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范文10篇

摘要：抢劫罪是一种常见多发罪。本论文对抢劫罪司法认定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对抢劫罪八种加重处罚情节、对携带凶器抢夺和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转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涉及的八种情节主要是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是准抢劫犯和转化型抢劫犯类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加重构成的抢劫罪有下列几种情形：⑴入户抢劫；⑵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⑶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⑷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⑺持枪抢劫的；⑻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加重构成的抢劫罪又可分为结果加重和情节加重两种情形，抢劫罪的结果加重，是指因抢劫而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情况，即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⑸项的犯罪情况。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则是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除第⑸项以外其他7项加重处罚的情况。

关键词：抢劫罪加重情节转化型

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犯罪行为和转化后行为和转化的条件。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

0前言

抢劫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本文着重对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加重情节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入手，对一些认定加重情节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抢劫罪的各个加重情节。本文从司实践出发，根据刑法学有关理论，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将重就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有关情节，作一个论述，谈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1．引言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常见多发，且情形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而对于搞公安工作的同志来讲，罪与非罪，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概念，后者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具有刑罚应罚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概念。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二，暴力手段的下限问题。

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学者文章论述不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无论是这些国家，还是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的中国，理论界是存有不同见解的。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论文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

论文摘要：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一直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理论争议。从司法实践看，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对于这种预备行为，没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在满足时间、自动性、有效性三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转化型抢劫罪可以成立中止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应以是否最终取得财物作为标准，但对于具有加重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只要具备加重构成要件，不论是否取得财物，都成立既遂。

犯罪停止形态，是指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永久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状态。在刑法理论上，将犯罪停止状态区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前者是指既遂犯，后者则包括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按照刑法的规定，转化型抢劫罪是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普通的抢劫罪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那么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呢?如果存在，成立的条件或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刑法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

一、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犯的问题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形态，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论及。现有的观点大都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形态。其理由大致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当场，才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只停留在犯罪预备阶段，即还没有开始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情况。在先行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采取的抗拒抓捕等行为，其手段行为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但不构成抢劫罪。如果在后行行为处于预备阶段，只是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的规定，“当场实施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表明后行行为已经着手，其预备阶段因为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所以就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先行的盗窃等行为作为转化型抢劫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将先行的盗窃等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视为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阶段。但是，如果从转化型抢劫罪为身份犯的角度考虑，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并不等同于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的预备行为。这是因为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无论处在何种停止形态上，其作用都是对主体附加一个作为转化前提的特殊身份。而着手实行行为的起点是行为人给予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在实行行为着手以前，行为人都可能为犯罪的实行作准备，而这可能是在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未遂、既遂甚至中止之后。比如，甲入室盗窃，窃取财物之后准备离开，听到另一房间内有人起床，甲担心被抓，于是在房间内寻找可以用来行凶的器具备用，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也就是说，行为人为可能发生的暴力、胁迫行为做准备的行为，并非一定是发生在实施盗窃等行为之前，也有可能是在实施过程之中或者之后。因此，从行为样态上看，并不能完全否认转化型抢劫罪预备行为的存在。但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是否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却存在疑问。

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刑法学界在对事后抢劫罪进行研究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刑法第237条抢劫预备罪的规定是否适用于事后抢劫罪为切入点。日本刑法第237条规定：持有抢劫犯罪的目的，并做过此种预备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处罚。比如说，行为人企图行窃时，考虑到可能被人发现，为免除逮捕，准备刀等凶器以备使用，这种行为可以理解成是持事后抢劫的目的而所作的准备。于是，刑法第237条中所言及的“抢劫目的”中，如果包含事后抢劫目的的话，行为人就构成了抢劫预备罪；如果不包含在其中的话，就可以否定抢劫预备罪的成立。对此，日本有判例(最高裁昭和54年11月19日决定·刑集33卷7号710页)持肯定观点，认为“刑法第237条‘抢劫目的’中，包含有刑法第238条中规定的以准抢劫为目的的情况”。在理论界，支持判例的肯定说占大多数，但认为事后抢劫的目的并不成抢劫预备罪的否定说也有相当的影响。肯定说与否定说从条文的位置、目的确定性、与身份犯之关系等方面，提出各自的理由。这些观点不乏可供参考之处，但仅从这些方面看，还很难说哪种观点更具优势。

