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范文10篇

摘要：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在重视文献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的同时，还有诸多结合具体考辨的历史研究，包括魏晋以降行政中枢演变的系统考察，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精到分析，它不仅有利于说明钱大昕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所重视的一面，而且通过与相关学者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彰显乾嘉学术的时代特点及历史意义。

关键词：钱大昕；超越考据；制度阐释；历史评论

Abstract:Asagreatmasteroftextualcriticism,QianDaxinmadeseveralinvestigation-combinedhistoricalstudieswithstressoneditioncollationandtextexegesis.Hisstudiesinvolvedasystematic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ofexecutivesincetheWeiandtheJinDynasty,acarefulrearrangementoftheevolutionofpoliticalandmilitarysystemsunderfeudalsystemanddetailedanalysesofhistoricalpersonalitiesandphenomena.AllthiswillshowthelessconcernedsideofQian''''shistoricalthoughtandapproachtohistoryandrevealthecurrentcharacteristicsandhistoricalsignificanceofacademicresearchinthereignofEmperorsofQianlongandJiaqing.

KeyWords:QianDaxin;beyondtextualcriticism;interpretationofthesystem;historicalcomment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及音韵，精心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后世将其著述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不仅重视文献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训诂解释，他还重视对史书本身记载内容的考辨，更有建立在具体考证基础之上的历史分析，进而总结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历史认识。以往学者往往因为钱氏的考证成就而忽视其后者的学术意义，乃至影响对乾嘉史家治学特点的把握。［1］33笔者试图通过相关内容的梳理，综合钱氏历史著作中有关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演变及其实质的探究，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考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评论等，发掘他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重视的一面，同时与另一位考证名家王鸣盛作适当的比较，进而为全面和客观地评价乾嘉学者的学术成就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论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

汉学、宋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关注这一课题的前贤时哲都发表过精彩的宏论，使研究不断深入。笔者在探求这一问题时感到，变换一下研究视角，深入到汉学家或宋学家的思想深处，研究他们的宋学观或汉学观，也许会对揭示汉、宋学术相争与相融的本质有所帮助。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尝试以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为例作个案分析，通过剖析他对宋学的看法，来了解清代汉宋学术之间的相斥与互补。是耶非耶，还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学范畴，重新阐释儒学意蕴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工具（方法）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1](P375)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P373)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他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汉学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超出前人的议论不多。但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剖析。如他论“性即理”云：

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道”、“天”为相同的范畴，“理”成之在人为“性”，则“天道”亦然。“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来，“天道”下降在人称为“性”，“性即理”，“性”与“天道”一。钱大昕对程朱的论述，有赞同，有驳难，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说，同意理为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统一的，他们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钱大昕则将“天”从中排除，认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钱大昕意在剥去宋儒“性”论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内容，反对把那种抽象飘渺的形而上的“天”与“人性”联系在一起。

汉学、宋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关注这一课题的前贤时哲都发表过精彩的宏论，使研究不断深入。笔者在探求这一问题时感到，变换一下研究视角，深入到汉学家或宋学家的思想深处，研究他们的宋学观或汉学观，也许会对揭示汉、宋学术相争与相融的本质有所帮助。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尝试以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为例作个案分析，通过剖析他对宋学的看法，来了解清代汉宋学术之间的相斥与互补。是耶非耶，还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学范畴，重新阐释儒学意蕴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工具（方法）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1](P375)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P373)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他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汉学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超出前人的议论不多。但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剖析。如他论“性即理”云：

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道”、“天”为相同的范畴，“理”成之在人为“性”，则“天道”亦然。“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来，“天道”下降在人称为“性”，“性即理”，“性”与“天道”一。钱大昕对程朱的论述，有赞同，有驳难，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说，同意理为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统一的，他们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钱大昕则将“天”从中排除，认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钱大昕意在剥去宋儒“性”论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内容，反对把那种抽象飘渺的形而上的“天”与“人性”联系在一起。

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突出而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一、史书传信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一．我看：《数字商业时代》促销

