业的智能化设计和生产，从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分层次的消费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衔接。第二，提升服务消费的供给。主要从发展生活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业以及发展商旅文化融合等方向，提升服务业的供给水平。第三，倡导绿色消费供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坚持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链条的绿色化、生态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通过推广绿色物质产品消费、推广绿色精神产品消费等可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可以从两个领域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第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以及农村道路建设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的交通与供电问题对农村消费能力的制约。第二，加速建设4G、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补齐新兴消费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从而实现通讯网络的全覆盖。第三，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旅游线路的建设。第四，优化城市商业网络布局，合理规划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业设施，鼓励闲置流通设施的综合利用。通过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的短板，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健全法律法规且完善行业标准，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消费环境不理想是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障碍之一。尤其是新兴消费与流通革命的发展，原有的各大行业监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流通供给各个领域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消费市场亟需建立新的市场治理与监管体系。首先，政府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完善网购等消费新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利用“互联网+”，简化消费纠纷的解决流程，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创新纠纷解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第二，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商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内贸流通治理模式，鼓励开展以信用记录为基础的第三方专业评价等，通过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对市场上的失信行为进行整治，从而打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与信用体系，构建完善的社会商业诚信体系。第三，建立完备的消费安全标准，着力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从而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鼓励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税收优惠、相关补贴等方式，鼓励相关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进行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完善对企业生产研发的激励机制。在文化产品方面，建立健全政事分离、管办分离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产品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高技术产品消费方面，应重视信息的价值，政府应给予基于数据信息加工和处理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从而支持其技术的改进与模式的创新。利用数据的力量实现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的互联互通，发挥信息的共享作用，从而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中高端化个性消费品和服务产品。与此同时，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兴起使得电子商务全面覆盖居民生活，鼓励企业向高水平商业模式发展有利于促进消费的稳定与结构升级，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从而深入挖掘内需，促进经济的提质增效。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加，能源开发与利用大幅度增长，碳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201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83亿吨，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①基于国际上减排舆论压力和自身发展要求，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由于未来几十年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改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法就成为减缓碳排放的主要方式。本文编制中国2007年能源—碳排放—经济投入产出表，根据中国政府承诺的目标，按照三种GDP增长模式设定不同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然后建立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模拟计算中国政府为实现碳减排目标所应该调整的产业结构，据此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我们的研究将各种经济增长情景、能源结构变化情景具体化，设定出更加合理的优化模型，有助于政府决策。

一、文献回顾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IPCC－TAR，2007)②将国际上碳减排模型总结为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两种类型。前者能够较好地描述宏观经济的相互作用，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模型、一般均衡模型(CGE)和投入产出分析(IOA);后者侧重于分析微观数据和技术数据。要从宏观上分析各国减少碳排放的潜力，我们主要应该选择自上而下的类型。其中，一般均衡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是目前能够最有效地反映经济结构的系统分析方法。气候—能源—经济模型是于1980年和1990年集成了能源模型和经济模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模型①②③④⑤，该模型分为通过计量经济方法的AGE⑥以及通过文献校准的模型⑦，前者尽管可得到准确参数，但因碳排放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和数据偏差，现有研究所用的模型都是后者。模型分析的问题包括研究污染物对经济的反馈效应⑧、技术进步对减排成本的影响⑨瑏瑠、环境税收和碳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瑏瑡瑏瑢，以及《京都议定书》的成本、对GDP所造成的损失分析等等。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GAINS模型瑏瑣分析中国的污染控制法律、排放控制技术、成本效应战略、减少能源消耗、如何控制空气质量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基于CGE模型的其他课题组也进行了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政策分析，分别在全国水平对能源税和环境税的不同情景进行模拟分析，并且利用多区域CGE模型进行政策效果分析，发现不同排放权分配不会带来整体效率差异，但却存在政策公平性的差异，人均原则要优于历史原则。瑏瑤Leontief于1970年首次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环境问题。与CGE模型相比较，这个模型更注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瑏瑥其后，很多经济学家不断完善该模型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近年这个模型被用于分析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MillerandBlair用它来分析由经济系统中最终需求引起的能源消费①，Lenzen(1998)用它来估计初次能源和在商品和服务中嵌入的温室气体。②HawdonandPearson(1995)研究了能源、环境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污染排放系数和硫排放矩阵。③Proopsetal．(1993)证明经济结构变化带来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并且经济结构变化可降低未来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④最近一些研究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和敏感度分析等新方法研究碳排放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⑤在中国，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在碳排放和环境研究方面已经有了较多文献，它们大多是利用全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的。⑥⑦投入产出优化模型以及投入产出模型的动态化和非线性化是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投入占用产出技术⑧将经济系统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占用的自然资本、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联系起来，可以应用于能源、水资源、环境、教育、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夏炎⑨用能源—经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来研究哥本哈根会议之碳排放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潜力。空间投入产出模型为从地理空间上研究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瑏瑠，但是因数据难以取得，限制了该模型的应用。瑏瑡一些学者用多区域模型或者其他简化模型作为替代模型来研究碳排放问题。瑏瑢但是，尚未有把投入产出模型与最优化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寻求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文献。