【摘要】：本文从司法实践角度，结合部分学者的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抢劫罪中加重情节的法律性质、加重情节在刑罚裁量上的作用、加重型抢劫罪未完成形态以及刑罚裁量中注意的事项等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本人的一些见解。

【关键词】：加重型抢劫罪；加重情节；法律性质；未完成形态；刑罚裁量

【正文】

一、加重型抢劫罪的含义

抢劫罪根据有无加重情节和加重处罚可以分为普通抢劫罪和加重型抢劫罪两种类型。因此，所谓加重型抢劫罪，是与普通抢劫罪相对而言，指行为在符合普通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因具有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而使其法定刑升格的情形。从《刑法》规定看，抢劫罪的法定刑存在两个档次。我们把适用第二档次的具有八种加重情节之一的抢劫罪称为加重型抢劫罪。虽然《刑法》对加重型抢劫罪规定了独立的刑罚单位，但司法实践中在罪名上与普通抢劫罪是没有区别。

就加重因素来看，八种加重情节中：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属地点加重情节；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和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是对象加重情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属结果加重情节：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是数量、数额加重情节；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持枪抢劫是手段加重情节。

[摘要]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这一问题争议纷纷。本文认为，在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上，判定标准是犯罪构成要件；在盗窃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判断标准则应当是行为性质；而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关键词]盗窃罪；抢劫罪；转化抢劫罪

前言

关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巨大争议。[1]这种争议不仅停留在学术界，而且在司法实务界也非常普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了诸多批复和司法解释，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本文选择几个争议问题略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

（一）学术分歧

论文摘要：抢劫罪是一种常见多发罪。本论文对抢劫罪司法认定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对抢劫罪八种加重处罚情节、对携带凶器抢夺和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转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涉及的八种情节主要是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是准抢劫犯和转化型抢劫犯类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加重构成的抢劫罪有下列几种情形：⑴入户抢劫；⑵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⑶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⑷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⑺持枪抢劫的；⑻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加重构成的抢劫罪又可分为结果加重和情节加重两种情形，抢劫罪的结果加重，是指因抢劫而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情况，即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⑸项的犯罪情况。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则是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除第⑸项以外其他7项加重处罚的情况。

论文关键词：抢劫罪加重情节转化型

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犯罪行为和转化后行为和转化的条件。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

0引言

抢劫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本文着重对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加重情节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入手，对一些认定加重情节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抢劫罪的各个加重情节。本文从司实践出发，根据刑法学有关理论，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将重就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有关情节，作一个论述，谈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1．引言

内容提要：抢劫罪是一种常见多发罪。本论文对抢劫罪司法认定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对抢劫罪八种加重处罚情节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关键词：抢劫罪司法认定加重情节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也是历来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原刑法第150条对抢劫罪的规定过于原则，尤其是第2款加重处罚的情形不具体，实践中不好把握，导致司法适用的不统一，影响了刑法保障机能的正常发挥。有鉴于此，修订刑法对原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作了具体化的规定，列举了八种加重处罚的情形，使之更具操作性。（一）入户抢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种规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以及我国刑罚目的的要求。我国刑法确立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坚持根据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确定刑事责任，要求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抢劫罪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轻重不同的刑罚规定，正是贯彻与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助于有效地贯彻我国刑罚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准确理解和掌握这些具体法定条件，是正确处理好严重抢劫犯罪案件的关键。下面仅就抢劫罪八种严重情节的理解进行探讨，以期裨益于司法实践。