暑假期间，通过同学介绍，我找到了一份既能赚点小钱又能与自己专业搭得上边的工作。工作系“精品购物指南”旗下唯一一本的商业杂志——《数字商业时代》的……推广工作。说白了，就是为《数字商业时代》这本杂志做促销。但说实在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份单纯的体力活，我们的工作任务是每天在不同的报刊亭售卖这本杂志，在此期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报亭的运营以及报刊杂志销售的现状。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数字商业时代》这本杂志，它是半月刊，每月5号，20号发刊，我们则是在它自然销售二至三天后开始为期四天的报亭促销活动。它的单本售价15元，是一本定位在商业杂志方向上的杂志，由于受众较窄再加上知名度不够，就只能依靠促销和随刊附赠礼品来吸引顾客。和该杂志比较符合，他们随刊附赠的是《明朝那些事》mp3正版有声光盘，包装比较精美，在促销期间，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冲着《明朝那些事》的名气买的。当下的杂志，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派送礼品的小品，例如《瑞丽》送包，《昕薇》送香皂、护肤品等等，这些都屡见不鲜，但大都出现在时尚杂志中。而商业杂志例如《第一财经周刊》、《生活三联周刊》等，还是很少搞这种噱头的。当然，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这本杂志并不像之前所提的那些杂志一样，拥有强大的知名度以及固定的受众群，这本杂志已经被“精品购物指南”从台湾收购到大陆发行已经七八年了，仍旧没有什么起色，着了急的“精品”开始花大价钱誓要让他起死回生。

让我们来看看，这本杂志由于发行量不大，知名度不高，广告自然不多；其次，我想运营一份商业杂志的资金远远要超过一份时尚杂志，因为它针对的是专业人士，不能胡编乱造，甚至有时候花重金请一些专家在其实中发表言论以显示其杂志的专业性；要冲销量自然要促销，要打名声自然要做广告，这样一来它的运营成本就大大提高了。我当时粗略算过，它杂志雇佣的记者编辑，杂志随刊的赠品与印刷费用，加上促销员的工钱以及在报亭投放需交给邮局的费用，就算卖了也赚不了钱，卖的越多，亏得越多。

没错，“小报靠发行，大报靠广告”，可这份小报招不来广告，而发行等于亏损，他们的运行在于他们身后大财团“精品购物指南”！这是怎样的一种畸形运作啊！也听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过，现在最难得做的就是杂志，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柱，根本做不起来，看来他们的杂志已经把这条规律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二、我看：北京各报亭销售

在××区委、区法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市中级人民法院正确指导下，在区人大的法律监督下，民一庭全体同志为××辖区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审判工作上、思想和学习中严格要求，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真履行审判职能，严格依法办案，较好地完成了区委、法院党组交给的各项工作和审判任务。

一、“民一庭”简介

我院民一庭现有十名干警;其中：审判员六名(庭长，庭党支部书记、副庭长各一名)、书记员四名，大学本科学历七人、法律专科二人、高中学历一人，中共党员七名，入党积极分子三名;全庭同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2008年度认真学习和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深入实践“司法为民、和谐法治××”的学习工作;全庭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作风，进一步提高公司司法水平;为建设“繁荣文明生态和谐的新××”营造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在学习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努力把全庭的业务工作做到最好，有大局意识和大局观念，组织学习在稳步推进审判工作的过程中，在民一庭，对政治学习、业务培训，都制定出计划，同时制定了案件考评，法律文书评查制度，案件“质、效”考评措施，组织党员同志参加“”的学习，自觉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局意识，公正执法、廉洁办案，全庭同志未出现违纪事件。我们全庭同志一起能够紧密地团结在院党组周围，在分管院长带领下，各司其职，庭长同副庭长和其他审判员团结一致，为民一庭的工作全面落实而努力，注重团结，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

二、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服务宗旨，认真履行职责

从2009年年初至今，民一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750件，审结案件651件，未结案件99件，平均审理天数41.89天，调解结案328件，撤诉结案141件，调撤率为72.27%，，上诉案件55件，上诉率为8.47%，被改判发回数4件，改判发回率仅为0.61%。今年所办案件都能按照法律规定的审限办理。特别是针对我辖区：相邻关系、劳动争议、侵犯人身、财产等案件，能够依法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使当事人息诉、服判。例如在处理一系列集团诉讼案件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多次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使双方当事矛盾得到缓和，致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使十多起案件全部调解解决。我庭审判人员能够深入开展并推行"诉调对接"工作，切实提高审判人员自身和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协调能力和做群众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和延伸审判职能，探索调解与判决的最佳契合点，促进诉讼调解与大调解的有机对接。