二、基于碳排放约束的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1．三种碳减排情景设定

碳排放目标的设定分为碳排放强度目标和碳排放绝对量目标两种。碳排放强度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假定碳排放都由化石能源消耗产生，其他非化石能源消耗和生态活动不产生二氧化碳的话，在假定GDP增长率的情况下，可以将碳强度目标和碳排放数量目标进行换算。中国政府承诺的碳强度目标在目前的GDP增长预期下，其碳排放数量是增长的。我们设定了三种碳减排情景，它们是两种碳排放目标下三个经济增长率对应的碳排放约束，是根据全国平均的碳强度目标，分别设定高、中、低三档，对应于不同的GDP增长率，并相应换算为碳排放数量。碳强度目标，即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它规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由此我们可以计算每年碳强度约束指标。令碳排放强度I等于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C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则公式表示为:也就是说，按照哥本哈根会议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经过计算，我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总体碳排放量应减少在(5．93%，6．76%)的范围内。为了更细致分析，取碳排放目标中间值，则碳排放强度降低指标有高(5．93%)、中(6．35%)、低(6．76%)三档。为研究产业结构调整潜力，我们把GDP年增长率分为三种情景，即GDP增长率按照快速发展(9%)、正常发展(8%)和较慢发展(7．5%)三种情况，则可以得到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变化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条件下的三种情景(见表1)。

一、中国对越直接投资的潜力分析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

1.政治社会稳定，发展后劲十足。越南保持着政治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越南已成功实施革新开放政策20余年，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进入全面推动革新开放的新时期。1991年以来，越南GDP年均增长约7.5%，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2005年，越南GDP增长率达到8.4%，人均GDP已从革新开放初期的约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确定越南2006—2010年实现年均GDP增长率为8.0%的目标，表明了其继续加快发展的决心。越南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资。随着加入WTO，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同全球和地区经济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实际到位269亿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5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5%，吸引外资为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项目合同金额为40亿美元，原项目追加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现有74个国家和地区对越直接投资，外资经济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

2.地理位置优越，成本较为低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位于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全国64个省市中，有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具有明显的沿海优势。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相当便捷，国际航线直通世界上5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资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能源资源和铁、铜、铝钒土等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投资商在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地区投资，可根据土地法和税法的规定，减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税。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4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劳动力具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经过培训后能较快地掌握科学与技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趋完备，环境不断优化。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历经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订和补充。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调整内外资统一的《投资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颁布的《投资法》与原法相比，具有投资商自主投资权限扩大、给予外商的投资形式扩大、各项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一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商等特点，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宽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自2006年以来，在新批的越南外资项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门审批和颁发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占63%，各地方政府审批和发证的占13.3%，各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审批和发证的占23.6%。新的《投资法》对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进行较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简化手续程序，给予地方更大的审批权限。为给外商创造便捷、舒适的投资环境，越南正加紧建设、完善基础设施。2006年起5年内，越南政府预计在公路、机场、海港和宾馆、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150亿美元。

(二)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