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刘娟工作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迁徙自由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普遍尊重和保护。19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宪法直接涉及迁徙自由权的占57%，而未在宪法中直接规定迁徙自由权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或惯例的方式对该权利进行确立和保障。同时，迁徙自由权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所确认和保护。在我国，迁徙自由权曾被写入1954年宪法，但是195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得该项权利在宪法中形同虚设，公民的迁徙自由权非但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反而受到了严格限制。此后的1975宪法干脆取消了迁徙自由权，1978年宪法和现行1982年宪法均未予以恢复。直到如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仍被排斥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从宪法上确认并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然而，这并不表示在我国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不存在任何阻碍因素。将迁徙自由权从政府层面引向宪法层次，就必须正视和克服以下影响迁徙自由权的不利因素。

一、现实制度方面的障碍

（一）户籍管理制度障碍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口管理制度，如日本、泰国、瑞典等。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包括迁移审批制度。公民迁徙需要政府事前审批，否则就不被承认。而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是单纯的事后登记制度，体现了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与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紧密结合，对权利和资源进行分配，将城乡居民隔离成差别对待的利益主体，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其次，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仅用来进行人口统计，而中国的户籍制度还具有证明人的不同身份的职能。这种身份具有世袭性，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户籍这一社会管理的技术性措施从而也被制度化为“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与符号”，加深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与歧视，维持着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对撞。[1]它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阻碍着农民往城市寻求幸福生活的尝试和努力，使他们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户籍制度是目前我国实现迁徙自由的最大制度性障碍。

（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障碍1、教育制度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中的不公平现象，可谓人所周知。现行户籍制度明确规定个人只能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如果跨越户口所在地就学，必须缴纳借读费，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经过批准或找关系才能获得就读机会。而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天生就享有在城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高校招生中也存在着户籍歧视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许多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的学生无法参加当地组织的高考，从而造成极大不便。这样一种由户口决定教育地点的制度，隐含着个人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平等，极大地损害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人才需要公平教育来培养，需要公正考试来发现。公民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和实现需要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农村人口的福利待遇还是明显低于城市人口。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相对健全、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仅在少数地区试点，其他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更无曾谈起。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不把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置于社会保障的阳光沐浴下，它就不能说自己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2]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覆盖全体国民，如果仍然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也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3、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然而，村集体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现实中往往是农民集体组织掌握着实际的土地所有权，而村集体中的农民则失去了参与权和决策权。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界定不清，农民对土地只是获得了使用权和收益权，其他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就使得部分农民宁可荒废土地也不愿无偿放弃土地，更多农民不愿舍弃自己的那份土地，而种地显然又难以满足自身以及家庭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因此，他们普遍选择“兼业”这种就业方式，农闲时在城市务工，农忙时回家种地。这种不彻底的转移，从现实角度而言，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人权的角度而言，不利于公民迁徙自由的实现。

（三）宪法司法化的缺失无救济则无法最终实现权利。所以，宪法赋予公民权利固然重要，保障这些权利实现的司法救济机制更为关键。我国没有宪法司法化制度，宪法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落实。当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只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救济途径单一，在某些情况下，法院根本不予受理，这就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存在很大漏洞。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可以随便赶走而不触犯任何法律，显然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公民迁徙自由受到国家权力侵害，其他法律救济手段被用尽的情况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终极的、不可剥夺的救济渠道，宪法应当作为法院审理争端的依据，法官应根据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3]传统观念认为，宪法作为母法不能适用于日常司法实践，否则就会降低宪法的身份。这实在是一个误区。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活动准则，应当具有直接适用性。宪法只有在被司法机关适用时才是真正有效的法。西方国家宪法经常被引用于法庭上，所以给人以崇高感、具体感、刚性感。因此，宪法司法化不会降低宪法的地位，相反，只有司法化宪法才能受到公民的敬仰和爱戴。

摘要：迁徙自由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这项权利，但是1956年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这项规定消失了。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原有的户籍制度越来越现出严重的弊病，这些弊病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十分迫切的基本公民权问题。近几年来，从静止到流动已经逐步成为人们的公识，迁徙自由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平等，自由，市场经济