一、对“入户抢劫的”理解

正确理解“户”的含义，是准确认定人户抢劫的前提。关于“户”的含义，刑法本身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1]也有人主张，“户”不仅是指公民私人住宅，还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公场所和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2]由于入户抢劫是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形之一，因此对“户”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承担悬殊不同的刑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必须首先界定“户”的原因所在。

笔者认为，“户”的含义应指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包括公民的住宅及其院落，以船为家的渔民的渔船、牧民居住的帐篷等等，但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及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如旅客在旅店、饭店居住的客房、公共娱乐场所等。这是由加重打击入户抢劫的立法本意决定的。第一，入户抢劫通常是非法侵入住宅罪与抢劫罪的竞合犯罪。对于竞合犯罪，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第二，入户抢劫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户外抢劫犯罪。入户抢劫的危害，辐射公民家庭生活的整个区域，户内所有在场的人及其财产，均成为抢劫犯罪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受到犯罪的侵害或威胁。由于被侵害的公民身处相对封闭的户内，当其突然遭受入户抢劫的侵害时，往往因不易与外界联系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大了侵害人的危害性；第三，“户”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场所，是公民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公民赖以生存、抵御灾害的最后屏障，如果公民在自己的住所内都不能保证自己人身和财产的安拿，那么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也将被破坏殆尽；第四，人户抢劫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还同时侵犯了公民日常生活的隐私权。这也是立法从加大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力度的角度出发而加重对人户抢劫犯罪的惩罚力度的原因之一。上述四种情况，是“户”作为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的基本内涵所特有的，在进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实施的抢劫犯罪中是不存在的，既不涉及非法侵入住宅罪，也不象“户”那样具有隐蔽性和孤立性的特征，因为上述场所不仅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而且还有相应的保卫机构，对抢劫犯罪的实施具有较大的抗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抢劫犯罪在这些场所发生的概率，不至于对公民的基本安全感造成威胁。因此，将“户”的含义理解为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也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体现重点打击的意图。同时，从刑法将“抢劫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与“入户抢劫”并列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基本现状来看，“户”的外延也不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的办公场所。因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主要是侵入上述机构的办公场所进行抢劫。如果入户抢劫中的“户”包括上述办公场所，刑法第263条第3项就没有必要规定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构成情节严重的抢劫犯罪了。确定“入户抢劫”中的“户”，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当公民的“户”与生产、经营场所相混杂时，在这些场所中发生的抢劫罪是否按“入户抢劫”犯罪处理呢?如有的公民在其开办的食品店、小卖部、修理店、手工作坊中起居生活，白天是经营场所，夜晚是住宿休息的场所。这些场所到底是认定为“户”还是认定为其他场所呢?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其经营时间来确定该场所是“户”还是其他场所。上述场所在其经营时间内不是公民的住宅，而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相反，在停止营业后，顾客不许进入时，上述场所的用途已从营业场所转化为公民住宿休息的场所，不经允许是不能进入的，具有“户”的基本功能。此时行抢当然构成入户抢劫。第二，为看护公私财物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能否看作是“户”。如为看护瓜园而搭建的瓜棚、为看护渔塘而搭建的渔棚、为看护公共财产而搭建的值班室等等。笔者认为，入户抢劫中的“户”，是公民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备私人专属性、日常生活性。二者均为“户”所不可缺少的必备特征。上述为看护公私财物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如值班室因不具有私人专属性而不能认定为“户”，瓜棚、渔棚也因为不具有日常生活性而不能看作是“户”，对上述建筑物行抢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当然，如果上述建筑物已经事实上成为他人日常生活的场所，那么其性质也就转变为“户”，进入该建筑物实施抢劫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浅谈抢劫罪及如何定性

