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范文10篇

【摘要】强制性规范是行政干预的主要体现形式，即公权力干预和管制私权领域，必须进行科学的设置以及谨慎的安排，否则将无法确保社会公平，甚至对私法自治产生不利侵害与影响。目前来看民法强制性规范方面的理论并不成熟，本文先对其内涵和效力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民法强制性规范制度，谈一下个人的观点与认识，以供参考。

【关键词】民法；强制性规范；内容；效力；完善措施

作为私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民法讲究的是私法自治。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私法自治基本架构发生动摇，一味地推行自治可能会导致部分人或者群体的自由受限。实践中为私权得以有效的实现，公权力干预民法实施的现象日渐凸显。基于此，从强制性规范角度着手，划定公权力界限，对保护公民权利尤为重要。

一、民法强制性规范的基本内涵

民法具有私法自治特殊性，基于概念要素来界定强制性规范，有利于深层次理解民法的强制性规范。［1］第一，强制对象。自治规范属于技术或者裁判法，其主要以法官作为规范对象；管制规范是政策法以及行为法，其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规范对象。基于强制性规范的基本属性分析，管制规范属于行为法的范畴，强制性规范对象的范畴不包括法官等人员。第二，虽然强制性规范也是由强制力保证，但是实践中违反民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并不当然无效。民法强制性规范中的“强制”，即当事人有是否适用的选择权，一旦适用则需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办事，而且法律后果也应当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就行为方式而言，学界在对民法强制性规范论述时明确提出，切忌“意思”排除，无论是事实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均应当依法而定，其中无意思表示之义。虽然准法律行为中有意思表示的内容，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不能排除法律规定的后果。强制性规范针对的是法律行为。从强制内容层面来看，国际层面上排除变更规范，排除变更规范适用。因国内法律适用多由司法机关实施，而且法律适用是司法机关权力，当事人不能排除，排除变更规范也排除了规范适用性。通过以上分析，对民法强制性规范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即民法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无法排除法律适用，否则法律规范就会受阻。

二、民法强制性规范效力

清末修律运动开启了近代我国法律变迁的历史，此后百余年间我国法律制度与思想体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并由此引发政治经济与人民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开启了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民族新征程。值此之际，契约法作为民法体系的关键内容得以充实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公正发展与稳定运行具有深远影响。梳理评价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的成效与影响，能进一步明晰法律规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全球化时代下的国民经济健康长远发展提供正确指引。由范一丁编著、法律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的《近代契约法史稿》一书，系统梳理近代民事案件中的契约适用与法律规制情形，并剖析研讨该历史时期的契约法改革成效，完善学界对契约法本质属性与适用方略的认识。《近代契约法史稿》包括三章内容，全书依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契约法变迁内容与成果进行全方位论述。第一章以我国清末民初时期近代契约法体系为核心，阐述其初创时期的法律制度及蕴含的规则，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大清民律草案》《上海商事惯例》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三项代表性法案中的契约法律思想。第二章将历史年轮推向民国初期，详细讲解《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中契约的概念、原则、类别、订立基础、成立要件与担保制度，并简单介绍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补充规则与适用原则。第三章则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契约法律内容，深入介绍该历史时期民法中的契约法学理论与法制规范，并统计剖析该政权统治下二十一年内的司法实践，获得相关法律适用的方法与限度。契约法意为规范调整民事主体双方对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担保与消灭的意愿的法律，可为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交易行为提供指引。近代契约法受自由资本主义崛起的强烈影响，在充分吸纳过去古典自然法学派法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全面引入实证法学派的理论体系，打破了契约订立过程中的传统束缚，强调个人意志在法律关系中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同时影响了世界各国法理思想的转变。作为我国传统中华法系与现代社会主义法系交替变革的关键阶段，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发展进步，本文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立足于积极视角，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转变了古代契约法在契约订立与规制调解过程中的滞后理念，解决了社会发展与其运行规范不相适配的难题，以更先进的法哲学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之路，为制度变迁与历史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组织基础。其一，经近代西方先进法学思想理念的传入与国家法律制度的整体变革，传统社会的重刑轻民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人们逐渐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更活跃的姿态投入到社会生产与交易活动中，刺激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为社会层面群众法律意识的确立提供了制度基础，有助于促进民商事主体对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坚定追求与规范行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群众自由平等观念的崛起。其二，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改变了我国传统诉讼观念中固有的“无讼”理念，将以人伦道德为主导的社会运行规则与个体行为规范转化为以公权力强制性保障为主导的整体运行模式，即以“法治”代替“人治”，解决了传统纠纷处理过程中，个人主观意志过强而产生的“同案不同判”现象，促使群众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开启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先河。其三，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助力，我国古代契约法多以乡规民约与地方习俗作为解决契约纠纷的参照，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进一步深化了对科学完备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的紧迫需求，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则为社会经济发展变革提供了配套的治理模式，开创了新的规范格局。