一、何谓迁徙自由

年复一年的“民工潮”几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蔚为壮观的一道独特风景。“民工潮”掀起的人口有序流动，不仅成为对推进现代户籍制度改革起决定性作用的民间力量，而且堪称市场经济背景下广大民众为谋求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积极争取迁徙自由权的波澜壮阔的人权解放运动。一般认为，迁徙自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符合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或定居的权利。简而言之，就是居住自由。狭义上的迁徙自由仅指公民在国籍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定居的权利。具体说来，迁徙自由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居住自由，二是离返任何国家的自由，三是出入本国的自由。其中居住自由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且本文主要是讲一国国内的居住自由。居住自由是指公民自由地选择住所居住，自由地将住所迁移到别处居住的权利。

二、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解放前旧中国根本没有迁徙自由

本文作者：肖迹杨志华工作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迁徙自由是近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自近代宪法确认公民的这一权利以来，逐步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不仅在主权国家的宪法中得到体现，而且《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都对迁徙自由作出了相关规定。可见，迁徙自由是民主宪政条件下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是否离开原居住地、移居异地的自由并与移居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该自由非因宪法、法律或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利不受限制。

1迁徙自由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读

从历史溯源上看，对迁徙自由的规定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记载上应属明清之前，“人民的移徙，倘在国境以内”，“俱不在法律或习惯禁止之列”。［2］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出现过迁徙自由的立法实践。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6条第6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3］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迁徙自由的法律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迁徙自由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默认的曲折历程，《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五四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实质上限制，甚至取消了迁徙自由，1975年的宪法干脆取消了迁徙自由。至今我国宪法仍未恢复迁徙自由的规定。虽然现行宪法没有对迁徙自由作出规定，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取消了该项自由。宪法与基本权利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宪法之所以对基本权利作出确认，其终极的价值目标就是为实现这些权利;而不是因为宪法上写了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因此，宪法所规定的仅是公民享有的明示基本权利，此外，公民还享有其他的一些权利和自由，即可以从宪法文本中推导出来的默示基本权利，而迁徙自由权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出来。1．1迁徙自由权是平等权的应有之义我国1982年宪法第33条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正意义在于法律本身的公正，以及公正的法律平等适用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所以不论出生或生活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或是学历的高低，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该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在一个统一国家的宪法框架内，“公民”可以去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任何地方生活或工作，而不受地方规定的阻碍;否则，宪法规定的“平等”意义就值得怀疑。学历高低、社会地位、职业种类等并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因此，作为“公民”的一分子，任何人都应享有迁徙自由权，任何人都有权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不遭到任意的强迫，这是宪法赋予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而且从理论上讲“法无禁止皆自由”。“任何未被法律禁止的事务皆不得受到阻碍，且任何人不得被迫使去做法律被为并未命令的事情。”［4］对公民个人而言，只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就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利。因此，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1．2迁徙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人权的重要内容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或资格，它基于道德的基本要求而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资格。［5］迁徙自由权作为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近代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源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它不仅与主体的地位及其生存发展直接相关，而且生而有之且不可剥夺、转让，并为社会所公认，因而也可说是“不证自明”的权利，它是人们在基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法律表现。［6］因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而人身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皆被各国以宪法的高度加以承认和保护。如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而且我国在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更是体现了对人权的关怀和保护，也为迁徙自由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迁徙自由是人身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很多时候要靠迁徙自由才能实现。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权的限制，是对公民身份不平等的确认和保护，更是对人权的一种践踏。1．3迁徙自由权是宪法语境下人格尊严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0年温总理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让无数中国人心潮激荡，使“尊严”一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实作为最原始意义上的“迁徙”是指动物的一种生命本能现象，是动物之所以为动物的最基本的生命特征。［7］如大雁南飞、鱼类回游等，动物尚且如此，作为高等动物的人也有本能的趋利避害，也有自由选择适合自己居住、生活及工作发展的自由。因此，迁徙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能的展现，理所当然也应当是自由的。迁徙自由既有迁徙的自由，也有不迁徙的自由，任何强迫人们迁徙或强迫人们不迁徙的做法都是违背基本人性的行为，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人本身就是尊严”，“人之尊严作为绝对的价值赋予每个人与其他人以绝对平等的价值”［8］因而，在逐步迈向民主法治进程的中国，我们可以确信国家对农民工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的价值追求肯定是在维护农民工人之为人的尊严，保证每个农民工都不会被降低对待，不会被作为手段。迁徙自由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若其受到限制，那么生存权、自由权、免于歧视权、法律的平等保护权、工作权、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教育权、发展权等等都得不到有效保障，而迁徙自由的限制就因为出生地的不同，户籍管理的一个制度，竟让一些人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的平等待遇，潜意识里竟把这些人视为二等公民对待，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我国宪法第3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因此保护人格尊严，迁徙自由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言之，就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人的尊重。