[内容提要]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其他对人身强制的方法，当场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侵犯财产罪首罪－－－抢劫罪，它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且系多发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由于其在实践中具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因而给罪行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对抢劫罪的认定和处理，存在许多争议的地方给法律的正确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抢劫罪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和严厉惩治抢劫犯罪。本文从抢劫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以及对“入户抢劫的”定性和“携带凶器抢夺”定性入手，理论、相关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正确理解抢劫罪的构成特征，是认定抢劫罪的关键；认定入户抢劫的前提是行为人为实施抢劫或出于其它动机、目的，而非法入户的；要准确定性携带凶器抢劫，还必须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来进行确定。

引言

抢劫罪是一种多发性的犯罪，它不仅侵犯财产权利，还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侵犯财产罪的首罪。本文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抢劫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以利于司法实践。

【摘要】关于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别，理论与司法中都存在不少争议。对于传统的“三面关系”的区分标准，拟通过对行为性质有争议的一类行为——立即对在场第三人实施暴力相威胁，胁迫他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从抢劫罪的“胁迫”的内容以及立法精神在抢劫罪和绑架罪中的体现，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这类同样涉及“三面关系”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抢劫罪。从而，对“三面关系”的标准进行一定修正，提出以是否存在“人质”作为两罪的最关键区别。

【关键词】绑架罪；抢劫罪；三面关系；人质

【正文】

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这三种情形。本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尤其与抢劫罪的区分标准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难区分的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与以胁迫为手段抢劫他人的抢劫罪。对此，我国大陆学界鲜有文章专门论及，台湾学者林东茂先生认为其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

去年轰动一时的大学生黎力“抢”银行案，其案情为：2009年7月12日，北京科技大学延期毕业生黎力手拿一瓶矿泉水走进校内一家中国银行，将一张写有“我身上绑有炸药，给我十万块钱，否则将此处夷为平地”的小纸条递给柜台里的营业员。营业员看后吃惊的打量着这位清瘦带着学生气的男孩，没有动。情急之下，黎力突然拉过旁边柜台前的一位顾客，以瓶中装有硫酸为威胁，向柜台内的营业员索要十万元现金。得逞后逃走，事后5小时被警方控制。检察机关最初以抢劫罪批准逮捕，后来提起公诉时将罪名改为绑架罪。再例如：一对母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现一名男子，拦住他们的去路，并对母亲说：“快把所有值钱的都交出来，否则杀了你儿子。”（下文简称“母子案”）

多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对抢劫罪的既遂和未遂的区分，存在较大争议。对此，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

观点一：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应当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已取得财物的为既遂，未取得财物的，即使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后果，也不能成立抢劫罪的既遂。

观点二：抢劫罪侵犯的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也侵犯人身权利，因此，只要在抢劫中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二者之一的，即成立抢劫罪的既遂，只有既未抢到财物，也未伤人的，才能认定为抢劫罪的未遂。

观点三：现行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前半段是抢劫罪的基本构成，应以是否取得财物为区分未遂和既遂的标准，而后半段规定的八种情节属于情节和结果加重犯，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分问题。

观点四：抢劫罪在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下，不成立结合犯，应当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在造成人身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成立结合犯，不存在未遂。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均不全面，第一种观点片面将抢劫罪视为侵犯财产犯罪，而忽视了其作为复杂客体的特征。第二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其为复杂客体，但是将抢劫罪混同为一般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了，忽视了抢劫罪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征。第三种观点将八种加重情节简单认定为不存在既遂和未遂的区分，不符合犯罪形态对个罪普遍适用的基本理论，即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应当普遍适用于刑法分则个罪的认定与处罚，加重犯罪不能离开犯罪而独立存在，且对加重情节中不加区分未遂和既遂，对造成了不同犯罪后果的被告人亦是不公平的。例如，某被告人欲入室实施抢劫，在其刚对被害人进行精神胁迫，逼其交出财物时，遭被害人反抗而逃离现场。如按入室抢劫属加重情节，不存在未遂，则应对被告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显然对该被告人是不公平的。第四种观点中，结合犯应指数个不同性质的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结合而成为另一个独立的犯罪，显然，抢劫罪不存在结合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