着眼于消极层面，强制性变迁本身固有的激进属性与其公权力架构下的强组织性都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发展具有一定限制，其未经长期的利益博弈与反复验证而直接运行，容易产生决策者在制度推广之余为自身牟利的不良情形，同时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对领导层的综合素质具有极高的要求，社会发展进程倚仗其对社会群体与产业运行的认知能力与决策水平。其一，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决定了制度本身确定性、刚性与普适性的特点，难以满足不同地域、人文环境中自由贸易活动的多元需求，对自身实施成效产生消极影响。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契约法强制性变迁推行工作需尽可能消除制度推行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因素，避免该过程中因多元主体参与为达成意见统一而造成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浪费。在此基础上，以高效推行为目标的强制性变迁工作模式，进一步深化了行政与司法对群众经济生活的强制性干预，契约订立与纠纷解决过程中，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遭到限制，一定程度上与契约本意相背离。其二，过于迅猛的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模式激化了固有利益集团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争端，不利于国民社会稳定发展与人民群众意识构建。自契约法强制性变迁以来，政府中的官僚集团施展自身职权力量以压缩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各项成本，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官僚集团整体及其中每一个体必然会谋求自身利益的巩固与扩大，而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利益追求的分歧无法避免，故从属于民商事领域的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时刻承载着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的政治与利益博弈，统治者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契约法律制度变迁在推行过程中存在较高的偏离风险，群众利益与国家利益极有可能大规模转向官僚集团或契约关系中强势一方的利益。其三，在多种制度变迁形式中，法律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较强的滞后特征。契约法律制度作为调整国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法律，时时刻刻在规范着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不同于诱致性变迁以政府与决策者治理能力为主导的高标准要求，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方式的契约法律制度变革体制中，其需历经权利的重新认定划分、统治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力量博弈、推行工作中阻碍因素的解除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加之统治阶级自身认知社会与掌握宏观社会经济运行逻辑的局限性，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与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需求存在显著差距。其四，近代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依托统治阶级的权威性与社会成员的依赖性得以实现，该特点也正是错误修正与路径调整的最大阻碍。近代契约法在强制性变迁过程中，通过持续的制度巩固与理论宣传为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增加砝码，为确保自身权威而在后续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变迁后制度，使契约法难以随现实的民商事经济活动进行适度调整，最终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洪流中以更加惨烈的代价完成下一次制度变革。基于近代契约法强制性变迁对国民意识形态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当代国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积极转变治理观念，以更加科学的引领，采取应对措施促使法治变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以更加优良的治理格局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首先，国家权力机关推进民商事法律，特别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契约法变迁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力量，提升法律强制性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匹配程度。契约法治变迁的宗旨是调整社会经济活动中各民事主体的利益关系，使其合法权利得到公平对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机关应尽可能采用民主方式推进契约法的强制性变迁，充分掌握群众对制度规范的需求，进一步深化发扬其中的有利因素并直击弊病，积极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将群众的切实期盼转化为合理的制度构建，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契约法治体系的高质量变迁。其次，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在契约法时代性变革的推进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指引与规范作用，尽可能杜绝强制性变迁过程中“人治”作用与法律运行逻辑产生偏差。契约法强制性变迁工作过程中个体主观意志的参与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因素，故强化法律监督应作为制度刚性变革过程中的重点内容。