2农民工迁徙自由权宪法保护的必要性

2．1保护农民工迁徙自由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公平是指公正、平等，其核心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平等，它要求每个人的地位对等、待遇平等、机会均等，不能人为地划分等级，制造不合理的差别，或实行歧视待遇。而我国政府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认为的将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给与不同的待遇，限制对户口的迁徙特别是农转非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城乡农民权利被漠视等问题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原则。广大农民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但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几乎不可能取得合法的“市民”身份，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对城市生活缺乏认同感和参与感。这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窒息了他们投身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只能尴尬地栖息于城市的边缘，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外地人的权利”受到相当地漠视。“干一样的活儿，甚至比我少，可我拿的工资只是他们的一半———还不用说什么住房补贴、医疗保险之类。”这便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迁徙自由是民主宪政条件下公民不可剥夺或限制的宪法权利，是现代社会公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确认与保障，如果宪法不确认这一权利，则与民主宪政的精神不相符合，是社会显失公平的表现。美国学者范伯格曾说过，人权是“一切人基本上都平等拥有的根本的重要的道德权利，它们都是无条件的，无可更改的”，赋予人权以绝对性，其最强烈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含义是，“不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在整个无限的范围内，它都是‘绝对无例外的’”。［9］因此，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迁徙自由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放宽户口迁移的条件，让他们自由选择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2保护农村大学生的迁徙自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当前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情势下，社会稳定当为重中之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稳定压倒一切。人权保护是权利保护的底线，默顿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贫弱者都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基本权利，人权不分贵贱贫富为每一个人平等拥有，但弱势群体因为贫困或其他原因，其基本人权常常被社会漠视，如果它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并逐渐积累起来，社会动荡就有可能发生。［10］长期以来，迁徙自由未能在我国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主要原因是担心人口的大量流动会导致人口管理失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影响社会稳定。而现今的重庆“农转非”事件无疑对此说法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政府积极帮助农村大学生农转非却遭到了他们的反对，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在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进行权衡之后，做出是否迁徙的理智选择。如果流动的结果有利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人们才会选择迁移的行为，否则，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盲目行动的。因而那种认为一旦允许迁徙自由就一定出现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相反，允许迁徙自由则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有利，人们之所以渴望迁徙自由一般都是出于发展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自我实现或求优的需要。正如哈耶克所说:“人有一种充分发展的本能，面对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不断地四处游动就成了必然，……”［11］这种“不断地四处游动”在当代正是出于“求优”心理的驱使。只要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强疏导和管理，其负面影响是可以防止的。因此，保护农村大学生的迁徙自由，从长远来看，只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不会出现管理失控、秩序混乱的状况。

论文摘要：迁徙自由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公民基本权利，它是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国际组织的法律都直接或间接承认并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在我国，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其后三部宪法均未作出规定，而目前迫切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基本权利的面目。公民迁徙自由宪法保障不仅是人权本身以及我国缔结的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也是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所以，它具有必要性；同时，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宪法监督制度的日益完善，又为公民迁徙自由宪法保障提供了可行性。

论文关键词：迁徙自由；宪法保障；必要性；可行性

一、迁徙自由的涵义

通常认为，迁徙自由的涵义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迁徙自由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迁徙自由是公民享有的在国内自由选择居住地以及出入国境的自由。这种自由受宪法的保护，虽然国家有权制定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法律，但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抵触。再者，迁徙自由还包括对从异地迁居而来的居民，地方政府(在联邦制国家指各州、邦或成员国政府)不能对其歧视或实行差别待遇。如上所述，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人身自由的内容之一，是实现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必要前提，在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是一种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公民迁徙自由宪法保障的必要性分析

(一)迁徙自由是人权本身的要求，也是人权体系的组成部分

摘要：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公民权利，我国现行宪法对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户籍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事实可以迁法律不能迁、人身可以迁户籍不能迁等现象。主要原因是对迁徙自由没有达成共识，法律与现实存在明显脱节。建议在户籍立法中明确迁徙自由，取消户口迁移限制，实行户口迁移申报登记制。这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又不违背现行宪法的精神，也有我国户籍管理从严格限制到迈向自由迁徙“四步走”发展脉络的实践支撑。

关键词：户籍立法；明确；迁徙自由；必要性；可行性

户籍立法涉及面广、基础性强，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市场经济培育发展，关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其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意义的，是对迁徙自由这一基本公民权利的立法意图和法律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迁徙自由作一重新检视十分必要。因此，试图对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