大家好：

我叫蒋昕，是**东车辆段修车车间外制动班组的一名职工，兼职团支部书记。自铁道青少年的“帮困助学”活动开展以来，有幸成为一名青年志愿者。

我志愿服务的对象叫周雪儿，是铁路第三小学四年级的优秀三好学生，今年九岁，是**东车辆段一位退休职工家属收养的孩子，现在周雪儿和75岁的李奶奶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每月仅靠4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生活非常困难，而且小雪儿的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更为这对祖孙原本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局团委了解到周雪儿的困难后，迅速联系我们**东车辆段团委和周雪儿结成帮困对子。段团委立即召开了专题团支部书记会，将周雪儿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并制定了详细的帮困计划。段团委7名团委委员全部走进周雪儿的家里，看望李奶奶和雪儿，了解家里的实际状况。段团委还从团委活动经费里特拨出一部分，每年年底和“六一”为雪儿购买图书、学习用品和衣物。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我主动申请和周雪儿结成“一助一”帮困助学对子，坚持每周和雪儿、所在的学校通一次电话，每月到家里一趟，时时关注雪儿的生活、学习情况。去年年底，段团委多次联系周雪儿所就读的铁路第三小学，我和其他段团委委员和该校党委书记、班主任以及大队辅导员，面对面进行交流，经过我们奔走呼吁，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注，一次减免了周雪儿学杂费3300元。学校领导还为雪儿送去了录音机等学习用品。同时我还在团员青年中积极宣传李奶奶和雪儿的事情，发动更多的团员青年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在我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团员青年有捐钱的、有捐物的，有自告奋勇帮雪儿辅导功课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雪儿的健康成长。

雪儿是不幸的，在铁路青少年“帮困助学”活动中，她又是幸福的。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我在帮助别人中感受到了奉献的快乐和无尚的光荣，决心在今后用十倍的信心、百倍的热情和行动帮助这些困难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同时呼吁更多的年轻朋友献出爱心，参与到活动中，使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和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孩子们会将志愿者的爱心传递、志愿服务的精神继承，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奉献社会。

一、树立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性。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获得公众的信任度，是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公信力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即满意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对政府越信任。

公信力评价的主体是公众，政府行政能力只有转化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才能获得公众的评判。现代民主共和制度国家的政府是人民意志的执行系统，其宗旨是为全体人民服务。

二、落后的行政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性。

落后行政管理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1、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民主性缺乏。

教师创优演说词（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学院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创先争优，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开始》。

朋友，当你感叹着日新月异，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生活时，你可曾想过，是谁造就了这和平稳定、快速发展的年代？

朋友，当你漫步在平坦干净、美丽繁华的步行街上，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你可曾想过，是谁领导中国创造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成就？

最后统稿才发现，本期重勘的三部小说《美食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都首发在《收获》杂志，分别发表于1983年第1期、1985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且均为《收获》当期中篇小说头题。从时间分布上看，也正好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中后期。如果我们做一个更大范围的期刊调查，不只是本期几部小说，《收获》可能为整个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最多的现象级文本。其他的，像《十月》《当代》《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也是现象级文本的重要来源刊物，这和刊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区位优势密切相关，也和刊物的定位、传统甚而某一个阶段某个主编或者编辑的文学趣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说到《收获》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大众传媒关注得最多的是它和先锋文学之间的渊源，其实它对思想文化和文学边界的拓殖，是有着一以贯之的刊物传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收获》，不仅仅发明汉语文学可能，也引领思想文化前锋，现实地参与到国民精神和审美建构，这是现象级文本植根的土壤。故而，《收获》和其他几家刊物出产最多的现象级文本不是偶然的。期刊以怎样的洞见去发现和编辑文本，在更辽阔的想象中把文本编织到文学脉络和社会结构，需要以期刊和编辑为中心进行专门的研究。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少现象级文本可能会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不完全等于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国民心理、文化传统、人性底线和审美惯例等都可以是某个方面的禁忌，有人有边界有秩序就会有禁忌，有禁忌就会有突破禁忌的冲动和快感。

期刊的编辑者需要对挑战禁忌的文本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有预先的研判。不过，即便有研判，有的现象级文本最后的命运和走向不是期刊编辑者或者出版人所能掌控的。禁忌性文本容易出圈，一旦出圈成为社会性公共事件，审美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权重就会变得减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举出不少。应该意识到禁忌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往往又是被赋予了创造力，审美领域尤其如此，正是对某些既有禁忌和规则的不断挑战和突破，才可能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或者文学本份的审美开疆拓土。从这种意义上，对某些现象级文本和它嵌入的时代之关系研究，揭示出文学的现象级文本也是整个时代风向的症候性文本，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废都》《白鹿原》在1993年，都是值得深究的。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6年，时任《收获》副主编的程永新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过：80年代，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组稿，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在里面。之后，我们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对此很有意见，说张贤亮的作品体现大男子主义。因为小说里面有一些性描写，主人公章永嶙在与一个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复了性功能，这种描写在西方文学中很常见，现在回头看也不算什么。但是，当时的文坛对此还是很难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对此提了一些意见，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一开始别人说的时候，巴金没太在意，他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开始重视起来。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称。步入高龄的老巴金看完小说之后对我们说，小说没有什么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每一部现象级文本都有一部公开的或者易于发现的发表、阐释和接受史，还有一部文学内外权力斡旋“看不见”的隐秘史。本期张学昕教授论文重勘苏童《妻妾成群》于一个长时段和同时代的审美路线图。如论文指出的，普通读者召唤出来的确实可能是苏童说过的，小说触发来源之一是西安诗人丁当的那几句诗“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嫔妃三千，妻妾成群”。“隐秘的梦想”如果是原型性、集体性的国民心理，或者白日梦式的意淫，甚至恶趣味和劣根性等等，在商业时代都可以换算成注意力以及资本变现。这一点在传统通俗文艺和近些年的像网络文学这样的大众新文娱样式都可以获得有力的佐证。现象级文本在今天可以是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大“IP”。这种大“IP”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意识初萌并没有今天的圈钱能力，像本期重勘的《美食家》早已经是苏州的文化符号，《美食家》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苏州美食地图和饮食文化简写本，但小说家陆文夫个人从中获得的也只是“陆苏州”这个“虚名”。