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应着力强化契约法律制度的规范作用，为民商事主体与权力机关提供行为指引，避免因利益主张与划分的差异而造成恶性后果。同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将强制力量的作用限制在范畴与程度内，促使不同法律主体更加高效快捷地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提升制度变迁的速度与成效，以法律制度的适当性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量。最后，社会群众对新制度的认可有助于推动法律制度的施行普及与发展完善，政府部门应着眼于契约法强制性变迁的最终目标，以群众意识形态的高效指引构建提升制度变迁效益。在此过程中，有效的宣传引导既能消除契约法律关系主体的抗拒心态，深化各方主体内在约束力的构建，也能有效缓解制度推行过程中的潜在利益冲突，为契约法强制性变迁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稳定有序发展提供保障。因此，政府宣传部门应切实领悟契约法律新体系的优势与长处，向人民群众全面展现其中的运行机制与作用逻辑，在社会层面上，形成法治革新利国利民的整体认知，缓解基层群众与各利益主体的抵触情绪，为更高效生产生活形态的确立与巩固奠定思想基础。

作者：李伟 李晓薇 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当前市场经济特性，提出应当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以强制性规范为辅助，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一、公司法规范概述

公司法规范根据可否依当事人的意思适用为标准，可以将规范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该分类以主体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为标准，如果可以通过主体的意思或相互之间的协商而排除其适用，则该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反之则为强制性规范。两者在公司法中都必不可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任意性规范的功能在于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为公司当事方提供交易的模式和选择，当事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选择，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强行性规范的功能在于确定法律的架构，克服公司自治的局限性，校正公司自治的失灵；确保公司管理者站在股东的角度上行事并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利益以防止多数人暴政问题。

将法律规范分为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分类方法在传统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任意规定与强行规定之区别在‘当事人’是否得依其意思或依其与相对人之合意拒绝系争规定之适用或修正其规定之内容。若然，则它便是任意规定；否则，便是强行规定”。

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任意性规范的扩展和强制性规范的减少，但是仅存的强制性规范仍然有其必要性，并且是规范公司章程中必不可少的规范。而目前对于公司法规范的争议主要源于对《公司法》本质的分歧，关于公司法本质问题的探讨，实质就是关于公司法本质是任意性或强制性的探讨。豎对于这个争论，主要有两个观点：一种是《公司法》合同理论，持该论者主张公司法原则上应该是授权性的，各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或排除《公司法》的具体规定。另一种则是《公司法》合同理论的反对者，他们认为把分散的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关系称为“合同”殊为不当，他们认为《公司法》本质上应当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把公司法看成是授权性的，各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适用的或退出公司法的某项规定，则公司自治出现失灵，将无法实现公司各方当事人的公平和有益的结果。

摘要:民法虽为自治法，但也存在一定的强制性规范。我国现行民法中的强制性立法规范依然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条文冗杂、强制程度较高以及部分规范词不当等。只有对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才能使民法真正适用于民众。本文主要分析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希望有助于提升民法强制性立法规范的质量。

关键词:民法;强制性;立法规范

强制性规范要求行为人应该收其约束，不得自行调整，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体现的是法律意义。法律具有规范性和体系性，尽管民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的内容和数量相对较少，但民法构筑却不是肆意的。只有在国家的合理干预和调度下，从规范的层面出发，民法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实现，真正实现民法的价值和功用。

一、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问题

目前我国民法的强制性立法规范存在着原则性和规则性强制规范立法的缺陷。原则性强制规范立法，也就是诸如“基本原则”之类。原则性强制规范只能在民法的部分内容中使用，先前制定的一系列原则规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券、理论上的争议而否定。另外，民法关于相关的原则表述不一，有的原则性总是被反复提及，这在法律文案中，是不合理也是不规范的。民法的规则性强制规范立法缺陷也存在着规范行为过于泛滥、规范行为太过苛刻和强制性不合理等问题。另外，在我国民法的强制性规范中，还存在强制性规范词使用不恰当，不统一和不协调的问题。我国在进行立法的过程中，“不得”、“必须”、“禁止”、“应当”等等是常用的规范词，明确了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涵，在使用中要根据国家政策法规进行规范使用，保证立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二、我国民法强制性立法规范问题的原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诚信的经济学含义；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当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这一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却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诚信又如何构建呢？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诚信缺失构建经济学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为加快我国认证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的认证体制，促进我国产品质量认证工作的发展，国家决定自年月1日起，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人身安全、动植物生命安全、环境安全及国家安全的产品实施新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各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关系到广大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我国质量监督及质量认证工作。年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与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全国的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工作。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国认证认可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国务院决定在国家质检总局下设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授权，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认证认可工作。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为我国认证认可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逐步转变对认证认可工作的管理方式，由把认证认可工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转为充分利用认证认可工作的成果，实现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充分发挥各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共同推动我国认证认可工作的发展。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大、新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重要精神，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积极推进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个贯彻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新高潮。今天，我们召开这次电视电话会议，就是要对我市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各项工作做进一步动员和部署。下面，我强调两点意见：