一、国际国内迁徙自由立法实践现状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多数国家宪法的明确认可。荷兰宪法学家马尔赛文在对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进行研究后发现，德国、日本、意大利、瑞典等87个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迁徙自由，占总数的61%[1]。另外，一些不成文宪法的国家采取以判例的形式对公民的迁徙自由进行保护。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9年的Shapirov．Thompson案中，认为人民有在国家任何地区迁徙以及定居的权利[2]。迁徙自由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我国现行宪法对迁徙自由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涉及公民迁徙方面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相关的户籍立法和户籍政策中。作为目前唯一规范户口迁移的法律，1958年出台的《户口登记条例》对户口迁移作出限制性规定，以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事实上否定了迁徙自由。在此之后下发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限制。近四十年来，国家对户口迁移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出台了很多关于户口迁移的国务院文件、公安部门内部规定和地方政府实施意见。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放开户口迁移限制、实现迁徙自由，但采取的步骤是渐进式放开、有条件放开和体现各地特色的不统一放开。由此导致在现实中，事实可以迁法律不能迁、人身可以迁户籍不能迁、此地可以迁彼地不能迁、政策可以迁实际不能迁等五花八门的现象。归结起来，就是对迁徙自由的重要性没有达成共识，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存在明显的脱节，户政主管部门对其职责定位的认识不够清晰，各级政府对推进户籍改革放开户口迁移限制存在种种顾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普遍的理论共识，健全和完善人权保障措施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迁徙自由有着怎样的深层宪法意蕴？迁徙自由保障的限度何在？户籍立法应该作出怎样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多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的热烈探讨表明，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取消户口迁移限制，解决目前户籍迁移中的种种乱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二、户籍立法中明确迁徙自由的意义

人们大多知道2000年的重大政策改变之一，是中央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县以下放开户口限制”。随之，有些沿海省份进一步允许省内人口自由迁徙；有的省如河北，甚至连省会城市都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居住地和职业转变身份进城。亦即，我们已经得到迁徙自由了。只不过，该项本来应该引起农民欢呼的政策自实行以来，据很多地方反映，城市户口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

为什么？进城农民不是都愿意转变身份的吗？ 面对这种现实，建议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进一步思考，在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近10年里有哪些认识误区……

一、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

如果认真地、客观地看改革开放24年以来政策演进过程，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人口迁移的问题。

1、理论界的误区

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期大发展的时候，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当时很多人对这样的政策和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就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乡镇企业集中；于是各地大搞各种“开发区”，严重剥夺了本来就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再后来，人们则照搬国外理论规范，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把私有化改制生搬硬套到本来就与意识形态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镇企业上，其实是从根本制度上限制了农民作为真实投资主体分享农村工业化资本收益的机会。

摘要：全球为气候变暖寻找出路，这也是我国以农村为契机发展农村产业的数量的高科技项目，即减小城市的人口就业压力又吸引城市科技人才来农村发展，通过政府政策倾斜鼓励科技人员到农村发展，国家给予高数量的奖励和资金支持。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加大也为全球每年人口的大迁徙找到一条高速公路。

关键字：农村劳动力迁徙处理

一、促进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性互动

实施城市化战略，推进城市化，是宁波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本世纪初关乎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城市化既是宁波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跨越的历史阶段，也是解决目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在宁波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瓶颈制约的关键。因为无论从目前还是从长远来看，宁波要实现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村。而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则在于如何通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以减少农民数量进而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量，促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农民收入的提高。2001年，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2.24∶1，而且农民收入的80%以上来自第二、三产业。可见大量的农民如果仍然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其收入难以有较大提高。此外，大量的农村非农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布局高度分散的乡镇工业，使得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为减弱，农民的就业空间更为狭窄，就业压力加大，反过来又抑制了农民的增收和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因此，需要从宁波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全局着眼，从调整失衡的农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人口结构与资源占有结构着手，走出一条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与农村优势互补、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二、农村劳动力歧视之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歧视具有长期性、多样性和普遍性特征，其原因涉及到历史传统、宏观经济形势、制度及观念因素等。

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的定义为，当企业面临市场开放、法规解禁、产品创新，均使变化波动程度提高，连带增加经营的风险性。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决策错误之几率、避免损失之可能、相对提高企业本身之附加价值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问题，可分成三个最基本的方面。他们有信贷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潜在的坏账；他们还要面临流动性的风险，这会涉及到资产和债务的不匹配；另外他们还要应对操作的风险，如虚假个人消费贷款、关联企业骗贷、票据诈骗等等。