再说《妻妾成群》，可以想见，有多少人是冲着“妻妾成群”，包括后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来阅读苏童并定义苏童。确实，如张学昕教授所言，《妻妾成群》“苏童的写作，完成了一次历史性、根本性的转变”，是苏童最初对“旧”世界的想象和书写冲动，或者“对旧时代一种古怪的激情”。这是小说家苏童和作为代表的批评家张学昕的审美密约。我也相信，普通读者中会有一部分能够加入到这个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审美共同体，体悟到《妻妾成群》的“人性漩涡中徒然的挣扎”（程光炜）。读者构成的复杂性，包括具体到专业读者构成的复杂性，顾奕俊博士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关注到同时代批评家之间的冲撞和对话。现在可以看到，一本收入四十余篇评论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小说发表不到两年就正式出版，且首印一万册。这不仅能够看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学圈的反响，也能部分反映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在向圈外溢出的影响力。同时，顾奕俊还注意到“性”之于张贤亮的写作策略。揣度禁忌的社会容忍度，冒犯之。但事实上，当普通读者讲小说的某些片段当着“小黄书”阅读时，“性”与附着于“性”的幻术，只是张贤亮极其有限的、解决相应叙事问题的途径方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此，贾平凹的《废都》又予以升级。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很多审美终端不在“性”的小说都以“性”作为营销的卖点，比如《白鹿原》《上海宝贝》等，且无需像八十年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遮遮掩掩。作为现象级文本的《妻妾成群》（也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肯定激活并吸附了有着“非文学性”（比如性幻想和吃货梦）“隐秘的梦想”的潜在读者，他们是《妻妾成群》也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庞大的读者俱乐部的一员。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有两点：第一，苏童《妻妾成群》发表的1980年代，一方面“妻妾成群”已然是一个吐弃的旧社会关系方式，但作为文化心理是国民的残梦，文化心理和社会关系方式存续的不对等，助长了意淫的“隐秘的梦想”在幽暗处生长；另一方面，更开放的“性”欲望化时代还没有降临。《妻妾成群》在相对匮乏的时代，满足了一部分读者“隐秘的梦想”。缘此，扩大了《妻妾成群》读者的基本盘面。第二，我们承认和强调小说家和专业读者的“深读”，同时那些把《妻妾成群》就读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宅斗的“浅读”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可以作如是观。不只是“色”，《美食家》的食，对应的也是吃饱到吃好到吃得艺术化的匮乏恢复到“丰盈”的过渡时代。一定意义上，《美食家》的前文本（潜文本）是物质匮乏的饥饿记忆及其书写，在“吃”的文学表达上，《美食家》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互文性。这提醒我们注意，欲望的文学表达得以葳蕤滋生的时代恰恰对应着压抑和匮乏。文学表达成为现实生活解放和补偿的替代品。值得一提的，压抑和匮乏并无终结之处，解放和补偿只是阶段性的，所谓欲壑难填。

就像李徽昭教授论文所认为的：“《美食家》既有当代中国的政治反思，也有对饮食等日常生活与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费与城市及时代的间性思考。在历史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间，《美食家》建构了欲望与消费的新观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锢的欲望与消费，从而成为时代变革的内在动力。”在李徽昭教授的描述中，可作多义性解读的文学文本成为现象级文本是一个不断溢出，不断破壁、跨越圈层的过程。本期设计里还可以有八十年代之后的《白鹿原》《我爱美元》《废都》《上海宝贝》等涉欲望表达的文本。预想中，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欲望样本的扩容，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欲望表达，流与变渐次展开。本栏目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