一、从讲政治的高度，将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作为当前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国认证认可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把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扩大产品出口、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营造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实施的良好氛围。

第一，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出的一个郑重承诺。实施这项制度是我国兑现入世承诺的重要标志，也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享受应有的权力的同时，履行相应义务的决心和态度。

摘要: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等部委也开始积极探索标准化改革途径，印发标准化改革指导意见、构建强制性标准体系，开展强制性标准研编和编制。文章系统分析了强制性条文实施上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水利行业强制性标准的涵义，以全文强制性标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技术规范》为例，探讨了强制性标准的编制原则，提出了编制强制性标准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水利;强制性条文;强制性标准;监管;建议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将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强化强制性标准管理作为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重要举措，标准化工作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标准化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意见》(建标［2016］166号)，提出要加快制定全文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今后全文强制性标准将取代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1］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已经实施了20多年，极大地保障了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安全发展要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新阶段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对水利行业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更好支撑高质量水利工程建设。

1强制性条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实施背景

2000年，国务院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实施与监督提出了具体要求。强制性标准是必须执行的，一旦违反规定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该条例打破了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管理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的做法，建立了新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是一种行政法规与技术法规相结合的创新模式。［2］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部了2000年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部分)。强制性条文的也是我国政府加入WTO后，努力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体现。

一、两岸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介绍

1.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认证机构大陆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由CNCA指定，目前全国有13家，分别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中国农机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中汽认证中心、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每个认证机构能够实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都有不同，要根据具体的产品来确定该向哪个认证机构申请。台湾地区的验证登陆机关(构)由BSMI指定，目前有7家具有发证权，分别为财团法人台湾电子检验中心、财团法人台湾大电力研究试验中心、国立成功大学、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财团法人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财团法人紧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2.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范围大陆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从最初的类132种产品发展到了现在的22大类157种产品，覆盖了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电工、电子、电信、农机、机动车、建材、安防消防、医疗器械、轻工、化工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10个行业。台湾地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主要有四大类，分别为电机类、电子类、机械类、化工类。

3.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大陆的认证标志的名称：“中国强制性认证”（英文名称为ChinaCompulsoryCertification，英文缩写为“CCC”，也可称为“3C”标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CCC标志。台湾地区的强制性认证标志如图2所示。

4.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性大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格式内容是由CNCA统一规定，并由认证机构发放。证书有效期为5年。台湾地区的强制性产品证书格式内容是由BSMI统一规定，由验证机关（构）发放。证书有效期为3年。

二、两岸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比较分析

按照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0年强制性认证产品监督检查的通知》文件要求，精心部署，庚即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查，现将有关监督检查工作总结如下：

一、开展辖区内低速电动车摸排检查

通过对辖区销售低速电动车情况摸排检查，县从事低速电动车销售的市场主体共计11户，其中城区5户，乡（镇）6户。本次摸排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0人次，检查辖区内电动车经营户11家,对个别经营户销售现场无法提供电动车3c印证材料的，执法人员要求经营单位及时和上级经销商联系限期补齐3c认证相关资料，若无3c认证相关资料的，责令经营者进行退换货或下架处理。

二、联合行动，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对生产、流通和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规范和整顿消防产品市场秩序，2020年11月30日，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县消防队开展了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行动。本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3人次，车辆1台次，检查消防器材销售单位4户（其中3户关门未营业），老旧小区1户，易燃易爆场所2家，酒店1家。经现场检查，强制性认证中的灭火器产品（5个批次）、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1个批次），均取得“3c”强制性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与官网认证证书的内容一致；非强制性认证产品中的消防水带（4个批次）、消防水枪（1个批次），产品标识标签完整。但也发现部分使用环节的产品因购买年限较久，合格证丢失或信息不完整。

三、强化流通领域强制性认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第一条为完善和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切实维护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根据国家产品安全质量许可、产品质量认证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赋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国家对涉及人类健康和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制度。

第三条根据国务院授权，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全国认证认可工作。

第四条国家对强制性产品认证公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和统一的标志，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

第五条凡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

第二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组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