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不仅涉及到银行内的程序和流程，同时也涉及到银行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操作风险的管理流程。对于机构来说，处理操作风险应该有适当的针对操作风险的政策，首先要确定这些政策，同时要把这些政策告知整个银行的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考虑几个方面：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治理结构，必须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向谁汇报。在一个典型的银行案例中，应有一个单独的信用风险管理机构，还有不同业务部门负责日常业务的管理，即有两个报告机制，有关日常运作，向这种业务部门经理汇报；而有关信用方面，必须向有关信用经理汇报。在银行涉及的信息当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获得信息的人和信息在不同层面的细节。比如董事会所需要的是一个概括性的信息，因而不可能把同样信息交给所有的人。另外，信息应当是具有灵活度的，还需要有灵活收集信息的方法。

制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是加强对商业银行风险的识别、评价和预警，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银监会已于05年12月31日颁布了《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制度，系统的提出了对商业银行业务风险的控制办法。

核心指标分为三个层次，即风险水平、风险迁徙和风险抵补。

（一）风险水平类指标包括流动性风险指标、信用风险指标、市场风险指标和操作风险指标，以时点数据为基础，属于静态指标。

内容提要：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探讨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首先，本文通过简要对比欧洲联盟和美国公民权的异同，突显公民权对统一国家的重要含义，以期对中国有所启示。其次，文章将讨论公民权、国家统一和法律平等在中国的宪法学意义，并论证国务院所废止的收容审查制度违反了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和平等权利。最后，文章探讨了迁徙自由的实现所要求的制度与观念转变，包括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可能性、防范不良社会后果的制度设计、制度改革所要求的观念转变以及司法机构对于保障贫民的迁徙自由的特殊重要作用。

关键词：流浪乞讨，迁徙自由，公民权

在历史上，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和公民权（citizenship）、法律平等和国家统一等宪法学概念紧密相连。在传统封建秩序下，国家和公民权的概念是不完备的，因而迁徙自由作为一种法律权利也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每个封建领地都自成一个“国家”，不同庄园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经济和社会秩序下，外来人口自然是一般不受欢迎的陌生人。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和贸易往来的增加，闭关自守的封建观念和制度不再适合新的社会条件，迁徙自由的概念才逐渐发展起来。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如美国和法国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国家宪法最终保障公民享有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

然而，迁徙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部宪法的表层下，仍然存在着贫富两个实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1]尽管这种“国家”的疆界是无形的，但它产生了有形的限制。在很长时间内，至少对于一无所有的流浪乞讨人员来说，迁徙自由可以受到地方政府的任意限制和剥夺，因而名义上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容跨越的“国界”。

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探讨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首先，本文通过简要对比欧洲联盟和美国公民权的异同，突显公民权对统一国家的重要含义，以期对中国有所启示。其次，文章将讨论公民权、国家统一和法律平等在中国的宪法学意义，并论证国务院所废止的收容审查制度违反了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和平等权。最后，文章探讨了迁徙自由的实现所要求的制度与观念转变，包括流浪乞讨人员的迁徙自由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可能性、防范严重社会后果的制度设计、制度设计所要求的观念转变以及司法机构对于保障贫民的迁徙自由的特殊重要作用。

一、迁徙自由-美国和欧盟对比

一、任务准则

（一）移民搬家安顿任务执行开拓性移民方针，依照“以报酬本、以农为主、县内有土安顿”的准则。接纳前期赔偿津贴和后期出产搀扶相连系的方法和涣散与恰当集中相连系等方式安顿随迁徙民。尽可能会其安顿到前提相对较好、有利于恢复和开展出产的当地，使其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二）移民任务执行“当局指导、分级担任、县为根底、项目法人参加”的治理体系体例。县移民任务指导小组是全县移民任务的一致协调机构，详细担任组织移民搬家安顿任务。县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局（以下简称县移民局）担任移民搬家安顿综合治理，县当局有关部分要亲密共同，协助镇（乡）搞好移民搬家安顿任务。

（三）随迁徙民搬家安顿任务以镇（乡）为根底，镇（乡）长为第一责任人，亲身抓，分担指导详细抓，设立移民任务站，装备专（兼）职干部，将义务、责任分化到人。

（四）各级各有关部分为随迁徙民处理有关手续时，必需简化做事顺序，免收相关费用。

（五）库区移民要准确处置国度、集体和小我之间的好处关系，盲目恪守国度司法、律例规则，听从国度和集体的统筹布置，积极支撑国度重点工程建立。